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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经济  2011年10月1日

现代世界史上的日美关系

Photo : Irie Zhao立足于现代世界史的立场今年是旧金山议和会议召开60周年的节点。当然日美关系史并非只有1951年,其他也有很多重要的事项。2011年是自1941年珍珠港袭击、日美开战的70周年;引发日美战争的间接原因的1931年满洲事变爆发80周年;或者1961年,肯尼迪总统和池田勇首相呼吁”日美新时代”后的50周年;包括1971年,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突然访华、”尼克松冲击”,当时认为日美关系陷入危机后的40周年,如此众多的分歧点发人深思。经历了如此之多事件的日美关系,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呢,我想在这里试着思考一下。日美同盟历经60载,为现代世界的形成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呢,或者说,世界整体的动荡怎样改变了日美关系呢。

所谓现代世界历史,总而言之是我们出生成长时代的记录和记忆,也因为如此,对于现代史的理解和我们自己的历史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在欧美也有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写下了回忆录,想要通过个人的体验来理解所谓现代这一历史的特性。我自己,出生于1930年代,作为一个活过了二十世纪三分之二的人,我不能够避免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二十世纪相联系来考虑。但是即使是个人史,也只是每个个体体验了不胜枚举的事情,关于判断怎样从其中选择与世界的变化相联系的事件,有必要尽量不要局限于以自己为中心的看法。

本文立足于这一点,并试着讲述关于我本人所理解的现代世界史,以及其中的日美关系。

国际关系史的限度可以以国际关系史为中心理解现代史,并回顾其中的日美关系史,当然重要的是,这并非现代世界的全部内容。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现代史的起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日本或者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和同年龄的人们谈话的时候,总会真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现代的日美关系,也是以1930年代的中日战争,以及1941年开始的日美战争为基点来理解的,这是不能避免的,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战败后,日本同美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在同中国及前苏联的关系修复上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实际上也卷入了以中苏为对象的美国的冷战策略。日美安保条约也是其一部分。在那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同美国和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另外一方面,前苏联于1991年,距今20年前解体了。日本同俄罗斯之间至今也未签订媾和条约,这是现代世界奇怪的现象之一。

在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史的框架中捕捉到的日美关系史,另外还有现代世界的内容,当然十分恰当,必须认识到在这样的观点中包含着几个问题。所谓国际关系,总之就是存在于世界中的各国之间的关系,通常并非所有的国家,而是以被认为”大国”或者”强国”的少数国家为中心思考的内容居多。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具有超群的实力,一直拥有着能够支配国际情势的可能性,并且”大国”之间的关系安定,或者不安定而可能发生对立、抗争,由此左右”国际秩序”。

确实世界大战及冷战,即”大国”之间的关系一旦恶化,就会导致连同其他国家的命运也受到牵连的实际例子。由于这样的历史事实的原因,认为”大国”之间的关系规定国际关系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说”强大的国家”把握着国际秩序的命运也是十分恰当的。

但是国际关系并非历史的全部,通过大国之间的关系来看世界史趋势也有着非常明显的限度。首先,”大国”以外的国家未被列入考虑范围之内,或者说只能将其作为”强国”野心的对象来考虑。

例如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叶,中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家,通常被当做”强国”之间关系的一环,但实际上各自依靠其力量创造历史,所以在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情有时也会对国际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

以”大国”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考虑的话,例如有看法认为,20世纪的世界史,是从1904年日俄战争,更进一步是由1914年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开端的,实际上在历史学家之间,也有大多数人认为,19世纪终止于1914年,或者20世纪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但是这样的看法特殊看待了”大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丝毫没有说明世界其他国家的变动。如果考虑到在那之后20世纪的变化的话,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青年土耳其人革命)、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或者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这些革命也同样,甚至可以说比”大国”间关系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仅仅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的话,那么也许很容易就漏掉这样的变化。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际联盟成立,代替了以前的”强国”主导型的国际关系,成功地通过世界上所有国家达成协议和合作来构筑和平与安定的国际秩序。可以说,这也反映了中小国家也是构成世界的重要因素这一认识。但是实际上,未能创造新的国际秩序,进入到1930年代后,”强国”之间的抗争又一次开始,这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连。并且大战结束后,如冷战那样,”大国”(在这一情况下是”超级大国”)主导型的国际关系并未发生改变,虽然存在着改变的可能性。但冷战并非战后史的全部内容,并且由于将冷战作为视角中心,实际上错过了许多历史事实,在近几年的时间里,日本及欧美学术界,越来越明显地出现对这一错误的反省。

况且将”大国”作为中心的结构,应用于冷战后世界的这一看法,也是非常浅薄的看法。中国代替前苏联进入了”大国”行列,或者中国之后是印度等这些看法,只是单纯对权力游戏感兴趣,关于世界中正在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并未带来任何启发。或者另外还有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也许会永久地为国际秩序做贡献这样的看法,这也是将国际关系看做历史的中心,是浅薄的看法。

