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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讨论  2012年5月4日

经营者的消费税争论――野田首相绝不放弃增税

一刻也不能等了吗?增税之前还有能做的事情吗?野田政权在包含提高消费税等”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改革”中,表示绝不退让的态度,遭到的批判呼声越来越多。日本的财政赤字很明显正处于一种很危险的状态。即便看一下舆论调查等,国民对于增税本身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却对政治家的手法很反感。

在国家的危机时刻,领导者的姿态很重要。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在今年年初对两家企业的高层进行了采访。不用说这两位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经营者。在强有力的领导层下,两家企业突破逆境而不断向前发展。虽然一个是建设企业,一个是流通行业,业种完全不同,但两者都是业界顶尖企业的”改革者”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坂根正弘会长当初作为一名推土机的技术员进入公司。2001年就任社长。当时公司业绩跌落至创业以来的低谷,造成800亿日元的财政赤字,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坂根上任后断然实行构造改革。作为”只限一次的大手术”,开始对分公司进行了整顿和人员裁减。同时,积极推进不让其他公司赶超的”顶尖商品”,使企业的业绩迅速回升。

日本7-11便利店公司的铃木敏文会长,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中也很有信心。使其旗下的7-11便利店创造了历史最高效益。并且计划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再开设1,350家分店。”市场还没有饱和。要在和其他连锁店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其昂扬的斗志不言而喻。他们正在研究以老年人为对象等的市场开发。

从企业的视点来看,有关提高消费税的问题,关键是怎样取得国民的认可。从面向顾客、公司职工积极推进改革的两位人物口中,我们听到了”体验性增税论”的说法。

在成为水煮青蛙之前,蓄积跳出去的力量

――坂根正弘(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会长)

20120504.JPG坂根正弘 或许这个比喻稍微有点过分了,但我觉得现在的日本的确是正处于”水煮青蛙”的状态。把青蛙放在水里,然后在下面加热,刚开始的那会儿,青蛙心里还想:”水怎么慢慢暖和起来了,不过好舒服啊。”但是,当青蛙发现无法忍受高温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知不觉被煮死在热水中。这个国家也正一步步走向它的极限。

最近,欧洲的国债信用评级从AAA跌落,结果使全世界出现恐慌。日本也处于同一个圈里,而且日本的国债信用评级原本就是–AA。处在无暇顾及他人的极其严重的状态。

如果经济规模很大的日本出现国债信用级别下滑的情形,无疑世界将会陷于一片混乱,就像经常说的那样,虽然日本政府的债务很多,但国民个人手里有很多钱,即使贸易收入时隔31年出现赤字,由于在国际收支上保持盈余等要因,成为防止混乱的抑制力量,所以大家还能在极限的状况下忍耐。只是,如果欧洲问题告一段落的话,那么下一个目标无疑将会是日本。

对野田佳彦首相表明的增加消费税5%的决策我表示赞同。

那些对日本的财政持有乐观态度的人,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一旦被市场当作目标之后想要应对的话,提高5%左右的消费税是抵挡不住的。到时候就会不得已地提高10%、15%。将会成为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被置于IMF管理之下的第二个韩国。无疑将会是一场悲剧。虽然现在韩国的经济值得赞扬,但经历过1997年的危机之后,这个国家已变成一个扭曲的社会,难道不是吗? 如果,日本也被逼到这个境地,除非采取电击疗法,否则将不可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只是,国家的领导人绝对不可以使危机变成现实。

我不满意的是在提高消费税之前,编造削减浪费、减少众议员人数、经济或许会变得不景气等各种理由,将这一问题一拖再拖。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需要做的是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不能做到,我认为日本将会走向衰亡。因此,如果要提高国民最讨厌的消费税的话,同时也必须减少众议员人数、降低公务员工资、包括特殊法人在内,大量削减职员数量。另外,震灾复兴重建总部不应该设置在东京而应设置在东北等,应该改变这个国家整体的结构。

大手术要一次完成我是在2001年就任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社长的,当时,在长期的经济衰退中,社会全体都是处于一种严峻的状态中,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也挣扎在自创业以来最大规模的赤字中。有点自我夸奖了,我在一年中就把这个公司由赤字转换为盈余了。

