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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讨论  2011年1月4日

在孙文墓前回顾亚洲和民族主义

大约半年前,在某个日中关系公开讨论会会场,我向一位中国的外交官说:”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他回答我说:”是呀。可这与日本没什么关系吧。”这让我从心底震惊。我向他讲述了北一辉西渡中国与国民党创始人宋教仁共同生活战斗,以及宫崎滔天、犬养毅、头山满、山田良政和纯三郎兄弟、梅屋庄吉等众多的日本人协助并参与了中国革命,有的人还献出了生命。这回,是他感到吃惊了。”我从没听说过。”他忙拿出笔记本,催促我把这些日本人的名字给他写了下来。

参与辛亥革命的大多是与以后的国民党有关的人士。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是被遗忘,或者是”想要忘掉”的一部分吧。但是,作为外交官,怎能只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呢,我受到不小的刺激。不过,细想来我们这些”脱亚入欧”的日本人又对这些史实”知道”多少呢? 今年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重新探求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确认日本对中国的”建国”所作出贡献的历史。今天环绕东亚的紧张关系是怎样产生的,改变这种局面有哪些方法,为了找到答案,我认为有必要回到100年前,对以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心的那个时代进行一番回顾。

通过山田良政看”亚洲主义”的出发点

19世纪末,面对争先恐后打入亚洲的欧美列强,提倡应该进行抵抗的,便是亚洲主义。虽然对亚洲主义的评价有些部分尚未定论,但一般多在”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思想”定义中展开论述。这是基于把西洋近代文明彻底地作为绝对之善这种史观进行定义的,不免有些过于一元化。

那么,当时支援”中国的建国之父”孙文并挺身投入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亚洲主义者们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例如,山田良政。他在成为中国革命开端的1900年的”惠州起义”中战亡。1920(大正9)年在东京谷中的禅寺全生庵修建了”山田良政之碑”,由孙文亲笔书写了碑文。这个人物是纯粹的亚洲主义者之一。踏寻他的足迹可以看到亚洲主义的原貌。

山田靠同乡的政论家陆羯南从津轻进京,受到兴办实业的重要性的教诲,进入了内村监三执鞭的水产传习所。在那里学习水产加工技术,然后进入商社,以销售干鱿鱼为目的前往大陆。可是,到上海赴任的山田眼前所看到的中国是在清朝统治之下被欧美列强蚕食,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的现实。他在不做些什么不行这一念头驱使下,敲响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大门。

这家研究所是在岸田吟香这位从幕末起就前往中国的实业家的协力下,由原陆军参谋荒尾精设立的。在教授日本人中文、教授中国人日文,尽力开拓日清贸易途径的名目下,这里成为在这片未知大陆招揽人才,收集地势等信息的据点。毕业生中,以山田为首很多人在甲午战争中成为军队的文职翻译。

山田在这里重新学习中文,确信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不论是岸田还是荒尾,以及所有集结在研究所的亚洲主义者们对甲午战争后中国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日本一个国家不可能对抗欧美列强,希望中国觉醒,推翻清朝,作为民族国家独立。” 山田是1899(明治32)年在东京遇到孙文的。回国后的山田访问了逃亡中的孙文,两个人一见面就情投意合。第2年他在受孙文之命的惠州起义中战亡,这已经在前面讲过。

全生庵的石碑上,铭刻着孙文对山田的评价之词。那里不仅写道,山田良政是热爱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是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捐躯的人物,还称其为”兴亚的先觉”。中国的革命,不单是推翻清朝的问题,也是日中两国间的课题。让我们协力复兴亚洲吧。-他便是持有这样一种意识的先觉者。我认为可以把孙文对山田的这番评价,看作是当时日本人标榜亚洲主义真意的概括。

