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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外交  2013年3月2日

【日本不希望陷入争端】不能中断交流–日中两国要努力成为东亚”和平大国”

Photo : Kobayashi Yotaro

小林阳太郎

可共有的”三个大国”愿景

旨在促进日本同中国的友好与发展的两国政府的民间咨询机构”新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于2003年成立。该委员会根据同年5月日中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而设立,我任日方首席委员,在到2008年的5年间参与了相关工作。

尽管在商务上同中国打过交道,但我本人并不是中国专家,当时抱着希望扩大两国交流范围的想法。我与其他日方委员园田矢(解说委员)、五百旗头真(时任防卫大学校长)、地球物理学家松井孝典(东京大学教授)、作家石川好、经济学家伊藤元重(东京大学教授)、宇航员向井千秋、政治学家国分良成(当时为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一起,与中方委员在大连召开了首次会议,以此为开端5年间举行了8次会议,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和交流。我们不仅发表了很多建议,还在各地举办公开研讨会等,特别是在两国青少年交流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通过这一经历我个人也获益匪浅。尤其是结识了中方首席委员郑必坚,这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收获。郑必坚首席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以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很多中国要人都受过他的熏陶。首次会议前在北京举行的两国委员碰头会上,我初次见到郑必坚,他的存在感和风度令所有人印象深刻。遗憾的是我不会说汉语,他也不会说日语。但是通过其后5年的讨论和交流,我对郑必坚先生有了牢固的信任。他是一位兼具渊博知识、深厚教养以及准确判断力的人物。

当时,由于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两国间的首脑级交流中断了。后来安倍晋三首相访华,”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成为两国关系关键词的概念被提出来,出现了改善关系的动向。

在此背景下召开第五次会议之时,我们和温家宝总理举行了会谈。会谈进行得很热烈,超过了预定时间。临别时我表达了或许可称之为”外交辞令”的意愿,即希望下次温家宝总理一定要访问日本。通过翻译得到的答复是”条件允许的话将访日”。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所谓的”条件”指的是什么呢?在车上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处长打来电话说:”关于刚才温家宝总理的答复,总理的想法用日语准确地说是’道路已铺就,将顺应这一潮流,寻找恰当的时机访问日本’。”温总理的话中引用了中国的典故,似乎没能恰如其分地翻译给我们。

21世纪委员会本着日中两国和平共存、世代友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目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广泛交流。当然双方的意见并非始终一致。因发生靖国神社等问题,中方对日本政府也做出过强硬表态。但是,郑必坚先生这个优秀的领导者总能将有时纠缠不清的讨论向积极的方向引导。

我在某次会议上提出:日本和中国之间在政治、社会及经济方面存在着各种差异,有时会发生摩擦,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摩擦愈发显得突出。同时,关于过去不幸的历史,日方的有些发言也有问题。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两国的下一代乃至亚洲和全球,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合作关系。因此,双方应明确各自的目标。这就提出了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

两国明确各自的目标,如果二者的目标可成为共同目标,即使实现目标的过程及方法论等存在差异,也不会轻易忘却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郑必坚先生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的目标是建立3个形象,即中国希望成为”和平的大国”、”文明的大国”、”受欢迎的大国”。

关于第一个目标”和平大国”,毋庸赘言,日本战后基于和平宪法、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应不会对此有异议。

关于第二个目标”文明大国”,日本在从别的国家学习很多东西的同时创造出值得自豪的文明,这也是可以共有的。

第三个目标对于被认为”尽管取得了经济发展,但在亚洲却没有朋友”的日本来说也应是重要的努力方向。

我们要作为和平、文明、受欢迎的大国共有并肩发展的愿景。

面对各种障碍和课题,必须冷静分析事实,坚持坦率且建设性的对话。只有为解决课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才能为两国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摸索新的”共同利益”

尖阁形势的恶化影响了两国关系,但若因此而忽视两国的共同利益则无益于两国的未来。所谓”战略互惠关系”恰恰应当是从中长期视点考虑两国共同利益的关系。

5年的委员会活动结束后我与郑必坚先生也保持着友谊。去年1月我和几名委员应郑必坚先生之邀访问了中国。当时先生表示,尽管有很多小事会导致两国产生对立或摩擦,但必须在共同利益方面做更多的实事。他举出了一个需要两国合作的重要课题”可再生能源”。

毋庸赘言,能源问题是两国的重要课题。我任首席委员时的委员会也把这作为主要课题之一。从防止全球变暖的观点来讲,既有以煤炭火力发电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否合理的问题,也有”3.11″(福岛核事故)以后暴露出的核能发电问题。希望今后日中两国能在绿色能源合作领域取得具体的进展。能源正是应从中长期考虑推进战略合作的领域之一。

