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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经济  2011年2月1日

TPP的农业自由化引发 日本的政治革命

美国与小国共乘一条船的时代

2008年9月雷曼事件以来,美国的经济运作中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美国经济政策不得不被迫转换方针。奥巴马政权鉴于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组合、即混合政策不可能扩大有效需求的认识,开始把方针转换为以出口为桥头堡,试图以此创造雇用机会。这一政策内容表示将在5年之间出口增至2倍。不通过出口扩大经济,改善雇用问题则将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在5年之间达成2倍,必须实现年率平均为15%的增长。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便是在这一系列的浪潮中产生的。

TPP原本是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智利等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小国家希望建立的完全开放经济体制。为了经济发展及充实国民生活,必须对自己的经营资源进行选择和集中;但这4个国家仅靠自己国家来实施,规模均嫌过小。为了克服这一规模上的制约,实现最大限度活用经济自由化政策的目标,最好的途径便是TPP。也就是说,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正由于是小国,所以要急于将全球化经济的内容依照自己的愿望设计改制。

经济学教科书上,在探讨贸易问题时,将国家区分为大国和小国。小国一般仅能适应被授予的价格体系,且即使小国采取了什么特定的政策,对于国际社会已成立的价格体系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这4个国家在加深创造附加价值方面采取了惹人注目的行动。把大国也卷了进来,扮演了负责建立制度的主要角色。宏观经济政策走进死胡同的美国,便投机性地参加到这些小国想要创立制度的尝试之中。

事到如今,日本也应该把它作为战略课题。日本原本在考虑关于经济自由化时,有世界贸易机关(WTO)这个多角框架已经足够的想法占上风。但是,WTO在调整各参加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方面被拖住了手脚。为了打破这样的闭塞,出现了当事国间一对一展开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但日本因以农业为首的国内产业开放问题颇费时间,以至被其他主要出口的国家大大地甩到了后面。

至今,在世界上已经缔结的FTA框架中,即使相互承认90%的对象品目完全自由化,仍然可以分别有10%左右作为”关心项目”,置其于自由化框架之外。也就是说,并非100%自由化,可以有保护本国产业的余地。这样,可以根据对方酌情缔结合约,这就是除日本以外,在其他国家FTA得到推进的理由。

然而,由于TPP是小国集中目标申张自己主张的框架,他们的目标是实施贸易品目100%自由化。而且不仅贸易,还有投资、知识产权、政府筹资、产品标准化等,都将引进全球化经济的标准。当然,在金融及劳动力移动方面,也指向构筑全球统一的框架。

为此,TPP将是超出FTA框架的高水平经济统合框架。日本如果参加TPP的话,在经济规模及竞争方面,从相互市场的重要程度来看,带有实现与美国的完全经济统合的性质。这里,包括电气通信、信息、金融、知识产权,产品的标准化。继而还附带有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中国加入WTO之后,依然有许多违反条例现象。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以及政府筹资方面,对于中国独自的政策,就连美国也尚没有充分的抗争能力。关于这些问题,甚至可听到各企业迫于中国政府居高临下的压力,连坦率直言都不能的叹息。美国政府对中国也束手无策。特别是产品标准化方面,日本不具备任何有利条件以对抗具有巨大市场购买力背景的中国。但如果日美建立了TPP框架,便可以获得在规模方面与中国抗争的条件。

毋庸置疑这些效果对日本的制造业是有利的。但是,对日本的意义不仅仅于此。日本的选择必须从长远的视角考虑。

日本进入了高龄社会。高龄社会中,劳动力人口及家庭储蓄等国内剩余资金的投入因素减少,因此,经济内部必须建立比现今更能增加附加价值的构架。然而,日本却不以为然依然保持着过去的社会习惯及经济结构,没有认真在生产率方面实施大的改革,结果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通过TPP的登场,终于开始面对该怎样使日本的内部经济体系顺应规章制度的改革及全球标准,这样一个如何创造附加价值的课题。菅直人政权对TPP表示了积极的态度。这从外部突如其来的框架,实可谓是”难得的机遇”,欲将其定位为选择战略性路线的手段。

