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第四期 ,经济  2010年12月1日

“货币战”阴魂不散

战后最深刻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导致美国投资公司”雷曼兄弟”破产的”雷曼事件”已经过去两年了。2010年是一个紧迫的危机略收锋芒,汇率问题异军突起的”对立之年”。”雷曼事件”发生之后的那种各国协调的精神所剩无几,许多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的出口竞争力都纷纷采取货币贬值的举策。尽管在2010年10月的20个国家及地区的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会议(G20)上提出了”一定要避免货币贬值战”的口号,紧接着的11月的G20峰会的宣言中又做出了强调了这一点的姿态,但”货币战”的阴魂依旧未散。

明确使用”货币战”这一词的是G20的成员之一,巴西的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他曾于2010 年9月27日,在圣保罗指出:因各国政府竞相压低本币汇率来提升该国竞争力,一场全球范围的汇率战争已经打响。”为了提高竞争力,其他国家相继进行人为压低本币币值的尝试,这将直接扼杀和威胁到巴西的竞争力。”另外,他还强调:”巴西拥有2,700亿美元的外币储蓄,已经实行了空前规模的美元购入并持有,以阻止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并且,也完全做好了继续保持购入的准备。” 巴西的包括对外国投资家的国债投资增加金融交易税收等措施都是意在减缓该国货币雷亚尔的升值压力。

两极分化的世界经济

抑制货币升值、使其趋于贬值的要因除了限制资本流入以外,外汇市场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韩国在外汇市场上做文章,泰国和印度则打”资本流入限制”的牌。日本也十分担心急速的日元升值会使本来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经济雪上加霜。2010年9月15日,时隔六年,进行了购入美元卖出日元的干预性交易。此次的投入规模为2万亿日元,创史上日购买的最大规模。但日元只是一时稍有下滑,很快又回升到高腾的水准。

最近围绕货币在各国之间产生的对立状态有以下几个特征: ①”雷曼事件”以后,世界的经济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一面是快速恢复并走入高度发展轨道的中国、巴西、印度的新兴经济。另一面是背负着资产负债载表调整的重担,徘徊在回升乏力、高失业率谷底的发达国家。

②发达国家由于在”雷曼事件”后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使得政府的财政收支恶化,再无余力继续财政刺激政策,反而陷入为财政重建而不得不削减年度支出的泥沼。几乎只能维持在依赖金融缓和政策的对应中。

③发达国家的通膨率已经明显下降,面临反通膨的课题,(日本是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政策性利率几乎降到零,以”量化宽松政策”为主轴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供给的局面。

在这样的状态下,”货币战”使得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国之间”战线分明”。特别是加深了美中关系的博弈。

在这种结构性对立的紧张空气中,在韩国的庆州召开了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了”终止货币战”的共同声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国之间的对立一时得以缓解。

共同声明指出;世界经济的脆弱程度不同,新兴国多数都是在可持续地发展,而发达国家依然是步伐缓慢。新兴国应该真实反映经济基础的条件,恢复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阻止货币战争。拥有准备金的发达国家应该克制汇率的过度变动和不平衡移动。这些行动将有助于减轻新兴经济国面临的资本过度转移可能造成的风险。

与多数的国际会议的共同声明一样,不乏老生常谈,大体上归结起来有两大点: ①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指责:新兴国的市场干预、资本投放限制,人为干扰了本国货币市场的实际本该上升的状况,其代表是中国。

② 新兴国家埋怨:发达国家的金融宽松、超低利政策造成了热钱过度流向新兴国,形成了新兴国货币升值的压力,进而还会酿成通膨的要因。

总之,声明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的相互指责声中起草诞生的。

G20的庆州会议的焦点是:为经常性收支的不平衡而建立一个”数值目标”。该主张的极力倡导国—-美国在G20召开之前的发达国家G7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紧急会议时出人意料地提出”2015年各国的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的GDP比要控制在4%以下”的”数值目标”。并且,4%的目标在后来的G20峰会上,出现在由美国和东道国韩国的共同提案中。

此项提案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反对。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在G20峰会后对美国的行为指责道: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保持汇率相对稳定,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中国虽然宣布把中期经常性顺差控制在4%以下的目标,但目前还是超过了这一水准,并且,不保证有期限地达标。另外,对于美国的”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以缩小经常性收支顺差”的期待中国也不予理睬。对中国来说,汇率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必须力排外部”压力”的影响。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国家认为,美国才是”货币贬值战”元凶,祸根是美元!对美国的不满与日俱增。这种观点产生于如下的逻辑推理: 美国正如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试图将经济恢复和成长压在”扩大出口”这张牌上。为了实现”出口为主导” 的举措,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贬值是成败的关键。为了突围停滞的经济和回避货币紧缩,作为中央银行的FRB(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推出了”金融宽松”政策。幕后,美元的贬值紧锣密鼓,而美国对此视而不见。”金融宽松”政策给”低息、流动性供给”提供了温床,使美元迅速流入通货膨胀和高息的新兴国。这些国家将面临货币升值和通膨加剧的威胁。实际上,美国自己的经常性收支失衡(赤字)也在加大,赤字大国–美国不对自己的结构改革动干戈,反而将本国的经济危机转嫁到新兴国的举动实属荒唐。

