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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 ,讨论  2012年3月4日

[特刊――混乱的大学改革] “小政府”究竟能否实现高等教育――从英国角度管窥日本大学的问题

Photo : Kariya Takehiko

苅谷刚彦

国家职能作用的变质2011年3月,在笔者所属的牛津大学日产现代日本研究所召开了一个以”高等教育”为主题的会议。笔者作为企划者之一也参加了该会议,笔者列举的主题是”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职能”。

以国立大学为中心,一路顺利发展的欧洲大学教育目前正处在转型的十字路口。在教育机会增加的同时,却在国家的肩上压下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能否取得与财政投入相平衡的成果,要求履行对纳税者承担会计责任(会计说明责任)的呼声也日益强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开始对大学的教育和研究等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对大学的资金分配结合起来。

尤其是在英国,可能一方面也是与当时正值举国上下都在频繁讨论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否应该上涨这一问题也有关系。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正在不断衍生变化。在这样的一种时期,将日本与英国以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与国家的职能作比较来展开讨论,才有了这次会议。

高等教育与国家职能的作用之所以成为这些国家的一个重大主题也并非不是没有理由的。长年以来,众多欧洲国家都高举义务高等教育的旗帜。正如前文所叙述的那样,大学几乎都是”国立”大学。之所以能够毫无问题地将此维持下来,是因为大学是作为高度的知识生产机构以及培养拥有高度知识的人才机构而受益于社会的。大学类似于一种”公共财产”。这种认识深深地植入在人们心中,再者,能进入大学进行学习的人数也是有限制的。

并不是像美国与日本那样,所有人都想进入大学深造。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研究机构的同时,也是为有限数量的人提供高度教育的教育机构。其背后有”阶级”这堵墙壁。即便是在社会以及经济层面,长期以来持续下来的结构也并不要求有太多的本科毕业生。

然而,在这二、三十年间,欧洲的这种情况也突然发生了变化。在”知识经济”基础全球化的背景下,拥有更高层次的知识以及技能的人才也比以往更加需要了。因此,大学教育的扩张也变得必不可少。

与经济全球化相呼应,将设立以EU为中心,能够实现跨越国境接受大学教育的体制,使拥有高度知识以及技能的人才能够比以往更方便地跨越国境。为此,大学教育的扩大以及创造方便学生们在各国间行动的机构将变得非常有必要。

由于各国财政负担沉重,探讨”福利国家”政策利弊的时机也已经到来了。长期以来,向年轻失业者发放失业补贴这一长期积累下来的财政负担也变得非常严酷。其结果是,就像英国布莱尔政权曾经大力推崇的那样,很有必要将保证”完全雇用”的政策转变为保证”雇用能力”的政策。从这点上看,高等教育的扩充也是极其重要的。

从深化社会平等化进程这点上来看,比起因保险金产生的”结果平等”,提倡扩大教育以及培训机会的”机会平等”来得更与这个时代相匹配—-在这种时代认识及问题意识背景下,即便是在欧洲,这二、三十年间,高等教育的扩大也在急速地推进之中。

然而,若要普遍提供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却存在国家财政负担这一瓶颈。如果要追究会计责任的话,只会留下旧态依然的大学,而且还不允许将公共性的资金继续投入进去。

在这样一种21世纪全球时代要求的背景下,大学教育与国家职能的作用发生了质变。

依靠私立学校与家计的日本大学如果将日本定位在以欧洲型国立大学为中心的大学教育体系中的话,日本的特异性就会突显出来。

第一,与众多欧洲国家相比,日本大学升学人数上升现象很早就开始了。1970年代中期,大学升学率已经超过了30%。而当时的英国还只停留在10%左右的程度。并且,持续大量吸收升学者的也只不过是私立大学而已。国立大学的课程费用也在进入80年代之后持续上升。与以国家为中心负担高等教育费用的欧洲相比,日本即便在发达国家当中高等教育费用的公共性负担较小这一点也是非常显著的。换句话来说,财政层面上的国家职能,原本就是最小的”小政府”。

