0
第十二期 ,外交  2012年12月24日

尖阁诸岛与日本的领有权

Photo : Ozaki Shigeyoshi

尾崎重义

“日本国通过直至1895年内阁决议的实际行动、以及1895年以后的一系列实际行动,加之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在相当久的时间内未作抗议,于是确定了日本对尖阁诸岛的领有权。其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未有变化。”序言 – 先占法理

1969年5月当时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发布一份报告称,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中国及台湾尽管在此之前没有对日本拥有尖阁诸岛领土主权提出过任何抗议,但自此突然改变,开始主张”尖阁诸岛是中国的领土”。这样的国家举止本身不得不认为有失妥当。这一点暂却放到后面再讲,这里首先仔细查证中方的主张,并阐明这在国际法和历史角度绝对得不到支持。以下针对这一点,简单阐述一下笔者的见解。

围绕尖阁诸岛的问题,对比一下日本和中国双方的主张就可以发现重大的争论点为以下三点。即①1895年1月之后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采取了一系列的编入措施,日方认为这满足国际法上先占的必要条件,因此有效取得了对该群岛的领有权,这一主张在法理上是否正当?②尖阁诸岛在日本采取编入措施的1895年时从国际法上看是中国的领土还是无主地?③中国在七十六年后依据历史的权利(权原)提出领有权主张,这是否可以对抢先一步的日本无主地先占主张构成有效的反驳?

国际法上,先占是指对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无主地”先于其他国家以实力控制(先占行为)而纳入自国领土。为了使先占得到承认,需要做到以下两点:①对于无主地,以某种方式明确显示出希望拥有该土地主权的国家意志;②国家对该土地进行有效占有。而且最近的国际判例显示,这种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国家权力持续和平稳的显示”(帕尔马斯岛事件仲裁判决中马克斯・胡伯法官的表述)。

Ⅰ.日本基于先占权利拥有尖阁诸岛的领有权(1895年及其之后的实行)

1895年以后日本政府对尖阁诸岛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符合先占的必要条件(第一论点)。以下就这一点展开探讨。

(一)日本对领有意志的表示

若探讨有关日本国对尖阁诸岛领有意志的表示,可以说已经通过政府和冲绳县的各种行为十分明确地向外表示了日本的领有意志。即①日本政府根据1895年(明治28年)1月14日的内阁会议决定,同意由冲绳县管辖这些岛屿,并批准在当地建立”标桩”。②民间人士古贺辰四郎获得开垦许可后在当地进行开垦,这时古贺在当地建立了标木。(根据记录,已确认古贺在久场岛(黄尾屿)、久米赤岛(赤尾屿)建立了标木)。③古贺等人日常在当地悬挂了国旗。④1885年已由冲绳县派出的轮船”出云丸”对这些岛屿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向该县提交了调查报告。⑤1895年以后也通过日本政府和冲绳县进行实地测量、学术调查、记载尖阁诸岛的地图及海图制作、官方文件的记载等主权行为,默示性地表示了日本的领有意志。(领有意志的表示,即使没有明示性地进行,也可以根据平稳且持续地对相关土地表示国家权限进行推断。)

(二)日本对尖阁诸岛的有效占有

1895年以后日本对尖阁诸岛的统治权行使如下所述,充分满足有效占有或延伸出来的”国家权力持续和平稳的显示”的必要条件。

1895年尖阁诸岛被编入冲绳县,并被指定为国有地,居住在冲绳县的民间人士古贺辰四郎当年6月提交国有地租借申请,次年政府予以批准。古贺基于政府的许可,开始正式对尖阁诸岛进行开垦。每年向这些岛屿输送移民,并经营如下事业:建设房屋和工作场所等,采集信天翁的羽毛,开采鸟粪,生产鱼翅和海鸟的罐头,加工贝类和玳瑁,采集珊瑚、生产鲣节等。正是这样,明治政府允许私人利用国有地尖阁诸岛,此人被国家赋予了对于国家公认土地的排他性利用权限。这一事实反映我国对这些岛屿的有效控制。

再者,1895年以后,日本对尖阁诸岛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统治行为。比如将尖阁诸岛指定为国有地,登记到国有土地册,设定土地编号,以及将这些岛屿租借给民间,之后向民间转让,征收地租,由冲绳县、水路部和营林署进行实地测量并制作缩小比例图,国家和冲绳县为了各种目的向当地派出职员,在国家或县的许可或奖励下开展有关资源和学术的实地调查,为了救助遇难者派出警察和军队等。