日本尚未发生过的政治斗争

在明治初期开始的现代化过程中,赶超时代潮流,大致是成功的,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评价。但是,正因为是赶超,其课题也是优先追求怎样才能够尽快地接近最先进的实例。令人遗憾的是正是这样的结果,一旦赶超达到目标后,却没能从正面去致力于构建在经济层面创造更高附加价值的框架。

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回顾一下世界史,产业化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便会发生关于所得分配方面的矛盾,造成经济停滞。于是浮现出了一个命题,便是如果不向生产率更高的领域分配资源,就不能够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变革所得分配是先进的,且由于它是政治性课题,因此必然发生的是某种夺权行为。

这里以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反谷物法斗争为例,看一下自由贸易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冲突,以及其结果引起的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英国进入19世界后,以曼彻斯特棉工业为中心,产业资产阶级积蓄了巨大的实力。对于这些产业资产阶级来说,1815年制定的谷物法如同眼皮上的麦粒肿。它是为了保护以贵族阶层为代表的大规模地主的利益,对进口谷物实施的高额关税。这成为谷物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如果实现没有障碍的自由贸易,英国国内的谷物价格将急剧下降,工人的实质工资可以得到改善,对产业资产阶级来说直接关系到改善资本收益率。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它还意味着将地主通过限制供给所获得的”地租”,实际上予以夺回。

在理查德-科布登和乔治-布莱特等空想家周围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资本家结成了反谷物法同盟,反复展开大规模的活动,最终打败了地主势力,于1846年成功地废除了谷物法。

这一成功不仅仅意味着废除了经济上的限制。还意味着英国政治的主流已从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本是欧洲主要政策的重商主义的支持层急剧转变成自由经济的支持层。作为重商主义的结果,以略夺殖民地竞争及对外武力侵略为象征的大英国主义,转向了通过扩展开放经济的市场,也就是意味着靠扩大成本不合算便撤退的市场,朝向构筑在自由经济系统中扩大英国资产阶级利益框架的目标迈进,甚至竟直接导致了外交政策的转变。

那么明治维新以后,在向赶超先进国家迈步发展的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否出现过同样的现象呢?是否有相当于科布登和布莱特的空想家登场呢?另外,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是否有过”曼彻斯特”呢?从结论来看,在英国发生的那种以反谷物法斗争为代表的产业资产阶级夺权过程,在日本是未曾见到过的。

明治维新虽然在天皇制下推行了君主立宪并开设了议会,但维新政治势力主导的藩阀(阀派割据)政治仍得到维持。之后,藩阀的色彩逐渐消失,支撑着天皇制的官僚主义与议会的各种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独自的政权运营,这样,形成一种超然主义的形态。那时傀儡内阁的幕后操纵者是明治的元勋们。

进入大正时期,由原敬的立法政友会初次实现了政党内阁。但是原敬的政治目标是想通过与标榜超然主义内阁的幕后操纵者的妥协,想方设法使政党政治在日本落地生根。采用形式化图式说明的话,就是为了与超然主义的元老、官僚势力对抗,必须一边把地主阶层和经济界利益集结到一起,一边对从这一时期开始在社会上显示力量的无产阶级维持保守的立场。立宪政友会是后来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民主党的系统的存在。

这里很清楚的是没有实现主张消灭”地租”形式的产业资产阶级的奋起夺权。通过资本积累与世界为伍,完成赶超潮流的最终阶段的路线,在日本终究没有形成。

当然,20世纪20年代末期起,日本也确实被卷入了世界恐慌,面临区块经济化的不幸。但在日本的选择范围应该扩得更广一些的20年代,依然没有播下相当于反谷物同盟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种子。更进一步说,以后直至今天都没能见到任何类似的迹象。