面对病危的患者,如果大手术不是在非常的短的时间内、一次性完成的话,那病人的生命就很难保住了。我认为关于公司的改革也是一样的。既要实现增长,也应该着手降低成本。让部分职工办理自愿退休手续,将借调到分公司的员工全部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在本公司的业务,甚至连一盒名片也要全部重新考虑。首先在消除浪费之后,再考虑成长战略的按步就班的作法,就难以渡过危机。

我想说一下关于改革核心的四大关键。

首先是彻底推进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设置状况的”可视化”。这样的话,全体从业人员就会共同认识到”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的问题所在”。

第二,将成长与成本分开来考虑。所谓的成长论者很容易会认为,即使有多余的成本,只要稍稍提高营业额就能吸收那部分多余的成本。这种想法太过于乐观了。给成长领域投入新生资源的同时,彻底削减不必要的成本,选择与集中才是最重要的大事。

关于降低成本,在日本有句大家经常说的话,即,从一颗螺丝钉上降低零部件的成本,其实还有很多比螺丝钉更没用的花销呢。具体来说,总部业务的间接部门开支的固定费用。应该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这些经费。例如,日本的制造商一直以来都坚持使用独自的IT系统,但我觉得还是穿世界通用的”现成服装”比较好。因为在控制生产成本上、在统一世界各地的工作方法上也会变得容易。如果不在世界人口流动性很高的前提下来考虑办公室工作的话,就无法迅速地展开工作。

另外,人事费用也是一笔很大的固定费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的终身雇佣制度罪大恶极。因为经济总会有波动,要根据波动进行相应的雇佣调整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也是世界上的常识。然而,在日本,雇佣已经被神化。将雇佣的员工解雇是难以想像事。在经济上升时期相应地增加员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为了让员工有事可做,于是就在”事业多样化”的名义下成立子公司。在本行业忙起来的时候再雇佣员工。这样循环往复,无利可图的子公司向小山一样多了起来。

在我就任社长的时候,因为”已经无法忍受”,整理了300家分公司,两年间关闭了百十余家分公司。另外,向两万余名员工发了信件,希望他们自愿退休。

某个经营者,把员工的工资一律降低了10%。我没有这么做。如果什么都没做,就只是将员工的工资统一降低的话,那么员工就不会产生危机感。就会滋生”雇佣还没有危险”、”等经济景气了工资又会涨回来的”等松懈的心态。

所以,作为经营者虽然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但如果不介入雇佣层面就很难产生危机感。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就是那个后健康体,现在,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的雇佣比当时增加了。

顺便说一下,作为成长领域,地域在亚洲,技术层面以环境、安全、信息通信为武器展开攻势。即使削减固定费用,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研究开发费用不能省。

接下来是第三点,不是只讨论自己的弱项。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强项是在制造业,于是方针政策就是要在这一领域决一胜负。在这里,我使用了”顶尖商品”一词。

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陷于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受到国内通货紧缩的影响,而被卷入降价竞争之中。无论是在哪个行业,日本都有很多的同行制造者,经济成长停止的话,各个公司都想着尽量多一台机器转动起来,希望多接到活儿,于是各个公司就展开过度竞争,于是引起价格一路下跌。如果日本独特的激烈消耗战继续的话,与之相应的通货紧缩也会继续下去。

建设机械的需求,与泡沫经济的最高潮时相比跌落了近三分之一,但我还是决定,”先不管市场份额,提高价格”。在这10年间,果断地把价格提高了15%。结果,大幅度地改善了公司的收益,其他公司也想跟着提高了价格。当然,涨价的前提是”顶尖商品”这一高附加值的商品。

第四,就像前面说的那样,重组这一大手术必须一次搞定。

我认为这第四个关键词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国家的。我们的公司曾经直面的课题,基本等同于日本现有的课题。

首先是”可视化”这一问题。政府虽然发表了”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改革”,但是国民完全没有看到这个国家财政危机的实际状况。本来,在约90兆日元的国家预算(一般会计统计)中,每年因巨额的政府债务就产生约21兆日元的利息,不仅仅是利息,社会保障费每年也以1兆日元的速度在增长。即使将消费税增加5%,虽然不能说其效果是杯水车薪,但是也是非常难以追赶上增加的数额。社会保障方面也一样,如果不坦诚地和大家说,请大家忍耐一下的话,是很难得到大家的正确理解的。野田首相是一位很善于演讲的人,应该用通俗易懂、让国民易于理解的言辞亲口发表这一声明。我认为,省略这一过程改革很难取得成功。

