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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讨论  2011年9月6日

野田新首相谈我的政权规划 正是现在,才要实行”中庸”政治

Photo : Noda Yyoshihiko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它夺走了许多宝贵的生命和我们无可替代的家园。内阁府推算的损失为16.9兆日元,是阪神淡路大地震的1.8倍。不仅仅是对灾区人民,这场大地震更是给整个日本以及日本的国民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这些无法用数字表示,并且留给他们的是渺茫的希望。原子能核电站的危害还在不断发展延伸,可以说日本面临历史性的国难。

地震发生后的5个月内,我作为日本的财务大臣、一名政治家毅然地应对这次的国难,但结果是:在内阁以及整个国会上都遭到了白眼。

在整个日本国内,有很多斥责的声音:”民主党的政权就是光说却不见具体的政策出台(即光说不做)”、”国会议员到底是干什吃的!”。日本国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理由很明确,尽管日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难,但政治并没有发挥其职能,即集中国家的全部力量。很多国民认为:政府并没做该做的事。所谓政治,就是调整相反的利害关系和价值观,引导人们找出现实的解决方案。而且,议会制民主主义的要点就是:通过不断地相互对话和了解达成共识,有步骤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的”步骤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在急速蜕化。

我相信日本人的力量,就像日本的女子足球团体”瞿麦日本”在世界杯上教给我们的一样,只要全体成员永不放弃,团结一致进行挑战,一定会开拓出日本的重生之路。

现在,日本政治需要做的事就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将”该做的事”付诸实践。这就需要发挥民间的力,同时发挥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智慧,重新构筑统治机能。政治家需要做的事以及正确的态度是:正视现实、不逃避困难、不推卸责任、克服危机、重建新日本。只要时机来了,我会一马当先。

逼近的危机――空洞化

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东日本大震灾后的复兴重建工作。

东日本大震灾发生之前,日本就存在很多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少子、老龄化问题,经济萎靡不前,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现在,这些课题已成为危机,向我们蜂拥而来。

第一危机就是:国内产业衰退,具体来说就是产业空洞化。

过去20年间,汽车、电器生产商等制造业加快了将生产基地从国内向海外转移,导致国内将近500万人失去工作。人们丧失了工作,国内需求降低,这也使得国内的经济进一步缩水。

有人说日本的制造业面临地震前的四重困难。第一,雷曼冲击导致的日元升值问题;第二,韩国、台湾、中国等新兴国家赶超日本;第三,日本和其他各国间的EPA等经济合作协定的延迟;第四,国内市场的低迷。

在之前的这四重困难的包围下,这次又发生了东日本大震灾。东日本的零件工厂在地震中被毁,以汽车产业为中心,零件的供应链中断,主要产业不得已将生产规模缩小。而电力不足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今年夏天,东京电力公司、东北电力公司管辖范围内需求量较大的公司被要求减少15%的用电量。在生产加工企业,很多人认为”在日本维持生产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作为财务大臣,我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避开产业空洞化、就业流失以及重振经济上,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

地震之后不久的3月18日,实行的汇率干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前一天早上,即3月17日,汇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突破76:1的大关。对于这一异常发展事态,我在当天下午就决定实施汇率干预。而我们的对手就是巨大的外汇市场,为了向市场传达这一信息,各发达国家有必要携起手来,联合干预汇市。我也不断地向各国做工作,就在18日早上各国间通过电话会谈同意了通过相互合作来干预汇率。

这是时隔11年以来发达国家第一次联合干预汇市。通过各发达国家的联合干预,市场得到了调节,日元升值这一趋势也得到了改善。而现在,由于美国和欧洲最近发生的事件,导致日元再一次升值。对于汇率,我们需要万分注意。

产业空洞化 对策的实施迫在眉睫,企业可以舍弃国家,但国民却没办法逃离自己的国家。

民主党政权在去年的经济对策中发放了1,400亿日元的补贴,支援生产环保节能产品的企业,没有雇佣,受灾地区就没办法恢复。没有产业,就没有雇佣。要解决就业,就应该出台促进企业重点投资的强有力的政策措施。

