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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外交  2013年3月4日

【亚洲崛起和回归亚洲】 “太平洋世纪”的国际秩序

Photo : Hosoya Yuichi

细谷雄一

从”大西洋世纪”走向”太平洋世纪”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地壳变动,国际政治中心正逐步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在新的国际环境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如何审视这个世界,我们有必要大幅修改这一认识框架,否则或许可能会看错今后国际政治的趋势。

大航海时代之前,地中海是国际政治的中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的君主们逐渐把关注点转向大西洋彼岸,同时又惧怕统治着东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十八世纪末,在大西洋两侧的北美与法国发生了被称为”环大西洋革命”的政治变动—-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自此,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在环大西洋地区得以普及。工业革命以及定期航线的开通又促进了该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在政治近代化和经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欧美各国以其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武器,通过殖民统治将其影响力扩大到了全世界。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作为伊斯兰帝国的奥斯曼王朝急速衰落,于是欧洲大国则日益关注东方,位于远东的清帝国和日本的重要性逐渐增加。这个时期里,太平洋位于远离世界中心的地方,在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世界里只能算是边缘地区。不过,蒸汽船、铁路和电讯等的发明普及渐渐把太平洋地区纳入到了国际体系之中。

二十世纪成为了”美国的世纪”(亨利・鲁斯),大西洋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为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横穿大西洋,成为首位登上旧大陆的美国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向欧洲大陆派出了巨大的兵力。一九四一年八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共同发表了成为战后构想核心理念的宣言,这就是《大西洋宪章》。冷战时期,形成了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隔大西洋对峙的局面。一九四九年四月,大西洋同盟成立。二十世纪可谓是以美国与欧洲这个环大西洋地区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纪。从大西洋角度看来,东亚不过是”远东(Far East)”,在那里展开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共产主义势力与美国都经历了凄惨的战斗。”太平洋(Pacific Ocean)”在二十世纪里没有能够成为”和平的海洋(Pacific Ocean)”,战争与革命给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亚洲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和停滞。

的确,在二十世纪拉开帷幕的同时,美国政府就逐渐认识到了太平洋的重要性。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早在一九〇三年就已经指出:”现在正值大西洋时代的发展达到巅峰之时,但是我们能够到手的资源不久必将枯涸。与任何时代相比,太平洋时代都将是最伟大的,而现在正将将迎来这一时代的黎明。”。但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欧洲大国依然在全世界扩大着殖民统治,亚洲也不在例外。在日清战争中大败的清帝国走上了崩溃的道路,东南亚大多又处在英国、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繁荣与光辉的中心是伦敦、巴黎和柏林,而非太平洋沿岸的城市。

这种国际秩序现在正发生巨变。当今,世界前三的经济大国是美国、中国和日本,都是怀抱着太平洋的国家。美中之间的合作或者对立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关心和瞩目,日中之间围绕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摩擦所产生的影响被世界所关切。尽管如此,这些大国之间在太平洋上倾其国力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已变得很小。美国以及亚洲各国、澳大利亚等日益开展着跨越太平洋的庞大的进出口贸易,欲将繁荣的魅力纳入囊中。太平洋正在变成繁荣之海、和平之海。上海、香港、新加坡、东京、洛杉矶等太平洋沿岸城市如今引领者全球经济。

这可以说是文明史上的巨大地壳变动。这个地壳变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诞生也有很深的联系。这位与以往首脑经历迥异的总统的诞生,让历史的车轮轰隆隆地转了起来。

“第一位太平洋总统”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由美国来访日本的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三得利音乐厅进行的演说中作了这样的发言:”美利坚合众国也许是从大西洋沿岸的几个港湾和城市开始的,但同时数代以来也一直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洲和太平洋不是因这个大洋而阻隔,而是因这个大洋而相连。”他还称”我自己的人生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我这个美国总统出生在夏威夷,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少年时代”,”因此,环太平洋地区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帮助。”奥巴马总统以如下话语结束了在东京的演说:”毫无疑问,作为美国的第一个太平洋地区的总统,我承诺,这个太平洋国家将在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地区加强并持续发挥领导作用。”

