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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经济  2013年3月6日

【日本政治能够转变吗?】2%通胀目标是正确选择–力争民间需求主导拉动经济增长

Photo : Iwata Kazumasa

岩田一政

日本政府和央行决定的物价上涨率2%这一目标是理想水平

央行货币政策的巨大转变将成为日本摆脱通缩的重要一步

安倍晋三新政府要求日本央行就货币政策采用2%的通胀目标,央行已经接受。央行一直以来主张”现阶段以1%为大致目标”,因此,这意味着政策运营的很大转变。笔者此前认为理想的物价上涨率是在1%到2%之间。其根据如下:

首先,若考虑陷入通缩的风险,最低需要1%的物价上涨率作为预留空间。第二,有必要思考现在采用的消费价格指数与实际生活费指数出现了何种程度的偏离(向上偏差)。不过,人们关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向上偏差看法各异,有的认为接近零,有的认为是1%左右。笔者此前设想的向上偏差是其中间值,为0.5%左右。

不过,最近东京大学教授渡边努等人使用大型数据进行了研究。研究报告显示:以美国方式计算的消费价格指数和以日本总务省方式计算的消费价格指数之间,日本的指数可能存在1%左右或更大的向上偏差。

去年11月下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唐纳德•科恩访日时,我询问了美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向上偏差,得知有1%左右。若科恩前副主席的意见无误,那么日本的消费价格指数就有2%左右的向上偏差。

换言之,可以说日本的消费价格指数中至少有1%左右的向上偏差。理想的通胀目标是:旨在不陷入通缩的1%预留空间与消费价格指数的1%向上偏差相加后所得的2%。

安倍政府提出了实际2%、名义3%的经济增长目标。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之差意味着计算国民经济附加价值的物价指数—-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物价指数(名义GDP÷实际GDP)的增长率为1%。然而调查过去的数据发现,GDP平均物价指数的变化率较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率低1%左右。央行若把消费价格指数1%设为通胀目标,那么GDP平均物价指数的增幅就接近0%,很难实现名义增长率3%的目标。政府与央行要想合力实施具有统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以消费价格指数来定义的通胀目标就必须是2%。

未能摆脱通缩

央行未能通过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的量化宽松政策克服通缩,主要原因是”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直至物价上涨率达到0%以上”这一当初的通胀目标过低。

物价上涨率达到0%以上后,央行按照当初的承诺于2006年3月取消了量化宽松政策。笔者当时正担任央行副行长,在取消该政策之时主张”驾驶汽车不可能不定好目的地就出发”,货币政策决定会议的委员会成员(行长、副行长、审议委员)表明了他们认为理想的物价上涨率。取消量化宽松政策时,中长期的理想物价上涨率在0%到2%的范围,但央行公布了取其中间值1%的”中长期性物价稳定的理解”。笔者在2006年3月时认为,”中长期性物价稳定的理解”与采用”灵活的通胀目标”是相同的,但这在当时的委员会成员中属于少数派。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日本轻易回到通缩局面的另一个理由是:有关”中长期性物价稳定的理解”,委员会各成员中对其理解方式存在很大分歧。而且,1%这一物价目标对于出现的巨大打击而言过低。瑞士国民银行提出了0%到2%的通胀目标,事实上实施了大致为1%的货币政策。该银行委员会某成员曾自信地表示,”以1%的预留空间来防止通缩风险足矣”,但结果是直接面临欧元危机,经济陷入了通缩。

日本要想克服通缩,首先纠正日元汇率过高是必不可缺的,第二就是要通过改善劳动市场供需,使名义工资稳定上涨。

1970年以来,日元汇率在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骤跌时候发挥了调节阀作用,显示出了大幅升值趋势。如果企业经营者预测作为基调的日元走高趋势以及日元过度走高现象,为了能在国际竞争中留下来,降低销售价格就会成为绝对命令。因此,企业就不得不削减包括工资在内的成本。