若考虑到尖阁诸岛是不适宜于居住的绝海孤岛这一情况,以上事实反映出日本在二战前对该岛进行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有效控制。(当然,进入昭和年间,古贺的开拓进入低潮,日本的统治行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活跃,但这段时间统治权的显示也决没有中断。此外,对于该尖阁诸岛也没有发生与其他国家之间竞争性的主权行为。)Ⅱ.中国及台湾依据历史权利对尖阁诸岛提出的领有权主张(1971年)

本节将对第二个论点进行探讨,也就是1895年时尖阁诸岛究竟是中国的领土还是国际法上的无主地?这个论点不用赘言,在法理上是个起到决定作用的重要论点。

一、明代尖阁诸岛是中国的领土吗?(一)明代册封使录中的尖阁诸岛

1.尖阁诸岛在中国文献中最先出现在1534年作为册封使出使琉球的陈侃撰写的《使琉球录》。据该书介绍,陈侃等人乘坐的使船在嘉靖13年(1534年)5月从福建省福州出发驶往那霸。书中记载道,过平嘉山(彭佳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

历史学家井上清和中国的学者从该文得出结论称,当时到久米岛为止是琉球领土,外侧的赤屿等尖阁诸岛是中国的领土,但这纯粹是曲解。这里如实读的话,只是强调久米岛是琉球的领土。当时谁都没有认为赤屿是中国的领土。之所以这里有久米岛是琉球领土这一说明,是因为陈侃看到同船的琉球人看到久米岛后非常高兴而询问了理由。也就是说陈侃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久米岛,然后听琉球人说才知道久米岛是琉球领土。这也可从陈侃的使录中了解到,据其中记载,中国人迄今为止没有人单靠自己的力量去过琉球,因此陈侃的往返航路也全靠琉球人。再者,自陈侃的使录约50年之后(1582年),明朝的官吏严从简编写的外国志《殊域周咨录》的卷四”琉球国”原封不动地收录了陈侃使录中这一部分。这里的内容是,到十一日傍晚才第一次看到古米岛,然后问了之后知道那是琉球国的领域(十一日,至夕始见古米山,问知琉球境内)。

陈侃前往琉球的1534年当时,显然台湾岛不是中国领土。更何况外侧的花瓶、棉花、彭佳三个岛屿,以及更加遥远的尖阁诸岛的各岛屿,任何人做梦都不会想到是中国领土。因此陈侃的这一记述如字面一样,只是在说久米岛是属于琉球的岛屿,不能得到其他的解读结果。

2.陈侃之后下一个琉球册封使郭汝霖于嘉靖40年(1561年)赴琉球,他的《重编使琉球录》中记载道,一行乘坐的封船分别过东湧(现在福建省沿海的东引岛)、过小琉球(台湾岛北端)、过黄茅(估计为黄尾屿(久场岛))、过钓屿(钓鱼屿),闰五月三日,抵达了赤屿。然后郭汝霖在这里还加以说明称”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

中方将这段文字作为证明到赤尾屿为止(即尖阁诸岛)是中国领土的有力历史证据。但这一表述只是称赤屿是琉球地区分界的岛屿,也就是琉球地区的分界岛,因此也有充分的空间可以解释为赤屿为琉球领土内最边上的岛。原文从东引(岛)到钓屿的所有岛均使用”过”(经过),但赤屿使用”至”(到达)这一动词,这暗示为目的地,这也对上述说法有所帮助。如上所述,当时台湾还不是中国的领土,比这更处于东面的岛屿不可能属于中国领土。

古汉语学家石井望在郭汝霖的《石泉山房文集》卷七所收的奏折中找到有关这次嘉靖40年琉球行的记载,”行至闰五月初三日,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他论述称,郭汝霖将赤屿看作琉球领土。这是推翻上述中方解释的决定性史料。从这些可以知道,明代册封使录中找不到证据认为当时尖阁诸岛是中国领土。

(二)明代海防史料《筹海图编》、《日本一鉴》中的尖阁诸岛

明朝统治的几乎整个时期都持续受到倭寇的困扰,出版了众多论述倭寇对策的文献以及有关被视为倭寇出动基地的日本的研究书籍等海防史料。其中《筹海图编》十三卷(嘉靖41年(1562年))和《日本一鉴》(同44年(1565年))两书不仅是杰出的海防书,还谈及了有关尖阁诸岛归属问题不容忽视的重要论述。中国和台湾方面为主张尖阁诸岛在明代属于中国领土而举出这些资料作为重要的历史证据,以下对这些主张的妥当性进行探讨。