扭曲了日本经济的”地租”

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实行了农地改革,民主化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是对战后史的普遍解释。但是,实际上农地改革只是群生出大量的小规模地主而已。我们应该着眼于他们在以后形成了新的、而且是巨大的政治势力,一贯地推行着与英国的谷物法时代具有相同意义的”地租”的维持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战前和战中不可能开放的世界市场中,日本加快了产业发展的步伐。但是农业领域的市场开放机缘却渐渐远去。并且,之后农地所有本身还朝着特权化方向发展。

农协作为政治性压力团体,本致力于维持大米的高价,而在某一个时期却又偷梁换柱,把减免农地的固定资产税改为政治要求。也就是说让农地拥有成本几乎近于零。即使是城市周围只要种一些柿子树或栗子树就可以被批准为是农地。

作为一般论,地价与经济增长是一起上升的,而这一上升部分是否要归还于地主,是政治选择的问题。没有开发商的开发行为,只要拥有土地就会升值的情况,在出售时对其大部分的利益是可以征税的。固定资产税和土地转让收益税组在一起,本来应该可以直接起到促进土地有效利用的作用。

当然,农村地区的农地能高价出售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收购农地作为道路、铁路、工业团地、公共设施等建设的公共用地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战后诞生的小规模地主拥有的农地,或因某种原因高价买卖的事例在整个日本列岛接连不断。

不论是官或民,开发行为可通过创造经济活动的机会,为创造价值作贡献。但是,从土地的单纯买卖中不会产生附加价值。在税制上未能区分开发行为和单纯的土地拥有的不同,因而严重地阻碍了日本农业的革新。

令人惋惜的是战后日本没有建立起一个研究创造附加价值机制的系统。未能推翻保护农业的壁垒,保护了”地租”的政治得以延续。在这里有必要对”地租”的意义进行更加广泛的思考。在给财政支出及限制赋予政治色彩的经济体制下,会出现广泛的”地租”。连以”寻租”为目的的政治势力都必然会形成。

自民党政治冠有”五族共和”之名。也就是农水族、道路族、邮政族、文教族、厚生族五族。时而会有”族长”兼任,但基本上是五族共存。例如,通过提高邮政储蓄的限度额,把大量的资金转给负责运用的财务投资机关,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的投资。我们还可以从很多收购农地作为道路用地的道路建设构造中看出”五族共和”的有机协作。

值得注目的是,这样的一连串”寻租”构造中,没有哪一个是相当于创造价值的部分。战后日本的GDP顺利扩大,因此,到底怎样才能够创造价值,没有认真从正面展开过讨论。在泡沫崩溃后,我们面临着丧失的20年。对于经济活动根本不为创造价值作贡献,即对寻租的蔓延,未能掌握任何有效的监控机制,我们是应该进行深刻的反省了。

在与韩国的竞争中落后的理由

无须赘述,是日本经济主轴的制造业,在竞争市场中赢得利润。竞争即是对增加销售额和限制总费用的追求。产品及技术的开发以及通过市场活动开拓新市场和顾客,为实现最小费用展开经营技术革新等,这些都是创造附加价值的平台。

制造业所得到的利益,在国内将怎样再分配是自民党政治的要领。当然,战前农村地区的疲敝直接影响到社会的不稳定,曾经有过成为军国主义抬头背景的历史教训。因此,战后将剩余价值向生产率较低的地区重新分配,以实现政治的稳定,可成为其正当的理由。也还可以说它巩固了高度增长的基础。

但是,20世纪末以后,日本以外完成了赶超使命的周边国家也相继登场。赶超这种构造的前途日趋暗淡。本来在90年代以后,日本就应该从正面讨论创造附加价值的问题。但是,日本的政界当时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也没有能找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对应方法。显而易见,日本的政治本身与其说是一个参与创造价值的框架,不如说是一个通过寻租维持着蚕食剩余价值的框架更为恰当。

