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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外交 ,工藤泰志  2013年3月4日

【亚洲崛起和回归亚洲】美中新体制与日本外交走向

Photo : miyamoto,fujisaki,tanaka

2012年,美、中等世界各地新体制启动。在中国崛起、美国将对外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的背景下,日本外交要发挥怎样的作用?迄今为止深度参与日美、日中关系相关工作的三位嘉宾就此展开了讨论。

主持人:工藤泰志言论NPO代表(Discuss Japan 编辑委员长) 出席者:宫本雄二 宫本亚洲研究所代表、前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工作。先后任亚洲局中国课长、裁军管理与科学 审议官(大使)、驻缅甸联邦特命全权大使等职,2006年起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2011年起任现职。

藤崎一郎 前驻美大使、上智大学特聘教授 在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学习期间通过外交官考试,毕业前便进入外务省工作。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本政府代表团成员、北美局长、外务审议官(经济)、 日本常驻日内瓦国际机构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等职,从2008年起任驻美特命全权大 使。2013年起任现职。

田中明彦 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毕业后担任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助 理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等职。2009年起任东大副校长。2012年起任现职。

备受期待的稳定外交

工藤:这是安倍政府诞生后的首次讨论,中国等世界多国领导人换届,美国奥巴马总统也迎来第二任期。在此背景下,安倍外交要发挥怎样的作用?

田中:安倍政权成立之前,先是从自民党体制变为民主党执政,之后自民党再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政权。我想这对日本国民而言是非常新鲜的经历。在其过程中,执政党的交替带来了外交基调的相应变化,从而出现了各种波折。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成为战后继吉田茂之后重登首相之座的第一人。与近几年的总理大臣相比,安倍执政经验相对丰富。如何通过发挥这些经验来重新定义日本外交?我想这是其面临的课题。由于近来日本政权频繁更迭,国内民众乃至全世界恐怕会殷切期望日本开展稍加稳定的外交。

工藤:民主党执政以安倍重登首相之座告终,之前日美关系一度出现相当不稳定的局面。加之美国开始将对外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日本的作用开始成为根本性问题。请问藤崎先生,您认为安倍再次出任首相意味着什么?

日美关系没有动摇

藤崎:首先,正如田中先生刚才所说,日本这样的大国每年更换首相极为异常。这种异常状态早日终结,并诞生出牢固、稳定的政权。我想这不仅会全面涉及到经济、外交领域,也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其次,民主党政权确实在诞生之时经历一波三折,但从整体来看日美关系并非一直处于异常状态。比如在普天间问题上民主党基本上回到与自民党相同的路线。不过如上所述,在处理某些问题时两国间的信赖度未必充分。我认为日本的存在感薄弱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如果在美国就会看到,有问题的国家经常被媒体爆料,成为舆论的靶子,甚至还会成为研讨会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美日关系有稳固的一面,不会那么简单地出现动摇。比如对华盛顿而言日本和中国哪个国家更重要?或许会有牵强附会、自圆其说的味道,但我想对美国来说日本的存在价值大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今后也应该是。

工藤:宫本先生,安倍在日中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出任。中国崛起的现实也是其背景之一。第二次安倍内阁要在对华关系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中国的”期待与担忧”

宫本:说到中国,民主党执政时期对华交流方式,或者说对话方式、规则没有确定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 由于是从零开始的政权,实现起来较为困难。我想两国政府难以协调双方立场成为了新的课题。此次自民党上台执政意味着可以回到从前,因此日中间的沟通感觉会比民主党执政时顺畅。

中方对安倍政府可谓是期待与担忧参半。2006年,日中关系因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处于极为严峻的局面,当时出面改善两国关系的就是安倍。从这个意义上,中方对安倍是抱有期待的。不过同时,中方也对其辞去总理职务后的言行心存担忧。因此,中方应该在认真观察,以识破哪边是安倍的真正意图。

然而,政权更迭犹如辞旧迎新,虽然去年厄运缠身,但”新年要有新气象”。我期待政府抓住这一时机,塑造出更便于切实展开对话的日中关系。

工藤:田中先生刚才提到如何重新定义日本外交的问题。那就必须考虑当下涉及日本周边地区的世界趋势如何变化,以及当今日本处于怎样的境地。田中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中国崛起与考验并存

