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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讨论 ,工藤泰志  2012年12月25日

尖阁诸岛问题的解决和今后日中关系

Photo : Miyamato Yuji(L), Takahara Akio(C), Akiyama Masahiro(R)

宫本雄二(L)
高原明生(C)
秋山昌广(R)

围绕日中两国关系以尖阁诸岛问题为开端对立日益严峻的背景以及应该如何解决等,三位一直与中国的有识之士展开过各种对话的日中关系专家进行了讨论。

三人均认为,尖阁诸岛问题的解决为时尚早,日中双方有必要达成旨在避免军事冲突的共识,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三人在讨论中指出,若要和平解决,理性且冷静的态度不可或缺,为达成共识不仅需要政府间对话,民间层面的对话也很重要。(2012年10月)主持人 工藤泰志 言论NPO代表(Discuss Japan编辑委员长)出席者 宫本雄二 宫本亚洲研究所代表、前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京都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工作,历任亚洲局中国课课长、裁军管理和科学审议官(大使)、驻缅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职,2006年起出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2011年起任现职。

高原明生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东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发展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并毕业。历任驻香港日本国总领事馆专门调查员、樱美林大学副教授、立教大学教授等职,2005年起任现职。

秋山昌广 东京财团理事长、前防卫事务次官

东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工作。1991年调至防卫厅,历任防卫事务次官等职。2012年起任现职。

尖阁诸岛的”国有化”与对立的背景

工藤

日中关系因日本政府9月11日购买尖阁诸岛而恶化,中国对于日本政府此项举措的反对活动正在扩大。你们对日本政府此次的做法有何评价?

宫本

首先,我感觉到日本和中国的政府间在各个方面都没能进行顺利沟通。虽然我对中方就”国有化”这个词的解读本身也觉得有些别扭,但我认为中方不一定正确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因此对于日方的处理引发了超出日方想象的反应。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日本不顾再三警告采取了”国有化”措施,因此感到强烈愤慨。与以往日中关系恶化的时期相比,这次的性质更为严峻,必须采取相当谨慎的应对。

工藤

之前日本政府租借了民有地,此次则因为民间土地所有者方面的情况等,而把它们买了下来。也就是说,日本政府认为这只不过是国内所有权的变更,但却引发了如此严重的对立,其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

宫本

虽然简单地将此归因于”国情不同”可能有些不妥,但两国国情还是有很大差异。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下,个人所有的土地转为国有是可能的,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特殊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与”主权”问题是完全不同层面的事。但在土地所有权概念不同的中国,则将其视为”主权”问题,一般都认为”日本采取了新的重大措施”。虽然使用同样的汉字,但两国的报道中分别使用了日中含义相异的”国有化”一词,这也是一个原因。双方必须尽早纠正这种认识的鸿沟。

高原

中方也有对日本的情况了解的人,但大概到了领导人层面,就可能变成即便头脑中理解,但也会想”这个能向国民解释说明吗?”中方以前没有向国民详细介绍实际情况,因此很难做出简单易懂的解释。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现状下,如果是强有力的政府,就或许能说服国民,但中国正处于交接期,政府比较薄弱,因此无法说服国民。从此次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来看,我强烈感受到现在中国政府的脆弱性。

秋山

从结果来看,这个尖阁诸岛问题不得不说发展得很不幸。对于所谓的国有化,我想指出以下两点。一是国家购买民有地这种国有财产化的所有权转移在日本很常见,在此次案例中,我觉得”国有化”这个词不应该被特别强调。不过,我能够想象国有化这个词在中国具有很强烈的语意,因为相互弄错词义而产生了非常遗憾的结果。

第二点是日本政府购买民有地的意图是尽量”不想改变现状”。日本进行国有财产化相反是为了不带来很大的变化。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试图由东京都来购买,因此除了国有财产化这一措施之外别无选择。虽然日本处于这种情况,但日中间依然产生了如此大的认识鸿沟,这个结果非常遗憾。

工藤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政府也感到棘手,必须压制住石原知事的挑衅行为,因此变成国家出面购买。如果这得不到中国理解,那也没有办法。这是沟通障碍的问题,还是即使那样解释说明也无法从本质上得到中方的理解?