奥巴马总统对自己的定位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地区的总统(the first Pacific President)”。考虑到他与前任总统乔治・W・布什迥然相异的成长经历,这就一目了然了。乔治・W作为名门布什家的长子,出生在大西洋沿岸的康涅狄格州纽哈芬,是盎格鲁・萨克逊裔的总统。高中在马萨诸塞州,大学在纽哈芬的耶鲁念书之后,为了获得MBA学位,他又上了哈佛商学院。这些城市无一不位于大西洋东岸。他穿梭于墨西哥湾的得克萨斯州和大西洋沿岸东部各州之间,一直成长于东部的精英世界,为弘扬民主主义和自由等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而倾注心血,与隔大西洋相望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信赖关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乔治・W・布什或许可以称为”大西洋总统”,与”太平洋总统”奥巴马在世界观上大相径庭。

奥巴马则成长在夏威夷、印度尼西亚、加利福尼亚等环太平洋的世界中,之后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纽约和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在夏威夷遇到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在印度尼西亚碰到的穆斯林的人们,都是奥巴马少年时代的朋友。与重视基督教价值观,为保卫西方世界的理念而打响”反恐战争”的布什总统相对照,两人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的奥巴马就任了总统,美国对外政策的关注点自然也就转向太平洋。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奥巴马总统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议会上就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作了如下陈述:”美国迄今一直是,今后也将一直是太平洋国家。”而且在同一个时期里,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强调该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和克林顿国务卿都把太平洋地区定位为美国外交的基轴。世界最大的大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亚太地区联系了起来,正如克林顿国务卿所言,二十一世纪或将成为”太平洋世纪”。

作为世界政治核心的日美中关系

在国际政治中心逐步从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的过程中,今后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呢?中国急遽扩张军事力量,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活动日益活跃。在此形势下,美国和日本又该如何应对呢?中国的经济动向直接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而美中关系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在鸠山政府时期日美同盟发生巨大动摇之际,首尔、新加坡、河内等也出现了不安的声音。美国、中国、日本之间的三边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双边关系,如今都会直接影响到全球秩序的走向。一个世纪以前是英法德等欧洲大国掌握着国际政治的命运,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相比,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

那么,今后的日美中三边关系将会怎样,又将对世界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考虑日美中关系之际,应该事先意识到以下两个框架:第一,加强日美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协作关系;第二,为了与正在兴起的中国相抗衡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在世界政治核心正在转移至太平洋的过程中,美国与中国之间建立起什么样的双边关系,将导致全球的力量均衡发生巨大变化。二〇〇九年一月上台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将如何推进与中国的关系众所瞩目。

二〇〇九年,上台之初的奥巴马政府力图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双边伙伴关系,以确保地区稳定,重建雷曼兄弟破产事件之后的美国经济。重建世界经济、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形成新协定,加强有关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机制,这些问题的实现都离不开美中两国的协调配合。这个趋势早在二〇〇五年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称呼中国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之时起就一贯显现。也就是说,美国的方针是:不仅仅从势力均衡的观点出发把中国当作单纯的”战略上的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而是要促使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开展行动。奥巴马政府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演讲中使用了”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一词,指出美国有必要对中国发展的方向施加影响。

二〇〇九年二月,希拉里・克林顿在她出任国务卿的翌月访问了中国,给世人留下了新政权重视中国的印象。同年十一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使得奥巴马政府重视美中关系的姿态达到了顶峰。奥巴马政府在继承前布什政府重视美中关系的方针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始了新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进一步发展了综合性磋商。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〇年期间,日本新诞生的鸠山由纪夫民主党政府下日美关系出现巨大动摇,而美中关系的紧密性和重要性却进一步增强了。

美国国内甚至有专家提倡”G2″论,认为应该由美中两国家共同管理世界上的各项问题,但这类主张美中协作的论调在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〇年逐步衰退了。二〇〇九年易明(Elizabeth C.Economy)和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两人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G2的神话”的论文,严厉批评奥巴马政府过度依赖美中协作的对外政策。

