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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讨论  2011年11月4日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支援孙文的日本人――梅屋庄吉所追求的理想

Photo : Kosaka Fumino梅屋庄吉(1868~1934年),长崎出身的实业家,日活(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创始人之一。将其在电影产业中所获财富的一半投入到支援的亚洲革命当中。

特别是对领导辛亥革命的孙文(1886~1925年)所进行的支援。孙文在中国以及中国台湾被人们瞻仰为国父。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开始为孙文筹措提供革命运动所需的武器弹药、支持革命机关报的发行,以及对投奔革命志士的援助,包括对革命志士家人的照料,孙文逃亡国外时的旅费,并派遣了一支医疗救护队等等,梅屋庄吉对辛亥革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扶助。

梅屋庄吉进行的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支援,在精神层面上也一直支持着孙文。在革命成功之前,武装暴动失败后,孙文逃亡到日本,梅屋庄吉为他提供了庇护之所。革命后梅屋又鼓励他与之后成为其妻子的宋庆龄走到一起,并且为孙文在日本举办了婚宴等。

然而,知道梅屋行动的日本人却为数不多。即便是与梅屋先生关系很密切的一些人留下的著作中,我们也几乎无法看到梅屋这个名字。其最大的理由是梅屋本人在遗言中叮嘱:”所有的一切都不要公开”。也许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公开的话,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吧。梅屋在生前就没有把自己与革命相关联的事情公布出去。这也许就是与革命相关的人心中的”默契原则”吧。

我出生时,正好是梅屋庄吉诞辰100周年,算起来是他的曾外孙女。亲属们在战后也一直遵守梅屋的遗言。梅屋的子孙们都很好地保管了他所留下的日记以及与革命志士们之间的书信记录、委任状、武器订货单、照片等相关资料。

在日中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庄吉的女儿,千世子毅然下定决心要将一切公开于世。她接受了来自媒体的采访,并应研究者的邀请公开资料,提供资料。我也于2009年11月写了《制造革命的日本人》一书,该书主要记述了梅屋同孙文交往的一生。因为我认为像梅屋这样的日本人是绝对不可以将他埋没在历史长河中的。

1895年,梅屋在香港与孙文相识。当时梅屋27岁,孙文29岁。两人很快发现彼此志同道合,成了立志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革命同志。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末年,在与英国进行的鸦片战争中战败了,香港沦为英国的租借地。孙文向梅屋求助说:”这样下去中国早晚会被西方列强瓜分掉的,中国人民到时就成了奴隶。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中日两国更要团结起来将中国从殖民地进程中解救出来。为了拯救4亿中国国民,为了雪耻亚洲人民的屈辱,为了挽回世界的人道主义,首先要成就我们中国的革命,除了打倒清政府以外别无他法。请一定要支持我们”,梅屋应允道:”君若举兵,我便以财政相助”。于是同孙文结成了盟约。

养育梅屋的长崎风土梅屋是日本的一介百姓,但同时也是抱有支援中国革命以及解放亚洲这一雄心壮志的不凡志士。培育梅屋的正是长崎的风土人情。1868年,梅屋出生于现在长崎县长崎市的西浜町。当时的长崎人都说”去东京的话要带上水杯,去上海只要穿上木屐就可以了”。可见是一个与中国大陆较近的地方。同时,中国人会带来各种异域文化,是一种令人仰慕的存在。梅屋就生长在这样的长崎,他作为贸易商的儿子,是看着各种各样的物与人的你来我往中长大的。在长崎,以小曾根乾堂为代表的协助坂本龙马的商人,他们声援并保护那些从事先进性事业的人们。长崎就是这么一种风土,有很多充满人情、考虑周到且具有国际视觉的人们。正因为梅屋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对外国产生兴趣也是不难想象的。1882年(明治15年),梅屋在年仅14岁时就去过上海。

然而,他到上海之后立刻被小偷偷去了全部财产,只能通过打工来勉强度日。在这里,他看着遭受到欧美人凌辱的中国人,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在生他养他的长崎,人们是非常尊敬中国人的,很友善地称中国人为”阿茶桑”(那边的人)。这个差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天生侠义心肠的庄吉对欧美列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恨之情。

他一回到长崎,就琢磨着”西洋既然拥有能够这样欺压亚洲的力量,那我还必须向西洋学习学习”,于是计划了下一次的美国之行。在前往美国的船上,发生了一件让梅屋彻底决定将来的事情。乘船的3名中国人感染上了霍乱,美国人船长为了怕传染开去,将尚有气息的中国人装进袋子扔到了海里。据说梅屋反复地说”那帮混蛋根本就不把亚洲人当人看,这真的是让我怒不可遏的记忆”。

梅屋回到长崎后,在美元汇率上遭到了失败,背负了巨额的负债。他再次踏上了中国之旅,流浪东南亚等地。在那个时候他邂逅了深谙摄影技术的女性,在香港的闹市区中环地区开了一家梅屋照相馆。就在那里,在英国医生詹姆士·康德黎的介绍下与孙文相识了。孙文曾在年仅13岁之时留学夏威夷,也一直从国外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多愁善感的年轻时代背井离乡,从国外看自己的祖国,这两个人拥有相同的背景,彼此一见如故,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难理解的。

构筑一个多民族共存的亚洲梅屋同孙文所构思的亚洲新秩序是指构筑一个中华系、印度系等各种民族共同生存,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崭新强大亚洲的理想。这个想法与其他亚洲主义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亚洲主义者提倡创建一个以日本为轴心的新亚洲秩序。