沟通障碍与先人的智慧

宫本

对于这一点,有个叫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NGO发表过一份政策报告。其中以南海问题为例,介绍称中国的”外交部与其说是决策单位,不如说是执行单位”,或者说”执法单位之间为取得成果展开了竞争”。也就是说,中国内部协调工作并不顺畅,导致南海问题恶化。我觉得这其中有很多部分也符合于尖阁诸岛问题。因此,”我们日方的解释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被传递到了中国高层?”中国组织的信息传达机制存在的不透明之处,这大概也是现场人员面临的重大问题。

工藤

反过来也可以说,日本政府向中国高层进行解释说明的渠道已变得非常脆弱。

宫本

确实这样。以前曾有前首相竹下登、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等能与中方开展高级别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变脆弱了。

工藤

有关这个问题,我感觉到不仅仅是沟通的问题,双方有关尖阁诸岛问题”搁置论”的解读也存在分歧。我觉得这个尖阁诸岛问题在邦交正常化之际被”搁置”,是当时日中两国政府领导层的一大智慧。虽然日中之间对于外交上是否达成共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正因为这个智慧,日本有效控制的现状实际上得到了认可。如果郑重思考这些情况,日方就需要细心地解释说明这次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不过日方在这一阶段有人主张”不曾就搁置达成协议”。这样一来,维持现状的状况本身在两国间拥有怎样的正当性,就令人感到疑问。

高原

问题在于”何事被搁置了”。说些比较琐碎的话,日方自1972年以来一贯坚持不存在主权问题这一立场。我总觉得,中方似乎误认为民主党政府改变了日本的立场。不过,如果是以前的日本,就不需要说这种话。为什么呢?因为周恩来和邓小平说过不涉及、不谈这个问题,中方也尊重和容许了日本的有效控制并一直保持克制态度。因此,日本没有必要特意去说是否拥有主权。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出现变化。首先,中方1992年制定《领海法》之际,写入了尖阁诸岛的中国名”钓鱼岛”。此外,最近中方频繁派船过来。我觉得这是2010年和今年的问题的一个基本点。

工藤

今年7月举办的”东京-北京论坛”结束后,《朝日新闻》主办了前驻华大使宫本和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之间的对谈。赵先生表示邓小平等以前的中国人的遗训仍然有效,不能看轻。各位认为实际上在中国领导层中过去的共识已遭毁坏,还是理解为搁置论依然得到遵守?

宫本

现在中国有种新的论调称”如果日本不承认这个前提,那就全部推翻重来”。这个会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中国新的正式外交政策上,我们还完全无从知晓。但是目前中国暂时还没有做出新决定,以前的方针还有效,因此就像赵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过,与此相对抗的论调已有出现。

秋山

关于是否有搁置或约定存在各种议论,从现状来看,确实是被搁置的。就像高原先生也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中方也尊重日本的有效控制,不太想改变现状。但至少最近一个月,中方大概非常强烈地感到”日本采取行动改变了现状”。但是,本次问题是日本在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购买了民间所有的土地。就这么一点点事。我觉得最近试图改变现状的无疑是中方。

对于日本的有效控制,或者从国际法上说的行使管辖权,中国正以各种形式发起挑战。中国为改变现状进行了各种挑战。日本必须抓住时机,向国际社会说明这些问题。

高原

比如说2008年12月,中国两艘船在日本领海内徘徊9个小时。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明显转换了”不出手”的政策,试图改变现状。对此,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

经济增长带动中国国力上升,海上执法机构的预算也随之增加,监视船自然也在增多。2006年,中国某海上执法机关在东海的巡逻形成制度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实际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是这次问题的背景。

工藤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国家购岛的事态。这得不到中国的充分理解。是否可以认为,大概是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此次的对立?