所谓国际秩序,究竟是什么呢?冷战后,即是说假设美国努力想要推进的所谓国际秩序,如果仅仅只是规定国家间关系,使之安定化的内容,那么并未纳入此框架的国际恐怖主义、或者国际金融危机等,很容易就能使国际秩序混乱,或者使之彻底变形。

同样深刻的是,在前南斯拉夫、索马里、卢旺达等地发生的民族抗争中,我们能够看到,比起国家之间,对于民族之间的抗争,美国的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从美国没有参加关于全面禁止地雷生产的《罗马公约》和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等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国也采取了一些背叛国际社会的行动。

这样的国家能够引导世界走下去吗?另外,即使中国代替美国作为”大国”出现,那么能用怎样的方式来为国际秩序做贡献呢,在现在的阶段这一问题的答案依然不明朗。

所谓同盟是什么由此来看,我们能够了解到,仅仅通过国际关系等一些框架,来掌握世界的动向,这是不充分的。单纯而言,即使假设在国家之间建立起的所谓国际秩序的话,其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仅仅专注于此的话,那就不能够理解现代史。

关于大家所说的”同盟”现象可以说也是如此。在历史上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如果建立了同盟关系,那么就会谋求国际关系的安定化,或者对假想敌国设置战略,但是如果仅仅是国家同国家之间战略上的合作,那么在维持国际秩序上的贡献也许就非常有限了。因为本来国际秩序就不是依据国家的战略来制定的。

本来所谓”秩序”,无论是世界水平的内容,还是关于国内社会的内容,或者在家庭或学校的内容,并非只有使用武力(或者暴力)才能维护。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及警察的力量,而是由思想、习惯及文化形成的,没有某种意见不一致的平衡,那么就不能形成安定的秩序。所以本身由一时利害上的一致构成的同盟关系,是非常不安定的。

日美同盟持续了60年之久,是因为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意见上的一致性。虽然1961年的世界同当今世界是极其不同的世界,但如果说日美同盟存在着意义的话,那么可以说就是两国之间有着一定的文化上的联系,或者保持着社会的平衡。这样的意见一致和平衡,并非一定常常同国家的想法一致。这同以”国家利益”及地缘政治学战略为中心,努力推进对外关系的国家权力是处于不同立场的,跨越国境的市民社会及文化联系的存在,才能创造出国际社会。日美关系也是如此,同盟关系能够长久地持续下来,不仅仅是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国家以外的存在(非国家性质的活动人员)将两国连结起来,那就是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世界的特征。因为,市民社会及实业界、大众传媒、学界、艺术、非政府组织(NGO)等组成了国家,然后在国际秩序的形成上担任了重要角色,这是20世纪末以来的现代史的主要潮流。

1960年代前半叶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埃德温·赖肖尔,再三强调日美间的”合作关系”。按照他的话来说,如果在文化和传统上具有差异的两国能保持和平关系的话,那么这在世界史上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那之后将近50年中,日美关系保持相对稳定,比起军事战略等地缘政治学上的理由,可以说也是由于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的原因。但是赖肖尔大使的看法评价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同盟关系,在现今也许是落后于时代的吧。不如说正是因为在两国国民、两国社会文化的接触点、结合点增多了,才保证了日美关系的持续性。

我本人,于1953年赴美,之后在美国度过了将近60年,我从当初就抱有这样的想法。

确实,在1950年代初期,两国之间社会文化的差距很大。战败后不久,美国就独占了全世界的财富,无论在消费物资的水准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上,同日本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对于我这样的贫困留学生来说,一直存在这样的印象,那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所无法达到的。但是对个人的水平而言,从最开始便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的美国老师、学生、朋友、或者他们的家人和我之间,完全感觉不到距离。这也并非是因为我被美国化而受到洗脑,是因为我们有着作为个体的人类相互交往的姿态(我同今年91岁高龄的大学时代的恩师、他家人以及我当时的几位室友,至今还常常见面)。

时间的流逝会缩小物质上的差异,事实上日美之间的生活水平的距离,也在1960年代以后逐渐缩小。并且到了1980年代,两国在消费生活上基本没有了差距。衣服类及食物,或者电视、音乐、绘画、其他的领域,日美文化与其说差异,可以说是变为逐渐接近,或者是混合、共存的状态。各自不是保守不变、固有的文化,而是产生了混合物,也就是融合起来而产生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在世界各地也能发现同样的现象。这表明日美关系在世界史的推移中得到了推进。