实施从全世界引进”人才、智慧、金钱”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民主党政权去年制定的”新发展战略”中明确了维持日本竞争力的具体政策和日程表,这些政策的施行期间为10年。其具体策略就是在绿色创新领域(环境能源)和生命革新(健康医疗)领域发展新的产业,重视不断发展的亚洲市场,放宽限制并调整来自特区、民间资金的社会资本(PFI)等具体政策就有300多个,增强竞争力的相关政策已经具备了。

问题是:政策迟迟不见实行。

应该正视能源、核能

第二危机就是电力、能源问题。

核能的”安全神话”已经崩溃。现在应该先考虑的就是:快速解决福岛第一核电站核爆炸问题。为了防止流言蜚语,必须站在世界的角度彻底查明原因、正确把握受灾状况,在此基础上寻求未来的预防策略。

以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契机,日本政府将推进核能发展作为一项国策,并加速发展。这次的核电站爆炸事故,致使福岛县的人民失去了生活的场所,对这些人以及灾区以外的受灾人士进行适当的赔偿,这当然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重建福岛县对国家来说是一大挑战。政府在灾后重建基本方针中表示,计划在福岛县设立特区,作为可再生资源、医疗领域研究开发基地。并且,我认为政府是不是应该商讨在福岛县聚集国家公立的研究机构。让世界重拾对日本的信任,这同时也可以使福岛县获得重生――这样说也不为过。

现在我们应该商讨的议题是:作为政府、整个国民,”怎样处理核电站问题?”以及”怎样解决当下的电力不足问题?”。对此,至少应该先做一份从现在到三年后这一期间的工作日程表,并且立刻付诸行动。

电力是日本社会的”血液”。地震后,在首都圈内实施计划性停电,引起一片混乱。这也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况。现在,日本政府明确不采取计划停电的方针,但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的电力不足状况一天比一天恶化。

包括东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在内的西日本地区内电力供应不足。现在正在运行的核电站在明年4月份之前将迎来全面的定期检查。这些核电站如果停止运行,那么电力的备用率情况(高峰时期的需求和供给能力之间的比率=供给余力)将会进一步恶化。届时,东日本(东京、东北、北海道)的备用率会降低10%,而中西日本(西日本5公司和中部电力公司)会降低8%,出现降低状况的话将是一大危机。

政府有责任制定措施来稳定电力供应状况。如果大家认识到了现实的严峻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重启经过彻底安全检查的核电站,这应该也是最好的措施。

首先是建立安全的规制,即配备耐性检查体系。其中,应该改变以前的体系,将不符合新标准的核电站反应堆废弃掉。必须重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和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体制,即将两个机构整合起来。同时也应该商讨建立一个组织,以便集中国内外人士的智慧。

配备这样的”容器”,在此之上更重要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做法。如果没有和核电站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官员保持相互信赖,核电站就没办法重启运行。首相自己亲自去事发现场,征询大家意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态度才是解决电力危机的第一步。

关于核电站设备的出口,有些人也持否定态度。但是,我认为不应该突然中止核电站设备的出口。日本作为唯一的被爆国,至今积累了很多核能和平利用的技术。越南、土耳其等国家很信赖日本的技术和国家品质,才选择从我们国家引进原子能核电站的技术。

纵观世界,以新兴国家为中心,原子能核电站的引进潮流依然在不断发展。以这次的大地震为契机,日本将会积累核电站安全的新技术。只要对方国家有需求,我们就会毫无保留地传授其危险性和安全对策,这是只有地震后的日本才能完成的国际新贡献。

核电站出口之际,日本的首脑级人物相继访问各国,进行”首脑推销”。今后也应该去其他国家访问,各国首脑之间相互传达核电站的正确信息和对策。在此基础上再来决定是否引进核电站,这样的话才能重拾世界对日本的信任。

重新订立中长期的能源战略计划也是很重要的。政府的能源基本计划中写明至2030年增设14坐核电站,利用核能来完成50%(总发电量)的发电量。但是,增设核电站明显很困难,重新修改基本计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重要的不是”弃核”和”推核”的对立,而是国民间广泛而又多角度的讨论。在查清核电站事故发生原因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的讨论是很重要的,例如,包括废弃核反应堆在内的综合成本计算、从世界资源的角度考虑以及关于核能利用的能源安全保障等方面。虽然我们的目标是降低对核电站的依赖,但至少在2030年到来之前,在一定比例上充分利用原有的核电站,并不断积累核能技术,这些都是比较实际的选择。