“零利息政策”的鼻祖-日本

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认为目前”货币战争”硝烟四起,他在10月4日发布提高对外国投资家债券投资的课税,并在同一天指出:”目前的10.75%的高年利率是造成外国人投资热的要因”,同时指名批评日本:”日本的政策性利率过低,日元资金涌入利率10.75%的巴西,赚取利率差价。这种性质的投资还以美元和其他外币的形式在巴西存在。” 日本是率先实行零利率政策的。1998年以来,日本难脱货币紧缩的缠绕。”零利率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因为日本银行的政策性活期贷款利率(相当于美国的”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所以,银行间市场的资金供给也以几乎”零”利率的市场机制来操作。日银第一次导入”零”利率政策的阶段是1999年2月到2000年8月。第二次是2001年3月开始的,因为景气有所回升,物价上涨率与前年相比转向缓和的上升趋势,所以2006年7月解除了零利率政策。虽然说是”解除”,政策性年利率已经不是”零”,但也只是0.5%,仍然徘徊在近乎”零”的水平。

到目前为止,通货紧缩也好”零”利率政策也好只是日本一家在唱独脚戏。美国的政策性利率2006年至2008年初维持在5%左右。那时,如同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对日本的指责那样,投资家利用”零”利率筹措的日元资金换成外币然后进行资产运作,因为日币大量卖出,1美元只兑换120日元。这样的运作称为”日元套利交易”。当时似乎是在不经意的日元贬值中扩大和增加了日本的出口。但是,当时对日本独家上演的”通货紧缩与零利率”的戏剧并没有招致各国的怨声载道。倒是各国都在谈”日本的教训”,大家纷纷议论如何不重蹈日本通货紧缩的覆辙。所以对通货紧缩、”零”利率、日元套利交易这些做法,各国不过是隔岸观火罢了。

但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状况大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在”宽松金融”政策的幕后大幅度地降低本国货币的利率。”雷曼事件”的影响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机能瘫痪,欧洲很快感染了美国在住宅、房地产泡沫的金融危机,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信用收缩”的局面,进而金融危机透过”信用收缩”蔓延到实体经济,危机的阴霾不仅在发达国家也覆盖到新兴国家的上空。

“雷曼事件”以前,”新兴国家的经济不受发达国家景气波动的影响,保持高度持续发展的’脱钩’(decoupling)论”盛极一时,但这种论调也不攻自破了。即使如此,新兴国家出乎意料地快速调整,马上又走上高度成长的轨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达国家为削减过剩债务进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已经是捉襟见肘,高失业率和潜在成长率的不振使得其经济的复苏回天无力。于是,世界经济就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两大阵营。

美国的”宽松金融”政策与”美元元凶”论

发达国家的扩大性财政政策也未能确保经济的成长,反而使财政的赤字、政府债务膨胀。政府债务如果超过GDP的90%财政就会崩溃的话题常被提起。2010年5月希腊发生了国家财政崩溃危机。当时,大家还只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在EU中GDP只占2%的小国的危机而已,影响的范围很是有限,但事态事与愿违地蔓延到了整个EU。发达国家也被債務不履行所困扰,”国家主权财富风险”越来越让人担心。

除了战争时期以外,美国的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的11%。这次金融危机的震心之一的英国与美国齐肩,也达到了11%。法国将近8%,政府债务的GDP比也高达90%,远远超过了欧洲共同体的盟国恪守的目标。(财政赤字的GDP比维持在3%,政府债务的GDP比维持在60%左右) 简而言之,发达国家的景气复苏的步调再迟缓也不能指望财政刺激政策了。连带着又拖了”宽松金融”政策实施的后腿。超低利率政策也已经不是日本的专利,而变成很多发达国家的”护身符”。结果导致美元套利交易频繁发生,发达国家的热钱不断涌入新兴国家。

美国FRB(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10年11月3日作出决定,为了维持”零”利率政策(联邦基金利率的期待目标。年0% – 0.25%)到2011年6月为止,再度买入相当于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并向市场投放资金,实施新一轮”宽松经济政策”(QE2 量化宽松)。美国的QE2不仅对新兴国家,对日本的日元升值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针对美国FRB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1月5日在北京发言,谴责美国的这一举动,他指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从其全球角色来说,不一定是一个优化选择,也许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其他的副作用。实行货币储蓄的美国的金融过分的缓和发展将会使过剩的货币分散到全世界,进而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要因”。中国财政部官员也在11月8日,韩国的G20峰会之前明确敦促道:”主要货币储蓄的发行国—-美国应制定有责任的宏观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报纸—-《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产物不可小视”的文章。文章就美国政府的举措抨击道:美元贬值的”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是”间接性的汇率差价交易”。

