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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外交  2013年3月4日

【亚洲崛起和回归亚洲】 2032年的东亚与日本的作用 -不会动摇的美国优势-

Photo : Kitaoka Shinichi

北冈伸一

(二十年后的国际秩序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崛起的中国会成为霸权国家吗?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位置如何?本文将在展望东亚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走向的同时,考察作为”全球行动者”(Global Actor)的日本的重建道路。)

我的专业是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分析过去,而不是预测未来。不过,历史学家对于未来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未来的事情是不可知的。

1945年,在日本战败的这一年,是否有人预测到十多年后开始的经济高度增长期呢?是否有人预测到了十九年后的(东京)奥运会和二十五年后的(大阪)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呢?

1868年,明治维新的这一年,是否有人预测到了三年后的1871年各地的藩因为”废藩置县”政策而消亡、八年后的1876年武士因为”秩禄处分”政策(被取消俸禄)和实施”废刀令”而消失呢?是否有人预测到了二十六年后的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胜利和三十六年后的日俄战争胜利呢?未来是难以预测的。

美中的不同

现在,世界上盛行中长期预测,核心内容都是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在美国,统辖情报机构、提出政策建言的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也在2012年12月11日发布了预测今后十五至二十年全球形势的报告书《世界潮流2030》,预测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大国,美国虽然在同等级别的大国中保持着最大影响力,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将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霸权国家将不复存在。

在中国也有各种观点。例如,被认为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指出,中国真正追赶上美国需要数十年或者一百年,批评美国把民主主义的优势视为理所当然,没有正确对待中国(《朝日新闻》2012年10月5日)。被认为是强硬派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则认为中国已拥有与美国对等的力量,美中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只有纷争管理而已,主张古代中国的”仁”等道德理念比美国的民主主义更为优越。(《朝日新闻》2012年12月12日)。

我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虽然美中国土面积几乎相同,但美国的耕地和可居住地区占国土面积80%以上,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多山区和沙漠,占比不到15%。美国实际上比中国广阔四倍多。

第二、中国生产年龄人口将在数年后到达峰值并开始减少。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中位数统计,中国大约从2030年起总人口也将开始减少。在生产年龄人口减少的形势下,保持经济增长并非易事;在总人口减少的形势下,难度则更大。而另一方面,美国人口将在2030年接近4亿并将持续增长至2050年左右。

第三、军事实力方面,美国的优势仍将不可动摇。军事实力需要积累,因此即便某一年度中国的国防预算超过美国,但整体军力超过美国则可能需要数十年、或许是不可能的。也许在地区内中国可能会拥有与美国相对抗的力量,但在全球超过美国则是不可能的。

第四、今后的经济和军事确实将日益依赖科学技术,而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国的大学向广大校园投入巨额资金,汇集全球人才开展研究,这是美国的核心。我不认为存在能够赶超美国的国家。

第五则是政治体制。美国曾是WASP(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掌权的国家,天主教徒被认为当不了总统,而1960年肯尼迪的当选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卡特总统是深南部出身的浸信会教友,有着与以往美国总统相当不同的宗教背景。2008年,非洲裔总统诞生。今年(2012年)门摩教徒罗姆尼参加总统竞选,表现活跃。能够吸收这样的少数派正是美国政治体制的坚韧之处。虽然也出现过布什总统时诸如单边主义倾向和”茶党”(Tea Party)那样的极端主张,有过不稳定,但大多最终回归平稳。

与此相对照,中国政治的问题处理能力虽然短期内较强,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也是事实。一党专政能持续到何时?中国形势严峻。

以上是国家能力的比较,那么国际影响力又如何呢?

当今世界以主权国家平等为原则。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纷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规则。

近代以前,中国长期以来是东亚的中心。东亚各国承认中国的优势并发誓服从,中国则对此施恩给予保护。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中国则以数倍回礼,给予利益。

这种等级性的国际秩序观在中国似乎还很大程度上地存在着。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倡导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但现在则要求获得世界一等国的待遇。这些从上述两位教授的主张中也能看到。

此外,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传统上,制约皇帝的法律并不存在。如今,制约最高权力者的法律也不存在。在东海和南海,中国把渔船派往对方认为是本国领土或专属经济区的区域,用由军舰改造的公务船加以保护,实际上把该区域作为自己的领土或是专属经济区。这种做法显然违反和平解决纷争的原则。这是因为在中国,遵守国际法的思维方式并不存在或是很淡薄。

当然,基于实力而不是法律来解决问题,这在大国中也常见。众所周知,美国也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一直厌恶被国际法束缚。肆意运用国际规则,以实力将本国立场强加给对方的情况也不少。

不过,一种做法是主张各国原则上平等、和平解决纷争,但实际上可能并不遵守;另一种做法是从最初就对这些原则毫不尊重,两者之间有着巨大差异。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差异很大。

二十一世纪的合纵连横

那么,日本处于什么位置呢?