扩大利用太阳能、风力、地热、生物能源等自然能源是新时代的国家战略。

现在,我们国家的自然能源比例只有9%(包括水利在内)。当前的目标就到2020年为止将自然资源的比例提高到20%。虽然这一目标似乎过高,但这是国家应该实现的目标。因为扩大自然能源在确保能源、发展新产业方面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在于革新技术的开发。智能送电网和未来型电表的原理是将太阳能、风力发电等不稳定电能大量存储在蓄电池中,并利用IT(信息技术)来发挥其效果。上述这些新能源领域的技术革新将会使节能技术得到飞跃发展。

节能,也可称作是”创造能源”。伴随着节能技术的发展,家电、汽车和住宅都发生了变化。变化带起了新的产业发展,促进了就业,是日本新的”挣钱工具”。本次的危机从长远来看,有可能是日本产业再生的一大机遇。

丰田集团的创办人丰田佐吉翁在关东大地震发生后的1925年,以个人名义向帝国发明协会(现在的发明协会)捐赠了100万日元,作为电池技术开发的奖金。当时的10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10多亿日元。

丰田佐吉翁开出的条件只有一个,即”发明者只限于日本人”。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人如果开发蓄电池,整个世界的电力行业将会出现巨大的改革。这样的话,日本在工业方面就会雄霸世界。因为,丰田佐吉翁在大正时期就已经认识到了蓄电池是一把金钥匙。

索尼、本田等企业是从太平洋战争后的废墟中发展起来。我认为以蓄电池为开端的电力相关方面的技术革新和新的服务都是诞生于充满企业家精神的中小企业。塑造能够培育企业家的良好环境,不管是在明里还是暗里都给予大力支持,这次是政治的职责。

最大的危机――财政

第三,也就是最大的危机—-财政。地震发生之前,日本的财政状况就是:国家年收入的一半都依赖国债,国家的债务额突破了1,000兆日元,陷入了危机的状况。而东日本大震灾的发生更使得原本的财政危机加剧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证券分析家、等级评定机构、国际机构等都就日本今后的财政运营拉响了警钟。

可能有人会问: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财政问题,而这次为什么会发生呢?阪神淡路大地震当时,国家的年收入只占国债的约20%,一般的政府总债务额(国家、地方政府等借的钱)为400兆日元左右。过了16年,借的钱涨到2.5倍。看来还真不能因为东日本大震灾而放缓健全财政体制的脚步。

我认为,日本财政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政治家在内,全体国民已经习惯了每年借30–40兆日元的借款。因为日本有巨额的个人金融资产,所以给贷款创造了机会。但是个人金融资产和一般政府总债额相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为2-3倍,而日本还占不到1.5倍,我们不得不说依靠国内的个人金融资产来维持现在的借款是很难实现的。

再加上伴随日本老龄化的急速发展,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大也是无法避免的。一方面,社会保障以外的支出是OECD各国中的最低水平,仅仅通过削减年支出来健全财政体系是有限的。也有想法是期待增加经济增长税。但是,经济增长会导致利息和物价的上升,而国家年支出也会随之增加,这未必会健全财政体系。据内阁府的计算,即使以各种理由经济增长了3%、债务额和GDP的比例也会持续增加,没办法实现财政的健全。

我从民主党执政以来,曾任副财务大臣、财务大臣,在碰到国外的一些财政危机时,便和各国的财务大臣一起商讨健全财政的重要性,并推进世界经济的和平发展。

通过交谈和处理事务,我重新认识到一个现实:一旦陷入财政危机,在经济大混乱中一定要实行最严厉的措施,不管怎么不愿意也要这样做。一个国家财政破产所带来的危机可能会通过金融市场波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希腊、葡萄牙也是这样。在陷入财政危机之前有必要健全财政系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忍心增加子孙的债务、让他们背负沉重的责任吗?这就类似于现在的父母或祖父母透支孩子或孙子的信用卡。财政再建是对未来的责任。

