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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 ,经济  2012年2月1日

不要畏惧产业”空洞化”: 转型”投资立国”将可以拯救日本

Photo : Hayashi Yoshimasa

林芳正

从GDP向GNI转变在讨论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渐渐感觉不到有梦想存在了。人口减少、持续通货紧缩、社会保障困难、日元升值的脚步无法扼止、经济增长率也无法进一步提高,所有这些都是令人灰心的话题。同时,由于束缚于过去的成功经历,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抱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临时观点。

现在的日本,正面临着很多短期问题,如灾后重建、能源等,使得自身处于重重困难之中,财政状况的恶化、经济成长率低下、少子老龄化问题等等。不得不承认要给出一个乐观的期望确确实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制定政策的当事人,必须得拿出一个积极的长远规划。在这种低谷、沉闷的状态中,不应该一味地维持现状,而应该考虑扩大整体经济规模。为此,不能仅仅局限于诸如”城市基础设施出口”、”酷日本”等战术层面的规划,而要出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成长战略,这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GNI(国民总所得),从分配层面上来看也就是过去经常提及的GNP的一种经济表达形式,有时是等同于GNP(国民总生产)的概念。原来的经济企划厅(现为内阁府)从1993年开始就以GDP取代GNP来加以使用,而国民经济计算从2000年以后又开始使用GNI来替代GNP。这是将海外获得的利息分红等纯收入加入到GDP来计算的一种方式,如果单纯一点来考虑,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名义GNI=名义GDP+所得收支即便日本的GDP数值处于停滞不动的状况,所得收支也可以稳健地增加,GNI数值要比GDP大3%左右(注)(图1)。即使是在欧美等发达地区,不少国家GNI与GDP的偏离有时会很大。GNI的稳定增长足以证明日本的海外投资有着一定的收益,企业在海外有着活跃的经营活动。

在此,将GNI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政策的大目标,其它政策与其相互动,通过这种做法,我想来描绘一下为了日本经济有一个光明前途而应有的综合性战略。

本研究所于2011年10月开始至12月期间召开了总计9次的研讨会,在听取有识之士意见的同时又展开了讨论。下文虽然还只是一个中期报告,比较粗糙,之所以在此公开,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

20120201(2).JPG以”国民富裕”的最大化为目标虽然话都已经说滥了,为了让日本经济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也可以持续发展,单靠国内的力量毕竟还是有限的。日本市场目前仅仅只占据了世界市场的8%而已。虽然我们也经常能听到”出口依赖度只占GDP数值的15%”这样的声音,然而,日本的粮食以及能源等众多资源都需要依赖海外。因此,对日本而言,可以说无视海外的争论是没有任何讨论价值的。

幸运的是,日本所属的亚洲太平洋地域是具有高潜在能力的地域。日本人以及日本企业,正是要好好抓住现在的时机,向海外飞跃性地发展才是硬道理。

因此,当经济政策的基准从GDP转换为GNI时,在此想将”日本人以及日本企业在全世界进行的经济活动”最大化作为目标提出来。如果说GDP是”在日本国内创造的价值”,那么相比GDP,GNI则是”日本人在全世界所进行的创造价值的活动”。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得收支达到了现在GDP之比3%左右的规模,目前正底气十足地发展着。

另外,在其它方面,贸易收支从2000年代后半开始出现递减倾向。两者从2005年度开始形势逆转,之后,所得收支的赢余额渐渐超过了贸易收支的赢余额。如果套用一下国际收支的发展阶段说来讲,日本以2005年左右为界限,由”未成熟的债权国”变位为”成熟的债权国”。这种可能性非常高。

也就是说,可以认为现在的日本经济正处在由”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转型的过程中。

曾经以”GDP大国”为目标的日本,现在又将目标转变为”GNI大国”。这种背景下,笔者将要提及如下三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1. 堦丄 日本人以及日本企业在海外空前活跃; 2.擇丄 将其成果返还给日本国内; 3.嶰丄 进一步与日本国内的雇用市场结合起来。