加之,矢野真和先生所屡次指出的那样,在日本,虽说教育费用由私人负担,但并没有成为所谓的”受益者负担”结构(《患上”习惯病”的日本大学》日本图书中心 2011年)。

实际担负入学费用以及课程费用的是学生家长,而并不是作为教育利益的直接受益者的大学生们。这一点,现在课程费用的上扬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与英国的比较,可以来探讨其对大学”教育”的影响。

英国政府将目前为止年度大学课时费用3,290英镑的上限,转变为根据各大学的自身情况来决定,课时费上限最高为9,000英镑(至1998年为止是无偿的)。据说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增长的状况。该政策成了2010年底以伦敦为首的各地学生发起激烈抗议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之所以导致学生们进行抗议,是因为英国跟日本不同,课时费的直接负担者是作为教育受益者的学生本人。

在英国,课时费的支付采取与学生们大学毕业后所得收入相对应,从工资中预扣的后付款方式。也就是大学教育基本上就是自动由国家发放给学生贷款的方式进行的,成了受益者的负担。因此,将来成为大学生的年轻人们发起了抗议运动。

与此相比,日本大学所需费用的多数部分并不是由学生本人担负的,而是由学生家长来支付的。虽说在日本利用奖学金的学生比率也很高,但是,正如矢野真和先生所指责的那样,还是将此看作是家长给孩子财产分配的一部分来看待比较合理。从学生层面上来看,进大学学习并不是对自己个人将来应该负担的一种投资,而是因为依赖父母进入大学学习的。对在大学里一定要学到知识这样的意识也比较薄弱,可以说这种”依赖性的构造”就是这样与费用负担的构造关联起来的。

并且,私立学校的学生人数量占据了全体学生人数的80%左右。其中大部分私立学校都是财政上比较弱势的学校法人,对课程费收入以及入学费用等来自学生捐献款的依赖度比较高。这种”小政府”所产生的依赖私立学校、以及依靠家庭来承担高等教育发展的是日本大学教育最本质性,而且是构造性的特征,也是滋生各种各样问题的瓶颈。

无论是增加教育机会也好,还是派生因家庭经济能力产生的不平等也好,亦或是在提高教育质量的议题中,多数都是徒劳无获而告终也罢,说起它们的结症,我们可以从国家所承担的财政负担保留在较小的层面上,长期以来提供并扩张高等教育机会(经济实惠)的日本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中找到原因。日本是最早听凭市场原理,以教育的扩张为目的,将国家财政性的负担保持在最小限度的”小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加以实践的国家。原因仅仅就是这些? 不,何止是这样,人才培养的高度化在大力发展全球化的时代中,其瓶颈是日本的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停留在”虽然心知肚明但却无法罢手”这个状态。

既旧又新的问题那么,日本大学教育的哪里存在问题呢?笔者接下来要陈述的问题中多数是很早以来就为人们所指出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最近突显出来的。

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且不管同一个问题被反反复复指出很多次,笔者之所以还想在此进行论证,是因为围绕日本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其它发达国家所推进的教育与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潮流中,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更加突出了,并且也可以看出问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无论怎样,全然不见这些问题的改善。我想把这一点作为问题提出来。

①求职活动 第一个问题是,无法充分确保为期四年的大学教育时间。

正如已经指出了的那样,现在,三年级学生从12月就开始进行就职活动,这种求职活动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年的秋天为止。这期间学生无法将时间完全用于学业,这也是频繁受到质疑的一点,有关这一点却丝毫得不到改善。对大学来说,取得实际就业成绩这一点,也是吸引学生的重要评价基准。除非强行限制就职活动,大学是无法强行要求学生进行学习的。