政府及执政党在6月30日拟定了推动社会保障及税制一体化的改革方案。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税制的根本改革,在确保养老金、医疗、护理方面的社会保障改革的稳定财源的同时,健全财政体系。同时,支援养育儿童也是极其重要的,比如:社会保险原则上适用于所有劳动者以及幼稚园和保育园的一体化。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保障国民生活的安定,扩大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我将全力以赴地实现一体化改革。

日美同盟是最大的资产

克服面临的三大危机,恢复经济发展以及稳定财政,这是民主党政权肩负的一大课题。稳定的内政、健全的国民经济向来都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前提,是外交力量的源泉。虽这么说,但国家闭塞发展(向内发展)是绝对不允许的。国家安全和和平的国际关系都没有得到确保的话,更别指望经济社会的发展。

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国的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日本所在的亚太地区,近年来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其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在不断带动亚洲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与国际社会保持协调,对于日本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机遇。

另一方面,中国军力正在迅速增强,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且”战略意图不明”,因此成为日本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最令人担忧的因素”。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及东海等领域所显示的军事实力,彰显出其强硬的外交姿态。具有动摇区域内国际秩序的风险。对韩国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的北朝鲜,依然是东北亚地区最严重的不安定因素。

纵观整个世界,新兴国家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而有些国家和地区也显示出了其发展的潜力。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这样的风险,即,欠缺统治力,也就说脆弱、破产的国家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恐怖主义、海盗等非国家组织所实施的威胁行为。

在这种”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国际环境中,要确保日本的安全,毫无疑问首先要提高的就是日本自身的自主安保能力。

去年我作为内阁的一名成员,参与制定了”防卫计划大纲”,在大纲中提出了”动态防卫力”这一规划,即在具备应急性和持久性的同时,由先进的技术和信息能力作支撑。今后不仅要提高防卫能力的质和量,还要着眼于实际的运用,以全面完善日本的防御体系。

日本安全保障和外交最大的资产和基础就是日本自身的努力和日美同盟。这是毫无疑问的。地震中所实行的”友人大作战”是持续了50年之久的两国同盟关系逐渐加深的一大成果。美军和自卫队成功实现了联合演习,使得日美同盟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日美同盟不仅会带来现实的利益,同时还有以下的价值,即,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的尊重、法律支配以及”确保通行自由即IT领域的空间”。日美同盟对实现日本的安定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实现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安定繁荣的”国际公共财产”。

今后,加强日美同盟是非常重要的。从国家安全保障和人类安全保障的角度出发,应该注重今后两国之间的在能源领域方面的合作。以坚定不移的日美同盟为基础,充分发挥与韩国、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以及亚洲各国在地域内的合作关系,不断扩展亚太地区上的合作网络。

以前的首相故吉田茂在著作《决定日本的100年》中引用咸临丸横渡太平洋的壮举,说道:实现明治维新的前辈们,其”冒险精神”才是打开日本近代社会大门的重要因素。我经常想,在严峻的国内形势面前,我们不应该退缩,而是应该充分发挥人类新的边界—-海洋、开发宇宙以及领导风范。

有史以来,日本就是一个靠海长大的”海洋国家”。守护海洋、培育海洋,守护并开拓其上空的宇宙空间,这是我们今后的历史使命。在时代转变之际,最重要就是像这样进取的精神。

政府关于地震后的复兴重建工作已经制定了基本方针政策。即,在今后的10年间,最少也要投入23兆日元的资金用于灾后重建。处理地震中的瓦砾、支援灾区人民的生活、恢复农林水产业、提供就业机会等等,为了实现这些具体的方针,政府必须尽快完成第三次补充预算案以及来年的预算。

要完成这些,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我在文章最开始所说的:重新构筑整个国民的统治机能。而最大的课题就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合作。也就是说,在”扭曲国会”的背景下,如果执政党与在野党,尤其是自民党、公明党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不相互合作的话,很难通过法案,施行政策。政权交接之后,执政党和自民党、公明党在内的野党之间一直无法建立信赖、合作关系。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政权联立或是内阁外的合作,无论怎样的合作形式,执政党即民主党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是真心而非不当企图、是真实想法而非忽悠、是理念而非邪念、是说服而非论争。

