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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期 ,外交  2014年8月7日

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

也对于在60 年前也就是战争结束刚刚过去几年时就远渡美国的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提到亚太,首先就想到战争。那是亚太战争的悲惨时代,接下来有过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亚太地域一直是多事之地。战争时许有人会问“为何现在要提亚太共同体”?其实关于亚太、亚太共同体的想法早就有了,也许有人会疑问是否有什么新现象?为何现在要提呢?

代结束了,那之后亚太应该是怎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产生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这样的思考正是我的发问原点。

亚太共同体的定义

入江 昭(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入江 昭(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亚太共同体,起码有两种意味。一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即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许多主权国家共存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以某种形式行动、决策,成其为亚太共同体。比如1950 年左右开始的欧洲国家联盟就是一个例子,可以用这种形式去理解亚太共同体。  首先是应该如何来理解亚太共同体。这里我想将“亚洲”限定为东亚以及东南亚来考虑。而“太平洋”则是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中美、南美,加上太平洋周边诸国而统称“亚太”。

另一种理解的方式是,亚太共同体是作为市民之间、草根交流的场所而存在。

我接受的是后者,认为亚太应作为连接之处而存在。这是因为亚太作为主权国家的集合体是很难形成的,主权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问题、军事问题等诸多问题。国家有着利害、权益、领土这样的意识,国家之间以某种形式合作来建立地域共同体这种事,在亚太地域是很难成功的。我所说的,是在这样的共同体建立起来之前,加强市民之间的连接,我认为那才是积极的和平主义,是面向亚太未来的一条道路。

历史关键词“连接 ”

我并不是现代问题的专家,也不是时事评论家,我只是一个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若说为何历史学家能对将来含有某种程度的确信而发言,那是因为通过最近的历史研究而确认到很好的方向。那就是“不以国家为中心,而是通过以人为本的社会交往来眺望历史”这样一种方向。而其间的关键词则是“连接”。

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研究,都以国家为中心的多。然而最近,我有机会思考从原始时代开始至今人与人的联系,或说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在各地域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并以这种连接为中心而思考历史。

比如在约10年前,我和德国历史学家受德国和美国的出版社之托而编撰《新世界史》,于是编撰了全六卷的新世界历史。那时候,我们思考着“找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世界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最终我们想到了连接的历史。

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安藤裕康颁发 2013 年国际交流基金奖  给江昭教授 照片提供:国际交流基金

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安藤裕康颁发 2013 年国际交流基金奖 给江昭教授
照片提供:国际交流基金

从历史上来说,是有着从中世纪到近世纪,从近世纪到近代,又从近代到现代这样一种流势,左右它流程的是欧洲和美国。若说到产业革命、民主革命或政治运动,很自然会采用以欧美为中心的看法。

而事实上,“连接”,则是一种从世界上大多数地域包括亚洲、非洲、南美等各国而出发的视点。我想要以“世界各地的人们是怎样连接而至今”为中心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计划出版全六卷的新世界历史,去年刚刚出版了涉及19 世纪中到20 世纪中历史的第五卷。一般来说,那是以帝国主义和列强间纷争为中心的“战争时代”。当然,那时候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很多历史都是通过战争纷争来演绎的。但如果仅仅关注这点,可能就会迷失掉那在河流底层所流淌的“连接”。

于是我们以“世界性连接”,也即是“逐渐连接成形的世界”为整体的主题而重新思考了当时的世界历史。以注视人与人的交流而制作的这套新的历史书,在德国和美国出版后,得到了“至今未有过的印象”等好评,我们也很感欣慰。

最后的第六卷,内容是从战后20 世纪后半期也就是1945 年至今的历史,很多历史都以冷战为中心,但我们抱着“以其实是提高了相互依存性的时代来考虑1945 年以后的历史”这种心情编撰,预定很快就要出版了。

就是这样,在尽量着眼于相互依存或说不以国家关系为主而是另以民间人员交往为中心这种历史视点出现后,亚太或者其他地域也可能出现欧洲那样的联合体。我想表达的正是应考虑这样一种亚太共同体。

连接,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或者说历史,在全球性的各种形式连接形成后,即在连接形成的19 世纪后也有过各种迂回曲折而更逐渐提升了连接,那么在亚太地域又会如何呢,这正是我所思考的问题所在。