不以既存的工作为是关于第二要点的间接部门的效率化问题,政府还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IT行业的结构,因国家和地方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也正在反省,作为本来的顺序,以既存的工作为标准的IT化,应该在谋求IT化之前,验证这项工作是否真的是有必要。一旦把业务IT化之后,就会永久性地失去削减浪费这一机会。所以,我认为应该利用改穿”现成衣服”这一机会排除浪费。

可以说雇佣也是一样的。和大公司胡乱设立分公司是一样,国家以创设特殊法人为始,诞生了很多为退休高层官僚准备的职位。在事业排序上,虽然排开了个别事业,但是没有考虑在这里工作的人应该如何安排这一问题。这样一来,就肯定不会有效果。因为那个人肯定需要寻找其他的工作。野田首相也讨论着要降低公务员的工资,但是却始终没有涉及到要减少公务员人数这一问题上来。

在成长这一方面,我有深切同感的是地方经济的疲软,即集中于东京一地的弊害。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原本是石川县的企业,但是在泡沫经济的时候,以石川县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形象难以招聘到优秀的人才,于是就将总部搬到东京。更严重的是地方的环境不适合制造业的出口。例如,即使从金泽港口出发经由釜山向世界出口,供大型船舶停靠的基础设施也不完善。2005年,我们宣布要在金泽港建立工厂,由于我们现在的名望,国交省和地方立刻把一切都接洽好了,这就是日本的做法。现在,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已经将采购总部和教育总部等总公司机能部门都迁至石川县的工厂。

国家虽然采取统一原则向地方投入预算,但我认为这有很大的浪费。国家给地方钱,各地如果能够考虑用途的话,那么也会与搞活地方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重要的是,这些大手术都必须同时进行。野田首相在公布要提高消费税之后,才说要减少众议员的人数和降低公务员的工资,按理这是应该同时公布的。只有同时做出这些决定,政治家也好,国民也好,都会同时产生危机感。

所谓经济,其实是政治所谓经济,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即是”经国济民”或是”经世济民”。

意思是经营国家、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正是政治嘛。

野田首相是民主党政权当政后的第三任首相,但我觉得他是最可靠的。即使受到来自党内外的批判,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专心于政权的运营,政府和党的年轻干部中有很多将来值得期待的政治家,这些人都很支持野田首相,追求全体的最优化。

本来是由自民党担任这一任务的,但是或许因为对落选待命的顾虑,他们更倾向部分最优化理论。当然,虽然我们也一直期待自民党内部会有很多议员认为这样并不好,但是,现实是我们并没有听到这样的呼声。

也有人说,应该在提高消费税之前进行总选举。确实,日本为了将所面临的问题”可视化”,选举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野田首相在各种场合向国民解释说明,自民党被迫要进行决断。但是,我最害怕的是,在选举时国民对提高消费税说”不”而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失望。

话虽这样说,可一味地追究政治责任似乎也有些过分。如果把政治和经济看作是表里一体的关系,也可以说只有经济的稳定才会带来政治的稳定。同时,近来亚洲经济的成长不是正得益于政治的稳定吗? 20年期间,如果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那无论是换多少届首相也难以平息国民的不满,政治的混乱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无论是怎样提高消费税,经济如果不成长的话,国家早晚都会难以维持下去。现在,通货紧缩越发将经济带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国家在创造成长的机会,民间企业也在寻求意识的改革。

以经营者的视点来看待日本这一国家的话,国民就是乘坐在同一条船上的职员。当然,如果船上的职员不能共同承担风险的话也是不行的。2001年我出任社长的时候,对公司的员工说道,”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责任确实在于经营者,但是大家也不好。大家也应该想想自己为公司做了些什么。”国民也一样,如果大家不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一分子就难以让国家度过这个危机。

现实很残酷,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享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水煮青蛙之前有必要下定决心,蓄积跳出去的力量,无视国民心理的增税是不会成功的