宫本

正是如此。日本国内如此多的国民对这次日本政府的行动表示支持,也对中国的对抗措施感到强烈不满。

那是由于在此前的过程中,国民存在强烈不满,认为”日本至今一直遭到挤压,而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妥善的措施”。另一方面,中方则表示这次是日方改变了现状,违反了以前的约定。因此,不管从规模还是内容上,包括游行在内,中方对日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对抗措施,加大了对日施压。

就像多次强调的那样,其中存在相互了解不足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国内难道完全没有人利用这种情况谋私利吗?我觉得难以如此断言。我想这种中国国内的情况也与此次对立有关。

怎样推动解决尖阁诸岛问题?

工藤

为了今天的讨论,我们以日本500名有识之士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回答者约有200人,对于如何评价日本政府购买尖阁诸岛将其变为国有地的问题。回答”无法给予肯定”的人最多,为36.8%。另一方面,虽然回答”给予肯定”的人只有22.6%。但认为”虽然无法给予肯定,但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人达到了27.1%,再加上”这是迫不得已之举”的消极评价,约一半有识之士对此次日本政府的措施表示了支持。

我们开始讨论下一个问题,即应该怎样解决该状况。有识之士问卷调查中也询问了这个问题。首先,关于”是否认为日本和中国能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尖阁问题?”的设问,回答”能够解决”的人为34.2%,仅占三分之一,回答”不能解决”的人达到59.4%,逼近六成。

日本的有识之士大多认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或许相当困难。三分之一回答”能够解决”的人中,当被问及怎么解决时,回答”搁置”的占39.3%,接近四成。通过各种努力最终返回到”搁置”的状态,这种意见最多,成为了一大特色。

那么,通过日中政府间谈判如何解决目前尖阁诸岛的对立,对此各位怎么考虑?

宫本

只有通过对话处理问题。包括不直接触及主权问题在内,我想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处理方法,我们可以将此当作”已经解决”。

不是谋求解决这个问题本身,而是应该缓和目前两国的对立状况,或者不让这种对立状况再次发生,营造出这样的氛围或建立这样的机制。我想能够这就是”解决”了。

“解决”可以具有多个版本,但出发点是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已经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反反复复地相互承诺,因此需要首先确认这个基本问题,然后进入解决程序。两国政府应该尽快采取的措施是不要再刺激对方了。双方就此达成共识后,再开展对话。现在各自的国民情绪有点过于高涨,没有冷静对话的氛围。这样的话,我觉得无法进行充分对话。当务之急应该是让事态趋于平静。

而且,在这里面应该优先着手的是危机管理。两国之间原本就应该建立危机管理框架,在目前还没有该框架的情况下,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双方应该从这点开始对话。

首先需要的是旨在避免冲突的危机管理

工藤

我也赞成宫本先生刚才的说法。也就是说,解决此次问题时,比起解决尖阁诸岛问题本身来,首先两国应该达成一个共识。

为了避免此次对立刺激彼此的国民情绪并造成大型武力冲突,或者不让偶发性冲突导致最坏的结果,我认为双方首先需要达成共识,建立现场热线并实施危机管理。我提议先做这一点。也就是说,建议两国先再次认真确认《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中和平解决、不诉诸武力的共识,从这里开始。

高原

我也完全赞同,但需要考虑那时的”武力”指的是什么。当然,自卫队和海军无疑是武力。重要的是双方确认绝不动用这些。那么,中方像现在这样派出很多相当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的船只,这也是某种力量的行使吗?我想可以这么认为的。

日方应向中方强烈要求”这种事态持续下去,万一发生事故怎么办?无论如何不要派船”,应该严厉告诉中方”如果不先停止这种挑衅行为,就无法展开对话”。

关于这一点,日本人似乎略显太过规矩了。

工藤

此前,日中政府间已就建立现场热线等展开了各种讨论,但没有取得进展。

秋山

日中在危机管理方面要做的事很多,如防止海上事故、军事部门之间建立旨在管理危机的热线等。而这些不仅限于尖阁问题。

如果把范围限定在尖阁诸岛,那么双方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避开有关军事问题的讨论。在日本,一向有意见认为讨论军事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很危险。对此我一直持批评态度,但对于尖阁诸岛,我认为现在讨论军事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的部分势力对军与军的冲突翘首以待。这是非常可怕的,要注意不要被引入其中。