然而,有人向清政府告密,将梅屋在香港所进行的革命支援活动举报了。

当时,梅屋逃到东南亚最大的国际都市新加坡。在那里梅屋开始接触电影行业。当时电影产业的收益仅次于军需产业,很有发展前景。拿现在来讲的话,当时的电影产业相当于现在的IT商务,是最先端的产业。

梅屋设立了一个叫”M百代商会”的电影企业,拍出一部又一部新作品。回到日本之后首次上映之时,他在报纸刊登了一则”凭报纸剪报的客人享受半价优惠”的广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优惠券,还同百货商店联手举办活动等。此外,拍摄的日本第一批南极探险队、伊藤博文的国葬等众多记录片和新闻片,引起社会的很大反响。1912年,包含M百代商会在内的四家有实力的电影公司进行了大合并,成立了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日活),同时也为新公司的股份上市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这样,在电影产业中谋取财富的梅屋,将财富中的大半都慷慨解囊花在支援革命上了。也许梅屋真正想做的事并不是在电影商业上扬名,而是为实现”东洋和平”而进行的革命。实际上,很多日本人流于”脱亚入欧”之流,与他们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梅屋不仅仅对中国,而是放眼亚洲各国,支援革命。菲律宾首位大总统阿基诺也是受他支援的对象之一,此外他同印度革命家巴拉卡图拉也一直保持交流。

支援孙文的不仅仅是梅屋一人。直接投身于革命的有宫崎弥藏与滔天兄弟、菊地良一、山田良政与纯三郞兄弟、平山周、萱野长知等人。这些人中特别是宫崎滔天,曾劝说革命与共和国的成立是非常有必要的,引起了孙文的共鸣。在他的自传《三十三年之梦》中,介绍了作为革命领袖的孙文。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在旅日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传阅,让很多日本人和中国人加深了对孙文的认识和理解。在这一点上该书功不可没。而山田良政在1900年惠州的起义中,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支援孙文革命的政治家中有犬养毅、大隈重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等;在野志士中有活动于明治到昭和时期的亚洲主义者、自由民权运动团体”玄洋社”的总帅头山满、九州煤炭王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郞、之后成为众议院议员的秋山定辅;实业家中有安川敬一郞、犬塚信太郞、久原房之助等。

明治维新催生的中日人才交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日本人支援中国的革命呢?连结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明治维新运动。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吸收了西洋的各种制度,快速走向了近代化之路。日本的举动给当时处于列强统治下的中国带来了冲击。当时的日本国力增强,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因此,号召也应该在中国实行立宪制的社会舆论很强烈。另外,作为亚洲一员的日本人打败了白种人这事也唤醒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即使在日本,以明治维新后自由民权运动中失败的革命家为中心,抵抗西欧列强侵略亚洲,对中国革命寄予热情的日本人也为数不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清朝末期很多中国留学生来日旅居,两国加深了自然以及人文上的交流。

在支援革命的日本人中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奔着扩大自己的利益与权利而来的。然而,梅屋整个一生都没有向孙文要求过回报。

南开大学的俞辛焞教授是这样评价梅屋的行为的:”大陆流亡人士或政治家之中,有同情、援助孙文革命运动的,但也有借此利用孙文实施日本对中国的政策。然而(中略),孙文与梅屋庄吉的关系是特异的。他出于自己的理想与人生观,倾注自己的财产诚心诚意支援孙文的革命”。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极尽混乱,追求民众解放的运动不止不休,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约3,000名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即著名的”五四运动”。在这次运动的影响下,1919年10月,孙文将自己在逃亡东京时组建的”中国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孙文也接纳了共产党员,宣言推进中国革命。

1924年,建立国共合作。孙文的一生,为中国的统一鞠躬尽瘁, 1925年3月12日于北京病逝。1929年6月1日,由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国葬。梅屋作为唯一的一名日本人,陪伴宋庆龄守护在孙文的灵柩旁,并作为40名奉送者中的一员抬着棺木登上中山陵安葬孙文的遗体。

孙文逝世后,张作霖被暗杀,关东军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导致日中关系不断恶化。1931年发生了柳条湖事件,中日战争爆发。1932年中国东北被关东军占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州国。并让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出任傀儡皇帝。

即便是中日关系恶化,梅屋也丝毫没有改变立场,他开始了通过民间外交试图来改善日中关系而奔走的日子。

在梅屋离开人世的前一年,即1933年9月,他在一次新闻访谈中,梅屋公开表示:”一部分人想凭借武力征服中国,但是,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动用武力的话,迟早必定会遭到武力的还击。我面对中国人时,就如同面对日本人一样,是同样的心情。了解我的中国人也把我当做同胞来对待,没有任何戒备隔阂。因此,无论任何问题都会顺利地迎刃而解,不会发生不愉快。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丢掉过往的感情问题,从内心真诚相待。日本应该主动采取这样的行动……”。

梅屋坚信只有中日亲善之举才能实现东洋的和平。他同孙文相识30多年倾注了己所之能及。他接受了被称为中国通的外交大臣广田弘毅邀请,作为民间人士为改善中日外交关系进行倡议。他在斡旋中日关系的奔波中终于病倒了,于8天后的1934年11月23日早晨与世长辞。

(译自《周刊经济学家》2011年10月4日号)[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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