下面,想来探讨一下每一个步骤中的必要课题。

第一步,成为投资大国考虑到以投资立国为目标而非贸易立国之时,现在的日元升值根本不是艰难的时候,而是极其罕见的大甩卖机会。因为积极地对外投资本身就意味着购买外汇,出售日元。因此这同时也将成为日元升值对策。已经有许多企业正在着手收购海外企业,可以说这些都是合乎道理的行动。

日本的大型制造业为了应对日元升值现象,一直都在对生产基地进行再分配工作。《广场条约》之后,日本企业的海外发展,为东亚各地创造了有力的产业集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目前1美元大约对70日元的汇率”已经达到极限”。

我们认为,日本企业应该不惧怕产业”空洞化”,应该更积极地进军海外市场。对产业”空洞化”的不安来源于国内”GDP最大化”时代,尽可能将多数雇佣机会保留在国内的想法。针对这种不安,日本企业内外一体,积极扩大生产活动,不断创造出了新的海外根据地,努力使整体上获得更多的回归。这便是”GNI最大化”战略。正在迈开全球化进程步伐的企业,原则是绝对不可能减少国内的雇用机会的。日本企业不应该陷入零和博弈的思考模式,要不断挑战新的领域。

日本国内尽管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但满足于低受益的企业也还是司空见惯的。偏向对内的经营风格以及迟钝的决策制定成为危害的例子也可以列举不少出来。将日本企业从本土偏见中解放出来,推出日本品牌,打造其可以在”客场上战斗”的强健体格是非常有必要的。

考虑到”在海外挣钱”的情况,将日本定位于高成长地域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可以说是非常有利的条件。目前的日本经济,对亚洲贸易占到了整体贸易额的一半以上。然而,投资对象却是以欧美为中心。虽然目前处于”在亚洲所赚取的资金运用于欧美”这么一种图式,然而从长远眼光来看,如果可以做到”在亚洲赚取的资金运用于亚洲”的话,原则上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特别是在欧洲债券危机呈扩展趋势的背景下,如何使金融危机不危及亚洲,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欧洲的金融机构目前在亚洲拥有巨大的外汇收支差(信贷额)。(图2)今后,当他们的体力下降时,为了不招致信用收缩,通过日本金融机构的积极进军来维护亚洲的安定,为亚洲的安定做出贡献这点也是人心所向。

从2003年开始,已经在ASRAN+3之间开展了一个被称为《培养亚洲债券市场的主动权》(ABMI)的进程。该项目的目标是将在亚洲的储蓄用于对亚洲的投资。目前虽然是以国债为中心,但今后应有的目标是,将来有一天培养一个以公司债券市场以及证券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市场,致力于亚洲的高成长事业。

亚洲太平洋地域的贸易自由化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日本面对创造经济圈这一主题,应该站在主导性的立场上,特别是从增长GNI这一观点来看,投资以及服务等方面的自由化是重要的课题。现在,日本的投资协议停留在27条,笔者想指出一下,这跟印度的137条、中国的127条、韩国的90条等国家的相比是明显落后的。

20120201(3).JPG为了从政策层面支援日本企业,利用外汇特会资金等,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石油天然汽及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以及产业革新机构等组织正在尝试着促进民间的对外投资。这些政府系统的机构,过去曾主张”民间能做的事就让民间做”,甚至成为行政改革以及民营化的对象,然而,如果改变一下看问题的角度,可以将这些投资定位为”日本版的国家战略基金”(SWF)。在进步显著的新兴国中,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式运营的国家也不在少数。我们如果也能将这些政府系统机关的战略进行灵活运用的话,形成官民协调体制也是指日可待的。

再者,不仅仅是企业,将人才输送到海外去也是非常重要的。地震灾害之后,日本国民的心理动辄趋于”内向”。不能仅仅只是局限于商务,以观光、留学等形式促进跨国境双方向人才的活跃移动,对”GNI最大化”来说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二步,将海外的财富返还日本国内在”GNI最大化”作为经济政策目标的情况下,将在海外创造的财富返还日本国内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将日本企业在海外收获的利益带回本国并列入到所得中去。这里,如果将法人税加入到国库中去就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关键是,就企业方来讲,不太希望将自己在海外赚取的外汇兑换成日元,因为汇兑亏损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里关键得看税制方式了,也就是说采用什么样的税制才能将企业在海外的所得如何较容易地返还给国内。