②教学计划 第二个问题是很难做到课程设计的体系化,大学学习变成了宽泛浅薄的一种学习系统。

就大学方面而言,大体是以一周一次(90分)的课程讲授为原则而提供多种科目的授课。学生们实质上是争取在三年时间内取得学分,所以为期一周左右时间的集中课程无论是种类也好还是数量也好都有所增加。因此,基本上的课程都不需要担负预习工作,而只要好好听讲,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自始至终都是采用这种讲议形式的教育方式。并且,在私立大学,以大班授课的课程居多,即便是考虑一下教师的负担,也能发现学习层面上的反馈以及严密的成绩评价已经成为了一种困难。更何况,因为对课程费用的依赖程度较高,也很难为了维持教育质量,轻易地让不合格的学生退学。其结果是,日本大学生的学习必要性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根据Benesse所进行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态调查》(2008年),一周时间里用于预习以及做课题的时间不到三个小时的学生大约占据了73%(其中0小时的为20%),一周时间里除大学课程以外的自主性学习时间不满三小时的达到了81%(其中0小时的为32%)。也就是说,在日本的大学里,只有在跟着老师上课的时候才进行学习。

③附加价值 第三个问题,作为以上的结果,通过四年时间(实际是三年以下)的学习,究竟获得了多少程度的附加价值呢,这一点也无法严密地进行评价,只要没有万不得已的事情发生,都可以顺利毕业。这样的结构一直在持续着。学习什么,学到何种程度,到底有没有掌握,在这些都没有被问及的情况下就拿到了就职的内定。这一点正是日本社会对大学教育的附加价值不关心的象征。

④硕士附加价值 另外,在前面几点的基础上再添加一点,那就是:大学教育实质上明明是减成了三年时间,在人文社会科方面,却并没有像别的国家那样,完成向研究生教育变位。这一点笔者也会在后文进行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吧。其一部分理由是文科即便是获得了硕士学位,也完全不被雇佣市场认可。也就是说,构不成硕士附加价值。在其它的发达国家,一旦就业之后,就要取得更高程度的学历,目前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日本研究生水平方面的回归教育没有普及也是因为硕士附加价值无法得到保障所引起的。

大家都说培养高水平人才已经成了一种必要,保证教育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等等。然而总的来说,日本的大学就这样带着这些缺点度过了21世纪最初的10年。

没有进行改变的理由这些问题虽然长期以来一直被提出,但即便是在现在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也还是有其原因的。因为长久以来,这样的大学教育结构发挥了一定的机能。

在过去,企业并没有对大学教育抱有太多的期待。就职之际,也并不重视大学期间的成绩,甚至极端的情况,比起那些在大学里好好学习的学生,在大学里以参加体育等俱乐部活动度过大学生活的学生好像更受到企业的青睐。

工作上必要的知识以及技能是通过就职后在实际的工作中(OJT)逐渐掌握。因此,大学只要提供可以显示出训练上的潜能(可训练性)的信号就可以了。在大学入学考试测试出来的偏差值以及大学的排名(或者说在运动部的成绩)就成了这些所谓的信号。这些信号显示出了大学入学考试中必要的努力以及勤奋,再者也显示出了把握要领的好坏程度以及为人处世的能力。

因此,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就业后作为公司的正式职员,通过实际工作可以不慌不忙地掌握知识与技能等。甚至可以说,在这样的时代里,社会并没有必要关心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什么。然而讽刺的是,这个时代同时也是大学入学考试(高考)拥有选拔能力的时代。

“公司排队论”像这样,直到1980年代后半期,小林雅之先生以及矢野真和先生提出了”公司排队论”。日本型大学教育与就业的结构作为”公司排队论”而被样板化了。如果训练能力作为像大学偏差值排行那样一元性尺度可以得以提供的话,在其尺度上的顺序(排列),就产生了一个对期待的就职单位(公司)的选拔,指的就是这么回事情。

如果站在队伍的前头,就能供职于自己期待的企业。相反,如果站在队伍的后面,对自己的就业就非常不利。以这种大学的排名与就业公司的期待值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就业企业就决定好了,就业后各个公司就会慢慢地花时间培养大学生的技能。

