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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期 ,经济  2015年1月26日

人口减少不足为惧
八田达夫

众多的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家指出,人口减少已经开始渐渐给日本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它压制了经济增长,给社会保障带来威胁,这一认识已经遍及社会的角角落落。但是,国际东亚研究中心所长、同时也是政府的国家战略区行动小组组长的八田达夫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口减少不足为惧”。那么,其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询问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骨干斋藤史郎。

八田达夫(左)、斋藤史郎(右)

八田达夫(左)、斋藤史郎(右)

人口增长与经济成长没有关系

斋藤  现在大家都认为围绕着日本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少子高龄化、人口减少。我也认识到日本的高龄化、人口减少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是,我听说八田先生有着不同的见解。请问您对人口与经济成长的关系怎么看?如果人口减少,我觉得它会成为限制经济成长的巨大制约因素……。

八田 的确有很多人这么认为。但是,人口增长率并不决定人均GDP的增长率。这里有一份标示了OECD(经济协力开发机构)各加盟国过去40多年中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和人口的平均增加率的分布图(图表A),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说非常明显。比如,瑞典的人口增长率为年平均0.4%不到一些,人均GDP增长率为2%。不仅如此,还有些国家甚至人口增长率为负数,但是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5%。

 

另外还有一种看法是认为“不管人均GDP如何,GDP整体的增长率依靠人口增长率”。但是,我觉得基本可以说两者没什么关系。图表B显示的是日本过去50多年的GDP增长和人口增长率的变迁,人口增长的时候,也有时GDP并无增长,人口没有增长的时候,也有时经济在增长。因此,应该这么来看,人口增长率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决定性因素。

斋藤 的确东大教授吉川洋先生也在《日本经济报》的《经济教室》这一专栏中指出过同样的问题。在高度成长期,实际GDP基准每年增长10%左右,人口的增长率为1%程度左右。这就说明了9%是因为其他的要素。

八田 是啊。图表B是把吉川曾经使用的数据进行更新后的数据。当然,如果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同,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率越高,GDP的增长率也就会提高。但是,由于生产率的成长率浮动范围大大高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的浮动范围,即使发生人口减少,只要有技术进步,经济依然还是能够增长。GDP增长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生产率的增长率。

 

通过提高生产率可以克服

斋藤 也就是说,按照生产函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的话,增长是由①生产率(技术等)②资本③劳动(人口)来决定的。人口是三项要素中的一项,“人口和经济增长没有关系”,是因为其他的两项要素影响较大吗?

八田 的确如此。只要提高生产率,就能充分弥补这部分。即使人口以1%的年比例减少,只要有充分可以弥补它的生产率增长,就不会有问题。人口每年的增长率大体在▲1%到1%之间,最近的增长率接近0%左右。 

斋藤 您的意思是说,按照目前所预想的程度,日本经济萎缩、日本国力衰退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吗?

八田 是的。没有必要担心。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放在日本经济其实非常具备高度成长潜力的这一点上。资源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部门,这能够使生产率得到很大的增长,但是纵观日本的各个领域,既有生产率高的领域,也有低的领域。各各不同。只要还有资源尚停滞在生产率较低的领域,就会有很大的成长潜力。

去除资源移动的障碍,这叫做“结构改革”,在日本,结构改革还有着很大的余地,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绝对不会有“因为人口减少,国家就会灭亡”这样的事。

斋藤 政府的“作出选择的未来委员会”提倡要把人口维持在一亿的水平,您的意思是说这种倡议没有必要吗?

八田 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学过日本的人口是8000万人。出生于1900年的父亲学的是4000万人。究竟是1亿人好、还是1亿2000万人比较好,应该如何去判断呢?根本上来说,如果全世界都推行增加人口的政策,那么地球的资源就会枯竭。而只要国家变得富饶,人口增长自然而然地得到控制,这才是保护地球资源最有效的办法。它远胜于由于资源不足而造成价格上涨、从而成为控制人口的主要原因。 

斋藤 这么说的话,反过来不如应当采取促进人口减少的政策对吗?

