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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经济  2011年12月3日

少子老龄化时代的资源运用环境: 少子老龄化和财政赤字下的日本经济

Photo : Kato Hisakazu前言被形容为”失去的10年”的日本经济低迷,即便是到了10年后的现在,仍受其影响,不见强有力的恢复。背负着东日本大震灾复兴这一新课题的日本经济,今后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少子老龄化及人口数量减少的问题,并且还将直面财政赤字累积这一中长期性的制约。放眼脚下,日本经济尚未完全从通货紧缩中摆脱出来,随着欧美的信任危机高涨,日元升值、股票跌价仍在持续,尚未发现新的经济增长途径。

在本论文中,特别就少子老龄化、财政赤字等中长期制约因素对日本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归纳,最后将提及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政策。

1. 日本经济的现状日本经济发展的脚步仍然很沉重。从名义值来看,2010年度,SNA体系的国内总生产总值(GDP)为475.8兆日元(速报值),而处于泡沫经济时代的1991年度GDP则为472.3兆日元,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另一方面,从实际GDP上来看,2010年度为538.5兆日元,与1991年度的464.2兆日元相比是有绝对增长的。但这之间的年平均增长率(几何平均)却只有0.78%(内阁府国民经济统计)。仅从GDP水准以及其增长率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尚未结束。

进一步说,与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经济状况不佳非常明显。根据OECD的Economic Out-look No.89,从1997年到2010年,日本经济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历年实际值,单纯平均)在G7各国中是最低的,为0.69%(继日本之后,倒数第二位是意大利,为0.79%),跟美国的2.47%以及英国的2.04%相比则相形见拙。与韩国的4.37%之间的差距也一目了然。

日本经济的不佳状态不单单体现在GDP上面,在物价水平方面也很突显。将物价水平作为GDP平减指数来看上述OECD的数据的话,就会发现在1997~2009年间在G7各国中物价上升率的平均值为负数的国家只有日本(-0.9%)。其它6个国家在这一期间的物价上升率几乎没有出现过负数。我们可以看出,通货紧缩压力较大,这也是日本经济固有的状况。

要列举影响通货紧缩的因素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一般来说,可以划分为需求因素、供给因素、金融因素等。在这些要素中,将人口数量减少等供给因素作为影响因素之一的看法也在广泛流传,但德国、意大利或是西班牙等国家跟日本一样苦于少子老龄化的国家通货紧缩压力并不是很大,所以这一点看来并不是主要因素。而影响通货紧缩的主要因素还是应该考虑需求层面薄弱这一点。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虽然人口因素并不是主要因素,但今后人口真正开始大幅减少,消费以及投资需求如果呈现结构性减弱的话,必将会形成通货紧缩的倾向。要摆脱通货紧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20111203(2).JPG那么,日本经济的低迷状态是暂时性的吗?这也是由结构性因素引起的吗?低迷期如此漫长,很难想象日本经济未来可以实现高度增长。比如,就算从2002年第1季度到2007年第3季度为止的第14循环的经济景气期(该日期目前为暂定日期)来看,用年利率来换算的实际GDP增长率也只有2.1%左右(笔者试算数值)。此外,根据2011年8月发表的内阁府《经济财政中长期试算》,在他们的保守估算(将过去的发展趋势也考虑了进去的估算)中,2012年以后的实际增长率为1%左右,这种程度应该是较为合适的。因此,像1980年代那样实现3~4%的增长是非常困难的。

考虑到以上状况,可以推断出日本经济发生了较大的结构性改变。而探究其影响要素,可以发现比起需求层面的影响,来自供给层面的影响更大。在这里将尝试从增长估算的视点来分析过去日本经济的发展演变。在考察未来日本经济的情况时,少子老龄化也将会影响供给层面,在这一点上,增长估算的分析方法将带给我们新的视点。增长估算是将经济增长率按照资本储备、劳动力以及技术进步这三个要素的贡献程度进行分解的方法。

图1为将1980年以后的时期划分为1980~1992年、1992~2000年、2000~2009年3个时期试算出的增长估算。最先引人注目的是劳动力贡献程度之低。劳动人口数量在1998年达到高峰,之后便开始逐渐减少,1990年代后半期之后失业率也急速增长,其结果导致就业人数并无增加。综合以上来看,这一结果显而易见。如果考虑到今后少子老龄化及人口数量减少因素的话,这种倾向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关注技术进步(生产性)方面。1992~2000年间,技术进步的贡献为0.4%,与1980年相比,大幅下降。这也证实了1990年代后半期技术进步的低下影响到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增长呈现钝化。而另一方面,进入2000年之后,技术进步率开始逐渐恢复,经济增长率基本依靠技术进步的影响。此外,资本储备的贡献程度也从2000年之后呈现负值。正如后面即将提到的那样,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发展,如果国内储蓄率继续降低的话,将会影响到资本储备的积累,这种倾向还将延续。