1.关于《筹海图编》的记录

该书卷一由《舆地全图》(双联页1张)和《沿海山沙图》(双联页72张的分图)构成。《舆地全图》用图标明了当时中国的版图。该图上部显示,与中国隔海相望不属于中国的地区从南分别有中部越南、泰国、台湾、琉球、日本、新罗、朝鲜。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台湾没有包括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此外,当然可以推断位于台湾和琉球中间的尖阁诸岛没有被看作是中国领土。

另一方面,《沿海山沙图》是倭寇来袭的中国沿海全部地区的各省份地图。其中主要目的在于显示从沿海到近海岛屿的海防部属,不一定是正确的领域图。这些成为倭寇入侵途径及与倭寇攻防要地之类的岛屿,被选编在图中。就连当时明显不是中国领土的小琉球(台湾)以及外侧的尖阁诸岛也在其中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就像井上清和中国的学者主张的那样,仅凭《沿海山沙图》中福建省分图的第7张和第8张画有尖阁诸岛就不能成为体现尖阁诸岛当时是中国领土的证据。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主张,早在明代这些岛屿已经包含在中国海防区域(不是领土)。但是针对”海防区域”的意思没有具体的说明。假如这是公海,理解成明朝为了倭寇防卫行使军事力而制定的水域,明朝的海军力量控制实际上必须涉及尖阁诸岛周边的海域。但是明朝末期明军的控制没有波及台湾岛北部,完全无法从史实中证实比其更加遥远的尖阁诸岛处于明朝的防卫范围内。只是《沿海山沙图》中画有尖阁诸岛不足以证明。

另外,《筹海图编》的正文中没有明朝水师出动至尖阁诸岛的记述。假如当时明朝的防卫范围涉及到尖阁诸岛,就应该在冲绳留有谈及该事的某些记录,冲绳的史料中也没能发现这样的记述。

因此,无法从《筹海图编》确认尖阁诸岛在明代是中国领土,包含在中国的海防区域一事也无法从历史事实中得到确认。

2.关于《日本一鉴》的记录

郑舜功的《日本一鉴》第三部《桴海图经》的卷一”万里长歌”中有这样一处解释:”钓鱼屿,小东小屿也。”这被中方视为尖阁诸岛在历史上属于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但是这作为”万里长歌”的解读并不正确,而且不得不说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粗暴议论。

首先作为历史事实,必须指出澎湖岛及台湾岛当时不是中国的领土。澎湖岛在元代有巡检司,该岛隶属于福建省同安县。但是到明代彭湖岛被放弃了。明朝受倭寇之苦而采取海禁措施,禁止人们出海,并命令放弃离岛。洪武21年(1388年),明朝动用军力将澎湖岛的移民强制遣返至大陆,并废除巡检司,将当地变成空岛。这样的状况几乎贯穿整个明代。因此撰写《日本一鉴》一书时(1560年代),不存在中国的控制权涉及澎湖岛这一事实。

此外就台湾而言,到16世纪中叶为止,没有任何国家对其进行控制。台湾编入中国版图是在康熙23年(1684年)。清朝公认的台湾府志等中国的地方志全都这样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官方文件也承认这一观点。从这些情况来看,首先作为历史事实问题,撰写《日本一鉴》一书时,台湾岛和澎湖岛都显然不是中国的领土。因此,这里假设能读解为”钓鱼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也不是显示钓鱼屿(尖阁诸岛)当时是中国领土的证据。

那么相应语句应该怎样解读?详细探讨该语句的前后文就可知道,”小东”一词用在这里与”小琉球”(台湾)的意思不一样。

首先郑舜功将台湾岛明确地表述为”小东岛”或”小东之岛”。这从作者郑舜功自己称”小东岛 即小琉球”之中也能明显看出。此外,在表述台湾岛附属岛屿时称”小东岛之鸡笼山”也是其旁证。再加上,这部分的补注中也写道,我认为这个海岛(指小东岛)位于泉州和永宁卫的中国沿海前方(东方)的海中。中途有澎湖岛,然后这个小东之岛的东北方向与大琉球和日本相连。小东之域有鸡笼之山(今基隆屿)。该山为石峰,比附近的山更高,山中出淡水。(注:下划线部分为笔者加注)。(按此海岛自泉永宁卫间抽一脉渡海,乃结彭湖等岛,再渡诸海,乃结小东之岛,自岛一脉之渡西南,乃结门雷等岛,一脉之渡东北,乃结大琉球日本等岛。夫小东之域,有鸡笼之山,山乃石峰,特高于众,中有淡水出焉。)这里的”小东之岛”只能解释为”位于小东的岛屿”。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小东”的表述是指(小东地区的)海域,很清楚”小东之岛”是指位于该海域的岛屿,也就是指台湾岛。