比如说,美国的本国投资法是采取了一种以时限立法的方式,在限定用途的同时,对汇往本国的汇款给予优惠措施。对此,日本于2009年将来自海外分公司的分红,通过原则上不限定用途、非课税制度导入进来了。借它之光,即使雷曼冲击之后,处于世界经济速度骤减,收益减少的环境下,返还给日本国内的分红也还是处在安定地发展状态。

不能只停留于此,要求汇款规定以及提供相关等价技术的当事国改善这方面制度,或者有必要做一些诸如扩充租税条约的网络组织等用以消除阻碍海外资金回流的要因。即便从这些意义上来看,缔结前文所述的投资协定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的课题是将资金从企业部门转移到家计部门这一问题。如果按以往的方式进行的话,企业收益总是以”分红”、”薪金”等形式支出,所以回流到家计部分那也是顺水推舟的事。然而从进入21世纪,即使企业部门获得高收益,那也无法回流到家计部门,其结果是无法刺激个人消费的状态长期持续。关于这一点,近来美国经济也明显有这方面的倾向。”强企业与弱家计”状态是招致”反华尔街游行”的最大原因。

特别是企业在海外获取的所得将会产生一种倾向,那就是这部分所得越来越难用作分红以及雇用原资。然而,如果有可能的话,要尽量通过增加雇用机会使得资金也能用于家计部门,使经济长期处于景气状态。这样才能获得整体利益。在此,笔者想强调一下,不要净顾着考虑经济的供给方,也要顾及一下需要方,这才是创造合理整体经济的捷径。

可以认为,家计是直接取得世界经济成长果实的基础。全球性企业的成长,通过资产效果渗透到家计部门是最有效的。为此,作为具体对策之一,我想提议灵活运用”日本版401K”,将亚洲的成长反映在履行养老金这点上面。

有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就是并非”反企业”。话虽那么说,倒也不是”迎合财界”,而是做到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紧张关系的”专业商务政治”。

第三步,增加日本国内雇用机会最后,通过内外经济成长取得果实的同时,增加国内雇用机会这点也是极其必要的。

正如前文所叙述,以GNI为轴心考虑经济政策的情况,企业的海外转移绝非坏事。”那么将会失去国内的雇用”这一担心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根据东大教授户堂康之的理论,将制造根据地转移到海外的企业毋宁说是增加了雇用机会。实际上,在建设机械上拥有绝对性地位的小松公司,目前在其发祥地小松市的制造根据地原址布局了进修设施。这样一来,工作的内容虽然会有所改变,但同时也在当地产生了新的雇用机会。

企业要推进全球化,促进成长、延续繁荣这一点是极其关键的。拥有能够活跃于世界市场的高潜力,将埋没在日本国内的”卧龙企业”通过全球化扩展可能性,并由此创造出新的雇用。通过GNI战略不断吸收亚洲的成长力,日本企业将会变强,从而产生新的投资余力,应该以这种积极反馈为目标。

与些同时,在新的领域努力创造雇用机会也是不可欠缺的。就新领域而言,在日本医疗、护理领域的就业人口正在增加。在这个领域,预计今后20年间可以创造出400万人规模的就业机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增加福利预算就可以了。在处于少子高龄化时代的日本,首先是”自助”,其次是”共助”,最后才是”公助”。这种形式才是最理想的。即使为了将日本卓越的社会性资本”地域的纽带”留传给下一代,我们也应该在社会保障的方式上动一些智慧。

在医疗护理领域,毋宁还是在公共性保险范围之外的服务中比较有机会。人们普遍认为如今的日本医疗以及护理为”只有头等舱与经济舱而没有中间级别”。通过提供以某种程度的所得层为对象的商务等级服务,我想应该是可以开拓出更大的需求的。

比如说,独居老人能够轻松托付的家务代理服务如果可以得到推广的话,”供给创造需要”将是值得期待的。如果服务供给能得到成长,那将会带动一种对普通人来说也非常好用的商务模式的发展。

教育及保育服务领域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保育服务的地域性很强,虽说它绝非是高收益商务,却也有”供给创造需要”的特质。也就是说,有了高品质的保育,就可以促进女性参加劳动,使新的人才供给成为可能。