“灭满兴汉”的基因

这种亚洲主义,对近邻的亚洲各国也产生了影响。1907年在东京召开了”亚洲和亲会”。被欧美列强殖民地化的国家以及面临着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也就是中国、日本,还有越南、印度等活动家聚集一堂,宣誓要恢复独立以至建立亚洲各国的合作关系。顺便讲一下,把朝鲜视为自己附属国的中国人,开始对参加这一会议表示为难,但最终还是以对抗列强之大义为优先。

共同振兴亚洲。亚洲主义本是日中共同的目标,但是,后来日中双方发生剧变,在国内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对立。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

其实,在辛亥革命当初,即便是孙文,因其目的是推翻清朝政府, “灭满兴汉”,也就是驱逐当时的满族,确立汉族的统治,所以也带有一种近似于”本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因此,结束2000年来的帝政,1912年诞生的中华民国,原本内涵着以汉族为中心的倾向。这一基因连绵不断承继至今且不断增强。

在一个时期,这种”灭满兴汉”的大中华主义曾经有过变革的刹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效仿第一次大战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表示过以此承认西藏、维吾尔、蒙古等国内的民族独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方向性。

但是,1957年便早早地明确了路线转变。这一时期,周恩来使用的词汇”少数民族的地区自治”,无异于是对”不承认少数民族独立”的宣言。杨海英著《没有墓标的草原》中描写了这一段史实,以”蒙古民族独立”为目的结成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因这一方针转变而全部遇害。

就是这样,始于中华民国诞生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弊端,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政府已经无法抑制,火焰终于喷射出来。最具有象征性的便是围绕刘晓波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骚动。刘氏于2008年12月,在互联网上公开了”08宪章”要求民主化,目前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在服役之中。中国政府对他获得诺贝尔奖表示强烈的反对。将其妻子软禁在家中,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指责。

中国政府之所以如此神经质,是有其原因的。”08宪章”中不仅要求欧美式的民主化,还讴歌建立”中华联邦国家”。已经被毛泽东-周恩来改变的民族自决、少数民族独立的”亡灵”,绝不能容许复活。它与当今中国共产党在一党专制下采取缓慢地接受民主化的基本政策水火不相容。中国政府虽遭到国际性批判,却依然不得不采取强硬态度,证明了他们已感受到各民族独立运动的巨大威胁。

关于当今中国的问题,将在后面再次论述。

造成反日民族主义的”21条”

支那浪人们(指以中国为中心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的日本人)对邻国的革命无偿地倾注了热情,而他们的祖国日本后来变得怎样呢?如前所述,他们标榜的亚洲主义的根底是”日本一个国家不可能战胜欧美列强的力量”这种十分现实的认识。但是,日俄战争胜利后,这种意识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与欧美平起平坐了”,怀着这种幻想,帝国主义式的举措也变得更加明显了。

其佐证就是,1915(大正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领青岛之后,把《21条》要求强加给了辛亥革命之后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这个要求独占山东半岛利益等内容的条款,可以说是日本与欧美列强为伍,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开端。但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政权下,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当然,中国民众强烈反对,孙文等革命派要求撤回条款。

日本当时由大隈重信统领内阁。大隈是靠对外言辞强硬赢得国民威望的典型民粹主义政治家。大正11年举行他的”国民葬”时,民众把会场日比谷公园挤得水泄不通,据说其数目达30万或40万人。同年去世的维新元勋山县有朋的葬礼却只有3000至4000人出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1条》就是由如此受到大众支持的大隈内阁提出的。

实际上,日本国内也有把目光转向批判这一帝国主义性政策的亚洲主义者。例如:北一辉表示,对签订了”21条”以后的日本感到”无比遗憾”,对政府的作法提出了异议。中野正刚也一样。还有石桥湛山,他本着英国式的”海洋自由”战略,主张”领土及权利是不必要的。日本不必是大日本,而是作为小日本努力推进贸易即可。” 但是,批判帝国主义的呼声逐渐销声匿迹,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日本,变本加厉地强化起扩张政策。