那么”小东”具体是指哪个海域?在上述引用文中,就小东岛(台湾岛)的位置称”位于泉州和永宁卫的中国沿海前方(即东方)的海中”(这里笔者只取其大意而意译),接下来的地方将浮在该海域的海岛称作”小东之岛”。从这一语境来看”小东”明显是指泉州到永宁卫的中国沿岸面前的海域(这里可以认为”小东”是指从中国沿岸看距离比较近的东方(即小东)海域)。

在”万里长歌”别处的补注中说明称”澎湖岛在泉海(泉州的海,即中国沿海)中”,之后写道”钓鱼屿,小东(大概是海域)小屿也”。接下去是热壁(或为伊平屋)、梦家(或为加计吕麻)、大罗(或为大岛)均为海岛名称,在琉球洋中(热壁、梦家、大罗,俱海山名皆在琉球洋中)。也就是说,泉海与琉球洋之间的海域为”小东”。具体来讲,可以认为”小东”是指从台湾岛朝东北方向,经过花瓶、棉花、彭佳三岛,大致到尖阁诸岛的钓鱼屿、黄尾屿和赤尾屿的海域。(对于熟悉日本信息的郑舜功而言,小东即小东洋(指从日本列岛经过冲绳列岛大致到台湾的列岛弧所在太平洋海域。这是与大东洋(太平洋中央部)、小西洋(印度洋)、大西洋(现在的大西洋)相对比的概念)。据郑舜功的用词法,那个位于小东海域的大岛即”小东岛”就是台湾,与此相对,在该海域的小岛即”小东小屿”就是钓鱼屿。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针对《日本一鉴》中的语句”钓鱼屿,小东小屿也”,中方的议论者均将此解释为钓鱼屿为附属于台湾岛的小岛。但这样的解释就像上面所述一样,不得不说完全无视了作者的用词法,是一种粗略的读法。该处大概是对当时作为航海标志而为人所知的钓鱼屿添加了”小东海域的小岛”这一说明。因此,该处解读成”钓鱼屿是位于小东之海(小东洋)的小岛”才是自然且正确的。

(三)明代,中国是否在国际法意义上”发现”了尖阁诸岛?

最后,我想简单探讨一下中方提出的国际法上的观点。这个问题就是:1534年陈侃作为明朝使节从海路赴琉球途中望见尖阁诸岛,用中文岛名将其写入了官方记录之中,这是否相当于国际法上所说的”发现”?

首先,在此必须注意的是陈侃的出使录和之后的册封使录关于尖阁诸岛的记述中,完全没有明确中国对这些群岛的占有意识。这些群岛被作为航标受到重视,岛名也是出于该需要而被命名的。可以推测,陈侃在去程的册封使船内,从同船的前来迎接的琉球官员和领航员处听闻了岛名,然后将其译成中文记到了出使录中。陈侃等人的2艘册封船分别由琉球王派遣的迎接使、以及看针通事和熟知福建和琉球间航道的琉球船员30人乘坐。陈侃十分介意福建水手对至琉球航道的全然不知,因而(对有琉球人同乘)非常高兴,一路上完全依赖琉球船员,从他们那里一一询问成为航标的岛屿名称,然后记录下来。(初期的册封使录中尖阁诸岛岛名的汉字表记存在不同,也是因为如此。)有鉴于此,所谓陈侃”发现”了尖阁的岛屿,只能说完全是臆断。

使节对这些岛屿的兴趣至多只是作为航标,在航行中也只从较远处眺望,完全没有怀着领有意志接近这些岛屿,环绕其巡航观察,或是登岛,宣布这些岛属于中国,实施象征性的吞并行为等。

其实,如果是这种从途径尖阁诸岛附近的船只上的望见和观望,那么无疑琉球人很久以前就实施了,只是因为琉球方面未留下表明当时情况的文字记录,所以无法从文献上直接确认。进入明代后,明朝与琉球王国之间正式开始往来。从史料可以确认,琉球船(均为属于王府的官船)比中国船(此处也指官船)更早、且以压倒性数量,从上述含义上望见(观望)了尖阁诸岛。

也就是说,根据琉球王府官方史料《历代宝案》得出的统计结果显示:1372年(中国和琉球开始往来之年)至1534年(陈侃赴琉球之年)的162年间,琉球王国船只经由尖阁诸岛航线的确切船数为441艘(即前往明朝的各种进贡船(均为官船)总数为349艘,前往南海各国的贸易船(这也是官船)总数为92艘)。与之相比较,同一时期中国船(明朝官船)赴琉球的仅有21艘。