国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从这一原则出发,执政党与在野党共同商讨政府即民主党提出的法案,并在国会上商讨更有效地解决方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政府和国会通力合作的成果。

现在国会上商讨的一个重要法案就是关于核电站赔偿补助的问题。在议论中有人称,在野党提出建设性的方案,而民主党听取意见,并期待修正协议是法案成立并通过的一大要因。

“国会是为在野党而开的”,的确是这样。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事,不过,执政党适当妥协是非常重要的。在国会上修正法案,是试探国会议员的力量。委员会之间的讨论也是追求更高水准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就有机会使得”扭曲国会”发挥国会原本的机能。

执政党与在野党取得协商的重要前提就是修正民主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时提出的政权公约。其内容主要是儿童补贴制度、高中免学费、高速公路免收费以及个人农业所得的补偿政策,这一套政权公约有其各自的意义所在。但事实是,与此同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使得现在国民生活的环境以及财政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政权交接后的2年到众议院任期期满为止的这段时间是改革的好时机。我认为应该通过党内讨论,重新考虑宣言书。不是讨论做或是不做的问题,而是研究政策实施的优先顺序以及执行方法。民主党内就经过彻底讨论而商量出来的结论进行整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应该做的就是说明解释。比如:可以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为什么不能实现?等等。说明真相,而非歪曲事实,之后要做的就是虚心接受大家的批判。

此外,我还想重新定义一下所谓政权旗帜的”政治主导”。在自民党的执政末期,我们民主党指责自民党将拟定政策、规划的大半权利交给官僚机构。以此为”反面教师”而发展起来的民主党政权又变成了由政务三首脑在各个省厅发挥领导作用的组织形式。

政务三首脑表决通过法案的形式应该被确定下来。但是,政、官之间的主导权争夺战并没有取得成果。不充分利用官僚组织(专家组),就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而且,在意思表决时并没有搜集到必要的信息和选择项。明确各部分分担的责任,该委托就委托给其他人做,而一些重要的表决责任就交由政治来完成。正确的组织运作才是最重要的。

24年来的街头演说是我政治活动的原点

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那么,冷战结束后席卷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怎样呢?任由市场发展的结果就是”失控”,到破产时刻都束手无策,看来市场经济还真不是万全之策。

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中庸(适中)”:不走极端的社会主义,也不滥用市场经济。这也是一条彻底的现实主义道路。对于努力从地震中崛起的日本经济来说,重要的不是规划多么宽广的蓝图,当然也不是陷入过度的悲观主义中,而是静下心来,面对现实,踏实工作。

说到底我只是一个凡人。和世袭议员不同,我没有强大的经济背景,并不时髦,长相也没什么卖点。但我自认为在现任的政治家当中,我是对清晨街头演说最得心应手的一个。

第一次站在车站前进行演说是在1986年10月1号。过去的24年里,在出任财务大臣的前一天,我都会站在船桥站进行演说,那是我政治活动的原点。进行一天的演说,也能向前迈进0.5厘米。一旦懈怠,不是原地踏步,而是逐渐走下坡路。因此,不管前一天晚上忙到多晚,身体再怎么不舒服我都会依旧站在那里。不幸事件发生,或是被究及责任的时候,更不能退缩。作为政治家,最重要的是用心去体会、感知国民的想法,以及面对他们。这是我通过24年的清晨街头演说得到的经验。

因此,两年前的8月,一些选民想通过政权交替来改变政治,但是最终让他们失望了,这一点我深表理解。而政权交替后,就任国家要职的我也要负起一部分责任。但请再相信我们一次。通过2年的反省,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新的姿态。看着受灾地区的现状,我认为现在没工夫去考虑解散众议院,进行总选举,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执政党与在野党通过真挚的交谈,商讨如何建设新的日本。

地震发生后的4月,我去了灾区,在宫城县和福岛县进行了视察和探望。走国道6号线的时候,我看到一片瓦砾,景象惨不忍睹,而在这一片惨状中,我仍然看到了满开的樱花树。我顿时觉得那些樱花树上寄予着前辈们”希望的灵魂”,他们走过了明治、大正、昭和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日本会重新站起来的。我坚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克服困难。

(译自《文艺春秋》2011年9月号)[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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