八田 不管是增加也好减少也好,没有理由人为地介入。但是,有必要解除人为压制着出生率的障碍。

目前,保育士和保育所都不够,是因为株式会社参与保育所服务的入行壁垒较高,要成为保育士也需要满足那些根本没有必要的高条件,这是为了保护既存的保育业界和保育士的即得权益而作出的限制。而且,在大城市圈,还因为不必要的容积率限制等控制了市中心的居住。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大手町、丸之内和有乐町没有任何高层公寓。而在纽约,越是往市中心方向去,夜间人口密度就越是增加,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要想让人们在大城市圈更方便地生孩子,就必须修改这些限制,不再让儿童无法入托,让大家更加容易居住在都市中心。

只不过我也并不觉得应该制定和这样的对策无关的数值目标。

斋藤 但是,在众多国家,要阻止人口减少这种论点都占了上风。

八田 如果有必要为战争准备好军队,那么就应当努力增加人口。法国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为背景,所以才会想要增加人口。但是,现在法国人口增长大部分是发生在移民的家庭。那大概不是原先法国政府的目标吧。

经济增长才是最大的国防政策。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对策是通过结构改革提高生产率,而并不是增加人口的政策。即使增加人口的政策获得成功,也不会对提高生产率带来任何的帮助,这一点已经可以通过图表A得到证实。

斋藤 民间的研究机构《日本创成会议》(座长增田宽也氏)预言道 :由于人口减少、人口流失,全国近半的市町村都将成为“有可能消失的城市”,对这种事态您怎么看呢?

八田 该会议主张 :“正因为会产生许多‘有可能消失的城市’,所以就不能让人口减少。要想阻止人口减少的进程,就必须控制人口流入出生率较低的东京圈,增加地方城市的人口”。

首先,假设全国的出生率在增加,在众多有可能消失的城市,人口依然还是会不断外流吧。对于国家为了防止这些城市的人口外流,而向地方投入资金的举动,我持反对的看法。正因为一直以来老是采取这种措施,日本整体才会逐步衰退到今天。国家不应该勉强阻止趋于衰退的东西,而是要为它清除阻止成长的部分。这一点很重要。

接下来,要说大城市的低出生率问题,对导致保育所和保育士不足、阻碍人们居住在都市中心这些人为的制度,才有必要进行改革。这一点不先做,而是一味地给地方发放补助款,就好比是要让一个因糖尿病而消瘦的病人胖起来,却不给他好好治疗,而是给他每餐增加一碗饭这种行为。

要说这份报告,把“东京一极集中”视为问题,可是日本发生的问题其实是“多极集中”。正如图表C所示的那样,自日本经济高度成长以来,札幌、仙台、名古屋、广岛、福冈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在铁路时代,大阪曾经拥有过西日本经济圈的总部功能,可到了70年代的飞机时代,其地位被全国各地当天都能来回的东京夺走、人口也减少了。正因为如此,所以看起来就好象发生了东京一极集中的现象。

 

另一个人口减少的是从枢纽城市开车可以轻易到达的、不到50万人的小城市。对有可能消失的城市采取正确的政策。能让居住在这些城市里的居民们更为顺利地转移到枢纽城市,尽量减少他们的痛苦。

归根结蒂,能带动经济增长的并不是人口增长的措施,而是结构改革。我们不应该以人口增长的对策为借口,把预算随便用于国家级大规模财政支出。 

结构改革的有效性

斋藤 那么,要想提高生产率,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

八田 生产率的提高有两个主要的源泉。一个是从国外吸收技术,掀起革新。通过这一途径,从同一个吸收,衍生出众多的输出。这可以是从一家工厂的水平而言,也可以从一个产业而言。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中,从国外吸收技术这一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通过贸易,生产规模扩大,通过“规模经济”,更进一步成功地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技术。

另一个是填补分区之间的生产率差。在目前的经济中,日本经济有着生产率极低的分区和极高的分区。作为生产率较低的分区,拿地区来说,就是地方城市,拿产业来说,就是农业和服务产业等。把生产要素封闭在这种生产率较低的分区中,就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必须把这些彻底地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分区中去。比如,由于农业保护,原本应当从那里出去的优良的劳动和资本,就会被封闭在这一产业中。