然后,再来看看这是从何时开始的。根据《历代宝案》等史料可以确认琉球王国船只从1372年开始往来时起;而明朝方面,根据陈侃的出使录,1534年陈侃前往琉球是中国向琉球派遣官船的首个例子。由此来看,1534年中国最早”发现”尖阁诸岛的命题大概难以成立。

此外,关于明代航海书《顺风相送》,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汇总成现在的形式是在明末1570年代中期(高濑恭子《亚洲之海的古琉球—-东南亚、朝鲜、中国》(榕树书林、2009年)、210, 305-306页)。因此,把它作为比陈侃出使录更早的、表明中国”发现”尖阁诸岛的史料并不正确。

以上分析切实证明,中国根据1534年的”发现”主张获得了对尖阁诸岛的主权,这是完全不成立的。

此外还可以断言,整个明代(以及清代),中国对尖阁诸岛的有效控制是完全不存在的。

二、那么,尖阁诸岛是在清代成为中国领土的吗?

通过上一节的讨论,可以确认以下观点,即中国明代史料证明了”在明代,尖阁诸岛不是中国的领土”。在此,我再作若干补充。在思考明代尖阁诸岛法律地位时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作为前提必须考虑到在明代台湾岛并非中国领土这一毫无疑义的历史事实。在此前提下,比台湾岛处于更远方的尖阁诸岛就更不可能是当时中国的领土了。另外,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尖阁诸岛这一远海上的孤岛群与台湾并无关系,认为它是更远处的中国大陆福建省所属的飞地、或是中央政府(明朝)的直辖地是荒唐无稽的。中方很多论调都没有充分讨论这一点,只是根据陈侃等人的航海记录中记载了尖阁诸岛,便认为尖阁诸岛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或者说成为了中国的领土,这些讨论是极为草率的。

不过,其中唯一被瞩目的是近来台湾新锐学者邵汉仪(Han-Yi Shaw)的观点。该人与笔者一样认同台湾在明代并不属于中国这个事实,然后基于该事实,坦率承认尖阁诸岛在明代并非中国领土。不过尽管如此,(此处是邵氏观点的独特之处,但也是难以接受之处,)该人认为在1684年台湾正式编入中国版图时,尖阁诸岛与之相联动也自动成为了中国领土。在此,判断该人论点正确与否的关键当然就是《日本一鉴》中的”钓鱼屿 小东小屿也”一段。邵氏由这一段出发,主张当时(1560年代)尖阁诸岛(并非在法律和政治上,而是)在地理上被认为是台湾岛的一部分。但是正如已详细阐述的那样,如果根据《日本一鉴》中”万里长歌”的上下文来解释,就不会是邵氏的解读方法。再加上,在原本台湾还未归属中国,其存在几乎不为大众所知的时代,无法想象存在把比台湾更远170公里的远海孤岛在地理上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的看法。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从”钓鱼屿 小东小屿也”的表述得出”尖阁诸岛是台湾附属岛屿”的解释终究是牵强的。

下面,我想简单讨论一下邵氏在其主张中引用的清代中国史料。

清朝第二次向琉球派遣的册封使汪楫康熙22年(1683年)6月赴琉球。(这是清朝将台湾正式纳入版图的前一年,也是清朝水师大举渡过台湾海峡,试图让在澎湖和台湾持续抵抗的郑氏政权屈服之时。)汪楫《使琉球杂录》卷五”神异”中这样记载了去程,使船过彭佳山、钓鱼屿,6月25日早晨看见岛。还没见到黄尾屿,就到了(遂至)赤屿(赤尾屿)。风涛大作的当天傍晚,过郊(或作沟)。船队在这里举行了肃穆的祭海仪式。这时,汪楫询问船内某人”郊是什么意思?”(问郊之义何取?)对方回答:”中外之界也。”(曰中外之界也。)汪楫再问:”根据什么辨别这是’界’呢?”(界于何辨)对方则回答:”这是推测。不过现在的地方正当其处,我的回答绝不是臆度。在这里通过向海神大肆供奉,加之有威仪的兵士战斗之态,我们得以平安驶过此处。”(曰悬揣耳。然顷者恰当其处,非臆度也。食之复兵之,恩威兵济之义也。)

该航海记录把册封使船进入琉球附近海域时遇到的横向流动的”黑潮”称为”郊”,即”中外之界”,因此一直以来,对中方而言”黑潮”流经之处有着中国和琉球之间的自然国境线。也就是说,这被作为表明到赤尾屿是中国领土的证据而大量引用。