田中:我认为冷战结束并进入21世纪以后,整个世界大致朝着相对固定的方向移动。即随着欧美以外的所谓新兴市场国的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在某种意义上的全球经济版图发生着变化。有人曾指出冷战结束后形成了美国单极统治的世界。当然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的实力相对扩大的局面持续一时,但我想从更长远来看,美国的实力本身也是相对于全球经济版图变化趋势而言。

此外,21世纪初发生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国际社会非常显眼的领域,在其过程中全球势力均衡也逐步发生变化。另外,最近十年,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对扩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其背景下如何在政治方面进行全球治理是当今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我想这对于以往主导世界的美国、欧洲、日本以及那些正在全新登场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重大挑战。

因此,虽然有意见指出”对华关系对日本而言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还是认为在全世界关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打算走向何方的背景下,中国也应该面临着重大考验。虽然日中关系被指极难处理、对日本来说的确也是难题,但我想中国恐怕也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

因此,在尖阁问题上,当然我们日本也必须对各种因素进行考量,但如果考虑到上述两种事态带来的世界对华观就会看出,中国领导人也应该面临着今后该如何开展工作这一非常重要的课题。

工藤:我想再问田中先生一个问题,奥巴马于首次出任美国总统后的2009年在东京三得利大厅称”我是太平洋的第一任总统”,以此昭示他对亚太颇感兴趣、将把重点放在该地区。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转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考验美国

田中:我刚才提到中国面临重大考验,而以往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同样也面临着巨大考验。从某种角度来看,奥巴马是作为力图修正美国单极主导型外交形象的总统上台。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姿态。即便与同盟国的关系出现裂痕也要坚持美国的立场,这一做法在美国国内也未能获得充分支持,在此状况下走马上任的正是奥巴马总统。从这一角度来讲,奥巴马总统应该是想在新的势力均衡以及国际协调趋势下发挥领导作用。然而,兼顾”调作”和”领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困难。尤其是发生雷曼冲击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导作用难以显现。而迎来总统第二任期的奥巴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显示出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姿态,由此一来面临刚才所说的将中美关系引向何方这一费心劳力的局面。

藤崎:在普通的日本人看来,奥巴马可谓是以非常成熟老练的方式表达常识的总统。因此,正如田中先生刚才所说,并非以单极主导的视角,而是非常全面地看待事物。比方说在内政方面,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当下控抢问题成为议题。在我们看来,这些非常易懂。我想从外交角度来看,鉴于中国崛起、亚太地区尚存不稳定因素,对外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事关重要可谓是基于常识的主张。

我也聆听了其在三得利大厅做出上述发言,从那时起,他一直就此发表看法,在实际工作中也采取了派出ASEAN(东盟)大使、出席东亚峰会等各种具体行动。但是,世界局势是否应允这种做法?从近来的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以及伊朗局势来看,中东地区应该会给今后的美国外交带来相当紧张的局面。预计以色列游说活动也将活跃展开。因此我认为,成为焦点的决不仅仅是亚太地区,中东将继续在相当程度上对其投下阴影。不过即便在这种形势下也要重视亚太地区,就像我开头所说的那样,这是极具逻辑性的结论。

工藤:但是,实际上又存在能否兼顾中东与亚洲的问题。

藤崎:的确存在这一问题,不过正如田中先生所说,并非偏重于某一方面,那只是多个着眼点中的一个。

田中:不过从整个国际社会的视角来看,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美国是否对当今北非、西非以及中东的局势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就会被提到协调的一面,但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认为:美国采取的行动似乎不及以往充分。

藤崎:这很难,反过来讲如果采取行动就会被指过头,因此两方面的问题都是存在的。

工藤:亚洲”再平衡”(rebalance)的背景不仅仅是因在阿富汗及中东展开的行动结束而转向此处,背后还有中国崛起的问题。

藤崎:有中国,而且亚太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正在明显加大。而如果综合考量尚存诸多不稳定因素等各种观点的话,亚太正在变得极为重要是通过逻辑推理归纳出的结论。不过并不能因此集中于该地区,应该是处于被各种因素牵着走,同时致力于那些事宜的状况。

工藤:宫本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待?