1924(大正13)年,为了协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前往北京途中的孙文,途经神户做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他主张:”对中华民国来说,《21条》要求是不平等条约,如果接受就等于承认了日本是帝国主义统治。”之后,他向日本人发出质问:”今后,日本是想成为西洋霸权的看家狗,还是想成为东洋王道的干将”。

不得不承认他的指责正中要害。但是,几乎没有日本人对这一质问进行深思。当时的气氛下,连推拥辛亥革命的亚洲主义者,也对帝国主义才是日本的必经之路确信无疑。

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孙文的发言给予正当评价的唯一的亚洲主义者便是中野正刚。他在论文《孙文君的去来与亚细亚运动》中一语道破:”今天日本的亚洲主义只不过是对抗白人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帝国主义'”,激烈地批判了犬养毅、头山满等亚洲主义者先辈。

顺便说一句,以笔名发表这篇论文的人是中野,很长时间都不被知晓。”中野正刚那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在当时写出这样的文章”,战后学者们的成见抹杀了事实的真相。但是,就是这样的中野,不久也基于”要想对抗列强的侵略,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的思想,渐渐地成为鼓吹大东亚战争的急先锋。

话回到《21条》,它正是日本的亚洲主义从亚洲联合协作向霸权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变质的象征。

因此,它也成为持续至今的中国国民反日民族主义的根源。愤怒的火焰形成把”21条”称作”国耻”的反日游行,发展到反日的”五四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诞生了年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同时,美国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取消《21条》中的日本在中华民国的驻军及日本警察的常驻,日本最终被迫同意。在这一过程中,美中接近,出现了日本被两面夹攻的局面。

不久,突入了轻率的日美战争并制造了今天仍未完全解决的与近邻各国的民族主义对立-。至此,”日本的失败”有不少,其中首先不得不提出来加以批判的,是这个《21条》,它使辛亥革命中建立的日中协作化为乌有。

失去的100年

在文章的开篇部分谈到了”回到100年前”的意义,也是为了反省”100年前与今天的不同之所在”。从结论上讲,”东亚除了日本以外,虽然起作用的面孔发生了变化,但100年前地缘政治学上的构图又展现于今天。”也就是说,发生了”历史回归现象”。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发生了俄国革命,诞生了苏维埃联邦。之后,直到20世纪末,世界进入了与共产主义对立的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西冷战,形成了长期坚固的对立局面。在冷战时代,衡量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标准,在意识形态上属于”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强权政治方面则是”美苏对抗”。

但是,柏林墙倒塌后,日本进入了”第三次开国”时代,上述标准不再起作用。当这些标准全部撤去之后,显现出的是俄国革命以前的标准,也就是围绕宗教、民族、领土和权益的民族主义对立。正确地说是在过分坚固的冷战构造遮掩下,这些标准一度变得模糊,被放置了将近一个世纪从未得到处理。

19世纪末,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欧美列强各自的民族主义高涨,想要垄断更多的财富,时而联手,时而浴血征战。这个时代里,东亚成为欧美列强最后的割草场。俄国、法国、德国,还有最后尾的美国以及亚洲新兴国家日本,都挤入为了维护先行者利益,声称”东亚和平”的英国霸权体制中。

作为近代国家发展显著的日本,成为欧美各国的威胁。为了遏制日本的抬头,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本退还在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接受割让的辽东半岛等。当时,退还给清的权益原封不动地交到俄国手中(中俄密约)。面对这一切,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以”卧薪尝胆”为口号,坚定了发起对俄战争的意志。

100年过后,东亚变成什么样了呢?它确实已不再受欧洲各国干涉了。但是,那里再次爆发了围绕领土、权益、天然资源和海中航道的争夺战。新的成员有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和俄国。此外,美国活像原日英同盟中英国的替角,虎视”东亚的和平”。东亚列强以本国利益为先展开角逐的地缘政治学构图,与100年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这样,代替欧美列强等,在东亚新兴国家之间开始的力量抗衡中,当今势头最旺的,不用说便是中国。中国在袁世凯死后处于军阀割据的内战状态,之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以高速的经济发展,日益增强着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向全世界昭示国家统一、国民同心协力、民族融合的绝好机会。