2. 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毋庸置疑,财政赤字以及针对财政赤字的应对政策将对日本经济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动向产生巨大影响。2009年,一般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从对GDP的比例上来看为-9.4%,1993年之后,基本财政收支一直为负数。因为 “失去的10年”之后,为了应对需求不足,施行了大幅度的减税以及财政投入,发行的公债大幅增加。1992年末时只有178.4兆日元的普通国债的余额,而到2010年末时增加到了636.3兆日元。从时常被引用的政府债务对GDP的比例来看, 2010年度日本为199.7%,在G7各国中也是出奇地高,比深陷信任危机的希腊(147.3%)、西班牙(66.1%)还要高出很多。(摘自OECD(2010)”Economic Out-look No.89″) 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债务的对GDP的比例值高不一定就等于不履行债务风险(莱恩哈特、乐高夫(2011))加大。但是,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对经济发展走势来说,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好。最近,作为国债不履行概率指标的CDS(信用违约掉期)保证金率上升,已经超过了1%(2011年8月统计)。这就意味着由于政府债务累积增加,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使得国债等级评定的降格风险提高。实际上如果降格的话,国债价格就会降低,产生利率上升、股票下跌等中短期影响,最终会影响日本经济前进的脚步。

财政赤字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绊脚石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担心利率上升的风险,还因为政府财政运营方式直接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主要为因增税带来的负担增加,因国债费用等的增加造成政策经费的自由度下降,以及伴随这一情况出现的财政运营制约等等。因此,政府正在努力从中长期视角,以恢复基本财政收支为目标,进行财政运营。2010年6月,内阁议会通过了《财政运营战略》,其中设定了几个目标,1)到2015年,国家与地方的基本财政收支要减到2010年度水平的一半,到2020年实现盈余;2)2021年度之后,要实现国家与地方的公债余额对GDP的比例的平稳下降。因在这一目标以社会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相关费用等将进一步扩大为背景,通过增税等来确保年收入,以及通过新成长战略来实现经济增长都是必不可少的。

受2011年3月东日本大震灾的影响,虽已预计一时性的年支出将增加,但目前仍在努力维持财政运营战略的目标。这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在2011年8月内阁府发布的《经济财政中长期试算》中提到,以19兆日元程度的复兴重建费用以及到2015年前后将消费税提升到10%作为前提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然而,在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的《保守估算》中,2020年度的基本财政收支恢复将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在实际增长率设定为2~3%的《增长战略估算》中,也预计将会有1.4%左右的基本财政赤字。为了实现上述财政运营战略目标,确保一定年收入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带来财政赤字的最大因素在于伴随老龄化等问题而出现的社会保障相关费用的增加。根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1980年,社会保障支出费用为24.8兆日元,对GDP的比例仅为10.1%。而在2000年度,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则为78.1兆日元(对GDP的比例为15.5%),根据最新的统计,2008年度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增加到了94.1兆日元(对GDP的比例为19.1%)。根据上述情况,作为一般费用的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在2011年度初的预算为28.7兆日元,占到了预算总额的31.1%。如果考虑到公共事业费用减少,长期利息低,国债费用所占比例也没有大幅度增长等情况的话,就会发现造成近年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相关费用的增加。预计与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将进一步增加,在2011年6月公布的《社会保障及税收一体化改革》的探讨时提供的资料显示: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到2020年将达到135.5兆日元,到2025年则将增加到151.0兆日元。如果将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作为前提的话,除非有相当大额的年收入作为保障,在2020年度要实现基本财政收支平衡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老龄化进程是社会保障费用增加最主要的理由,要将这部分费用大幅度减少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与经济增长率的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虽然以前,两者的关系通过以OECD诸国为对象的专题数据进行过探讨(拙著(2006))。然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社会保障相关支出越多,经济增长率就会越低。从这一点来进行类推的话,财政收支的好转将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图2显示的是运用以G7各国为对象的1997~2009年度的专题数据,通过固定效果模型推断出的财政收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所推断出的结果显示,财政收支盈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推测出其原因为:1)对经济整体来说,没有因财政赤字而增加的财政负担的话可以进行自由的经济活动;2)利息上升风险越小,对设备投资等带来正面影响越大;3)政府可以实现机动性财政运营。

