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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期 ,经济  2013年11月20日

多样的人才活用经营 女性参与——改变企业经营与日本经济

无论从日本经济整体,还是从日本企业而言,女性力量的有效利用是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中,就关于女性的有效利用为什么重要、女性的有效利用可以给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应该怎样推进等观点进行阐述。

在国际上逊色的日本的女性参与状况

小峰 隆夫 (法政大学教授)

小峰 隆夫 (法政大学教授)

日本的女性参与状况到底如何呢。我们将女性的参与状况通过“参与社会决策”与“参与就业”两个方面来进行国际比较吧。

首先,关于社会决策的参与程度,在世界・经济・论坛制定的《全球・性别・差异指数》中,总结了女性在就业领域的地位、教育・健康水平、参与政治等的指标。根据2013年的最新报告,日本在135个国家中处于106名,在发达国家中约处于最末位(中国69名,韩国是111名)。

其次,我们来看劳动市场的参与状况。劳动市场中,将男女参与程度进行综合体现的是“佣金总额的男女比”。因为,佣金总额的差异是“就业者人数的男女差异”“劳动时间的男女差异”“单位时间佣金的男女差异”的综合体现。

我曾参与在担任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顾问期间举行的“女性改变经济与金融”的调查项目。该调查是为了传播“女性将改变今后的日本经济”“女性力量的有效利用才是掌握日本经济活性化的关键”这一理念(其成果刊登于08年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的“女性改变日本经济”上)。

数据虽然有点陈旧,但本项目即05年进行调查时发现,在日本给女性支付的佣金总额为男性的38.2%。这在我所调查的发达国家当中是最低的。例如:挪威是73.7%。日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①女性就业者比例相对较低;②女性的劳动时间短;③单位时间佣金的男女差异大等三个因素的相互穿插造成的。特别是受③的佣金差异影响较大。

   假设,将GDP按照男女比例进行分摊,则日本的女性参与挪威等劳动市场时,按照日本的GDP计算,每个人的收入可提高23%。这里不排除有女性的进出等流动因素,仅按照静态数据进行计算,经济整体收入的增加虽然比较混乱,但是还是可以看出,针对女性增长的潜在贡献率是多么的巨大。

人口重荷与女性的有效利用

其次,从应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来看,我们就来看看在日本,特别是女性的有效利用这个大课题。

在日本,随着少子化、老龄化的加剧,我所关注的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人口重荷(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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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少子化、人口减少在逐步加剧。少子化的加剧,导致人口金字塔的底层逐渐狭窄。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人口层正在逐步上升。

过多的人口层处于生产年龄人口(15~64岁)时,经济体中的“劳动人口”的比例较高(劳动参与率上升)。主要由于“通过劳动维持生计的人”相对来说逐渐增多的缘故,促进了经济的成长。此阶段被称为“人口红利”,日本的高速增长期恰处于人口红利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多的人口层逐渐变为老龄层(65岁以上)。于是则与红利期相反,劳动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由此造成经济发展的弊端。这就是“人口重荷”。

图①表示日本的从属人口指数的推移状况,该指数通过青壮年人口加上老年人口除以生产年龄得出。如果将生育年龄看做“劳动人口”,该指数越高,则愈趋向于人口重荷。由此可知,日本从90年代以后就已经进入人口重荷状态,且该重荷状况还有逐步增高的趋势。进入人口重荷阶段劳动力不足,可储蓄的人也在减少,所以经济的增长力下降。征税方式的社会保障制度遇阻,生产年龄人口流出的地方经济凋零。

但相对于人口重荷而言,提高日本整体的劳动参与率则成为有力的应对措施。如前面所述,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低,如果提高此项则效果巨大。因为日本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低,致使M型曲线的中间变细部分较大。日本的女性劳动力呈现出从20岁后半期到30岁前半期暂且下降,待生育子女期一旦结束,又会再次反弹的“M型曲线”。例如,在瑞典M型曲线基本不存在中间变细部分。也就是说,日本也像瑞典一样M型曲线的中间变细部分不存在的话,则会涌现出相当的劳动力人口。

简单地计算一下。目前,性别・年龄的劳动力比例正在按照2010年时的状况推移。由于人口重荷的加剧,劳动力人口从2010年的6552万人,到2030年将减至5662万人,减少了890万人。此时,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从2010年的94.1(劳动人口按照100计)到2030年升至103.5。其次,日本女性根据年龄区分的劳动力比例是,到2030年提高到与瑞典持平。于是,2030年的劳动力人口为6118万人,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之间的比例为88.3。那时该比例将会下降,也就是说,人口荷重将会消除。当然,实现与挪威相同的劳动参与率并不简单,这就女性参与的力量不断加大才行。

女性的参与与企业经营

从微小型企业角度思考。

根据上述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图②的分析,阐述如下。首先,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女性的有效利用状况(女性占正式职员或管理职务的比例)。其次,通过财务报表,调查企业的ROA(资本收益率)、负债率Q(根据企业的资产净值与股价时价总额的比,比例越高则说明市场对企业的发展越看好),通过对比,则不难发现,女性的有效利用程度高的企业,其收益性、发展就越好的关系(非偶然性的数量越多,则统计结果越真实可信)。