中国要具有与大国相应的观念

宫本:在这种大趋势下,迄今全球主导者仍是美国,今后也有必要照此下去。中国虽然国家躯体变大,但还没有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中走出来。比如自己如何积极参与到作为所谓公共财产的世界体系、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行列中?虽然这些已开始成为议题,但中国没有就此出台大国方针,而且这些没有表现在具体行动上。

这种说法或许会遭到中方的批评,不过我认为虽说中国躯体变大,但观念与之不相称。实际上这是刚才大家所提出的中国问题中最大的瓶颈。也就是说,尽管对世界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拥有物质力量即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但未能就如何行使这些向国际社会给出明确的方针。

客观地讲,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对全球经济起到微调作用,但要求彻底变革不会对自身带来任何好处。我想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没法正面挑战美国,在军事与安全保障方面也是如此。

在此背景下最好整理思维,并思考什么是对中国而言最佳的对外政策乃至姿态,但包括领导人在内,当下中国在出手前必须先考虑国内因素。也就是说,与以往相比,被国内牵着鼻子走的倾向明显增强。尽管处于必须思考国际问题的阶段,但是应该思考这些的人们优先考虑的却是国内因素。我想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对中国而言也是第一大难题。

藤崎:请问宫本先生,您刚才说中国虽然变大,但观念没有跟上。我想的确如此,不过中国人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有些人应该会根据情况心里打着这样的算盘:采取现在这种思维才会对己有利。比方说在享受WTO(世贸组)、安理会等各种世界框架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其成本,并采取作为第三世界带头大哥的立场,这种做法在外交上符合自身利益。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中国仍将国内视为优先?

宫本:会有这种情况。不过相反,有些情况下这也并不代表全部。2009年左右胡锦涛前往联合国、美国等地访问时大力主张”和谐世界”,昭示了被认为重现孔子思想的对外姿态。然而,这一理念不见得作为中国社会与舆论界的主流贯穿于整个外交政策。与之不同的见解也不断涌现。

您所提到的那种心算也会有,但同时也有过争取成为全球主导者的动向,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觉得与之相比,中国优先考虑的应该还是国内因素。

工藤:诸位会出席很多国际会议,所以平常或许会有所感触。我最近在出席这种会议时多次碰到美中展开激烈交锋的场合。我想这恐怕是正常现象,但在刚才被提及的叙利亚、中东等地,如果中国在多个方面采取与他方不同的行动,就意味着世界走向多极化,但我想对于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中国这一行为主体是不是不可小觑?应如何看待当今世界局势?

田中:某些中国人指出,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并不是总由美国定义、我们被动接受的东西。在我看来,现在很多中国人想强烈表达这一呼声。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社会理念,比如说相关常识大体上都是美国人说的那一套”,但21世纪的现状并非如此,并不是只有美国才有设定命题、确定规则的等特权。我想这是部分中国人想强烈表达的呼声。

照此推理,恐怕就会涉及到宫本先生刚才提到的一点。人们不禁会问:既然提出上述批评,那么中国会提供怎样的国际公共财产,提供怎样的框架才会使美国、中国、或发展中国家更加受益?或许正如藤崎先生所说的那样,从中国外交的实际情况来看,他们的表态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重要问题由发达国家负责解决为好,我们还不便采取对那些事情负责的立场。如果要批评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那我觉得在批评的同时还应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较好。

工藤:美国是想如何应对中国的动向?

受惠于国际秩序的中国

藤崎:当今的秩序确实是以美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规则。联合国、WTO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都是如此。然而这是当今社会的根本,所以日本也接受,并且一直遵循着这种规则。WTO也带来了中国现在的大发展,在联合国中中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非常受惠于这种规则。恐怕在美国看来,应该接受规则的全部,而不是只取其利。海洋法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应该跟我们想法一样吧。好好遵循现在的规则,然后大家来讨论在其中如何予以改善或许还是可以的,但”一开始就说别人建立的规则不行”似乎说不过去,我想就是这样一回事。

田中:实际上,最享受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实现经济惊人一跃的是中国,获得最大利益的国家对现有秩序产生不满,也让人感觉有点异样。