――铃木敏文(日本7-11便利店公司会长)

20120504(2).JPG铃木敏文 在一开始我想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认为永远没有提高消费税的必要。也并不是无论如何都不想缴纳消费税的反对论者。考虑一下日本现在的财政状况,我认为是应该提高间接税的比率。

只是我难以同意在前提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野田首相在”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改革”中提到的提高消费税。

在这里,我再重新确认一下我们所处的状态。

1989在引入3%消费税的时候,或是在1997年将消费税增加到5%的时候,每次都引起了个人消费的低迷。看一下零售行业的销售数据就会看到,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经济陷入了最大低谷。目前,这种比当时的风险要素大大增加的环境下,单纯地提高消费税,后果会是怎样的呢,想想都会害怕。消费者的购买欲会更加低下,到时候企业的收益也会跟着恶化,恶梦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增加。

只是,如果在国内卖不出去的话,有很多制造据点因全球化的经济合理性,必然向海外转移,产业的空洞化日益加剧。因为增加消费税而使得国内的经济进一步恶化,消费减少、企业倒闭增加、失业率上升等负面的连锁反应会接踵而至。当然,不仅仅是消费税,法人税、消费税等税收全体都会陷入下降的局面。

确实,现在在欧洲,各国的财政因国债的级别而引发了问题。因为日本也有巨额的政府债务,大家都在担心下一个就会降低日本的国际债务级别了。当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在这之前国内还有好多的问题要解决。我认为,对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过度反应而要提高消费税的反应是很武断的。日本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成功建立了发达经济的社会。因此,在消费心理方面来说是保守的。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消费税讨论,在我的眼里看来,完全是忽视消费者的心理、目光短浅的政治行为。

我在上面说的所谓”应该出手”的政策,具体是指什么呢?例如,削减众议员人数、公降低务员工资等政治行政改革,导入纳税者号码制度、完善发票制等制度层面,以及从通货紧缩的经济中摆脱出来和制定成长战略等。在这个基础之上,向国民说清楚,有必要举行以消费税为争论点的总选举。

目前,日本的国债95%由国内持有,从这一点来看,与欧洲的希腊和意大利所处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还有制定主动性政策的力量和时间。再加上,从政治上逐渐开始实施在前面提到的政策,在国民和舆论的支持下,我们是可以赢得象征市场信赖的国际债务级别的。也就是说,赢得日本果断解决财政问题的评价。

鞠躬尽瘁向国民做出表率关于削减众议员人数,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试行方案。只是,现在民主党提出的议案迟迟得不到国民的认可。并且,我感到本末倒置的一点是,政府在提出要提高消费税的一个月之后,才终于说出了要削减众议员的人数。

在国民眼里看到的是,说的极端一点,即”只有口号,徒具形式”。我所希望看到的是,国民拍着大腿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以一种规模和速度感而展现出来的政治觉悟。

关于降低国家公务员工资的问题,不是目前所说的下降7%或8%,政治应该发挥真正的领导集团能力,应该出台一项坚定的法案使之能够缩小官民收入差距。

公司也是这样的,陈旧的组织一直没有改革。下定决心进行改革,这本来就应该是作为政治领导人的责任。所谓的政治,不是说在嘴上的,而是要以实际行动,成为改革的主体。有关公务员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通过这样的具体行动,国民的看法也会逐渐改变的。

即使削减国会议员每年的开支、降低公务员的工资,这对于日本的国家财政做出的贡献恐怕也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这里的目的是,通过自身的垂范,才能促使国民产生一种觉悟。如果政治家和官僚们已经习惯了温吞水的环境,国民果真能够同意增税吗? 另外,在考虑税制的基础上重要的是纳税者的公平感。但是,以现在的制度,税收是不是以一种正确的形式在征收呢,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一部分企业和个人在逃脱自己应付的纳税义务,所以有必要引入纳税者号码制度和发票制度,来保证大范围内的公平担负。特别是,即使不提高消费税,如果引入这样的制度,提高实际税收,这样我们就可以预见税收会有很大的提高。在增加消费税之前,应该着手好好地解决作为制度的结构性问题点。但是,如果只是单纯地因担心财政破产而增税的话,以这样单方面的理由增税可能是行不通的。

