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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期 ,经济  2014年4月14日

安倍经济学1周年:偏重短期经济复苏政策
国民负担将延后
成效将于2014年以后见分晓

要点

○经济复苏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

○2014年度将无法避免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降

○增长战略带有浓厚的“国家管理”色彩

安倍晋三政权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转眼间已实施一年了。在此期间,经济有所回暖,经济界的动向也日趋明朗。但是,前路漫漫,棘手问题堆积如山。

小峰 隆夫( 法政大学教授)

小峰 隆夫( 法政大学教授)

安倍经济学通常被认为由“三支箭”,即大胆的量化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运营、及经济增长战略(即狭义的安倍经济学)构成。但是,三支箭以外的经济政策运营也体现出一些颇具特色的倾向。因此,本文将把安倍政权已执行的经济政策整体看作“广义安倍经济学”来进行评价。

安倍经济学在经济复苏方面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定期听取一线经济学家的景气预测《ESP预测调查》(2013年11月),40名调查对象均认为日本经济在2012年11月处跌入谷底,其后则开始回暖。并预计2013年度的增长率(实质)可达到日本经济史上相当高的2.7%。这说明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使得日本经济强势回暖。

商业界、政府内的气氛也逐渐明朗化。尽管存在日元贬值和股价上涨等因素,但政权交替带来的“公告效应”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民主党执政时期,尤其是初期倡导“幸福高于成长”、“生活高于企业”、“反公共事业“等,试图将“官僚主导的行政”扭转为政治主导。对此,安倍政权则明确表明了“增长导向、企业导向、增加公共投资导向”,并稳定了与官僚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将安倍经济学广义地打造成了“亲企业・亲官僚”的一揽子政策,使得经济环境渐趋明朗。

但是,2014年将会是考验经济景气的一年。因为已有预测称,增长率将大幅降低。上述的ESP预测调查预计,2014年度的增长率将会降至0.8%。这个数值结合了今年10月份确定的5兆日元经济对策的效果(拉高约0.5%的增长率),因此如果无该效果,增长率将会更低。从增长率可看出,安倍经济学将在2014年度现强弩之末。

增长率为何会停滞不前呢?这是因为一些临时性因素推高了2013年度的增长率,而拉低了2014年度的增长率。首先,相当数额的累积公共投资、及消费税率上调前的激增需求均会推高2013年度的增长率,但同时其反作用却会拉低14年度的增长率。尤其是激增需求的反作用通过相互抵消仍存在,因此2013年度出现的负面效果将会是正面效果的2倍。而增税导致的消费抑制将会使其雪上加霜。

需要注意的是, 2014年度增长率的减速基本上是“无可奈何”、“不得不忍耐”的事情。消费税上调导致的激增需求的反作用仅仅是让需求发生转变,短期内便会消失。凡是实施增税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而公共投资也不可能持续不断地增加。如果排除临时性要素,2013、2014年度的增长率将约为1.7~1.8%,基本持平,因此2014年度的经济实力并无下降。尽管如此,安倍政权的经济运营团队仍试图阻止增长率的下降。

以上均属短期性刺激景气的措施,而长期性政策又是如何执行的呢?在增长战略中,国家特定增长领域并进行扶植的 “新靶向性政策”、国家放宽规制并着力发展特地区域的“国家战略特区”等构想已开始启动。

财政方面则明确提出了以下方针:“2015年度基础财政收支的名目生产总值(GDP)比与2010年相比减半”、“2020年度实现同收支顺差”、 “2020年度以后降低债务的GDP比率”。当中,即便可勉强达成眼前的的2015年度目标,2020年度的目标目前还尚未有具体时间表。

根据今年8月份内阁府的估算,即使将消费税率上调至10%,名目GDP增长率达到3%左右,2020年度的基础财政收支依然会出现GDP比2.0%(12.4兆日元)的逆差。2020年度以后的情况将更为严峻。到时由于物价也会上涨,长期利率上升,即使减少债务,还要面临利息负担增大的局面。

如此看来,一系列的“广义安倍经济学”具有如下特征。

第1是目光短浅。第二支箭中推进的公共投资增加原本就只有短期效果。5兆日元经济对策的决定也同样体现了其目光的短浅性。倘若试图通过财政运作来阻止原本应该忍耐的经济增长率减速,必然会导致财政恶化。而财政恶化从长远看会动摇日本国债的信用度,并最终让国民生活陷入大混乱。

2013~2014年度增长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的公共投资追加

约+0.5%

0或负数

激增需求的影响

约+0.5%

▲约1%

消费税上调的负面効果

▲约0.5%

5兆日元的经济对策效果

约+0.5%

ESP预测的增长率预测(13年11月)

2.7%

0.80%

※排除临时性主要因素的增长率预测

约1.7%程度

约1.8%

(注)▲表示负数、ESP以外为笔者的概算

金融政策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主导的大胆量化宽松能否奏效目前还无法下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实际上当物价上涨时,要想顺利恢复到正常水平相当困难。抛售大量购入的国债很困难,而如果放任自流,物价・利率又会进一步上涨。但是,目前尚无人论及理想的长远性退出战略。

第2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姿态很强硬。例如,安倍首相要求经济团体提高薪酬,或要求企业自主“实现3年育儿休假”及“录用女性董事会成员”等。

另外,作为增长战略提出了“新靶向性政策”,国家制定了延长健康寿命等目标,在此基础上特定了有助于课题解决的产业和市场。作为成长战略亮点的“国家战略特区”,也在国家明示了一定程度的规制放宽机制的基础上,享受了税制等优惠措施。与结构改革特区以来自地区的累积为重点而不享受税和财政优惠措施相比,国家的干预力度很大。

以上政策都是基于这个前提:比起企业和市场,国家更能准确地判断企业的应有状态及未来的领头羊产业。如果委婉地表达,就是 “家长式”,比较强烈地表达则是“国家管理式”。

第3是成本延后型。金融政策的退出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成本,而公共投资的增加进一步扩大财政逆差,这将会成为后代子孙的沉重负担。然后,为重建财政,必须同时削减社会保障费用和进一步增加税收,但却完全未指明其方向性。可能牵连国民负担加重的政策被延迟了。

以上三个特征紧密相关。注重短期性经济复苏,使得经济环境逐渐明朗。另一方面,国民负担延后,所以当前有人关注即可。经济出现好转,因此产业界也积极配合国家的家长式指导。这样,广义的安倍经济学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但是,延后的负担终究还是要承担的,而且也可以说国家主导型的成长战略反倒不确定性很高。今后,当短期性政策穷途末路时,安倍经济学的成效将会见分晓吧。

[译自《日本经济新闻朝刊》2013年12月03日刊28页,本文经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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