因为具备了这种结构,即使大学教育不产生任何附加价值,只要大学入学考试可以提供训练能力的信号,就可以认为大学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当然,这种理解方式说中了在日本这个封闭社会中的竞争结构。无论如何,相对性的顺序被指为问题,在国内封闭的空间中只要有竞争,无论是伴随教育的内容还是没有伴随教育的内容,并不是问题。在封闭的竞争中,相对性的顺序争夺是高考竞争及就业竞争。

并且,其构造基本上现在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实际上,根据雇用政策以及雇用情势的变化,据说本科毕业的正式员工比率还是比较低的,企业内长期的OJT也渐渐发挥不了其机能了。如果这样的话,原则上要追究大学教育的附加价值,然而,企业的行动却与此背道而驰。在封闭的竞争这一框架中,唯有自己不能放弃。因此,即使知道这对人才培养方面来说是起负面影响的,一直以来的结构也仍然会保持下去。

全球化的人才培养竞争然而,在日本国内的封闭性竞争持续过程中,在日本外侧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在大学教育方面,还是企业的人才获得方面,都是以急速的势头推进全球化。大学作为全球化人才培养竞争的负担者受到了注目,称得上世界级的大学相互之间激烈交锋。并且,这种变化的舞台,不断向研究生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只培养研究者)转移。特别是近年来产生了一种硕士水平的专门职业教育,就领域上来讲,产生了商务以及法律、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公共政策等)等社会科学体系科目。

笔者所属的牛津大学也并非是培养研究者,在其课程中心,以取得硕士学位为目标的课程正在急剧增加。其学生数量由2006年的2,821人到2010年急增到4,027人。这其中半数以上(2,209人)的是社会科学。较受欢迎的是可以在一年内获得硕士学位的项目,留学生都蜂拥而至来到这里。虽然笔者手头只有研究生院整体的统计,英国人以外的学生占据了研究生院学生数目的61%。

完成各国优秀大学本科教育的年轻人,希望自己在全球化的人才市场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这促使他们以获得全球著名大学的研究生学位为目标而采取行动,这才有了上述动向。

在笔者所属的社会学科以及跨学科领域研究的研究生院,学生中英国人也是占少数,加上来自EU以及美国的学生,来自中国以及印度、韩国、东欧的留学生也格外引人注目(遗憾的是日本学生非常之少)。这些留学生都是毕业于自己国家一流的大学,以取得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为目标。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已经全球化了的雇用市场里,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具有较高的价值这一点。

大学的品牌战略特别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些毕业于北京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等中国屈指可数的精英本科毕业生们,以牛津这一全球著名大学为目标而集中。他们不仅有卓越的英语会话能力,手头又持有国际通用的硕士学位,大部分留学生都进入全球性企业就职。

为了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大学也采取了教师国际化的策略。牛津大学大约聚集了来自世界100个国家的教师,全体教师中的40%为非英国籍人士。

从世界各地招聘过来的教师,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进行严格地指导。课程中需要学生阅读的课题文献数量也是相当之多(一个课程一个学期让学生阅读的文献数量大概是20本左右,这是常规),并以这些课题文献为基础让学生写报告(论文形式,每次写A4纸10页左右)来进行分析探讨。并且,主要是以个别指导为中心,采用课题小组形式的课程只是在非常少数的学生中进行。牛津的课程设计并不是采取大班授课,避免很多人聚集在一个课堂听讲。而是小班课程并主要以个别指导的形式来让学生充分进行学习。

让学生阅读文献,让学生写很多报告,通过这些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并让学生掌握论证的能力。之所以让学生拥有这些附加价值,是因为这是全球性竞争所需求的。