我认为日本人本来是一个有高度觉悟的国民。所以,政治发挥政治本来的作用,对国民进行诚挚的解释,我认为国民肯定会接受的。一直以来,我们都怠慢了这方面的努力,所以反对增税的呼声很高也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虽说现在也有否定民主党的声音,但对自民党的期待就会骤然升高吗?这也不见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这些年的经验,日本人的政治意识会冷静地观察今后的政治动向从而进行判断。

因此,应该在确定今后一系列的改革路径之后,以总选举的形式,就税制和财政的问题对国民进行征询。希望无论是民主党也好,自民党也好,领导阶层应该站在最前面,共同站在改革者的立场进行讨论。

我们再从政治的话题转移到贸易话题,经济界大部分在消费税增税上是一致的。我如果说”提高消费税的税率还为时尚早,在那之前我们还有应该做的事”,可能会被认为是不理解日本经济现状的发言。只是,即使小学生也知道,为了健全财政就必须提高税收。但如果这是通用准则的话,话题就不会这么轻松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应该怎样安排这个顺序和时间的设定上还缺乏考虑。

总觉得要是上升到”宏观经济”这一大的讨论上来的话,能听到的只有那些大企业的呼声,这也是一个和直接的消费者没有交点的世界。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实际上交纳消费税的是一般的消费者,是国民。在过去的50年间,我一直置身于便利店、超市、百货商店等零售领域,把与消费者的接触作为事业的一部分。因此,通过这样的经验我得出,不能绕过消费者的心理来讨论税率的改革。日本的少子老龄化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进展,在这样成熟经济下的日本人,是对纳税非常敏感的国民。

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做一解释,消费税提高到5%的时候,我们在7-11便利店、伊藤洋华堂的各个店铺实施”相当于消费税5%的减价促销活动”。除了代金券和香烟等,其它店内的所有商品都一律减价5%。我还记得,当初,即使是在公司内部,也有很多否定的意见。认为即使那样做也不会有效果的。当时,我们经常搞一些8折、7折的促销活动,仅仅减价5%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原打算在日本全国同时开展消费税减价促销活动的,但公司内部的意见占有压倒的地位,就做出了如下指示,”既然你们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们就从北海道开始着手”。当时正值北海道拓殖银行倒闭,北海道的经济跌入谷底。在开展活动之后,营业额比上一年增加了175%。于是立刻将这一活动推广到日本全国,果然取得了同样的结果。通常打八折销售的话,最多也就增加20%的营业额。算是题外话了,从那之后,各家公司都在各地开展了类似的销售。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日本人尤其是对消费税有着比数字更敏感的反应,工薪阶层的情况是,因为是以源头征收的方式征税,所以平时纳税意识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写在收据上的5%税金。在欧洲20%的消费税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有这种先例,认为这种制度可以马上在日本实施的想法,我真的怀疑他们是否理解日本国民的心理。

不能理解国民心理的政治家消费与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直以来我就坚持这样认为。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说,如果不理解人们的心理而行事的话就没有意义。

再举一些别的例子。这是我们在实行退还现金活动时的事情。活动期间,拿着买东西的收据,到规定场所进行兑换的话,最多可以退还20%的现金。这与通常打八折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消费者的心理。拿数字来比较的话,两者并无差异,但是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却有明显的差异。

政治也是一样的,不能不考虑人们的心理就贸然行事。因为政治家本来就是由国民直接选举诞生的,是一种必须最理解国民心理的存在。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理解选民心理的政治家开始多了起来。

如果增加消费税的话,日本的国民为了生活就会勒紧钱包。因为不花钱了,经济就难以循环。所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所说的增税论都是在非常轻视国民心理层面的纸上谈兵。

大家如果考虑一下财政,作为”应有之论”对于提高消费税率是赞同的。只是,在实际执行阶段,过半数纳税者的认可是前提条件,可是目前无论如何大家是接受不了的。在这种状况下,即使由政治主导的力量决定下来,如果没有对前景的信赖,国民会发出抑制消费的自然反抗。其结果是经济会进一步疲软下去。

