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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经济  2010年8月5日

经济复苏与财政重建 —-兼得”鱼与熊掌”的税制改革

提防出现国债暴跌局面

最近,看到”日本财政破产”的提法,坦率地说,我并不明白”财政破产”指的是怎样一种状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的国债不是外国债务,只是日本国内的债务。也就是日本国民向自己的国民借款,以家庭经济做比的话,就像是丈夫向妻子借钱似的,而并非是向家庭以外诸如高利贷那样的地方借钱。因此,即便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也可以得到财政上的通融,只要是运作上不至于引起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那就不算是个问题吧。

我们通常听到的,大都是说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导致国债信用等级下降的故事。不过,日本目前还不会出现吧。做一下国际比较,从财政收支状况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看,英、美、法国的情况比日本更为恶化,德国也与日本没有太大差别。而且,正如日本银行的白川方明总裁也承认的那样,日本的消费税率较低,只有5%,存在着上调税率的空间,所以日本国债的信用等级没有降低。

反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由于金融市场的混乱导致不能发行债券的事态。目前,股市暴跌、长期利率下降,随之也很有可能出现利率上升、债券暴跌,从而难以发行债券的局面。并且,因为当前的金融市场正处于微小的利率差导致资金振荡的状态,反过来说就是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到了不能用财政资金调节的地步。

维持公共服务比维持基础性财政收支平衡更为重要

6月22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将财政健全化纳为目标的《财政运营战略》。其中提出截止到2020年,将日本基础性财政收支黑字化的目标。但是,因成为其前提条件的利率、股价和失业率等的变动很大,想来难以按计划推进。

其实,重要的不是累计债务和收支平衡,即便不能通过发行国债筹措资金,只要支撑国民生活的公共服务从财政方面得到保护即可。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税款负担率与GDP比在20%左右,如果年度财政性支出达到26%水平的话,就是以国债填补6%左右的赤字。如果发生不能筹措到6%的情况时,就只能维持20%水平的公共服务。然而,如果能够加强税款基准,将税款负担率增至26%的话,财政支出也增加6%而达到32%后,便可以进一步充实社会保障,即使发生不能发行国债的情况也可以保持与今天相同的水平,即提供26%的公共服务。

这就是我所说的”强健的财政”的意义。按照这一思路,本年度一般性会计结算时,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四成,人们也就能够理解重新计算税款负担率的必要性了吧。

什么是”财政赤字减半”的国际共识?

在6月召开的G20多伦多峰会上,发达国家一致通过了加入截至2013年之前将财政赤字减半等内容的峰会公报,但是日本”例外处理”。那么,世界各国一齐紧缩财政会导致出现怎样的局面呢? 1929年世界大恐慌之际,凯恩斯便提出了警告: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体一旦采取合理的行动后,便会产生”合成谬误”发生经济收缩。此时,我们心里想的虽然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但是必须时时向过去的经验学习。即使是在现代也一样,每个人都在思考,”是不是合成谬误在震荡?”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第三次大萧条〉(The Third Depression),2010年6月27日)上发出了警告。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好不要太认真追求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把财政赤字减半作为目标。

这样看来,正如前面曾经说过的那样,目前正处于仅仅微小的利率差即导致出现资金振荡非常不稳定的金融状态,所以必须打好财政税款的基础,而现阶段尚不必匆匆忙忙地争取收支上的平衡吧。

以财政支援创造新型产业结构

那么,政府应该怎样做呢?一言以蔽之,从财政上为产生出新的产业结构创造前提条件。

日本的产业结构以上世纪20-30年代的昭和大恐慌为契机,从以缫丝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转向了以钢铁产业为龙头的重化学工业。当时的产业结构变化宛如迅雷不及掩耳。消费者物价指数自1929年起仅仅两年便下降了三成。从钢材价格上看,以1928年为100的话,一度曾跌至60,但是1933年经济复苏后便恢复到了原有的水平。再看生丝价格,1931年跌至40之后,1933年虽然略有回升,但其后再度跌至40水平。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的价格机制发挥了作用,强迫业已衰退的传统型产业退出,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换。