藤崎:政治不也是一样吗?因为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宫本:我认为中国人的观念有若干不同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们拼命要加入WTO,但当时的谈判负责人说:我们并不是为了美国、日本等这样的国际社会而要加入WTO的,中国只要不进行经济改革,就不会进步,不过中国有很大的既得权益,我们是为了打破国内的既得权益而加入WTO的。所以,这个逻辑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当前的课题。如果客观冷静地退一步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中国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我觉得,加入时中国人持有的是另一种逻辑思维,有可能并没有我们所持的那种想法。

工藤:请问宫本先生,我觉得中东问题在今后的国际政治中也有相当大的分量,中东与中国将展开怎样的互动?也就是说,中国对于中东的想法与美国不一样吧。

宫本:最为典型的是,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有必要的是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方式与中东建立关系。是否已经到了通过维持整个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来进一步获得长期利益的地步尚存疑问。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包括与伊朗和阿富汗的关系在内,中国正在采取一定的行动。但为了维持该地区的整体稳定要做出何种努力?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这对中国而言也能获益。不过目前似乎有点看不出中国会为此发挥怎样的作用。

田中:中国一方面对美国这一秩序管理者提出某种程度的批判,但批判的前提还是设想美国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国际秩序。实际上从今后的能源依赖度来看,中国对中东的依赖度远高于美国,所以中东的稳定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然而具体来看,至今还没有什么事例表明中国愿意冒政治风险积极稳定局势。

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

宫本:为了讨论我先提一点,或许日本以及欧美的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如此,最近中国急速地受民族主义牵动,突然大幅转变为对外强硬姿态,这虽是现在的论调,但我认为下最后结论还为时尚早。就算读最近出版发行的中国基本文献,其中也是再三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要想发展经济,若与世界各国发生冲突就会拖经济增长的后腿,只要那一点不产生动摇,中国就会与国际社会保持协调。这么说也许有点说过头,但至少有朝着不要激起波澜的方向努力的强烈动机。

另一方面,因为有国内问题,所以短期来说在处理上也许会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不过,这是否成为了中国的基本对外姿态还有待观察。我认为,在考虑对华关系时还是事先想到中国对外方针根据情况回到从前的可能性为好。

工藤: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后日本外交需要面临怎样的挑战呢?在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的背景下,我想日本的作用也将在外交方面备受考验。也请谈一谈这方面。

在各层次展开多维度外交

田中:说到外交,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众多国际组织,这些主体每天都在开展外交,将日本的外交对象仅仅限定于美国和中国,这种看法略为狭隘。最近,安倍首相表示将展开放眼全球的外交。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固然重要,但每天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多层次、多维度地开展工作才应该是理想的外交。

单从经济角度来看,日本是一个以世界为对象进行贸易及投资的国家,在这一层面上对外关系轴心是日美,友好的对华关系也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要让这些全部成立、以全世界为对象的外交会变得重要。

藤崎:我完全同意,但说到外交的基本方针,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再清楚一点地显示出由自己决定良策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联系固然重要,但什么是好的、做出怎样的贡献应由自己来定。虽然也有过这样的时代,但这种做法或许正在产生动摇。所以我认为自己的事情要切实地由自己作主。我想一旦决定了就不要左顾右盼,或摆出不会再有各种变化这一有分量的姿态,这一点应该很重要。

日本给人的印象我觉得很好,刚才有意见指出日本的外交似乎不稳定,如果政策方面也受此影响而形成了摇摆不定的形象,我觉得现在是应该予以纠正的关键时期。

工藤:由自己作主虽然不难理解,但其假设前提是什么?

藤崎:不论是日本过去对安保条约的修改,还是日韩基本条约、日中和平条约,都是日本在思考的同时开展的外交。有时可能酌情与其他各国进行了应有的沟通,但基本决策由日本做出。对于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经常听到有关集体自卫权如何,TPP如何的讨论,我想应该认为由自己决定就好。

田中:日本的媒体说起来是这样的,当国外的某一行动波及到日本时,媒体会关注政府的应对,有时会从这一角度对政府提出要求。所谓外交,有时候看起来像是仅仅应对这个,但实际上从二战后的日本外交来看并不一定都是如此。就像藤崎先生说的那样,日本是本着自主意识做出合乎时宜的外交决策的。如田中角荣先生和大平正芳先生前往中国致力于两国邦交正常化、福田纠夫先生在马尼拉以心与心的交流为基础构建东南亚政策。当同美国和中国出现问题时如何应对之类的命题虽然被谈到,但这些应该是基于日本自主外交政策做出的应对。

工藤:经常在海外听到这样的声音,说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变得相当小。日本外交面临怎样的问题?