“因企业经营者预测日元走高而引起的自我实现型通缩”可以说是在1995年日元过度走高中开始的。如果通缩的主要原因在于日元过高或作为基调的日元走高预期,那么纠正这些问题是克服通缩的捷径。通过促使日元回落,出口将得到扩大。在日本,出口与设备投资之间关系紧密,因此也能增加设备投资。更重要的是,日元回落会致使企业经营者改变作为未来趋势的日元走高预期,因此将有可能改变价格设定行动。

通过实施2001年到2006年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2003年到2004年的大规模干预汇市政策,日本消费价格指数从负1%升至0%以上。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日元回落效果。

附带一提,包括量化宽松政策时期在内的2001年9月到2007年7月的日元走低期中,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了近四成,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了六成左右。另一方面,美元也在2002年春季以后呈现缓慢的贬值倾向,所以这个时期,在区域内的泡沫经济背景之下,欧元起到了调节阀的作用。

汇率走向均衡水平

有关理想的汇率水平,笔者就实际有效汇率的均衡水平认为,应该重视交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假如资产与服务均可进行交易,那么实际有效汇率就等于交易条件的倒数。如果交易条件是显示资产与服务市场基本经济因素的变量,那么实际汇率从交易条件倒数偏离的那部分就显示日元过高或走低。

此外,若消费价格指数是工资成本的代理变量,一物一价法则成立,那么使用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得出的实际汇率与交易条件的倒数之差就会显示出口企业收益受压迫的程度,或者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滨田宏一•冈田靖假说)。

当然,经济中也存在不能进行交易的资产与服务。若承认存在非贸易资产,就有必要在交易条件的倒数之外再考虑非贸易资产的内外价格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由于日本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交易,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对实际汇率的效果是有限的。

1970年以来,日本较其他国家更为显著地维持了日元走高基调,因此美元及欧元骤跌之时,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迅速上升。

德国马克也在美元骤跌时发挥过调节阀作用。不过,德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令人惊异地与1970年保持着几乎相同的水平。这意味着,德国的汇率很少从反映内外物价上涨率之差而定的”购买力平价”中偏离。德国的交易条件也同样在相同水平附近小幅波动。加之欧元加盟效果,其实际有效汇率对于国际竞争力而言几乎呈现了中立性地推移。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相比以2012年后半年交易条件倒数测得的均衡汇率,日元汇率过度走高了三成左右;如果从进口价中除去能源相关品目的交易条件,则可计算出过度走高了15%左右。之所以要设定除去能源相关品目的情况,是考虑到了原油和商品市场价格在2005年之后进行了金融资产化。

照样换算名义的美元兑日元汇率虽不准确,但2012年美元兑日元汇率是1美元兑78日元,所以90日元到100日元左右的范围(若取其中间值为95日元)也可看做是回归均衡汇率。

改变企业行动

作为克服通缩第二条件的人均名义工资从1997年以后呈现下降基调。2005年到2006年间,名义工资一度上升。结合汇率的贬值倾向,我当时坚信日本能够克服通缩。不过,名义工资的上涨在2006年12月停止,再次变为负增长。尽管主要原因是团块一代(译者注: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的大规模退休,但工资也并非呈现稳定增长。

由于2006年12月的名义工资呈现负增长,我坚信日本经济再度回到了通缩局面,所以反对2007年2月的上调利率。那时,击退通缩之龙的做法变成了”流星光底逸长蛇”。从过去数据来看,工资的稳定上涨需要把失业率降至3.5%左右。

2%的通胀目标虽然理想,但认为不可能实现该目标的看法在民间经济学家中根深蒂固。为了实现物价上涨,作为经济总需求(实际GDP)和总供给(潜在GDP)之差的GDP缺口有必要从供给过剩转变为需求过剩。

对于1%的GDP缺口变动,消费价格指数变化数个百分点,其感应度将在衡量期间产生很大的变化。长期来看为0.4,短期为0.1。如果假设感应度为0.2,要使消费价格指数从接近0%升至2%,GDP缺口就需要改变10%左右。如果设想潜在GDP增长率为0.5,就需要五年中平均2.5%的总需求增幅。