其次,正如高原先生和我刚才所谈及那样,日方应更加明确地提出”企图改变现状的是哪一方”的问题。不论是渔政还是海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国家力量,是Force。必须对这些船只进入日本领海不肯驶离表示强烈谴责。

宫本

刚才我提出”让事态趋于平静”,是因为在现场难以感受到就上述情况等进行对话的氛围。

这也跟中国的体质有关。在国家提出大政方针的情况下,敢于在大潮流中标新立异,也就是通过与日本积极对话使事态往好的方向发展,在中国的现场究竟有没有这种思维方式?刚才高原先生也指出”中国不断向日本尖阁诸岛的领海派遣公务船”,有必要让中方对这些予以思考。中国应该理解日本的国情,采取克制的应对措施。日方也要尽可能避免刺激中国的舆论。

工藤

在政府间磋商上,没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

宫本

“必须降温”的理由是如果不降温,中国外交部就不会公开出面活动。因此,必须先降温。

高原

“如何才能抑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情绪?”这是个难题。

不过为了降温,日方必须避免再以某人轻率的发言或行为刺激对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开展政府对话与民间层面对话的作用

秋山

建立旨在危机管理的热线或签署旨在防止海上事故协议的工作尚未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日中关系还不成熟,必须及早推进这些工作。中国最近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但进展非常缓慢。

与此问题情况稍微不同,从现实形势来看,日中两国难以启动旨在解决尖阁问题的政府间磋商。虽然最终必须展开双边对话,但由于日本主张”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这暂且被视作了前提。而我们可以采取半官半民的方式,努力在民间层面改善两国关系,展开对话。

工藤

请问宫本先生,如果难以进行政府间对话,那么就要切实配合推进1•5(半官半民)或民间层面的对话,否则会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是这样吗?

宫本

尽管如此,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并没有完全被堵。不过,由于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畅通,因此双方要继续努力推动政府层面对话,也有必要推进民间对话。

这与我加入的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的存在意义也有关系。我很久以前就谈过”成熟民主主义”的意义。具体来讲,既然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力度如此之强,那么反过来社会民众也要对政府的决策负起责任。既然有权监督,就要负起相应的责任,如果形成了这种社会,国家就能推行成熟的、高瞻远瞩的外交。这样的社会民众如果发出讯息,则将有助于事态的降温,从国际社会来看,也会是日方占理。因此与其向国际社会展示细节上的工作,不如通过社会民众退后一步的、某种意义上的成熟应对,从而使国际社会感受到日本社会所具有的实力。我想这是”言论NPO”的重要工作。

工藤

您为我也加入的”言论NPO”的使命提供了重大启示,谢谢。您的意思是,今后也必须要做的是避免仅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发言,启动冷静的、放眼未来的讨论,将其告诉全世界,对吗?

宫本

把那样的讨论从日本传向世界,有助于事态趋于平静。

工藤

请允许我把话题转回问卷调查,约六成受访者认为”双边谈判无法解决问题”,居于首位。这部分受访者在被问及采取什么方式较好时,回答”在国际社会阐明日本立场,以赢得国际社会支持”的人最多,占总数的45%。紧随其后的是回答”更加重视日本与中国的共同利益,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占32%。再次是30%的人回答”就争取避免军事冲突、和平解决达成协议”。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大家的讨论似乎与有识之士们的看法相符合。

虽然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尖阁问题很困难,但我想这是一种强力提议,即日中在此之前先这样做如何?高原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高原

刚才我没提及一点,那就是即便为了使民族主义情绪降温,也要把政治对话与共同研究或其他层面的对话割离开来。现在中国国内有一个荒谬的理论,大概是急于将自身的立场正当化,结果出现了非常错误的观点。比如有人声称《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只拥有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所以冲绳、尖阁诸岛都是我们的;也有意见指出”日本破坏了战后秩序”,这些说法在国际上是行不通的。

因此,学术界应该对双方的说法进行梳理,设立除了日本、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也加入其中的对话平台。我想这是行之有效的。

如何推进尖阁问题的最终解决?

工藤

我想把话题推进到通过双边谈判是否能最终解决尖阁问题,如果无法通过双边解决,那么就还存在多边协商和向国际法院起诉的问题。大家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考虑的?