但是,提到中国国内的实际状况,如上所述,围绕国家统一的纷争、民族对立及贫富之差不断深刻。如果以非联邦式中央集权型的民族国家为目标,比如,语言上强制性地统一使用北京官话,那么会给使用其他不同语言的民族,带来巨大的痛苦,从而刺激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少数民族的独立要求高涨是必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按照一般性说法,当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时,要求政治上的自由,扩大国民权利的民主化运动便会日益活跃。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后期的韩国及台湾的情况,都符合这一说法。今天,上海和广东的平均所得大约在9000美元左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追求民族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恐怕不久将面临咀嚼孟子这番话语的处境。到那时,是否能够大胆地回应民主化要求,给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展示出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方向性呢?这不外是能否克服延续了100年的”灭满兴汉”的中华思想的问题。

能够诉述危机的只有日本

今天的中国,在内部充满矛盾的同时,正在走上一条可称之为霸权主义,也就是与从前的日本帝国主义同样的道路,致使全世界投来不信任和警戒的视线。如果不展示新的文明价值标准,以为”我变得强大了,你得听我的”,采取中国式的”西洋=近代”征服方式,那不能不说是大错特错。

我们日本曾经陷入过本民族中心主义,在世界史上犯下了重大的错误。开始于1910年的合并韩国,强迫他民族使用日语,接受日本文化,实施了一切归于天皇的绝对主义体制。当然,也要求国民坚如磐石地保皇。天皇制绝对主义与当时日本的帝国主义化是表里一体的。

当时日本所走过的帝国主义道路,是在东亚称霸的道路。而今天,中国以军事力量为中心,正在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一方向迈进。我国以自身经历,深知如此发展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我认为,正是这样的日本,才有可能指出中国路线方针的危险所在,也应该这样做。

但是,要这么做需要有条件。那就是要验证日本为什么会失败,把它作为日本的经验,一般理论化。否则,强迫人家听,是不可能的。

这里我再次回想起孙文在100年前提出的”是霸道还是王道”的问题。到底日本人对这个问题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不能嗤笑当时的亚洲主义者们变节。就连我尊其为日本唯一的哲学家的西田几多郎,也于1938(昭和13)年说”有人质问日本是霸道还是王道,其实日本是皇道”,在某种意义上逃避了正面答案。皇道就是一切归结于”万世一统的天皇”。

围绕天皇制这个难题,今天依然置之一旁。1970年三岛由起夫大喊”天皇陛下万岁!”剖腹自尽。他的脑海中浮现的是”美丽的日本=天皇”的原理。司马辽太郎批判了他的思想,认为”专注于制造的日本”、”丢掉思想拼命劳动的日本人”才是日本真正的本质。这正是两个日本的激烈冲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忽视了本不应视而不见的思想冲突。

对孙文的质问,正确的答案很明显就是”东洋王道”。但是,”东洋王道”今天到底在哪里呢?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中国。东南亚各国,经济力量正在急速增长,不久的未来,也将会有民族主义的升温,或许也会朝向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发展。我再重复一遍,能够忠言相告说”那是条错误的道路”的,正是经历过失败的日本。

通往繁荣的道路,不是本民族中心主义,而是在”亚洲和亲会”曾经发挥过作用的亚洲协作,共同摸索和共享亚洲的同一性。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为日中两国认识亚洲价值观创造了绝好时机。

比如,日本政府应该派代表前往参加在中国的中山陵也就是孙文的墓前举行纪念辛亥革命的典礼。这样便能够确认日中协力共进的出发点。

(译自《中央公论》2011年2月号)[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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