亚太共同体形成的前提

作为形成亚太共同体的前提,要研究至今为止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有过些怎样的连接,并且将来还有哪些更进一步的可能性?这就是今天议题的中心。

经济上的连接

首先比如说经济上的连接。亚太自然也在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之中,从历史来看,到最近为止都很难说亚太对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有过充分的作用。到20世纪初为止,就算上美国,亚太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也不过约25%,也就是说,亚太地域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只占约四分之一。而且其中15%是美国的,日本、中国、韩国、东南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不过是10%。

从20 世界末情况发生变化,比如亚太地域的国家贸易从60 年代后逐渐增加,其后发展势头很猛,在2000 年时已经占据了世界贸易50%的份额。1990 年时,亚太诸国财富总资产已经超过了欧洲诸国所拥有的财富总资产,亚太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和重要性都急速增加,这种倾向还将在今后继续发展,我认为亚太各国间的所谓区域内贸易将进一步紧密发展。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并非国家之间,而是个人之间、企业之间连接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强。经济上的连接,并非由国家来完成,就比如中国这样的国家,都不是说国家能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而是个人和企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全球化,并非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而最终是个人创造性的问题。比如说IT行业,由个人或是小团队发明创造的产品可能瞬息就传遍了全世界,个人的创造性、传播性、想象力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强,这才是现代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为了发展国际经济,为了进一步加强亚太地域的经济连接,也还是个人的力量十分重要。为此,需要考虑到个人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思考如何才能培育出富有想象力的人才。

此外,经济发展还伴随环境污染问题和能源问题。假定亚太共同体成立,在加强经济连接的同时,其过程中所发生的环境问题是否能够有超越国境的对策。这也是担负亚太共同体未来的一个重要指针。从东日本大地震问题就可以看到,会发生仅仅凭日本这一个国家的力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借世界各国之力而共同解决的问题将会增多。

社会上的连接

从社会连接来说最简单的莫过于人口移动了。与经济无关的人际往来,这样一种纯人际上的连接在亚太诸国将如何发展?

在占有世界半数人口的这个地域,若要以人际连接为前提,那就需要有越过国境的来往。在混合着各种人种、宗教和文化的亚太诸国,人们是如果通过移民、殖民、观光而形成人员往来的呢?在丰富多彩的各色人等相遇时,是纷争和摩擦更多呢?还是从中产生了良好的关系呢?

这里就涉及到基本人权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人到外国去工作和生活,外国是如何接待这个人的?大多数亚洲人在外国有过怎样的经验?北美的人来到亚洲又是经历怎样的接待?也就是说这是各国人种之间的人权保护问题。

可以说到1960 年代为止,情况都不容乐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以白人为中心的国度,有着人种偏见和移民政策,很难与亚太地域产生超越国境的社会性连接。但1960 年代之后,这些国家也开始接受来自亚洲的移民,并且允许定居,情况逐渐改变。在北美和欧洲都逐渐增加了亚洲人定居的同时,亚洲诸国也逐渐有了更多欧洲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也许是我怀有美好愿望,我认为今后可能会朝着互相尊重彼此人权而建设共同增加社会性连接的方向前行。

但是,人权问题并非人种问题。正如国联的人权宣言所述,男女平等、社会接纳智障、残障人员,人们有许多需要解决的课题。如何对应老龄化社会也是亚太内各国的重要课题。如果社会性连接朝着尊重人权的良好方向发展,我认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也是不无可能实现的。

作为背景之一,是各国都增加了NGO组织。除了美国以外,日本、韩国、中国都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为了加深人际往来、草根交流,不仅要加强国家之间的,更有必要加强NGO组织之间的连接,而事实也正如此发展。在中国也产生了保护人权和环境问题的NGO组织,如果各国都能有所增加,那么就加大了产生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

文化上的连接

接下来,我想说说文化方面的连接。作为文化交流场所的亚太是怎样的呢?