宫本

我认为从正面提及尖阁问题,讨论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绝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不是通过上述形式,而是将该问题暂时放置一旁,也就是说构建不影响日中关系大局的机制,把问题冷冻保存起来,这是有可能的。对于这一机制,今后我们必须拿出大智慧来。

两国政府都有着坚持至今的基本立场,要一举改变立场转而采用别的方式,作为现实问题而言,也许非常困难。不过,可以在采取坚持各自立场的形式下,考虑另辟蹊径。我想,这正是外交谈判其本身。有关切实推行此举,在获得两国各自领导层同意之后,在适当的时机将会迎来必须作出政治判断的时局,而该政治领导人则做决定使之最后对齐合口。不过,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也就是说,材料还没有全部拿上桌面。这一作业将是把材料全部上桌后混合,把成品最终变成能相互与国内协调之物,因此在不切实知道有多少材料的情况下,很难来谈最终的成品。不过,外交谈判正是通过这些来达成某种共识的过程。

高原

现在中国正在国际上猛烈宣传,对各种讨论表示既非如此,亦非如彼。在我们看来,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有些让人失笑喷饭,但中方正在焦急地拼命宣传。中国有着中宣部这一致力宣传的政府机构,他们声称现在应该发挥自己的力量,正在努力行动。作为日本当然应该提出反驳,但既然中国如此坚信自身主张的正确性,那上诉至国际法院就行了。

工藤

中国会提议起诉吗?

高原

如果中方能提议,那就去办吧。日本在竹岛问题上也是我方单方面提起诉讼。虽然日本政府不至于明确地表示说,如果真正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那就请试试吧,我们不会逃跑”,但我认为这也是一条路。

工藤

日前,野田首相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称领土和领海纷争”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是在说些什么?

宫本

我想他这是在谈论一般性观点。国际法院的问题在于:只要不承认存在主权问题,就不能委托给国际法院。目前的状况是,只要日本政府不承认存在领土问题,那么国际法院就无法开展进一步讨论研究。因此我不认为野田首相是在考虑的这一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发言。

高原

认为野田首相没有考虑到这一层,这是具有常识性的解释说明。大概那个演讲中所谈的是第三个智慧,他将其说成了依法解决纷争,这大概是在说”应该根据规则,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纷争”的一般性观点。

秋山

那个发言并不是在谈国际法院。总而言之是在说,包括尖阁问题在内的此类讨论,”应该基于国际法式的思维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是基于国际法式的思维方式,中国的言论是说不通的”。

“双边谈判能否解决”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中国在执政正当性中加入爱国主义、反日、主权问题,那么我想这个问题绝对不会解决。不过并非如此,而是中国执政党中出现了运用国际法院的智慧,那么就有解决的可能性。

高原

中方也未说存在主权问题。仔细阅读中国外交部发言,上面写着尖阁诸岛毫无争议是我们的,不过下一段落则写着日本不承认存在争议是自欺其人,两者相互矛盾。哪个国家都未说存在主权问题。

工藤

中国国民是否不知道日本正有效控制着尖阁诸岛这个现实情况?

秋山

许多国民不知道日本实施着有效控制这个事实。

高原

而且还有许多国民认为尖阁诸岛是被日方非法控制着。也就是”基于主权没有争议,是我们的固有领土”所主张的思维。

工藤

对国民的说明如此歪曲,那么我们如何进行梳理才好?

宫本

如果一直如此歪曲下去,那就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双方在某个阶段相互迈出一步。有趣的是,与南沙群岛不同,中方在谈及西沙群岛时则表示虽然不存在主权问题,但存在外交上的问题,因此将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外交问题。最近日本政府也在向这一做法靠近。外相玄叶光一郎也说:”不存在主权问题,但有外交上的问题。”

不过,在如今各自国内社会喧嚣的形势下,开展此类对话比较困难。

日中关系改善与尖阁诸岛问题

工藤

最后的问题是关于日中关系的。目前大家只把目光放在尖阁问题的阻碍上,而日中关系方面,两国的经济联系很强,共同利益巨大,互为不可无视的存在。我觉得日中关系的进展几乎决定了亚洲的发展将怎样,日中关系的作用巨大。在考虑此种日中关系的未来之时,如果不解决尖阁问题,那么日中关系是否就无法前进呢?