改变被赋予的条件才是大国外交

宫本:我上世纪70年代末期在联合国办事处时曾与美国外交官谈到某一案件,这位外交官说改变此案的条件不就好了吗?我到那时为止,只想过自己如何去配合所接到的案子。而美国外交官却能想到,改变那个案子的前提不就好了。我当时想,这就是大国外交啊。日本人的思维方式都是自己想着去配合这个条件,这应该是日本社会的基本思维吧。然而,想着去改变条件,这样的思维其实是包括中国在内被称为大国的国家所拥有的。在当今世界,考虑什么对自己有利并改变条件,我想这关系到日本社会、日本这个国家的走向。

藤崎:试想一下日本外交的重要工具有两三个,其中之一是ODA(政府开发援助)。相关预算在10年全面财政改革的旗帜下出现减少,但我想这一取向掉头对于从根本上增加日本的分量应该重要。第二是在全面行政改革的背景下,比如努力推陈出新是很重要,但重新认识外交工具的重要性也很重要。比如说外交部门在各个地方安排人,并与当地密切接触。在美国,中国总领事馆只有5个左右,日本则有15个。日本在当地拥有经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人际关系。像美国那样不采用集权方式的国家,这样的工具拥有相当大的意义。财政改革当然重要,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固守拘泥于预算限额的思维定式。像我在开头所说的那样,至少在美国时并没有觉得日本的分量降得很厉害。不过,我觉得这样放任下去的话,应该有变成那样的可能性。

所以说这一点令人担忧。因此,我觉得现在还是尽早改过来比较好。从好感度的意义上来说,虽然不能仅凭84%的美国人喜欢日本、82%的日本人喜欢美国这种民调来评判两国关系,但我觉得因为是相当重要的命题,所以那应该是基础。

另一种外交、草根交流的重要性

宫本:说起向世界发布讨论信息,我们长期在外交前线深刻地感觉到,把日语照原样直译出来是难以发布信息的。有必要努力用对方能够理解的逻辑与语言去传达日本的主张。然而从社会性质来看日本不擅长发布信息。因为”沈默是金”。我认为应该稍朝着发布信息的方向转变。尤其是在日中关系方面,网络空间中有关日本的中文内容越多,就越能直接向中国人传达更多的东西。以这样的形式融入中国社会。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这样的信息发布。另一个被忘记的就是草根交流的重要性。以中国和缅甸的经验来说,这种草根交流实际上超乎我们的想象,把两国社会连在了一起。当然ODA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帮助,也有通过自己的力量展开活动的人。这种草根交流在日本与中国之间、日本与缅甸之间发挥着很大作用。不会中断且有时会壮大,很多人每天通过草根交流努力着。日本社会应该好好认识到这一点,并对其抱有敬意与感谢之心。

没有像日本般开展”深入援助”的国家

田中: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权频繁更迭,首相也易人,外相也易人。我觉得在听到日本没有存在感时就会联想到这样的形象。

不过日本也有很有存在价值的部分,学习日语的人数也在增加。虽然有点自圆其说、牵强附会,但若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像日本般深入当地开展援助的国家。如藤崎先生所说的那样,ODA预算减少这么多本身就是个问题,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找不到像日本那样获得高度评价的活动。加上青年海外协力队和年长志愿者,活跃于世界的日本援助者将近2500人到3000人,他们深入当地村庄从事各项活动。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日本人的存在感并没有那么低。

遗憾的是,如果首相和外相一年换一次的话,就会出现在前往发展中国家之前换人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有稳定政权的稳定外交效果好。

不过,说到日本的ODA有待反省,刚才宫本先生提到信息发布,我觉得对于ODA或日本开展的其他援助活动,日本的知识性信息发布力度略有不足,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所以在这一方面还有改善的余地。