美中协作乐观论衰退的背后有几个原因。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中国外交在这个时期改变了路线,围绕着”核心利益”摆出了更为强硬的姿态,这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是意料之外的事。人民解放军急速加强了海军力量,把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问题逐步纳入了”核心利益”之中。二〇〇九年三月,中国海军的5艘舰船包围了在海南岛附近活动的2艘美国海军海洋调查船,并且异常接近至10米左右的距离。从此事也可以看出,中国为了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摆出了试图将美国海军的影响力驱逐出中国近海的姿态。另外,二〇一〇年二月公布的美国国防部QDR报告书指出,中国已经逐步有能力对美军接近西太平洋某特定区域实施”拒绝接近(A2/AD)”,并对此表示警惕。对美国而言,与中国的关系依然重要,但是也逐渐强烈认识到有必要从势力均衡的观点出发,对中国的海洋活动做出应对。

二〇一〇年以来,美国政府逐步强烈认识到了美中协作存在极限,对于中国海洋活动摆出了更为强硬的姿态。首先是在二〇一〇年七月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克林顿国务卿就南海的领土问题严厉批评了中国的高压姿态。新出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为给围绕普天间问题产生的日美关系的动摇打上句号,以原有的边野古搬迁方案作为政府方针,同时开始采取措施加强日美关系。同年十二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新《防卫大纲》中则导入了”机动防卫能力”的概念,同时通过加强西南方面的巡逻监视活动,表明了自卫队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一政府方针。二〇一〇年九月出任外相的前原诚司多次与克林顿国务卿举行外长会谈,以此建立起信赖关系,修复了鸠山政府时期受损的日美同盟。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之后,美方代号为”朋友”的救灾行动则向世界显示了日美两国在运用层面顺畅的行动能力。

以上种种都显示出过去五年期间,日美中关系发生了较大转变。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急遽增强,奥巴马政府当初基于”战略再保证”的理论探索双方的协作关系,鸠山政府也基于”东亚共同体”的理论期望发展协作关系。然而,围绕着中国强硬的海洋活动、对西藏的压制以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奖问题,对中关系渐趋恶化,日美又回到了势力均衡的理论上来。

有没有可能在太平洋建立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的中心逐渐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但是太平洋地区依然存在许多严重的国家安全忧虑,其中大部分起源于中国的急速兴起。

在环大西洋地区,美国、加拿大与欧洲各国之间拥有民主主义、自由、人权等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这个同盟关系。由于基本价值观相同,又是国家安全共同体,再加上多重经济联系,环大西洋地区形成了稳定的秩序。

而另一方面,环太平洋地区则只存在日美同盟、美韩同盟等多个双边同盟关系,不存在包含中国等主要国家在内的多国之间的国家安全机构。二〇一〇年东盟成员国再加上日本、中国、美国等区域外国家,启动了ADMM+(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但并没有使之制度化,未能给这个地区带来稳定的秩序。此外,该地区中还存在着中国、朝鲜和越南等这类共产主义国家,也存在着缅甸那样的军事独裁政权,拥有相同的基本价值观并不容易,围绕人权和民主化的摩擦经常发展成严重的国际对立。甚至,连航行自由这一基本认识也因在东海和南海等存在的领土问题受到了阻碍。

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国际秩序由于环大西洋国际制度的存在而得以稳定维持。与此相对照,二十一世纪初期环太平洋的国际秩序则因势力平衡不稳定、缺乏多国之间的国家安全机构、基本价值观的对立、关于海洋权益的对立和领土纠纷等,涂上了不同的色彩。”太平洋世纪”中”太平洋”能否成为”和平之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美中三大国的政治和外交,同时这也与该地区以上述三国为中心建立起怎样的国际秩序相关。

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制度化的进展还不够充分。在经济合作方面,APEC(亚太经合组织)此类协作框架在后冷战时代发展了起来。但是在国家安全方面,该地区的多边协作框架还不成熟。二〇〇六年六月,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安全会议”上提到了”正在出现的亚洲国家安全架构”一语。此后,该领域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现在的环太平洋地区应该说正处于确立稳定的国家安全架构的过程中。