而且,资源一定会偏向与生产率较低的分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衰退产业和衰退地区至今为止一直都很强悍,故拥有很强的政治力量。像这种分区,首先就会利用优待既存产业的政治力量,不承认别人新加入行业。这样就人为地、硬生生地阻碍了如果遵循市场规律,应该已经转移了的资源流向。排除这种障碍的就是刚才所述的结构改革。现在的日本所必需的,是医疗、农业、劳动这些资源目前停留的非高效率领域的改革。

斋藤 能否请您具体列举出两三个目前日本所必需的结构改革的例子?

八田 比如说医疗仪器领域,日本的中小企业具备高度的开发能力,医院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创意。把它们相互维系起来,创建出新的医疗服务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国家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检查,所以目前尚未能对这些新型服务加以运用。如果能完善这类制度,就能获得大幅度的成长。

在农业领域,有种说法是只要创建大规模的农园就能解决,如果无法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中间山地也能考虑产品的销售对象,那么就有可能孕育出具备高度附加价值的产物。但是,能够实现这种创意的人,并不一定是当地的居民。接受这些来自外部的商社等企业,就能孕育出各种各样的创意。目前由于制度的问题而未能参与的企业,一旦变得可以自由参与,就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创意,农业也会开始成长。

另外,作为国际商务中心,要和上海、香港竞争,就必须放宽限制,更进一步提高大厦的集成度。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那么估计具备优越环境的东京就会成为亚洲的商务中心了。

斋藤 八田先生担任行动小组组长组长的国家战略特区构想,正在考虑推进这样的结构改革吗?

八田 正是如此。对经济增长而言,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也是有效的,但是在完全雇佣的条件下,要想提高生产率,结构改革是有效的。我们应该考虑结构改革才是成长战略的根本。没有衰退产业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斋藤 结构改革一定会遭到顽固的抵抗运动吧。

八田 经济增长必定会伴随着成长产业与衰退产业。没有衰退产业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但是衰退产业往往具备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守住这个产业,在产业内看起来是好事,但是从整体来看,它会阻碍经济增长。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经济增长是在衰退产业和衰退地区作出牺牲的基础上方能实现的。

比如说幕府末期的开国前夕,日本的棉花完全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开国之后经过了十年期间,在日本消费的棉花全部变成了进口的东西。现在想来,那时进行了一场轰烈烈的结构改革。种植棉花的农民失业,他们只能改种其他作物、或是只能搬到城市去居住。正是因为实施了这样的改革,明治以后才可能实现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前岛密想在日本推行邮政事业时,“飞脚(信使)”业界掀起了非常顽固的抵抗。

战后,在倾斜生产方式(二战后占领下经济政策)下,政府在煤炭产业上花了很大力气,煤炭产业发展到了巅峰,后来,石油的进口变得自由了,人们就可以使用来自中东的价格低廉的石油了。煤炭产业倒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当地的城镇都出现经济疲软。在政治上也掀起了激烈的反对运动。但是当时的通产省不管遭到何种抵抗,还是坚决地决定了自由进口。60年代的高度增长是建立在这种煤炭产业牺牲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不具备让衰退产业彻底衰退下去的结构,那么经济整体就不会有成长。

结构改革和收入再分配是相辅相成的

斋藤 那样就会产生痛苦。 

八田 是的。那么,在思考这种结构的时候,必不可缺的是收入再分配政策。像林肯那样,不实施再分配的自由贸易会受到反对。如果有安全网,那么就能实现让人们放心开展竞争的社会。促进竞争的结构改革和安全网必须进行互补。重要的是必须具备能帮助无论因为何种理由变成低收入人群的“安全网”。有必要为这些人完善生活保护和职业训练的制度,这很重要。

对于身体上具备残障的人而言,为了减轻周围人的负担,很重要的是必须完善伤害保险等制度。这样的话,在竞争的结果下破产企业的劳动者,能够做好重振旗鼓的准备。而且,国家从高收入人群征收钱款作为财源,像这种收入再分配的结构必不可少。一个社会,重新挑战的可能性越大,就越是能够开展大胆的经济改革,也就越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