208cbz.JPG最后,将讨论一下关于提高消费税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问题。前文提到的《社会保障及税收一体化改革》的方案(内阁议会报告)中提到,到2015年左右消费税将会提高至10%。然而,考虑到社会保障支出费用的增加等因素,不应只停留在10%。在不久的将来,将消费税提高到15~20%左右会比较好(顺便提一下,在EU,附加税最低为15%)。

考虑到财政赤字的现状,长期确保年收入是必不可少的。消费税的阶段性提高是无法避免的。以提高消费税将对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为理由拖延增税,越是拖延,政府债务的累积越是严重,信任危机也会因此高涨,这些都应该多加注意。未来将消费税作为支撑社会保障支付增长的财源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应该逆临时性的冲击而上,加紧将其定位为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基础财源。

3. 少子老龄化与经济增长长期对日本经济带来影响的因素,比起财政制约更重要的是少子老龄化及伴随其而出现的人口数量减少问题。财政赤字以及这一课题的解决,虽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可以将其作为中期性的战略来寻求对策的。然而,另一方面,控制人口数量的减少(假设移民政策等不发生变化)所花费的时间很有可能长达50年。因此,要长期性捕捉日本经济动向的话,有必要以少子老龄化及人口数量的减少作为前提。

20cybz.JPG从长期视角来考察经济的话,从供给层面来着手还是比较合适的。一般来讲,可以以宏观生产函数为前提,从经济中存在着为经济储备了多大的潜在生产能力这一视点来进行思考。与笔者前述的的增长估算一样,下面将从劳动力,资本储备,技术进步这三者的动向来进行探讨(思考方法参照加藤(2007))。

首先想就劳动力的动向进行一下探讨。在此之前作为前提条件,先简洁的整理一下未来的人口动向等问题。在2010年的国势调查(速报)中,日本的总人口为1亿2806万人。根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关于未来发展的推算》(2006年),到2055年,日本总人口将减少为9778万人,跌破1亿。(高出生率,中等死亡率的情况下)。从2055年的年龄构成来看,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上升到37.3%(2010年为23.1%),而作为劳动力主要构成的15~64岁人口甚至将减少到5073万(2010年为8152万人次)。

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在1998年迎来了6798万人的峰值,到2010年则减少为6590万人。作为今后的预测,厚生劳动省所属研究会――雇佣政策研究会在2007年公布的报告书中有一个试算。根据该试算,在有更多的女性以及老龄者参加工作的情况下,到2030年的劳动力人口为6180万人,如果他们不参与劳动的话,劳动力人口则将减少到5584万人。2030年劳动力人口为5584万人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在今后的20年内大约会减少达1千万人左右的劳动力。从供给层面来看,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再来看将来的话,如果以15~64岁人口为分母,劳动力人口为分子所形成的比例是固定的,那么到2055年,分母人口数量将减少到5073万人,也就意味着劳动人口将大幅减少至4100万左右。这还足当前劳动力人口的2/3。

当然,即使劳动力人口的总数减少,如果每个人的生产能力得到提升的话也是有可能弥补这一不足的。然而,在劳动力人口为当前2/3的条件下,将生产能力提升到人均1.5倍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还是非常有必要通过一些政策手段来弥补劳动力人口不足。

其次,笔者还想探讨一下资本储备的动向及其与老龄化的关系。资本储备是指每年的新投资减去折旧部分累积下来的资金。因此,新的投资越多,折旧越少,资本储备就越多,生产能力越能提高。投资的源泉为储蓄。除去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国内投资的主要来源则为国内的储蓄。因此,伴随老龄化进程,国内储蓄的动向将成为资本储备今后动向的关键。

根据一般的生命周期假说,越是老龄者储蓄率越低,或者将储蓄全部消费掉,所以一个国家随着老龄化进程,储蓄率会降低。图3显示的是1980年以后的总储蓄率与总投资率的演变。总储蓄率是从纯可处理所得中减去最终消费支出,在此基础上加入固定资本减耗除以GDP所得。从图中可以看出,总储蓄率在1980年以后有倾向性地下降。关于老龄化与总储蓄率的演变是否相关这一点,我们运用时间系列数据来确认的话可以发现,一般会得到负的符号。以下的公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对象为1980~2009年度。公式的下面( )内的是t值。调整完毕后的决定性系数为0.801)。