不过,价格机制在当下的”恐慌”中没能发挥出作用,所以价格没有急剧下跌,而只停留在通货紧缩的层面。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转换需要时间。其背景一方面是因为1929年当时采用的是金本位货币制度,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人类防止悲剧性事态急剧发生而生发的智慧吧。

创造新型产业结构,原本是金融所承担的作用。我们不应该仅盯着眼前利益,而是要从长期的眼光出发,把资金从已经衰退的产业转向对人类历史来说,重要的、新型的产业之中,但是目前尚未做到。于是,政府必须从财政上为明天创造条件。

“过小政府”所担负的”过大财政赤字”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面向富裕阶层和法人利润实行”涨潮”般减税政策,同时,通过重新界定无禁区的社会保障,形成了”小的社会保障”体系。其背后的支撑理论如下。

即如果降低所得税和法人税,实现”努力工作即获得回报型社会”的话,大家工作起来就有干劲,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则带来丰厚的税收,即可实现不增税而重建财政之目的。同时,在涓滴效应(trickle-down)的作用下,经济增长既能使富裕者更加富裕,也能利用其零星散落部分顾及到贫困者,从而抑制贫富差别。总而言之,其特征就是达到作为最高目的的”经济增长”,以及作为副产品的财政重建和抑制贫富差别。

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第一,由于税收筹措能力降低,导致了”鳄口大开”,也就是年度财政收入和支出差过大,在折线图表中形成鳄口开张形状,甚至”鳄脱下颚”,即财政赤字扩大的结果。这也将导致进一步缩小社会保障。第二,因税制的所得再分配机能下降造成了贫富差别型、贫困型社会。第三,产业结构转换受到阻碍,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衰退,即经济增长停滞和薪金降低、失业扩大的结果。进入2000年后,日本出现了超过”伊奘诺景气”的景气扩大期,但是经济增长率却止步于低水平。

这些结果都不是单独出现的,”负连锁”正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就导致了”过小政府”担负着”过大财政赤字”的结果。

从”负连锁”走向”正连锁”

那么,怎样才能从”涨潮”般减税政策”负连锁”中摆脱出来呢? 要想摆脱”不能踏踏实实地向产业结构转换挑战、不能进行人力投资、创造不出新型产业结构”这种恶性循环,必须设法兼顾”鱼和熊掌”,也就是既取得经济增长又实现财政重建。这就是菅直人首相也言及的”强大的经济、强健的财政、强有力的社会保障”这种强有力的”正连锁”。

如前所述,不依赖于借款并且维持必要的公共服务即是”强健的财政”。

有了”强健的财政”,就能够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即是以生活保障和活动保障为两大支柱构建社会性安全网,通过社会性的反弹保障我们获得心理上的安稳以及向产业结构转换挑战。生活保障靠现金补贴和提供服务配套实施。比如,为了让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就必须保障育儿和看护等服务。活动保障就是要将公路网、铁路网、能源网等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向形成重视学校教育、再培训·再教育、轮训教育(为了使人们进入新型产业结构劳动市场开展的终身教育)这样人的基础设施转换。人的能力提升后,劳动生产能力也随之提高,并与经济增长相挂钩。与此同时,由于提高了构成社会的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无以替代的能力,就能够做到平等地分配收入,从而实现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

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的基础就可望实现”强大的经济”。通过实现产业结构转换这一质的变化,实现”经济增长、确保就业、平等分配收入的正义社会”。

如果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强健的财政”也能够越来越健全完备。

另外,”强大的经济、强健的财政、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是三位一体并驾齐驱的。在财政上,一旦确定了以什么为共同事业,即”出”的话,”入”也就确定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称之为我们的出发点。不过,我在此说明的是每一年度的预算支出结构和收入结构,并不意味对这一整体提出诸如”先从哪个开始?”、”应该排出先后顺序”等这样那样的要求或是批评。

税制改革的方向性

那么,为了实现”强健的财政”,应该怎样改革税制呢? 下面,谈一谈6月22日政府税制调查会专门委员会发布的”中间报告”背后的理念和我个人的看法。

关于税款,有四个原则。即”财政政策原则(具体包括充分性原则和可动性原则)”、”公正原则”、”经济政策原则”、”税务行政原则”。在”中间报告”中,把这四个原则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税源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归纳为七项议题。