斋藤 那是缓和剧变的措施吧。

八田 有必要采取措施,帮助人们转入高生产部门。比如,在石油转为自由贸易时,政府并没有把钱放到产煤地,而是对原矿工的转业提供了补助。也就是说,政府向雇佣原矿工的东京或大阪的企业发放补助金,在东京和大阪建造了优先让原矿工入住的住宅。其关键是并不是在产煤地发钱,阻碍资源的移动,而是把补助金用在促进移动上。这和现在的农业政策有着巨大的区别。

清除抑制劳动力的要素

斋藤 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如果能够推动结构改革,提高生产率,那么就没有必要采取针对劳动力不足的对策了吗?

八田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劳动力的不足可以依靠生产率的上升来克服。但是在日本,有这样的一面,就是制度硬是抑制了劳动力的增加。比如,配偶减税政策和国家公务员的配偶津贴,抑制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这些制度为了“平均的”拥有家庭的劳动者的利益,而牺牲了女性劳动者。

我认为应该清除这些人为抑制劳动力的因素。比如,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废除配偶减税政策,把增收的部分用作增设保育所的财源 ;通过废除国家公务员的配偶津贴,提高公务员整体的工资。通过改变保险和税制,从而促进女性就业,这十分重要。

另外,还有保育所的问题。补助金的分配对于株式会社而言明显不利,以及因为有规定作出限制,故无法在保育所使用率中引入价格机制,因此就造成了保育所不足,出现了想要使用保育所也无法使用的女性。如果因这样的制度,从而造成了女性难以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果,那么这就是问题了。

不仅是女性劳动力,整体雇佣的流动性也很重要。如果雇佣不具备流动性,那么一旦退出大企业,那么大企业将不会再次雇佣这名劳动者。那是因为大企业的劳动者基本上一直占据着位置直到退休的缘故。如果生产率较低的人能够退出,那么就比较便于重新雇佣优秀的人员。1980年代,发明了抵押债券、为全球金融界引入金融衍生产品的所罗门兄弟的员工,是曾经在高中退学后在公司内邮件分发室工作的人,日本也有可能实现这种量才录用吧。

雇佣法制的结果是保护着能力较弱的劳动者的即得权益,导致丧失雇佣具备优秀能力的人的机会。如果能对这些作出改革,那么,偶然地毕业于名牌大学,但是生产率较低的人就不大会在大企业长久地占据位置了吧。有能力的女性也会步入劳动市场,这也将促进潜在具备高度生产率的人参加劳动市场。与其说增加劳动人口,不如说以雇佣的流动化为目的来提高整体的生产率,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生产率。

斋藤 针对移民,您怎么看?

八田 现在日本政府关于移民的基本方针是吸收高度人才、不吸收不熟练的劳动者。我认为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在引进高度人才这一点上,日本比美国还走在了前面。在日本读完大学后,只要能够在日本的公司就业,就能拿到签证。但是在美国,即使获得了博士称号,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获得永住签证(绿卡)的。

但是,在日本,毕业于服装或IT相关专科学校的学生们必须马上回国,所以这部分的人还没有充分利用。如果批准他们从事两到三年的Practical Training(在专业领域的就业),让他们学习日本的商业惯例和雇佣惯例,就能帮助他们积累工作经验。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回国后,他们还能发挥在日本的经验,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广日本文化。

但是,原则上不应该接收不熟练劳动者的移民。因为此举会导致日本的收入分配差加大。应当优先的是先要提高年收200万日元的日本人劳动者的工资。比如,在看护领域,由于国家规定了看护设施使用费的限制,而造成了低工资,因此就陷入了人手不足的现状,如果在这个领域引入外国人劳动者,那么日本人看护福祉士的工资水准将变得更低。通过引入外国人劳动者会导致国内收入差距更进一步扩大。