但是,这种解读是否合适还存在疑问。以下,我就列举几个问题点。

①第一、这里并非清朝官方使节汪楫自身断定”郊是中外之界”,而是记录了从同船者(不清楚姓名身份,是中国人还是琉球人)处听闻来的话语。这对汪楫而言似乎也是首次听说,于是多次追问,也不一定看得出汪楫对此是赞同的。对话内容也相当模糊。如果假设当时已经形成了赤尾屿是中国领土的认识,那么理应不会出现”悬揣耳”的回答。这样思考就能明白,和其他册封使录中看到的”与日本交界”、”琉球极南西属界”、”琉球国属地”等明确表述相比,此处”中外之界”是极为模糊的修辞性表述。在这里,汪楫所关心的完全是能否凭借神灵保佑安全渡过航海中最大的难关(过沟祭海),而不是国境在哪里。因此,这个故事被收录在了”神异”卷中。出现在”神异”卷中、关于海域的”中外之界”这一抽象表述基本无法被认为是决定岛屿归属的关键。

②此处”中外之界”是关于海域的话语,这一点很重要。汪楫并非直接手指赤尾屿等岛屿,说这是”中外之界”,而是说从赤尾屿过了约10个小时后到达的海域是”郊”,是”中外之界”。汪楫从他人处听闻此事,感到诧异也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所谓的”郊”不是陆地,而是中琉航道上海流急剧变化的水域,在此一贯举行祈祷航海安全的祭海仪式。这就是”中外之界”。也就是说,”中外之界”是内外洋的分界。可以理解为:在其内侧的是”内”(中国人熟悉的绿水浅海),其外侧则是”外”(深蓝色外洋)。这里的”郊或作沟”指的是”黑潮”,地点也未被确定,陈侃所处的时代就如此,在好天顺风之时,似乎并不能发现它在何处。根据”郊”这种模糊的概念是无法决定岛屿归属的。(根据出使录不同,也有在赤尾屿内侧举行了祭海仪式的记载。)在冲绳,不论是王还是普通人,谁都没有想过由”黑潮”来分隔中国和琉球的领域。实际上就像之后将阐述的那样,清代中国史料中把赤尾屿等尖阁的岛屿推断为地理上包含在琉球群岛范围内的史料更多。于是,从汪楫出使录”神异”卷中的这种修辞性表述,得出结论认为从赤尾屿赴久米岛途中的水域被普遍看成是当时中国和琉球之间的界限,这是极为困难的。

③他处看不到”中外之界”的表述。该出使录卷二”疆域”中并未使用这种表述。该处介绍琉球称其位于离中国遥远到无法计算路程的远方大海中。该介绍与进入琉球之前的海域是”中外之界”的说明很难相互协调。此种情况下,比起”神异”中的记录,当然更优先关于琉球”疆域”的记录。此外,”郊”和”中外之界”的表述仅见于汪楫出使录,之后的出使录则全用”沟(或者黑水沟)”的措辞。”中外之界”的表述在此后的出使录中也见不到。如果相信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真的存在中琉国境线,那么之后出使录关于”(黑水)沟”的记载之处当然理应谈及”中外之界”吧。

不过,比汪楫晚两任的册封使时的副使周煌在《琉球国志略》(1759年)卷五中称琉球”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这也是中方主张中屡屡被引用的记录。但这是极不准确的表述。闽海原本指的是福建省沿岸海域,因此称其达到冲绳西部海域的黑潮是相当夸张的表述。(周煌《志略》卷十五中收录了徐葆光《琉球三十六岛图歌》,该诗有”琉球弹丸缀闽海”一句,同样也是夸张的表述。)因此,和汪楫的”中外之界”一样,笔者认为无法从这种(关于海域的)粗略表述中,得出直至赤尾屿都是中国领土这一重大的法律性、政治性结论。

不过关于周煌的该记载,下一任册封(副)使李鼎元在其出使录《使琉球记》(1802年)中进行了严厉驳斥,因此我作一些介绍。根据《使琉球记》记载,某日一名从客(随册封使同来的文人)询问李鼎元道,听闻琉球之西有黑水沟,被认为是与中国闽海的界线,琉球人并不知道此事。我们此次航海也未曾经过该处,这是为什么呢?(闻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古称沧溟,亦曰东溟。球人不知,此行亦未之过,何也?)李鼎元对此回答说道,渡海者多,但著书者少。乘船而不晕船,每天坐在将台上写下自身见闻的就更少。一人发声,众人则说同样的话,道听途说的话岂可当真?琉球人每年都渡海,却不知黑沟,那就是说没有黑沟。(渡海者多著书者少,登舟不呕日,坐将台亲书其所见者尤少。率一人倡之众人和之耳,食之谈何可尽信?球人岁一度渡海,而不知黑沟,则即谓无黑沟也可。)