回到有分量的外交

藤崎:我觉得中国或美国在外交态势和分量方面都非常擅长,善于酌情摆出大刀阔斧的态势或强硬姿态。我觉得日本也要稍微在这方面切实下功夫。这会不会逐渐使以往做法产生动摇呢。比如做好对等级别间的工作,如何安排互访顺序等,虽然看起来像是无聊的讲究,但我觉得这有助于增加一个国家的分量。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

宫本:中国无疑是很讲究的。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找到平衡点。在日本是日本的逻辑、日本的价值观。大政治家也应该敞开胸襟与平民对话,存在这样的想法,这是一种美德。如果是这种感觉的话,高级别的人与中国的普通人见面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

藤崎:美国也没有。这是日本特有的。世界是否对此有所了解是个问题。

工藤:稍微转一下话题。海外部分存在日本右倾化的论调。细读就会发现其中也有很多误解,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从正面来讲一讲。这样的认识似乎令人感到意外,大家如何看待这种论调?

日本”右倾化”了吗?

田中:法国大革命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左派右派还是有其意义的,但现今冷战已经结束的时代,分左派右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认为大概所谓右倾化的意思是指人们不太希望看到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在增大。然而,回头看看日本过去若干年,实际上并没有感觉到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民族主义有所增强。所以修改宪法的提议、有关集体自卫权解释的问题等等,都和民族主义没有太大关系,我认为这些都是围绕作为一个普通国家的日本应该怎么办的议论。

宮本:我认为这也是如何传达信息的问题。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面向国际社会真正发布了呢?例如,对于左还是右这样的词汇反应敏感的多是我们的上一辈人。上一辈人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度过青春时代,所以对左和右反应敏感,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对此形成了思维定势,但是我认为年轻一代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今后要如何生存下去呢?特别最近朝鲜、中国有新的动向时,怎样保卫日本的安全,事实上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开始觉察到这一问题。

工藤:那是右倾化吗?

宮本:那不是右倾化。关于日本的安全问题大家都开始觉察,大家都在考虑怎么办,没有什么所谓左和右的。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一些以前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自外部而来,就会把它当成一种威胁,这和实际的威胁是两回事,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开始思考并提出各种意见。结果,日本过去被称作右的一些人的主张,或许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向国际社会进一步介绍现在日本社会的主流见解。

工藤:这种主张日本”右倾化”的多是美国的媒体,藤崎先生怎么看这些报道出现的背景呢?

需要高质量、富有智慧的传宣

藤崎:正如宫本先生所说,有的是凭安倍首相以前的发言及某种现象,或者有的是因为不了解日本至今为止对各种问题的处理方式,出于无知提出那样的说法。

我想媒体报道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不使用强烈的措辞就成不了评论文章,总归要以立场鲜明的形式来写。此前我看过一个NHK电视台的节目,报道日本驻纽约领事馆努力地进行宣传,因为做了多方努力,(美国媒体)开始出现非常善意的反应。要说这个节目的要点在哪里,我认为在美国,比如阅读《华盛顿邮报》以及《纽约时报》的人,不会因为报纸头版登载了中方提供的尖阁岛屿的照片就真的认同他们的那种说法,而要以各种形式进行说明才能使读者了解事实原委。有意见指责日本为什么不做那样的广告、看不到日方的对应等等,但在媒体大打广告未必就是好做法。那个节目透彻地阐述了在背后以看不见的形式进行说明非常重要这一主题。

宮本:我认为当今日本的状况既不是左也不是右。中国有关日本社会的解读在我们来看实在不能苟同。他们抱有自己头脑中勾勒出的一种故事情节,这是有必要结合事实加以调整的。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像中国那样作秀,但向国际社会坚持不懈地提供有力依据是非常重要的。

工藤:请问最后一个问题,日中关系因尖阁诸岛问题日趋紧张。在亚洲再平衡趋势下,日本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共同目标是亚洲的和平与发展

宮本:我认为还是应该着重提及亚洲的共同目标,日本也应该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对日本而言是最为重要的,日本在对华外交方面积极展示追求这一大目标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不可能反对这一方针的。应从追求这一目标的视角出发应对尖阁问题,中国当然也应如此。