阎学通主张,日本应该明确自己是亚洲国家,切断与美国的从属关系。如此一来,中国也不会对日不利。这也是等级式的秩序观,是基于强者施恩的秩序。

不过,什么是”亚洲的一员”?日本长久以来对中国的优势说”不”,在东亚几乎是唯一一个并不把中国的优势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的国家。

日本还是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自古以来,日本就把权力和权威相分离,天皇和将军并非无所不能的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为规范各种政治行动者的关系,法律得到了发展,尊重规则成为了传统。在国际关系中,虽然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乖离期,但后来日本则是最忠实于和平解决纷争这一原则的国家。

人的尊严、自由和安全,这些价值观是自古就确立了的。

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全球最大的经济大国是中国,印度次之。现在,世界是否会重现这一状况?我认为并非如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虽然是欧美(以及日本)处于优势的历史,但也并非仅仅如此。这也是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和法治观念确立和推广开来的历史;在国际关系上,是通过两次大战,和平解决纷争的理念逐渐确立的历史。即使亚洲各国已经崛起,但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必须基于上述理念。

缅甸不久前都一直被认为是处于中国的庇护之下,但近来看起来似乎试图背离中国,正反映了这一点。任何国家一旦获得主权国家地位,就不会愿意再次沦为大国的附庸。不做大国的附庸对老挝、柬埔寨这类靠近中国而且人口只有数百万的国家来说并不容易。不过,人口6500万的缅甸、8000万的越南、2亿多的印度尼西亚则不会轻易接受中国的优势。菲律宾也是如此。

虽然中国在泰国的影响较强,但上述东南亚各国的人口在2030年合计将超过5亿,接近中国的一半。而且在南方,印度的人口预计将超过中国,达到15亿以上。印度也是重视法治的国度。

春秋战国时代,东方的韩、魏、赵、燕、楚、齐六国对在西方崛起的秦国实施了合纵同盟,加以对抗。而秦国则对六国分别实施连横之策,割裂瓦解六国的联系,最终统一了天下。这就是”合纵连横”的典故。

现在,东亚发生的情况看上去与之相似。中国对顺从的国家给予贸易上的巨大恩典,而对并非如此的国家施加不利。方法则各式各样。如果让菲律宾香蕉的通关手续延迟,香蕉就会腐烂变得一文不值。略微变更手续就能打击他国。在中国认为这是不对的、政治和经济应该分开对待的观念并不强。

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也存在捕鲸问题等纷争。但是,澳大利亚不可能因此对日本实施铁矿石出口限制之类的措施。这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原则。

在现代”合纵”各国的背后,有着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北方有仍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俄罗斯,东南方则是澳大利亚,南方有即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印度这个人口大国。在力量均衡方面,现代中国终究未达到古代秦国的地步。

而且重要的是存在国际关系的原则。在尊重法治的同时展开竞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霸权国家通过恩惠收服周边国家相比是有效得多的体系。

基于上述理由,如果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东亚应该不会形成像近代以前那样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式秩序。

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是无条件的。相关国家为了各自国家的发展,朝着尊重自由的国际秩序的方向努力,这是最低限度的必要条件。

其中的关键就是”合纵”各国中最大的经济大国、同时也是拥有最强军事力量的日本。

日本重振经济、加强防卫力量、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这些是不可或缺的。日本摆脱通缩、加速实施发展战略、通过增税和压缩社会福利来削减政府累计债务等,同时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更改宪法解释使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可能、改变专守防卫的政策、变更与美国的职责分担、增加防卫费、推进装备现代化和效率化,这些都是最低限度所必须的。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区分现实主义和观念右倾化。不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改变专守防卫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防卫费,还是废除或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不保留战争力量),在世界各国都是极平常的,没有任何特殊。国内外都有把这些政策称为右倾、并加以批评的人士,这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认为日本未进行侵略他国、日本比周边国家更优越的主张,不仅在事实方面存在问题,而且也阻碍了之前所述的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团结。这是观念右倾化,为了日本和世界都必须加以避免。

基于上述政策,在中国发展势头开始减弱的2030年底前,维持东亚的秩序,其重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并不是敌视中国。中国在这种国际秩序中,理应能够获得足够的发展。这不过是旨在促进中国了解形势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合纵”而已。

本文伊始谈及了明治维新和战后复兴。当时的日本能够实现超越预测的大发展,是因为具备了两大条件:人口的增长和杰出的领导人。

日本必须认真对待人口问题。对于日本在全球的存在感渐弱并将被无视一事,日本人不能置之不理。

对此没有速效药。人口不容易增长。不过合计特殊出生率是1.2还是1.8,两者差异巨大。日本应该尽量减缓人口减少的趋势、可能的话朝着人口增加的方向,采取一切举措。

关于政治稳定,则毋庸多言。明治时代,有着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杰出的领导人。二战后,则有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这些首相领导着日本。

为重建政治,类似明治维新时代的巨大变革、战败后的巨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借用熊彼特之言,或许可以说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创造性破坏”。能否实现这一变革将对2032年国际秩序的形态起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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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外交》杂志(日本外务省发行、时事社出版局企划制作)2013年1月第十七期第20~26页刊登的论文。

北冈伸一:1948年出生。197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曾任立教大学法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日本驻联合国副大使等职。现任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国际大学校长。曾获”三得利学艺奖”、”读卖论坛奖”和”吉野作造奖”等。近期论著有《日本政治的崩溃—-如何跨越第三次战败?》(中央公论新社、2012年)、《作为官僚制的日本陆军》(筑摩书房、2012年)等。2011年被授予紫绶褒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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