总储蓄率=-0.278-0.962×(6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 (-1.20)(-9.05) +0.134×(In (国民可处理所得)) (2.94) 如果这种倾向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可以预见到伴随今后更加严重的老龄化进程,总储蓄率降低,导致资本储备累积的钝化。另一方面,即使国内的储蓄减少,来自海外的投资增加的话还是有增加新投资的可能性的。然而,如图3所示,日本的现状是总投资与总储蓄基本是连动着演变的,从目前状态来看可以发现,来自海外的投资基本没有对资本储备的累积做出大的贡献。再者,固定资本消耗占总投资的比例每年都在上升。2010年,总投资中减去固定资本消耗得到的纯投资对GDP的比例为-1.5%,为负数。由此可以看出,既存储备的维持负担越来越重。

从供给层面切入的手法中最应重视的是生产率。从生产函数得出的生产率被称作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技术进步的指标,是减去劳动力与资本储备的贡献度所得的余额。正如前示,进入2000年之后,TFP的贡献度增大,在考虑日本经济的潜在生产力时会重点关注TFP的动向。

一直以来,普遍认为技术进步是由经济外部决定的。随着1980年代以后的内生性增长论的发展,与劳动力等人口动向相关而受影响的部分也很多。一般来讲,探索技术进步与劳动力人口之间的关系,就能发现劳动人口的减少会造成集体作业能力下降(①规模性经济丧失效果),老龄化使年轻人的创造性以及积极性降低(②创造性丧失效果),为弥补劳动人口不足而提升应对能力(③劳动节约促进效果)。这其中,因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而产生的①与②的效果会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有所减慢,但在③的效果中,技术进步反而会得以促进。所以,非常有必要对整体效果进行实证和确认。在此基础上,还有意见认为,人口数量越多潜在性的革新者就会越多,并且知识文化交流加强,能促进专业性与分工。根据这种意见,人口数量越多技术进步的速度就会越快。

根据笔者曾经计算过的例子(加藤(2009)),以OECD各国为对象的话,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之间呈现出正比的关系。另外,从日本的时间系列数据,也可以发现TFP的上升与劳动人口,经济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对GDP的比例)三者之间是处于相互联系的关系,并且可以计算出劳动人口的规模与TFP上升率呈正比。综合以上可以得出,人口数量的减少会对技术进步产生负影响,因此从供给层面来看,从劳动力、资本储备,技术进步三个要素中均得出了悲观的看法。

总结—-为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日本经济直面财政赤字的累积以及为应对这一问题而进行的税制改革。要想维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再者,少子老龄化以及人口数量的减少对于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力来说将是一道很高的障碍。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确保稳定的财政收支,通过增加政府债务来消除利率上升风险。为此就需要有一个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强大的负面冲击的较为柔软且坚固的税制改革。毋庸置疑这是离不开政治力量引导的。

为了维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必须确保劳动人口数量。不仅要灵活运用老龄者以及女性等劳动人口,还应该讨论积极地引进海外劳动力。当然也必须汲取欧洲各国在接纳外国劳动人口问题上的经验。此外,积极地吸收海外投资也是必要的。包含是否加入TPP问题在内,只有做到了真正的全球化,日本经济增长才有希望。

关于促进技术进步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简单的解决方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里的对策要求最高。但毕竟踏踏实实的做好人力资本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深化教育及制定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等,通过对人力的投资来提高生产率。

如果不克服财政赤字以及少子老龄化等难题,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为了让下一代能够继承一个强有力的日本经济,就需要我们端正思想,做好准备,积极行动。

(译自《养老金和经济》 第30卷 3-9页[2011年10月],养老金及老化政策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olicies on Pension and Aging)和作者许可, 翻译《日本综述》) ——————————————————————————– 《参考文献》 Hayashi, F. and E.C. Prescott(2002) “1990年代的日本:失去的10年”《经济动态观察》,Vol.5.5 OECD(2010)”经济展望 No.89” 加藤久和(2006)《社会保障的规模以及政府的作用—-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社会保障研究季刊,第42卷第1号,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

加藤久和(2007)《人口经济学》(日经文库),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加藤久和(2009)《关于人口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NIRA研究报告书,《老龄化是一种威胁?――今后十年的生产率提升将成为关键》,财团法人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卡曼·M莱恩哈特、肯尼斯·S乐高夫(2011)《国家破产–金融危机的800年》,日经BP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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