民主党政府的前原诚司外相二〇一一年六月访问华盛顿特区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在该中心作的演讲中,他对于日美两国携手在亚太地区构建稳定秩序的必要性作了如下论述。”今后在正处于变革期的亚太地区,我们日美两国承担的最优先任务或许就是全面采取措施并全力为形成地区的新秩序而努力。现在,完善地区的制度基础是当务之急,对日美发挥作用的期待日益高涨,我们责任重大。”前原外相对于”新秩序”举出了以下三点,即”促进多种多样的区域协作”、”为实现亚太地区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创造环境基础”以及”与共同拥有成熟的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各国加强协作,构建国家安全与经济这两个方面的合作体系”。

实际上,菅直人政府以及野田佳彦丰富也提出了各种举措,旨在发展体现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构想的亚太经济合作、基于新《防卫大纲》的广泛的日美防卫协作、以及围绕海洋安全的区域协作机制等。为了在该地区建立以民主主义、航行自由、法治、人权等价值观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日美两国进行了一定的协作。

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教授阐述了在亚太地区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确立自由主义秩序的必要性。他还指出在中国日益兴起的情况下,重要的是西方各国将中国也纳入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的秩序中去,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其他各国。也就是说,在国际政治学和政策实务的这两个领域中,日美两国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建立包括日益兴起的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新架构。

这个理论在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二日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演讲中已经很清晰。克林顿国务卿指出:”新政府成立至今已一年左右,必须明确亚太关系已经成为美国的优先事项。”这是因为”美国的未来与亚太地区的未来相关联,而该地区的未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发布的美国新国防战略则更进一步强调了美国有必要比以往更深入参与亚太地区的国家安全问题,为给该地区带来稳定发挥领导作用。

日本走向何处?

二〇〇九年一月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诞生以来,对中关系在美国外交中的比重有了绝对性增加。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不复是日美关系,而是美中关系了。同年九月鸠山民主党政府诞生后,围绕着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日美同盟又陷入了动荡。尽管如此,进入二〇一〇年后,日美两国政府内部再次强烈认识到了日美同盟的价值,面对以强硬的姿态开展海洋活动的中国,有必要推出新的政策。

在此提出的明确的方针是:对于中国的兴起,不能单是基于单纯的势力均衡的观点加以封杀,而是应该引导中国进入亚太新架构,力争实现包含中国在内的更为稳定的秩序和经济繁荣。正如本篇开头部分已经论及的那样,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世纪”,美国、中国、日本这些世界前三的经济大国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其中,日本必须着眼于全球力量平衡的变化,为建立包含新兴国家在内的新秩序而开展更加积极的政治和外交工作。政治领域已无暇出现停滞。

目睹中国的急速兴起,日本国内有对于”失去的二十年”的犬儒主义论调和对于日本衰落的悲观主义论调。然而不期而遇的是日本在”太平洋世纪”中跃然站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大西洋世纪”中,日本长时期位于”远东”的边缘,对于许多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只能甘于袖手旁观,但是今后的世界将不复如此。日本需要凭借出色的政治实力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更加积极地开展外交以保障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此,首先有必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的巨大的地壳变动,正确理解这个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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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太平洋世纪”》ΑΣΤΕΙΟΝ 76期 51页至62页,2012年5月(公益财团法人三得利文化财团 ΑΣΤΕΙΟΝ编辑委员会编、阪急COMMUNICATIONS)。本文翻译自上述论文的基础上作者本人2013年1月的修改稿。细谷 雄一

1971年生。1994年立教大学法学系毕业,伯明翰大学研究生院硕士毕业(1996年、国际学硕士)、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博士毕业(2000年、法学博士)。历任北海道大学法学系专任讲师、敬爱大学国际系专任讲师、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专任讲师及副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研究员(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巴黎政治学院客座教授(Japan Chair),2011年出任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教授。2010年9月出任世界平和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战后国际秩序与英国外交』(获得”三得利学艺奖”,创文社出版)、《伦理的战争》(获得”读卖和吉野作造奖”,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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