如上所述,19世纪初的李鼎元将汪楫和周煌的沟(或作郊)是琉球与中国的海域的界线的记述,以每年渡海的琉球人也不知道此事,我们也未曾经历,因此只是传言而已为由,一下子就否定了。把久米岛以西的黑潮水域称为沟,或黑(水)沟,祈祷航海安全,祭祀海神,这在去程和回程中都是册封使船作为惯例举行的。不过可以说,认为该处存在中国和琉球的界线的观念绝没有固定下来。不仅如此,中国最后一本琉球册封使录、赵新的《续琉球国志略》(1882年)中,有着以下重要记述。即该出使录除了同治5年(1866年)赴琉球的册封使赵新的航路外,还一起收录了赵新的前任林鸿年在道光18年(1838年)赴琉球时的航路。虽然此前的册封使们采用中国名称”黄尾屿”、”赤尾屿”来记录岛名,但赵新和林鸿年两人的航路则采用琉球名称”久场岛”、”久米赤岛”来记录。也就是说,顺序是”钓鱼山”、”久场岛”、”久米赤岛”、”姑米岛(赵新出使录中写作”姑米山”)。这也可能是记录下了从同乘的琉球船员处听来的岛名。直接用琉球名称记录岛名,明确显示出最后两名册封使未把这些岛屿视为中国领土。从这一点上来看,是极为重要的。最后,我将简单讲一下中方引用的其他清代史料。

(1)关于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21年)中”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的记载

这部著名册封使录的卷一”针路”中引用了琉球的程顺则《指南广义》(1708年)的”针路条记”,在其中姑米岛(久米岛)处加注释称”姑米岛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正如琉球风水地理学大家—-宰相蔡温指出的那样,这个”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的注释大概是徐葆光自己所注。其意义在于,从那霸来看,久米岛位于琉球人居住岛屿的西南方边界,相当于镇守首城的主山(镇山)。也就是说,该文章是基于国都选址的凶吉理念。可以说,其中完全没有把久米岛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中琉国境的理念。徐葆光完全明白从地理上来看,八重山的与那国岛是琉球西南方的边界,也正确记录称以八重山为”琉球极西南属界”(卷四”琉球三十六岛”)。如上所述,该表述与”乃属琉球者”(陈侃)和”界琉球地方山也”(郭汝霖)一样,明确了直至久米岛均是琉球人居住的琉球国的领土。不过关于其前方的钓鱼台、黄尾屿和赤尾屿,虽然可推论出这些岛屿不是现在琉球人居住的领地,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表述。因此,”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也符合此前关于陈侃、郭汝霖文章的论述,不能作为反映当时尖阁诸岛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

2)关于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中”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的记载

本书是1722年北京的清政府派去巡视台湾的御史黄叔璥记录的当地见闻。卷二中的该段讲述了在台湾沿海港湾这一清朝水师舰艇巡逻航道进出和停泊的可行性。此处列举了多个港湾名称,均是当时汉人居住的、纳入了中国版图的台湾岛西岸港湾。在原住民保持势力、清政府统治未及的台湾东岸地区(由于位于中央山脉的背后而被称为”山后”),仅仅提到了崇爻的薛坡兰(现在东岸中部的花莲港)。问题点在于在”山后”处提到了钓鱼台,即”台湾东岸近海的大洋北部有岛屿,名叫钓鱼台,可以停泊十多艘大船(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与此相同的文章被收录于此后范咸、余文仪、李元春等编辑的《台湾府志》(或《台湾志略》),以及陈寿祺编辑的《福建通志》中。尤其是《福建通志》中,变成了”……钓鱼屿,港深可泊大船千艘”的夸张数字。)

中方至今同样把该记录作为体现当时尖阁诸岛是台湾附属岛屿、中国实施了有效控制的有力证据而引用。不过,笔者对如此解读该段落是否恰当抱有很大疑问。下面就简单地列举一些理由。

首先,完全无法认为在当时尖阁诸岛的钓鱼屿,有可以停泊十艘大船的港湾。尖阁诸岛比当时终于开始推进开发的台湾北端的基隆港还要远170公里,在那时的感觉中是远海的孤岛。周围海域风急浪高,不容易靠岸或是登陆。我们无法想象清朝水师直至这种地方也实施了警戒巡逻,当然也更不可能进行实地测量等。理应不可能写出尽管如此还存在能停泊十余艘大船的港湾的记录。原本,我们就无法认为清朝水师那时有前往尖阁诸岛的钓鱼屿进行警戒的军事必要性。该岛完全是个无人岛,汉人并未移居到此地。当时,即使从防卫的观点来看,也难以认为在直至冲绳群岛的东北方海域特别需要海防。在台湾东半部尚未被纳入清朝统治的情况下,有什么必要去更遥远的尖阁诸岛巡逻警戒呢?