高原

日中关系并非都是由尖阁问题构成的。所谓战略互惠关系,就像宫本先生一直说的那样,是基于战略性共同利益、巨大共通利益之上的互惠关系。尖阁问题从四十年前就一直持续存在。日方自然会认为,虽然现在该问题被大肆提及并争执发酵,但其他重要的部分不至于弄得一塌糊涂。不过在如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国社会很多人变得感性的形势下,上述理性的声音很难深入人心。中国政府也处于不得不应对非理性声音的困难局面之中。不过中国也有冷静理性的人,只是现在无法发声,他们一直在忍耐。向这些人持续宣传我们理性冷静的态度,使心灵相通,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

宫本

这样的人无疑在中国也很多,但就像高原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们处于难以将观点宣之于口的状况中。我也曾在很多场合讲过,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风潮社会”。如果社会风潮如此,那就无法说出反对言论。尽管如此,我有时看网上舆论,并非都是”日本不对!干吧干吧”的论调。网络世界中也出现了”做这种事真的对吗?不是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吗?”的发言。比起不久前来,中国社会正切实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不能懈怠于着眼于巨大利益的努力。

工藤

日本也不是只有在日中关系上发言勇猛的人,理性的国民很多。我们实施了有识之士问卷调查,其结果反应也是相当理性的。

该问卷调查询问的是”你认为日中之间会以此次尖阁问题为拐点发生军事纷争吗?”结果57.4%的受访者回答”认为不会”。我们在5月左右也实施了舆论调查,比起5月来,此次认为”不会”的人增多了。

也就是说,在现今如此紧张的局面下,许多人认为日中之间”不会发生军事纷争”。

虽然有三成受访者回答”会发生军事纷争”,但进一步询问这些人最好如何避免军事纷争时,26.4%的人回答”通过两国政府磋商”,居于首位;18.9%的人回答”通过多边磋商”。也有15.1%的人回答可以通过之前提及的”民间的第二轨道对话”。此外,13.2%的人认为”应该切实架设当事现场等级的热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上述倾向?

秋山

该问卷调查的结果和我的感觉相符,比较具有常识。当然,我想如果在中国也实施这样的问卷调查,那么回答”日中会发生军事冲突”的会相当多,这就是日中差异。此次回答”通过多边磋商”的人比较多,这一点很有趣。这可能是在意识到诸如南海问题基础上的思考,尖阁诸岛、日本、美国、台湾都是相关的。我觉得这似乎是给出了一个常识性启示,即双边磋商当然也是必要的,但从现实性而言,还是多边磋商,即通过民间的第二轨道对话等实施。

宫本

我认为此次事件成为了评估中国今后对外姿态的一块试金石。中方将以何种形式了结此事?这大概将形成中国今后对包括南海等各处姿态的走向。是因为自己变强大了,所以依仗实力推行对外政策,还是摆出更为理性的、考虑更大利益的对外姿态?我想,目前正位于这两种走向的分叉口。此次事件将成为看清该走向非常好的案例。

高原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日本不能在此屈服。这不仅是为了世界,也是为了中国。我想,如果在中国盛行”看啊,果然是只要用实力压倒对方就行了”的思维方式,那是非常危险的。日本应该向现在的中国,向世界强调,将恪守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达成协议的反霸权主义、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问题等各种原则。

工藤

通过我们此次的讨论,大家再次认识到日中两国必须要有不导致军事冲突的各种共识,再次确认了民间对话的作用。此外还指出了日方存在解释说明不够、交流渠道不足的问题。上述讨论的方向性与我们同时实施的对有识之士(约200人给予了回答)的问卷调查结果是一样的,我觉得此次”走向和平解决的智慧” 似乎也被询问到了。

此类讨论中,理性冷静的姿态不可或缺。我们也知道中国也有许多这样的有识之士。我觉得,打破政府层面的闭塞感,推动和平解决,有必要在民间层面开始这样的理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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