但是,建筑产业必须另外考虑。在建筑行业,由于震灾后的重建工作和奥运会,劳动需求急剧高涨。其结果就是工资在上升。但是,新的劳动者在接受训练后进入这个领域需要相当的时间。为此,在能使用的技能劳动者进入之前,工资一直保持在不必要的高水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必须批准限期五年以内的外国人技能劳动者的限时雇佣。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为了保证该行业具备让日本人劳动者继续想参与的魅力,就必须把工资维持在较高的水准,也就应当把移民控制在不能过多的程度。期限一到,就让其回国。而且,如果日本的建筑需求减少,那么就应该停止签证的新发行。

对内直接投资太少

斋藤 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还有一个是资本。要想提高增长率,应当如何考虑呢?

八田 资本的成长率和老龄化有关系。年轻人进行的是为了孩子教育费的储蓄、支付住宅按揭这种储蓄。他们的消费少于自己的收入。与此相对比的是老年人自己不挣钱,而是获得养老金并直接消费。因此,观其储蓄倾向,年轻人较高,老年人较低。这个道理已经得到了说明,在1960年那样年轻人较多的时代,国家整体储蓄率较高,而现在老龄化后,国家的储蓄率有所下降。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相对于GDP而言,储蓄率和投资率相等的话,因老龄化原因带来的资本积蓄就不会有增加。但是,很幸运的是只要有国际性的资本移动,即使国内的储蓄较少,也能用来自海外的资金进行投资。但是在日本,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水准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准。这是很大的问题。因此,关于资本,很重要的做法是必须让国内直接投资的限制更为宽松,并努力吸引投资。

斋藤 的确,日本的对内直接投资非常少。 

八田 对的。看看它和GDP的比例,可以发现它低于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发放、征收型的社会保障系统与人口减少

斋藤 在思考人口减少问题时,还有一个不能忘记的标题是社会保障。要想维持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性,人口的减少是否就会成为巨大的障碍呢?法政大学的小峰隆夫教授在《人口负荷社会》(日本经济报出版社发行)中说,比起人口减少,更应该说人口构成的变化(老龄化的加剧)更成为问题。人口构成发生变化,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就会变得无法维持,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您怎么看?

八田 的确,在赋课型的养老金下,人口构成一旦变化,就会发生各年龄层之间的收入转移。赋课型的养老金是让同时代的劳动年龄层来负担老龄人养老金的体系。如果人口永远都在增加,那么对大家而言,这是一个合算的体系。但是如果停止增加,那么后面的年龄层就会吃大亏。如果赋课型就这样持续下去,而人口不能持续保持增加的话,未来年轻人的负担就会变得无法承受之重。

具备赋课型养老金体系的国家,会努力使人口增长。但是保持人口增长很困难,假设全世界都采用了赋课型的养老金,实施人口增长政策,那就会加快地球资源的枯竭。因此,养老金制度必须变成在人口的变化中保持中立的机制。也就是改为储蓄型。如果一下子转移有困难,也应该逐步向它靠拢。

在设计时,应该使保险费和被期待的发放款的关系根据市场收益率、并基本与之相同。这样就没有必要在年龄层之间拿来拿去。也就是说,支付的保险费和未来接受的发放款对于平均寿命的人而言,它的设计应该是一致的。如果采用这种储蓄型的话,年轻人与老龄人之间的比例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如果是这种机制的话,不同年龄层之间也就完全都不会有对立了。

但是不幸的问题是,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赋课型。创建养老金制度的这一代人,他们创建的制度是保险费都没怎么支付,就能拿到很多的发放款,依赖着比自己年轻的年龄层。因此,只要年轻人的数量减少,就会成为问题。

(注)养老金的赋课型和储蓄型=赋课型是指由同一时代的劳动者年龄层,负担向老龄人发放养老金的财源。与此相对比的是储蓄型,它是指老年人所领取的养老金,是该老年人在还是劳动者的时候储蓄起来的。储蓄型能够避免因人口减少引起的财源不足,但是如果通货膨胀加剧,那么就有可能无法获得满意的养老金数额。

应当得到评价的“百年安心养老金”

斋藤 总之年轻人之间的不满、担心非常多…… 

八田 其实,2004年的养老金制度修改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

斋藤 您是指那个口碑并不好的“百年安心年金”吗?