从亚太来说,文化交流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自古以来,亚洲各国之间就有了超越国境的文化交流。从日本明治时代起还有了超越太平洋的与美国加拿大的文化交流。那是1930 年代,亚洲诸国和北美诸国之间有过非常多的各种学会和教育家会议。

在亚洲,国际交流绝非从战后才开始的,而是从战前起就有很强的趋势。战前起,媒体和学者、学生之间就有将对话进行下去的气概。即使在日本和中国发生战争之后,或者说日本和美国战争前夕,都有过很多文化交流。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战后,美国和中国断绝了来往时,尼克松总理曾访问中国,即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就开始了文化交流。亚太诸国间的文化连接源远流长,相信还会延续到未来。

这里有一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在形成文化连接的过程中,形成“杂种文化”的可能性。各个角度的重叠、相撞而形成的文化,比如日本和美国之间,可能产生一种既不象纯粹的日本文化也不象纯粹的美国文化的,而是两者相加再除以二那种文化。其实不仅仅是人,就连食物、服饰或者学问,都是彻底发展为“杂种”最佳。而这种杂种化,正可以提高今后形成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

知性认识上的连接

最后要讲到知性认识上的连接。这可算是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互相怎么看待对方,可以一起考虑些什么,诸如此类的连接。如果说知性认识上的连接是形成亚太共同体的一个前提,那么这种连接是否已存在?若还不存在,今后是否有建设的可能?这些就是问题。

我认为这里就要牵扯到历史问题。首先,是否可能产生不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教育?在各国都有自己的不同教育制度,都只使用自己国家的教科书的情况下,是很难形成知性认识上的连接的。正如法国和德国使用同样的历史教科书,在欧洲已经付诸于实践,让来自外国的老师授课,或者用同样的教科书,这种在教育现场建设知性连接是很重要的。

在日本和中国之间使用同一种教科书还有难度吧。但是,如果不以国家制作的教科书为准,而是以民间人士或者以家庭为单位建设知性认识连接是否有可能呢?在美国和日本之间,我感觉已经有了很大进展,我认为今后在亚太全区形成一种共有教育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学问当然是应该共有的,只在日本有用而在中国行不通的学问是不可能有的。但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和中国对于历史有不同的认识。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意见是好事。那是历史解释的问题,而不是个人认识的问题。但是,作为事实,历史只有一种。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只有这唯一的事实。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非洲人还是土耳其人,看历史,都只可能有一种历史。我们必须共有这样的历史。

入江昭教授以《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为题目,在东京六本木的国际文化会馆进行授奖纪念演讲。 照片提供:国际交流基金

入江昭教授以《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为题目,在东京六本木的国际文化会馆进行授奖纪念演讲。
照片提供:国际交流基金

在亚太地域来说,是否有全体人士都达成共识的历史呢?答案是否定的,很明显是否定的。但无论遇见澳大利亚的、加拿大的还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他们都有一种大家一起学习过去,共有历史的姿态。历史学家也在努力于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和研究,获得让大家都颔首同意的结果和结论。这种意义上来说,完全与科学是一样的。没有只在一个国家行得通的科学,也没有只在一个国家行得通的人文科学,只有全世界人类共有的历史。

如果在这里国家要插进来的话,就可能需要“不发表不合适的见解”,但这种事情不能让国家插手,而是因为从人出发,作为一个市民,一个研究历史的人而作学问,不受国家左右。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有种能意识到这种连接,并加强这种流势的劲头,我一定程度上是乐观的。无论目前各国的内政和政治问题如何,都无法改变历史本身。

结语

思考作为连接之场所的亚太共同体可能性时,感到在经济上已经很大程度上达成了,而社会面和文化面也都比起过去有了良性发展。最后的问题就是知性认识的连接了。不仅在学者之间,也要加强普通人之间的知性连接,大家须有一起拥有人类的历史、自然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的气概。

不过,以亚太为中心的连接从未象今天这样强劲。再努力一把,当所有国家的人们都加强连接,从各个角度加强经济、社会、文化、知性认识的连接的话,就能提高亚太整体的互相依存性。无论在国家关系、国益、国家主权、领土等这些方面有怎样的问题,都能在之外的方面加强连接,提高相互依存,那么就也能提高形成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

在超越国境的关联越来越强烈的这个时代,在这个良好的大势所趋之下,我希望能加强亚太共同体。那也能够为世界整体的紧密连接而完成一份职责。

[译自2013年国际交流基金奖颁奖纪念讲演“亚太共同体的可能性”《远近》2013 年11月15日(http://www.wochikochi.jp/topstory/2013/11/asia-pacific-ocean-community.php),本文经国际交流基金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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