农林水产业也有很大的机会。他们精心制作的日本食品将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让世界各国人民都为此跑来日本。他们应该以这种良好循环为目标。

再者,在面向富人阶层的服务方面,可以说日本还远远处于未开垦状态。据说在日本的温泉等服务中,也吸引了不少海外的富人。将日本独特的高品质服务,向海外大力推广,创造出新的服务模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在产生新的雇用方面上,风险企业的成长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在此,作为新的风险支援政策,对于雇佣人数比上一年翻倍的企业,将法人税减半这种想法还是值得考虑的。

去咨询一下风险企业的经营者,最初以几人开始创始的公司一旦步入轨道,公司员工人数就开始变为10人、20人,都是以倍数增加的。这种时期据说是经营最艰难的时期。支援艰难时期是一件意味深远的事情,假设即便其尝试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是失败的企业能丰富具有风险精神的年轻人的经历,他们将来也一定能直面新的挑战。

在考虑雇用问题之时,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中产阶级的世界性没落已经成为大问题。这并不是因为诸如”反华尔街游行”所主张的那样”因为1%的富人压榨了99%的普通人”等单纯的理由。其背景是国际竞争的激化以及技术的发展、产业构造的变化等长期性的趋势。要逆转这种趋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维持中产阶级,保护日本特有的社会构造,我们认为所得的再分配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并不应该是从高所得者向低所得者均等划一地转移,而是应该政策性地实现各种所得转移,如高龄者向年轻人、既得权者向非既得权者等。

在GNI时代,如何灵活运用既存的公债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在从前的日本,是通过”养子”这一形式,将高龄者的资产与有为的年轻人结成对子。这是一种智慧。如果将此换成现代性手法,是不是就可以达成有效地灵活运用资产的目的了呢。

接下来讨论一下有关遗产税与赠与税。将遗产税、赠与税与住宅减税整合起来,以这种形式实施了许多措施。最近推进住宅以外的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涉及三代的继承税制修订正在实行,可以说推进世代间的所得转移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为了不让国民的金融资产沦落为”怀财不用”,目前正是需要广泛征求倡议的时候。

构筑综合性的政策体系目前的经济政策探讨,大多处于首尾不连贯的状态,缺乏一种整体的战略性。这里,笔者想提议运用综合性的”GNI”这一轴心,不断构筑新的政策体系。

谈到税制,为了促进企业以及个人进军海外市场,应该为海外投资设立投资优惠税制,以及为促进资金回流推进必要的措施并去除阻碍要因等。在此基础上,为维持日本中产阶级而进行重要的再分配时,应该将制度转型为一种比起所得(flow),更重资产(stock)的制度。

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在充实消费税产生的公共保障为前提的基础上,设立进一步推进充实保险以外的服务型政策措施。这么一来,在确保中产阶级能够安心工作的生活环境同时,通过利用日本人特有的细微服务的特质,吸引外国富人阶层。

在通商政策方面,不仅在商品和服务上,将重点放在缔结投资和知识产权的经济合作协定上。与此同时,也要促进缔结租税协定以及社会保障协定。

为了确保安定的能源供给,确保在海外的权益,以及海外共同开发等,需要推进旨在掌控能源源流的政策。另外,也应该积极地加快亚洲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如亚洲共同输油管以及克拉地峡的航线化等。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为支撑日本的GNI战略,其相关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从学校英语教育的方式到培养可以支援企业全球化进程的人才,可以说课题堆积如山。比如说,我们来思考一下”亚洲六大大学”,大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大学、柬埔寨大学等大学有可能当选前五。而东京大学充其量只能与首尔大学、台湾大学竞争第六名的位置,这不正是现状么? 无论如何,将GNI放置在经济政策中心来思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有许多必须去做的事情。但同时也涌现出一线希望,使我们又可以描绘新的梦想。

笔者真诚期待来自各位读者的创造性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与批判。

(注) 名义GNI 492兆日元、名义GDP 479兆日元(2010年)。再进一步实质性考虑的话,有必要考虑交易利润。

(译自《中央公论》2012年2月号,192-200页)[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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