清朝治下的台湾府(后改为台湾省)当时对台湾岛以北的岛屿并不关心。台湾府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开发台湾本岛以及扩大其有效统治区域。比靠近基隆港的花瓶、棉花、彭佳三岛更远的花彩列岛(包括半架诸岛及尖阁诸岛)一贯被当成散落在中国大陆沿岸和冲绳群岛之间海域上的岛屿,被认为与台湾府毫无关系。

《台海使槎録》记录称钓鱼屿在台湾东岸海域的北方。不过,台湾东岸正东方向有冲绳的先岛诸岛(包括石垣岛、与那国岛等),东北偏东方向有钓鱼屿。从直至赤尾屿的整个尖阁诸岛来看,还是应该说是在台湾东岸的东方。与此相对照,从台湾东岸近海一直向北方行驶,最先见到的则是棉花屿。据地理书介绍,棉花屿的海岸以峭壁环绕,岛屿高度达海拔55米。因此,这个棉花屿和”有大船十余艘能够出入的港湾”这一记载并非不符。笔者认为,黄叔璥大概把棉花屿认为是钓鱼屿了。如上所述,明代后期《筹海图编》(1562年)中,在实际上棉花屿所在之处标注了”钓鱼屿”,”棉花屿”的名称消失了。此种情况在明末茅元仪、施永图等人的海防图中被沿用。此外,关于《日本一鉴》的”万里长歌”(1565年),也有意见指出,从前后文和记录内容来看,该记录中出现的”钓鱼屿”实际上应该是”彭佳屿”。像这样,有足够的材料能让我们推测出,从明末至清代在中国福建省和台湾的人们中把台湾岛附近的棉花屿(或是彭佳屿)看作是钓鱼屿。关于这点还让人联想起中国各地有”钓鱼台”或是”钓鱼屿”地名的事实。根据历史学家的观点,当时中国船员们在各地区航海时,对航道上重要的航标地点似乎并不在意当地一贯如何称呼该岛,而是视岛屿形状擅自取个易懂的中国名称。因此,仅凭史料上记载了钓鱼屿的岛名,就立即断定这是尖阁诸岛的钓鱼屿(鱼钓岛)是草率的。

综上所述,本节(Ⅱ之二)的结论如下:从清代的中国史料中无法看出能证明尖阁诸岛在清代成为了中国领土的直接证据。被引用的史料中的语句即便作为间接推论的证据来看,也是存在歧义和大量比喻的表述,绝不具有说服力。此外,与之相关,无法确认在整个清代,中国(国家)或一般而言把尖阁诸岛认为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形成统一帝国并对领域范围和边界很敏感的中国(国家)在把某地区编入版图时,通常一定会将其在地方志等中明确表示出来(如”……年始入版图”)。再者,中国、琉球(日本)和西方人的文献、地图和海图中反映出来的是,能够充分推断19世纪尖阁诸岛在地理上被当作琉球群岛的一部分的资料(数据)要多得多。有关这一点,由于篇幅限制将作为其他文章的课题。在此,仅根据中方史料,笔者至少能够确切指出:尖阁诸岛在整个明清时代从未成为过中国的领土。在该时期,中国(国家)或一般而言都不曾把尖阁诸岛视作台湾的附属岛屿。

通过上述Ⅱ的考察,笔者至少能够确切指出:尖阁诸岛在1895年(更准确的说是1885年)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无主地。(这里所谓”至少”是因为还有余地可以认为,继承了琉球地位的日本在1885年时,历史性地获得了能够正当地先占或有效占有尖阁诸岛的法律地位。)

因此,本文全文的结论是:日本国通过直至1895年内阁决议的实际行动、以及1895年以后的一系列实际行动,加之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在相当久的时间内未作抗议,于是确定了日本对尖阁诸岛的领有权。其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未有变化。

(此外,关于文章伊始的”论点三”,我认为已经在论证过程中充分谈及了,无需再做讨论。为了谨慎起见,将在其他文章中简单探讨。) ====================

由Discuss Japan–Japan Foreign Policy Forum投稿论文翻译(2012年11月)


Managemented by 佐口尚志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