消费价格指数对于GDP缺口的感应度也依赖企业价格设定行为及物价上涨率期望。企业的价格设定行为及物价上涨率期望的改变,对于消费价格指数的GDP缺口变化的感应度提高的情况下,被视为必要的总需求增幅也会相应变小。企业价格设定行动随着日元回落以及物价上涨率期望变化等而改变。假如消费价格指数的感应度随之变化,从0.2提升到0.3,被视为必要的总需求的增幅将达到2%左右。如果安倍政府的2%实际增长率目标得以实现,那么2%通胀目标也会同时实现。

由于日本存在占GDP比例3%左右的需求不足(通缩缺口),动用政府财政对于”尽可能早日实现”克服通缩是必要的。关于动用政府财政存在两种对立意见,一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对此高度评价,还有一个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指出了政府债务增多及长期利率骤升的风险。从市场反应来看,长期利率稳定,股票上涨和日元走低是同时推进的,动用政府财政在提高民间活力的方向上发挥了作用。不过,动用政府财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国内民间部门吸纳新发国债的能力也有限。日本在转向民间需求主导的经济增长道路的同时,也应该明确揭示中长期的财政健全化目标。

需要提出维持人口的国家目标

转向民间需求主导的2%经济增长道路有两种方法。

一是实施彻底的税制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过去曾两次公布了模拟计算结果:通过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改为基本养老金的税制方式化以及报酬比例部分、确定支出方式)和税制改革(按1%频率逐步上调消费税及下调企业所得税)相结合,有可能提高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使失业率降至3%以下。名义工资出现上涨,消费价格指数减去消费税上调效果后则将上涨1.5%左右。

作为旨在让日本摆脱通缩顽症的政策,费尔德斯坦教授曾推荐”工资税的减税与消费税增税”。上述改革与该提议有类似效果。工资税减税、投资减税和消费税增税相配合后,即使在零利率的制约之下也有望产生与下调利率相同的经济效果。

第二个方法是,提出把日本经济走上长期均衡发展之路作为众所期盼的国家目标。

中国被认为存在”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即”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的门槛”。日本有人均国民总收入无法跨过”5万美元门槛”的悲观论。1995年时,日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万美元,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高水平。然而此后就出现停滞,2011年的水平仍然是4万美元左右,从最高水平国家行列中滑落。若名义3%的增长率能持续八年,就可能突破人均5万美元。

再者,要想改变日本经济前景将随人口减少而衰退的预想,作为国家的百年大计,应该设定到2050年长期维持人口规模(将近1亿人)的目标。为了使出生率从1.39接近到2.1,应该进行政策总动员,使女性劳动参与率升至与荷兰同等水平很重要。有必要创造”双职工家庭养育2个孩子”的可行环境。为此,需要视工作大小和职责建立灵活的雇用制度和工资体系。此外,为了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应该争取实现任何人都能工作到70岁的社会。倘若即便实施以上措施仍难以维持人口规模稳定,就应该做好从2050年每年接收20万移民的准备。突破”5万美元门槛”不仅需要维持人口规模,促进革新也必不可少。韩国通过充实中高等教育突破了”1万美元门槛”。日本也有望通过充实以大学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突破”5万美元门槛”。把大学作为”最佳最好的人才培养”平台,大学创业企业数量应该从每年79家(2009年度)增至美国半数的800家。

日本应该把维持经济一流国家地位作为国家目标提出。所谓维持经济一流国家地位,就是丰富每个国民的生活,同时通过强化自由贸易机制及维持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向全球提供公共资产,从而给他国带去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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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Economist》杂志(每日新闻社)2013年2月26日刊第76-79页。岩田一政:1946年出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系。1970年进入经济企画厅(现内阁府)就职。1991年任东京大学教养系教授。2001年任内阁府政策统括官。2003年任央行副行长。2010年起担任现职。著有《金融政策与银行行动》(与滨田宏一合著)、《现代金融论》、《与通缩之战》等。《金融政策与银行行动》一书获得1980年度经济学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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