“美国的世纪”的核心1941年,在《生活》杂志上,亨利·卢斯发表了有名的评论《美国的世纪》,从那之后”21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这一看法逐渐产生影响力。但是正如前面所说,仅仅是美国的军事水平及经济水平摇摇领先的话,那只是现代史的一部分,但对于美国是如何筑建起从1941年开始,到70年后现今的世界史的这一问题,并不能给我们满意的答案。如其说这仅仅是凭借美国在军事及经济方面的实力,不如说美国超出了这一范围,在思想、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使世界各地发生了变化,卢斯所强调的也是这一想法。对于这一问题的确信,用一句套话来表达的话,与其说是”硬实力”,不如说是”软实力”将20世纪变为美国的世纪。

直率地说,如果美国能够改变世界,那并不是凭借作为国家权力的军事力量,或者凭借丰富的资源以及农业工业的产量,而是凭借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信念、文化等,例如在1941年初期,罗斯福总统发表的《四个自由》演讲,以及在同年8月美英指导者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

在那之后的70年,假如说世界被美国化了,那么其根本的理由在于美国人所持有的民主、自由、正义、平等的思想,以及反映了这些内容的社会开放性等。当然常常会有理念得不到实施的情况,至今为止对别人采取保守方式的美国人也不少。从某一点来讲,也有来自各国的外国人比美国人追求正义,体现宽容精神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其他国家比美国更”美国化”了。这也是”美国的世纪”的一部分。

在现代史的潮流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人权的推进,自然环境保护的努力,以及难民的救济等,并非以国家为单位,而是跨越国境开展的活动,并非国家而是个人以及非国家性质活动人员非常活跃。这也是”美国”式的现象。努力不依赖于国家,而用民间团体及个人的力量来改变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历史的重大特征,可以说”美国的世纪”核心也在于此。如此,美国的影响涉及世界各地,全世界被”美国”化,也就是说,美国本身变得不再独特,这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至今世界史的一大潮流。

日美关系的发展也有必要在这一框架下予以考虑。日美同盟历经60年维持至今,与其说这是因为地缘政治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如说这是因为两国国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努力描绘共同的梦想,建设更好的国内社会、国际社会。换而言之,日本如此”美国”化,而美国则”日本”化,也就是说两国共同变得世界化、全球化了。反过来说,可以说日美关系很恰当地象征了过去70年之间发生了变化的世界历史。

“微妙的平衡”那么,今后的日美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同两国今后更加与国际社会保持步调一致同时的”美国”化,或者说这同全球化能否推进下去的问题相联系的。

说起全球化,那也并非仅仅意味着在经济层面上各国的联系。资本及生产的全球化,也常常长时间地指示出各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带来泡沫的经济及其破绽等。并非如此,不如说前面所说的意义上的”美国”化,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建立在民主、正义等概念上的大众运动、环境污染严重化的对策、难民及移民的增加、不同人种之间的接触机会增多等方面的全球化是没有止境的。在这样的潮流中,国际社会能够保持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吗? 美国剧作家爱德华·富兰克林·阿尔比在1967年发表了《脆弱的平衡》这一戏剧。描写了某个家庭历经数十年保持着某些秩序,也就是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而这一平衡逐渐瓦解的过程,这很好地体现了1960年代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秩序变得不安定的情景。家庭内的平衡是由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或者一家同邻居之间,有着某种定式而成立的平衡,这一定式以默契为基础,凭借相互的言语及动作等重复确认。但某一时期,这一默契变得不再被人所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秩序被打乱,即使邻居来拜访,也已经被视为不可理解的外人。

在这里描写的,则是在那之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平衡、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观念及习惯、态度消失了,失去了秩序的状态。许多研究表明,在现代世界,这一转换期发生在1960年代。问题在于,如何重建这一已经开始崩溃的平衡呢。权力者努力想要回到平衡崩溃前的状态,也就是当局,支持这一举动的可以说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再查看之后的历史,国家权力也好保守主义也好,都未能成功地再次建立曾经的秩序。世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

把崩溃了一次的平衡恢复为原状是不可能的。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为此需要努力建立新的秩序乃至平衡,可以说日美关系的未来也同这一点相关。

要建立新的秩序乃至平衡,就必须拥有与过去不同的概念及构造。1970年代以后的世界历史,也是摸索这一构造的过程。这一摸索至今仍未结束,而明确的一点,则是同以前的世界相比,日本也好,美国也好,或者在其他的国家也好,国家权力的威信及实力,以及存在感都在下降,因此新的平衡形成也必须依靠市民社会及个人的努力。2011年的各种事件,比如说”阿拉伯的春天”,日本政府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引发的放射性污染的处理,关于美国中央政府的下滑,发生在英国的年轻人暴动等,例子举不胜举,无论哪个例子都表现了国家权力的无能以及国民对政府缺乏信赖感。