进行这样细致周到的教育,当然也是需要消耗一定的财力。因此,来自海外的学生需要负担非常之高的课程费用(除EU国家之外,设定了价格较高的课程费)。从大学方来看,通过一年制的硕士课程来接受留学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开始用英语授课,也是为了争取留学生来校留学。在荷兰的学校里,提供了许多只用英语授课的课程就可以取得研究生学位的项目。我们再放眼来看看亚洲,高等教育市场与毕业生劳动市场的全球化进程正在不断深化。美国以及英国等大学加速了进军亚洲市场的速度,他们在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设立分校以及合作学校等。

在日本,虽然1980年代也呈现出海外学校向日本发展的势头,但是因为国家并没有将这些学校认可为正规大学,所以这些学校无法在日本扎根发展。随后,虽然有少部分海外的大学在日本存在,但跟别的亚洲国家相比,发展速度还是非常迟钝的。

被撇下的日本在这种全球化的变化背景中,在日本封闭的空间里,不追求教育的附加价值而采取公司排队的竞争方式就浮现出问题来了。国内的企业争先恐后地早早就录用了大学毕业生,于是就中断了大学生在大学里的教育,而使其降低了价值。长期以来,不认可人文社会学科硕士课程的重要性,只重视4所大学的毕业生。这些都是因为在封闭的空间中只要进行相对有利的竞争就可以了的缘故。

实际上,无论是日本的大学也好,还是国内的应届毕业生市场也罢,都是由日语这一语言的局限以及日本企业的雇用惯例来得以维护的。OECD调查了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其他国籍受雇人员的流入率与流出率。其调查结果显示,在本国内的受雇人员当中,日本是加盟国中外籍人士流入率最低的,仅仅只是0.7%而已。欧美的主要国家都是在10%以上,与他们相比,日本这个社会在吸引来自海外高学历人才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失败的(经济产业省”国际化指标”探讨委员会报告 2009年)。

我们换一种看法,也就是说在另一方面,日本的高等教育人才可以避免同从海外引进的高级人才进行竞争。大学教师的领域也是一样。

在把开展全球化作为一种必然趋势的日本企业当中,也出现了以下一些做法:比如招聘员工时,不仅仅只局限于日本的大学毕业生,而会去海外招聘,在海外当地录用海外大学的毕业生。在日本企业的海外当地法人中,从日本的总公司派遣担当管理工作的人才渐渐变得没有必要了。然而,这点也并没有对日本国内的大学教育市场以及就业市场造成直接影响。

当然,日本大学的国际化战略进程虽然比较缓慢但也已经开始了。文部科学省提倡的《全球30(国际化据点整备事业)》以及,一些私立大学所提倡的用英语授课,所有这些都是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然而,如果用国际视野来看的话,这些努力无论怎么看都只像是半途而废不彻底的。无论来自国家的财政支援,还是来自企业的资助都非常之少。其结果是,包含国家、大学、企业,日本整体都没有实实在在地来进行全球化战略方面的努力。

无论针对大学,还是针对企业来说,除去培养理工科人才的一部分,全球化战略原本就是一件很耗成本的多余之事。如果只考虑不耗费成本地来进行,就会变得越来越消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日本以外的国家,培养研究生层次人才的国际化进程正在不断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将被撇下的是不愿置身于国际竞争,而是依靠一定的市场规模和语言的关卡来进行保护的。据说,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局限于大学。

因此,即使感叹大学教育也无济于事。保持将公共性投资放到最小限度的”小政府”状态,再交由市场的话,也就理所当然选择当前现存的大学教育市场和人才市场。因为并没有改变现状的刺激物。直到这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变化为止,除去少数的前例,现状将只会是越来越糟糕。或者说,包含企业在内的日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将会不断产生负面影响。目前看来很难摆脱这种不合理状态。

在大学要完成的东西,应该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因为无论日本也好,世界也罢,都直接面临着唯有用知性的方式才能解决的课题。我们要追究的是日本社会本身的问题。

(译自《中央公论》2012年2月号,76-84页)[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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