八田 口碑不好是因为在通缩的情况下,未能把宏观经济滑动发动起来,原因在于民主党政权下想要博得民心而错误运用的政策。但是我认为该制度设计的根本思维是对的。

以往的做法是确定了发放率,通过保险费的变动,为了使每年从头到尾都能持平而作出了调整。完全就是赋课型的做法。但是,通过2004年的改革后,并不是看每年的收支如何,而是为了今后一百年都能让养老金制度的保险费和发放款形成收支平衡,所以对百年期间的发放比例一律的情况作出了调整。未来如果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保险费率维持不变,而是通过调整发放率,来保证收支平衡。这就叫做“宏观经济滑动”。因为它只需要在百年期间维持收支平衡,即使经济状况发生急剧变化,发放金额也不会有急剧的变化。而国家随时作出调整,以保证收支均衡。

这可以称为是百年单位的赋课型,实际上它是一种储蓄型的养老金。也就是说,它力图使今后一百年收到的保险费和支付的发放金额的期待值能始终保持平衡。目前还存在着赋课型的部分,所以属于是保险费的调整期间,但是最终希望实现的目标是健全的。由于无法转移为短期的储蓄型,只能这样花较长的时间进行转移,这是很恰当的。

但是,目前的发放率如果今后持续下跌,达到一定的下限,那之后的情况就只能留到那时候去考虑了,目前尚未确立未来的理想形态。但是,在达到下限之后,我想应当由劳动者年龄层和退休后年龄层共同来承担“疼痛”吧。也就是说,更进一步降低发放率,与此同时,更进一步提高保险费率。但是,年龄层之间的问题先不去说,同一年龄层内部也存在着不公平,如何作出调整成为巨大的课题遗留下来,比如把国民年金(养老金)的保险费转为课税的方式、停止专职主妇白拿基础年金(无需支付保险费便能获得年金)等等。不过,年龄层之间不公平的问题,我想在2004年的改革中基本已经得到了纠正。

(注)百年安心年金=2004年决定推行的养老金制度。原则上在确定了保险费负担的上限后,在其财源的范围内支付养老金。养老金以往就有根据物价变动来确定每年发放的物价滑动机制,但是在百年安心年金制度中,出于对寿命延长、加入养老金人数减少等的担忧,而推行了比物价增长更为控制发放额的、名为“宏观经济滑动”的机制。但是,在通缩的情况下还一次都没有实施过。

斋藤 提高发放起始年龄的问题怎么样呢?

八田 按照目前的机制,退休人员获得的部分已经确定,选择晚一点开始发放的人,相应地可以获得更多的发放款,这样做应该就可以了。

斋藤 在百年安心年金中,把养老金基金的运营利率假设为4.1%的高水准,也有意见认为这是否属于虚假的数字呢……。

八田 4.1%的依据和目的没有统一性,我觉得这不好。有必要使用平均了过去20年左右绩效数值后的利率,并随时站在长期的角度对其作出调整。设立制度的大体框架是正确的。在此之前,人们都以为转移到储蓄型是难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个创举。

顺便要提到的是医疗保险,和百年安心年金同样,为了让人们在步入老年、变得多病时有所保障,该制度能让人们在年轻时就开始储蓄。

3、4%的增长是有可能的

斋藤 最后我再确认一下。众多的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家持有的见解是:受到人口的制约等,日本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左右,将持续保持较低的增长。但是,从我们刚才的讨论来看,我想您的意见是还能更大地成长,比如3、4%的增长是有可能的,是这样吗? 

八田 有充分的可能性。政治上是否可以做到的问题先保留一下,纵观日本国内,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的领域还比比皆是,日本具备巨大的增长潜力。人口减少不足为俱。

斋藤 感谢您今天长时间的对谈。

译自《人口减少不足为惧》,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连载,对谈:齐藤主干采访,暴论还是正论?

引用网址:http://www.jcer.or.jp/column/s-saito/index641.html
  2014年6月25日(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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