但是,现在碍于各自国内的国民感情,很难展开这样的正统外交,这才是造成目前事态非常棘手的最大原因。所以我认为现阶段使对方的社会局势平息下来是最紧要的课题,各方需要为此凝聚智慧。

藤崎:我认为宫本先生刚才提到的一点非常重要,即认为民族主义会在中国扎根并将愈演愈烈的看法过于轻率,有必要加以观察。或许几年后中国会认识到当初的状况有些过火了、对中国而言未必是良策,是否会明确做出上述表态暂且不谈,但对大方向进行修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认为如何、能否引导其朝着那个方向走下去才是关键。

美国第一届奥巴马政府曾向中国伸出援手,那时中国或许因为即将进入领导层换届的过渡期,包括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对应,中方的态度非常强硬,此外对有关海洋法、南海问题的姿态也极为强硬。鉴于这一系列问题,美方如今也开始认识到,中国不严格遵守国际规范是不行的。然而如今进入第二届奥巴马政府,高层人事有很多变动,中国也进入了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体制,有观点认为双方试图重新确立关系。对此,中国会怎样应对,我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掌握着关键。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如何调整对外关系,能否一同加以对应,这是日本对亚太地区外交最关键的问题。

此外,关于此次的岛屿问题,我一直强调以下三点的重要性:即应本着”不让步”、”不大意”、”不挑衅”的原则。此次外务大臣访美之际,大臣岸田文雄会见记者时的谈话,以及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均就不挑衅进行了说明,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

争论孰是孰非找不到出路

田中:无论外交上还是人际关系上都是如此,不要总是急于做什么,像日本这样某种意义上的大国在适当地保持沉稳的态度这一点本身是很重要的。当然在日中关系方面,自去年夏天以来中国国内出现各种反日活动,这本身是令人遗憾的。但另一方面,同中方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仍在持续,双方也保持了人员交流,仍然有10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读书,诸如此类的正常关系并未中断。因此,暂且继续观察动向,正如刚才宫本先生所说,我认为平静地度过这一时期不失为明智之举。不仅是日本,我认为中国也应如此。实际上,外相似乎也采取了这一方针,我认为安倍政权也在以这种方式应对。不过,尽管中国很重要,但日本的外交对象仅仅只是中国,在此期间,我认为日本可以就各种问题同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外交。

宮本:我非常赞成藤崎先生的3项原则。我认为日本跳起事端是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之前的”不让步”、”不大意”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不过,就尖阁而言,已然发生了双方国家权力直接对峙的事态,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如何寻找出路。一旦开始争论孰是孰非就将钻进找不到出路的死胡同,所以我认为暂且将其放到一边才是外交智慧。

东盟的重要性―高瞻远瞩的外交

田中:超越日中两国关系放眼当今世界的话,我认为安倍出访东南亚是非常好的。此事当然可以从对华关系角度进行阐述,但我认为即便不考虑对华关系因素,对日本而言,对日本的国家利益而言东南亚地区本身也具有重要意义。从今后全球经济发展走向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当然重要,但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来看,日本必须积极参与其中是不言自明的。

特别是考虑到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当然应当将其作为重点,如果考虑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趋势,进一步放宽视野来看,南亚、南部非洲以及中南美莫不如此。我认为重视这些地区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幸运的是,东南亚、南部非洲、南亚以及中南美都是对日本评价非常高的地区,对日本而言是可以加分的地区。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地区的关系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看似仅指对美对华,但从全局来看,我认为开展高瞻远瞩的外交更为重要。

工藤:这样的努力应该能够凸显日本的存在感。

藤崎:不应忽视先人留下的遗产,回顾过去60年的日本外交,基本上走的是王道路线,同美国的关系、同中国的关系、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同东南亚、中东的关系,如果说完全正确有过于自我标榜之嫌,但基本上没出现大的问题。因此,我要把刚才的话重复一下,日本一直以沉稳的姿态推进外交,今后也应带着自信开展外交。经常有人说,美国有战略思想、中国有3000年的年智慧、英法有老练的外交手腕,而日本却毫无作为,这些常被媒体提及,但从宏观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绝非如此。

工藤:今天非常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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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言论NPO主办的座谈会”美中新体制与日本外交走向”(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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