根据”财政政策原则”中的”充分性原则”,提供公共服务必须确保充分足够的税收,并通过”共同分担”税金实现民主党在政权公约中宣扬的”相互支撑的社会”。这是第一项议题。

第二项议题是以”公正原则”为基础谋求”恢复再分配机能”。即通过所得税、资产税改革提高”诚恳相待”的垂直性再分配。

根据”财政政策原则”中的”可动性原则”致力于”确保支撑社会保障的稳定性财源”是第三项议题。支撑水平性再分配的重要税目是消费税。

根据”经济政策原则”,必须制定”实现经济增长的税制”。但是,重要的不是量的增长,而是创造出新型产业结构的质的变化。降低法人税率能否带来经济增长?对此,尚没有确实的证据,研究人员之间也是各持己见。因此,如果下调法人税率,就势必扩大课税基准。这即是第四项议题。

第五项议题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税源配分问题引出的”为确立地域主权的税制”。重新研究税源分配问题,充实地方消费税。在构建安全网之际,重要的在于提供服务而不是现金补贴,最为有效的是尽可能地提供符合该地域社会生活实际状态的服务,也许不得不实行地方分权吧。

第六项议题是根据”税务行政原则”提出了”从征税者的逻辑转向纳税者(国民)的逻辑”。即税制必须透明并且取得纳税人的理解。

作为一个整体,第七项议题即是构建”具有整体协调型的税制”。根据此前的讨论,必须构建起以所得税和付加价值税(消费税)作为”车之两轮”,财产税和从量税之环境税进行补充完善的税制。

总之,在税制改革中,我们必须从”整体的”的视点进行思考,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所得税、法人税、消费税、资产税等”局部”。

关于消费税

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上,菅首相并没有说要把消费税”提高到10%”,但数字自己就传开了。前面提及的”中间报告”中也没有写上10%的数字。

日本国债的信用等级没有下降最大的原因是消费税率低,尚存在上调的余地。将税率提高10%或者20%后,其优势就消失了,所以应该保留税率的可上调空间。

进而,即使要上调消费税率,也要尽可能缩小上调幅度,应该考虑构建通过所得税等税收整体确保取得大量税收的税制。自民党主张仅把消费税提高到10%,但是,如果从税金整体上考量的话,税率最大提升量也就是所得税2%、消费税2%罢了。

关于消费税,也讨论了累退税对策,但是假如引进扣除退还税额机制的话,即便是提高消费税率也还是难以期待增加税收。

消费税原本具有累退税性质,但因纳税对象广,故尽管税率低也仍然可获得大额税收的长处。如果能够与累进制所得税配套运用的话,即能够确保公平性。因此,没有必要单靠消费税处理逆进性。有人不能理解,提出为什么必须采取那么复杂的制度呢?必须只靠这种税目解决吗?对此,需要统观整体的讨论,而不只是盯着某一局部。

政府的可信赖性和民主主义

最后,我想谈一谈关于对政府的信赖性问题。在日本,国民之所以对增税抱有强烈的抵触,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对政府不信任。

关于这一点,最终归结为民主主义能否发挥作用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纳粹高喊”议会无用”论调,鼓动反议会主义,其势力迅速扩大,甚至通过了全权委任法。我们必须向历史学习。当今的日本也一样,正陷入了民主主义缺乏健全机能、国民得不到所希望的公共服务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冒出了否定民主主义的苗头,这是非常危险的。

J・K・加尔布雷思在《不确定的年代》(日译本由斋藤精一郎翻译,讲谈社学术文库出版)一书中比较了英、美和瑞士的政治状态。在英美两国,”当靠自己不能解决问题时,他们的办法是……寻求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但是在瑞士,”解决问题的是市民自己,而不是官僚”。作为民主主义的应有方式,对我们极具启发意义。

(译自《中央公论》2010年9月号)[2010年9月] (编辑部注)编辑关系,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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