在商品普及成熟化已发展成为完全的买方市场的时代,我们应时刻关心的是消费者的心理。

虽然大家都说国内的便利店已经达到了一种饱和的状态,但我认为成立新分店的空间还有很大。我们7-11便利店营业额增加的原因之一就是抓住消费者的心理,不断推出新的产品。

老龄化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大家都会感到去远处买东西是很不方便的。这对于附近的便利店来说,反而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另外,虽然日本的人口在不断地减少,但是家庭数目却在不断的增加。也就说,因为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比以前减少了,购买商品的量也就减少了。这样一来,一直以来在超市卖的蔬菜和生鲜食品等,可以在7-11便利店中设置专门的小柜台,以优惠的价格进行出售。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在政治方面,也应该寻求为了抓住国民心理而进行的”经营努力”。

在这种时候,有必要注意一下重点。我经常在公司内部这样说,绝对不可以使用”为了消费者”之类的语言。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为了顾客”这句话里潜藏着”是我给你”这样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我认为,”站在顾客的立场”这样的说法是较准确的。在这一点上,对于政治家来说国民就是顾客,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隐约能看见的是”为了国民”这样的一种政治态度。

要提高税率,说白了就是要提高商品的价格。对经营者来说,提高价格是最后的手段,不进行提高商品价值等企业努力就期望销售额会恢复,这恐怕也是难以实现的。日本的财政正处于一种危机状态,正因为如此,在提高消费税之前我们还有应该做的事情。忽视国民的心理,只想在数字上重新谋划财政的重建,进展也不会顺利的。

去年3月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震灾。经过这一年的痛苦挣扎,终于步入了正常的复兴轨道。但关于今年公司的方针,我说道,”虽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我们对这又是严峻的一年要有思想准备,并且我们要将今年变成为积极迎接挑战的一年”。世界经济全体的不透明状况依然会持续。真的很难预见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的方针是无论面对怎样的变化,我们都要积极地应对。未来真的很难预测。关于外汇的问题,尽管每年都会有对汇率做出的分析预测,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是按照预测来发展的。

积极应对变化,这也是说着简单做着难。即使是我们的销售也是很容易固执于以往成功的经验,但是,社会也好、顾客也好,他们是不断变化着的。我认为,站在这样的变化前沿摇旗呐喊的应该是政治的任务。

结束语两个人对于提高消费税的意见,很明显刚好是对立的。

小松产业机械有限公司的会长坂根正弘认为,提高5%的消费税是不可或缺的。他强调 “提高国民最讨厌的消费税。同时必须减少议员的数量、要大幅度减少公务员、包括特殊法人的在职人数。应该在同一时间内处理所有的事情。”主张每年财政支出的削减和增税应该同时实施。

这一主张是以从经营危机中的V字型复苏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坂根就任社长以后,招募自愿退休,并整理子公司。据说,他给每一位公司员工邮寄信件,希望大家能自愿退休。实施了”做最不想做的事”――结构改革。并在当时因降价竞争而引起的消耗战中,宣布建设机械要涨价。最终实现了利润增收。

另一方面,铃木会长虽然认为有必要提高消费税,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是反对的。因为他担心会因为增税引起消费者心理的恶化。如果在消费者极其不情愿的条件下提高消费税的话,经济会失去增长的上升力的。这是在很多认可提高消费税的财界中独树一帜的见解。这与财界的提高消费税论针锋相对。他说道,”这是在非常轻视国民心理层面的纸上谈兵。” 但是,两个人在担心日本财政赤字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政治应该做他们应做的事情。

去年,我写了《清贫和复兴 土光敏夫100语》一书。正好在30年前的1982年1月,第二届临时行政调查会会长的土光敏夫在日本经济新闻”我的简历”栏目中写道,”这样一直袖手旁观的话,国债发行累计总额超过100兆日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时候就担心日本的破产。” 但是,当时100兆的界限如今已上升到1000兆。30年间增长了好大一位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财政赤字水平。这期间,政治家们的感觉变迟钝了。对伴随着社会保障而增加的债台高筑视而不见。

土光临时调查会长虽然取得了国铁大改革的成果,但是,却没能阻止财政赤字的扩大。或许可以说是”失去的30年”。今年这一情况能够结束吗?这得问责于政治的思想准备了。

(译自《文艺春秋》2012年3月号,164-175页)[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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