此次使日本产业界意识到TPP的契机,背景有出口产业的竞争对手韩国的抬头,及其通过FTA谈判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韩国在欧盟和美国之间,迈出了FTA的步伐。早晚,在欧盟及美国,韩国的汽车和电子产品会比日本产的出口产品,在关税上有利,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

韩国农业占GDP的比率为3%,相比之下,日本为1%。鉴于这种情况,韩国在与欧盟及美国之间缔结FTA时,当然在农业领域,会不断地出现比日本更加激烈的抗拒浪潮。

其实,最早在韩国开始议论韩美FTA还是在金泳三政权时期。首尔的街上反抗的农民如潮水涌来。那时正好我也在场,亲眼看到了政府机关附近青椒堆积成山,农民在青椒前面举行抗议行动的场面。

但是韩国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时,认为不能只是优先保护国内。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他们比日本还更加需要海外市场。

另外,从历史观点来看,认为应重视与中国关系的大陆国家论,以及应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之间持有共同价值观及构架的海洋国家论,发生激烈的争议,这也不得不说是源由于韩国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形下,韩国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大陆国家,而是通过引进构筑海洋国家构架的作法,做了进一步提高自己国家附加价值的选择。FTA便是其象征性手段。

借助1998年经济危机以来韩元贬值的劲风,韩国制造业的攻势近年来逐渐地让日本的产业界清醒。可以说通过这一过程,日本商务也终于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创造附加价值构架的本身。

韩国正在逐渐地构筑起实质上消灭”地租”的机制。这里应特别强调的是消灭”地租”与消灭农业生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实质上消灭”地租”的过程,并非不能利用农地搞农业生产。相反,农业用地的长期租赁变得更加容易,而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更大的飞跃。韩国的事例告诉我们,”地租”所示的课题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即创建一个对与创造附加价值无关的地方、不进行所得分配的经济社会。而它对于农业生产创造附加价值本身也将是有益的。

日本在与韩国竞争处于落后的危机中,终于意识到通过TPP构架,大幅度降低”地租”,以至将其消灭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倒过来说,事至如今,创造附加价值对于日本经济来说是何等重要,并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关注。

TPP引起的政界重编的构图

日本的政党政治,对于国家的本质性课题,从未正面面对过,这已经是受到过多方指责的事了。甚至还有议论说,今天的两大政党,都根本没有任何开拓新时代的政策体系。不论怎样说两大政党容易成为广集众议的政党,但两党均在主要政策上没有予先在内部统一好意见。

例如,菅直人首相在临时国会上做”推进TPP”的执政讲演时,本是执政党的民主党内部聚集起了反对TPP的议员。

另外,在野党自民党在召开思考TPP对策会议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即,”对应TPP算怎么回事?问题过多,应先把它看作是恳谈会性质的TPP问题研究会”云云,纯粹是为传统的寻租派代辩的意见。而另一方则提出”所谓TPP对应还不彻底。应组织TPP促进议员会议”的相反意见。这里,无疑的是新的争论焦点登场了,这就是在对进入高龄社会的日本来说创造附加价值的重要性,以及为实现它的政策基础建设方面的争论。

为了克服政党政治的不稳定状态,现在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与其说对特定政治家的赞成或反对,以及靠为了凑数牵强地考虑离合集散,其实更应该朝向21世纪日本的前景,制定有影响的政策,起到支点作用,才是更具本质性的政治行动。从这一点来说,以TPP为分歧点的政界重编版图的浮现,才能为我们打开展望的前景。

更须注目的是,TPP将会更加明确地加深日美两国间的关系。为了日本在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构筑创造附加价值的机制,TPP为背景的谈判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以及向国际经济体系的同化,都将成为极其重要的手段。

这样的TPP对于日本来说,不仅能够维持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还有可能为全球经济的重组发挥积极的作用。

(译自《中央公论》2011年2月号)[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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