但是,这些并非现在才出现的现象,正如许多历史学家评论的那样,这些现象自1970年代之后就出现了。

制定新的秩序在国家权力及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中,假设无法制定新的秩序的话,那么能够取而代之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市民社会,是跨越国境的各种组织的联系。1970年代以后,各国NGO的数量有了飞跃式的增加,这也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假如不能够依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那么只有市民们创建自己的组织,来保持某些平衡。

但是即使NGO也有许多种类,在美国的茶话会等例子表明,也有势力非常极端,打算再次建立保守的社会秩序。保守派大多数有着以国家为中心的想法,从将国家主义作为基础的方面来讲,这不能够成为今后世界带来新秩序的推动力。倒是努力推进跨越国界的民族间、人种间、宗教间合作的国际NGO,是朝着制定新秩序的方向而前进的。但是最根本的,则是必须凭借各国市民的力量,来努力完成新国际社会平衡的实现。

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市民”本身同过去相比已经变得多种多样。英国小说家伊恩·迈克温于2005年发表的小说《星期六》中,主人公引发读者”现代道德感的对象在扩大”的思考。以前个人的世界都是由同样的人们形成的地域社会、教堂、工作场所组成的,最近”不但远方的人们也是我的兄弟姐妹,狐狸和实验室的老鼠,甚至鱼也变为了我的兄弟姐妹”。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人,以及连动植物都进入到现代人的意识中,必须考虑同所有的事物共存共荣。

接纳不同的民族、宗教、人种,建立起多样而开放的社会的同时,如果不关心自然环境保护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据报道说,地球上存在着5000万难民(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国境内),加上合法或非合法的移民,离开出生地国家生活的人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五,在这样的现代,同时由于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原因,不仅仅是人类,许多动植物也濒临生存危机,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威信和对国家的信赖下降的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培养出迈克温所说的”道德感(moral sympathy)”呢? 正是因为日本和美国都在这一点上合作,真正的”合作关系”、”同盟”才能够存在吧。为了这一目的,两国的初级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市民教育尤其重要,特别是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日美的学者、教育者、学生的交换。实际上,我听说在日本学生中,希望留在国内的人增多,这是同时代的要求相悖的。

但是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工作,本来就并非仅限于日美两国。不仅仅是安全保障,如果将来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市民也能够协助环境、难民、教育问题等方面的话,那么日美同盟就能够为了扩大组织而解散吧。但是还距离这一阶段非常遥远。也因为这一原因,也有尝试首先在地域共同体中考虑日美关系的。

现代史的特征之一,即跨国的也就是形成了超越国境的联合体,或者说在寻找形成这一联合体的可能性。欧洲联盟(EU)也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为了加强欧洲各国之间经济上的联系而设立的,这就是欧盟的起源,从最开始就具有着政治文化上的意义。欧盟的前提是成员国各国之间不再进行战争,大家认为,欧盟成员国之间在思想上、文化上也存在着这一地区共有的内容。也有历史学家称之为”memory(记忆)的共同体”,认为过去发生的战争及其他悲惨的事实也包括在内,欧洲人之间拥有共同的过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超越了国家立场的存在物,在移民、环境等问题上,成员国各国的政府及市民也在配合。这也带给1970年代以后新国际秩序的探索一个重要的启迪。

世界其他地区如何呢?例如,在美洲大陆,存在着各国共同的认识,也就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和土著居民一同建立起的社会文化,这一认识自很早就存在,也有历史学家提出”美国习俗”比”欧洲主义”更具传统性。很长时间大家也一直认为两者在经济上也具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现在,同欧盟相比相形见绌的是,虽然因为美国的实力和影响是具有绝对地位的,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美洲大陆面对着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所以也在寻求大西洋共同体及太平洋共同体双重身份。

认为在大西洋整个领域内存在某种地域共同体,这样的看法在整个20世纪中,被欧洲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区的政治家及知识分子强力推行。认为存在连结这一区域的历史经验(例如奴隶贸易、或者民主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体制)的看法,深刻地存在于西欧、美洲大陆,特别是东海岸地区。这一认识,未必一定同以美洲大陆为中心的地区主义一致。

可以说太平洋区域的情况也是如此。美洲大陆的西部有着非常强烈的属于太平洋沿岸的存在感。但是,比大西洋更广阔的太平洋能够存在地域共同体吗?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并且还包括了日本、韩国、中国等东亚各国,太平洋地区共同体有可能出现吗?最近成为话题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议(TPP),是以这样的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为前提的。假使同欧洲共同体及大西洋共同体匹敌的,像TPP这样的超级国家集合体出现的话,那么这将有可能成为今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我们也应该在这样的潮流中理解日美关系的未来。比起地缘政治学性质的、战略性质的同盟,作为能够为新国际环境的建立做出贡献的同盟,希望两国能够形成密切的合作。如果日美同盟不是逆现代世界潮流而行,而是推进这一潮流的话,那么其历史意义也会变得极其明确。

(译自《中央公论》2011年10月号)[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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