两国间还有许多类似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课题,因尖阁形势的恶化导致这些合作停滞不前是极其遗憾的。去年9月,日本政府从民间人士处购得尖阁诸岛土地所有权是由于认为这样做反而有利于两国关系,日本政府无疑并非主动采取行动。然而,结果事与愿违,中国方面取消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庆典,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事态,进而许多领域的交流被迫中断。但是我想说,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更不可使交流中断。

9月中旬,与此次事态无关,我有一个访问北京的机会。在北京我见到郑必坚先生,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的状况。他说有三个可能,两个不希望看到的可能是日中陷入全面冷战状态以及发生局部”热战”,这是必须要避免的。第三个可能是以此为契机聚焦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并加以发展。

游行及骚乱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日本方面不制造事端,这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平息。尽管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并非永久性的。当然,决不能轻视尖阁附近海域的形势,中国方面的强硬举措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中日友协会会长唐家璇先生仍然会见了日方的七个友好团体及经济界的代表。中国并没有摒弃继续同日本保持交流的想法。

中国领导人已换届,日本的民主党政府也换成自民党政府了。显而易见,今后两国首脑将采取怎样的方针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中国制定的对日政策会超出我们想象的范围,考虑得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即便如此,努力成为和平大国这一理念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方针,决不可动摇。

不能否认两国存在有可能引发”热战”的局部动向。但是,我们应该想到共同利益的规模之大足以抵消冲刷这些动向。绿色能源领域的日中合作就应当是其中之一。

培养理性的宽容及能够对话的修养

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将来,必须进行中长期努力的最大课题是相互交流,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交流。

在媒体仍在不断报道中国反日游行的情况下,要得到对于青少年交流事业的理解或许很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更加大胆地、毫不松懈地推进这一事业。不只是日中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是所有关系的根本。

尖阁的形势不会简单平息,但是不平息并非就意味着不可以进行交流。相反,应当通过交流发展互信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途径。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拘泥于消极的课题,而是要推进民间层面的文化及经济交流,诸如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等积极的建设性的课题。

民间层面的深入交流和互信、以及共同利益的不断积累将成为促进两国外交顺利进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谓外交恰恰是人与人的行为,特别是现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必须由优秀的外交官进行交涉。日本国内有一种批判外务省中所谓”知华派”的动向,认为”知华派”出身者轻视日本的”国家利益”,对中国唯命是从。但是,由能说流利的汉语、对中国的历史及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的外交官出面,在赢得对方深厚信赖的同时解决问题是极其正常的外交方式。当然,中方也必须有这样的人,即能讲日语、对日本的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刻理解的外交官从事对日外交。

欲使已经挥起的拳头放下的对外交涉是极为困难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指责、排斥了解对方国家的外交官是不可能开展理性外交的。尤其是在尖阁问题上,不能感情用事、需要采取不损害两国长期共同利益的冷静应对方式。此外,还应当尊重中国问题专家和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交流的人士的智慧及人脉。

意气用事附和”外交上不能软弱”之类的逞强论调是很容易的,但是应当冷静地探讨”强势外交”能否给日本带来好的结果。游行及骚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对中国不利的反应。日本方面的强势发言也一样。游行中的暴力行为在中国国内当然也受到了谴责。必须深化两国富有理性及良知人士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想引用2005年日中关系困难时期发表的拙文中的话(《外交论坛》2005年11月号):

批判二战前及二战期间日本的大陆政策及对美政策、呼吁避免战争的新闻工作者清泽洌在其所著的《黑暗日记》中反复强调,导致日本采取错误国策的最大原因在于教育问题,”是教育的失败,是不重视理想和修养、只注重掌握’技术’的结果。”(1945年2月15日的日记)

我想以史为鉴重新品味他的话。这是因为战后日本偏重技术、忽视修养的教育比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仍在继续。

那么何谓修养呢?一位哲学家将其定义为”培养即使不赞同对方的立场、也能理解对方立场的学识及理性的宽容,并且能进行充分对话”。能够理解对方立场,就可以进行对话而不是讨论,进而使超越立场及思考方式的扬弃成为可能。

为了能从长远性及战略性眼光思考日中友好关系,我认为即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要把进行全面素质教育、学习彼此国家的文化、历史、语言、思想等,培养可进行充分对话且富有良好修养的领导人才作为终极课题。这正是同中国建立深厚关系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一点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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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世界》(岩波书店)2012年11月号P97-102小林阳太郎:1933年生于伦敦,1956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系,1958年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MBA学位,同年就职于富士胶片公司。1963年进入富士施乐公司,1978年任社长兼首席执行官,后任公司董事会主席、最高顾问,于2009年3月退休。1999–2003年任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现为终身干事,国际大学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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