这并非是个人独创性分析,在国外与国内进行同类调查,也可获得类似的结果。所谓的“女性的有效利用程度与企业的收益性之间有正确的关系”基本上已经变成一个被公认的命题。

这只是单纯地考虑了两个指标的关系,对于其因果关系尚且不明。关于此,在我们的研究中阐述了两方面理由。一方面通过女性的参与,开发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成为可能。在现代的成熟社会中,不仅仅是追求高效的生产率,也要在了解与其他企业差别化的同时,竭力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于是,包含女性在内,需要从多个视角来推进发展并作出相应的决策。

另一方面女性不会轻易辞职,而是希望在一个有着轻松环境的企业继续工作。不仅是女性,男性也很可能认同这样的企业。女性的多少,可以体现处工作是否有良好的环境。

无论何种理由,事实证明,“女性健康的社会,社会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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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参与与“工作方法”的改革

如上所述,促进女性的参与,无论是日本经济整体或是企业经营管理,都已成为重要的课题。尽管在日本女性的参与程度低,但我认为这与日本式的“工作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长期以来受聘用制的影响,企业也不愿为离职风险较大的女性投入公司核心的教育和培训。而女性则认为,“反正不会交给我做有价值的工作”,于是,很容易由于结婚和生育,趁机选择了家庭主妇的生活。

第二、受资历薪资影响,正式与非正式的薪金差异较大,部门职位的薪金相对较低。在日本,在日本,相比高中毕业的女性,大学毕业的女性做家庭主妇的概率更高。这是由于,学历越高,与收入高的男性结婚的概率则高,然而,受某些因素影响,即使通过自身努力,获得高收入的职务的机会很少。

第三、日本企业一般都是长期聘用作为前提的,女性受时间的制约,在经常加班、调动、同事应酬方面较为被动,这对女性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日本式的工作方法,也是阻碍女性对社会参与不够的消极因素之一。降低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态与日本式的聘用惯例结合在一起,形成女性劳动力低水平参与率的现象。这两点才是真正的根源,同时也带来女性劳动比例下降的结果。如不及时根治,长此以往若再想促进女性的社会发展,很难有理想的效果。所以改变日本式的工作方法,让女性在各个人生舞台上,协调好与自身能力适应的工作环境。我相信自然地就可以推进女性社会参与的进展。

增长战略与女性的有效利用 

今年6月13日,政府通过了“增长战略”。阅读时发现,政府与本稿中所阐述的问题意识是互通的。例如:在“改革聘用制度・强化人才力量”中,大标题写了“积极促进女性的活跃”内容,并罗列了“解决M型曲线问题,提高女性就业率”、“ 幼儿三岁之前,可轻松选择育儿休假或短时间上班”、“待机儿童零目标”、“ 所有上市企业需聘用一名女性董事的倡议”等政策。针对工作方法,也制定了“由过度的聘用维持型向劳动移动支援型的政策转变”。问题是执行和实施,一定要沿着此战略促进女性参与经济活动。

补充一下,因为存在若干因素,需要强调“育儿休假三年”的政策。我反对推广三年育休假,理由如下:

第一、长期以来,表面上看似抚育幼儿假是对女性的一种政策照顾,但是否能真正促进女性参与值得深思。

在企业角度考虑,会认为女性是某天突然离开工作岗位,并且长达三年之久的风险员工。按照日本的就业惯例,应届生在企业内亟需提高业务水平,由于结婚・生产导致有离职风险的女性,本来就是不利因素,再加上三年抚育假对女性参与工作更为不利。因此,在三年抚育假的开始阶段,就阻碍了女性的参与。

第二、即使就当前的女性而言,三年工作空白期对职业生涯已形成不利。经过漫长的三年,与其说职业生涯的中断,专心育儿的时间变长,倒不如说由于职业生涯的劣化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可能更大。如果想生育二胎,则该不利还会更大。所以目前即使在可以有三年抚育假的企业,实际上享用的人却很少。

第三、三年抚育假的理念反映的是“母亲应该专心育儿三年”的价值观。这也就是说,“生下来的三年间,如果不是在母亲的亲自抚育下,就不能成长为有教养的儿童”这一观点,即使缺乏事实依据,但也屡屡被称为“三岁育儿神话”。被倡导的“在母亲的抚育下生活三年”的理念也起到了这一作用,即幼仔在三岁之前,开始上班的女性会带有无谓的罪恶感,踌躇于是否重返职场。

有效利用女性力量对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倡支持女性的工作和育儿的两立的支援政策。但是,这需要根据正确的判断实施相应的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误解了这点,反倒会适得其反。

[译自《商工月刊》2013 年第8 卷,14-17 页,2013 年8 月,本文经商工月刊同意翻译转载。]

小峰 隆夫

法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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