发达国家中也有对FRB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进行批判的声音。德国的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也指出:他不认为实行该政策能够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反而给世界经济出了难题。法国经济、产业、就业部长拉嘉德也对”美国的这一决定将会给欧元带来灾难”表示不满。

美国国内,专家们对FRB发表的QE2效果的评估各抒己见。有的认为:”不仅无效还会是将来通膨的要因”。有的认为”效果有限,既然要做不如大动干戈”。更有消极或是否定的评论。

FRB的柏南奇议长2010年11月19日在法兰克福进行了题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演讲,对于海内外对QE2的意见,特别是中国政府的谴责(美元贬值,新兴国家的货币升值造成了资本大量流入海外经济体)作了针锋相对的辩解:”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货币脱离市场的走势,致使资金的流向反常。经常性收支顺差的国家的货币如果不升值,市场的升值期待会造成对该货币的持续购买,结果海外的资金就会不断涌入。这样的体制下,过剩资金流入新兴国家的问题就会持续不断。” 柏南奇议长针对QE2,强调说:”让强劲的美国经济基础继续得以支撑的最佳手段是,实现美国物价稳定背景下的恢复强劲增长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复苏如果迟缓会对经济的全面复兴造成影响。” 议长还认为经济成长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之间的发展速度不平衡不可能持续。世界经济成长的”速度不平衡”加上全球经济失衡,国际收支构造的两极分化,也就是说,持续的贸易顺差的中国、日本等美国以外的很多国家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双重的”不平衡”。11月的G20的峰会上被称为”不平衡增长和扩大的不平衡”受到人们的关注。

站在历史长远趋势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不平衡的的话,姑且可以说是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从西方转到东方的过程中的现象。2010年的G20首脑会议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的两极分化引出的汇率问题成为焦点。2011年以后的G20除了上述的问题,”力量对比的转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全球秩序的改革、重建等也将会提到议事日程。

但是,横在大家面前的最大问题还是人民币这个课题!况且,目前已经成为美中最大的经济悬案。中国方面对”汇率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性课题”十分清楚,但基本上”不能屈服外来的压力”是主调,人民币的柔软化是要在”自主”、”可控”、”渐进”的三个原则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另外,中国方面清醒地认识到:”雷曼事件”后,美国的经济大国和不可动摇的美元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币在新的经济和货币秩序中将以什么样的脚色登场是目前中国正在考量的问题。

日本的教训和课题

中国强调”自主”、”可控”、”渐进”的三个原则的一个理由大概是基于日本的教训。1985年9月,以美国为中心的”广场协议”推动了日元的急速高腾,日本的产业坍塌般地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在美国的强压下,解除了”经济武装” 。对中国来说这一切是有目共睹。”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对美元的兑换率,三年的时间就从1$/240JPY升到120JPY,升值了100%,”广场协议”10年后的1995年一时竟高腾到79 JPY,10年间,日元翻了3倍! 当然,日本的失败还不仅仅是归结于”外部的压力”。”广场协议”以后,政府对日元升值的过敏性反映使得财政和金融政策走向了”过激化”,在景气热火朝天的时候,并未及时解除”缓和政策”,致使丧失了良机,进而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发生。”泡沫经济”现象冲昏了大家的头脑,现在可以说;80年代本该着手进行的构造改革未能实行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必要的构造改革的重点是;为追赶先进工业的欧美各国所形成的所谓”追逐型”的过程实际上在80年代初已经完成,此时,所谓”追逐型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跟进。但日本蒙在泡沫经济的假象里,产生了”旧的’追逐型’的日本经济模式是世界之最”的错觉,泡沫经济瓦解后,又陷入了长期经济停滞的悲观主义的氛围中,必要的模式搭构一拖再拖,终于醸成了当今的后患。

中国的外币储备已经达到2万6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之最,是”广场协议”当时日本的近100倍。中国当然会介入巨额的汇率市场,并且,维持目前强势的汇率政策。这样,中美的对立将会继续。美国如果不推进对经济成长的加速和高失业率的改革,不论外部怎样谴责,”宽松量化”的经济政策势必长期化。”弱势美元”的状况就还有持续的可能。

当然,日本就日元高腾长期化的状况应该有所觉悟。在这种形式下,我们不是人为地诱导日元的下跌,加入”货币战”的阵营,而是应该考虑充分利用日元升值的有利部分,实施构建未来新的发展和成长模式所必要的制度、构造改革才是当务之急。

(此论文为《越洋聚焦-日本论坛》日文撰稿并译成中文。) [2010年12月]


Managemented by 佐口尚志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