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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经济  2015年6月15日

人口减少摆在眼前 雇用急剧变化
安倍经济学第二幕面临的课题

劳动者不足开始制约经济

小峰 隆夫(法政大学院教授)

小峰 隆夫(法政大学院教授)

2014年春天以后,日本经济现劳动力不足的状态。在此之前,我们还一直说“如何避免失业率上升”、“如何改善年轻年龄层的雇用”、“如何确保领取养老金前的老年人雇用”等话题,净是讨论确保雇用的方针政策。情况突变显现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对此都会感到惊。

我认为2012年11月以后的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可分为两个时期。2014年3月前是第一幕,4月以后是第二幕。在第一幕的安倍经济学时,经济成果超出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测,得到了好转。但是,在第二幕时,第一幕中被隐藏的许多课题不断浮出水面。可以说,劳动力不足问题象征着安倍经济学第二幕中的问题。

为何日本经济突然陷入变成劳动力不足状态呢?这是因为循环性的、暂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呢?然后试着思考,情况转为劳动力不足对安倍经济学上演第二幕的日本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突然开始改善的雇用形势和开始上涨的薪水

首先,依据雇用关系的数据确认劳动力不足状况。2012 年 11 月以后,在景气不断回升的情况下,雇用形势迅速好转。2012年11月原为0.82倍的有效求人倍率,在该年6月变为1.10倍(最新的2015年2月是1.15)。这是自1992年6月以来时隔22 年再次达到高水准。

失业率在2012年11月为4.1%,而该年5月份降至3.5%。此后,一时有出现过稍微上升的局面,但8月份重回到3.5%。

这样在劳动供需的逼迫下,薪水开始上涨。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每月勤劳统计调查,现金工资总额(名目)在2013年与前年处于同等状态,但2014年增长了0.8%。

但是,将这个数值用物价上涨率打折后,实际薪水在2013年减少了0.5%,2014年减少了2.5%。

“名目薪水在上涨,实际薪水在下降”这种现象,象征着安倍经济学第二幕的课题。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第一幕的安倍经济学使经济大为好转。企业收益好转,增长率提高了。长期持续负增长的物价也终于保持在正数范围内。我是这么理解的,这种“经济好转”是由于“日元贬值、股价上涨”、“公共投资”、“消费增税前的紧急需求”三位一体带来的结果。

对安倍经济学抱有好感,市场做出了日元贬值、股价上涨的反应。日元贬值使制造业的收益好转,通过进口物价的上升拉高了消费者物价。股价上涨则通过资产效果来增加家计消费。大幅增额的公共投资推高了GDP。然后,从2014年4月开始将面临消费税率上调,发生大量的紧急消费需求,推动了住宅投资。

但是一进入2014年4月以后的第二幕,情况就不一样了。再也看不到一个调子的日元贬值和股价上涨了,日元贬值也不再受欢迎了。下狠心增加的公共投资,2014年度同比可能出现负增长,已再无更多的力量去推动经济。然后,消费增税前的紧急需求的反作用却出现了,4月~6月期的GDP出现了大幅负增长(同比减少7.1%)。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逐渐认为“景气已进入后退局面”。

那么,今后将何去何从呢?这里“名目薪水上涨、实际薪水下降”将成为关键。今后若景气也持续上升,那么支撑其的有力材料就是雇用形势的改善和薪水的上涨。若雇用不稳定消失,薪水上涨,家计的未来不稳定将消失,手头也将宽裕,所以消费也会增加,这将会支撑景气。

另一方面,不稳定要因是实际薪水的减少。自进入第二幕以来,实际薪水的减少幅度扩大,这是由于消费税的增税而导致物价上涨的缘故。消费税若上调3%,许多财货服务的价格将上涨,因此消费者物价将上涨(3%的消费税可导致消费者物价上涨2%)。但是,消费税率上涨不一定导致薪水上涨,因此实际薪水下降2%。这是第二幕中的实际薪水下降的理由。实际薪水的下降当然会导致消费冷却,对景气造成负面影响。

劳动力不足背景下的名目薪水上涨和消费税导致的实际薪水下降,这两者中更强大的一方将左右安倍经济学第二幕的景气动向。

人口红利下的劳动力人口减少和供给制约的明显化

劳动力不足是由于雇用形势的改善而产生的,但现今这些动向从“改善比较好”阶段转为“雇用开始制约经济”阶段。

首先,如上所示2014年7月的有效求人倍率为1.1倍。因求人倍率为求职者数(分母)和求人数(分子)的比率,其超过1表示,“企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超过“谋求职位的人数”。就是说,超过了“供需处于均衡的状态”,劳动力处于不足状态。

企业的判断也是如此。根据日本银行的全国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显示,自2014年3月调查以来,大企业、中坚企业、中小企业,无论是哪一方,回答自己公司的雇用“不足”的企业超过了回答为“过剩”的企业。在6月调查中,中小企业的劳动力不足程度达到了泡沫崩溃后的最高水准。

那么失业率的下降又是如何呢?失业率分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失业率和结构性失业率(不匹配导致的失业率)这两种。将失业率分为这两种要因,考虑到的是“UV分析”的手法。图表1为首都大学东京的村田启子教授所描绘的最近的“UV曲线”动向。

该图标的纵轴为雇用失业率,横轴为缺人率,表现两者的组合推移。这条曲线和四五度线的相交点上的失业率不是劳动需求不足导致的失业,而是不匹配导致的失业。这是因为四五度线上的整体需求和供给处于均衡状态,该状态下产生的失业率可考虑为不匹配导致的失业率。

图从2002年第一季度开始朝右下方向移动(景气上升)。之后至2009年朝前左上方向移动(景气后退),此处急速朝右下方向移动(景气上升),最近基本在靠近无度线。也就是说,最近的失业率基本与劳动供需处于一致状态,当中有许多是由不匹配导致的。

这点非常重要。为何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今后单凭景气好转,失业率下降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为改善雇用,推动结构政策(职业介绍功能、职业培训的充实、劳动移动的弹性化等)来消除不匹配将需要成为主角。

这里重要的是,从人口方面考虑,今后劳动力将进一步减少。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在1995年达到最高峰的8730万人,之后一直在持续减少,到 2014年(截至10月1日)为779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在同期方面从69.5% 下降至61.3%。劳动力人口也随之从达到最高峰的1998年的6793万人减少至2014年的6587万人。

问题在于未来。假设生产年龄人口在2030年为6773万人,在2060年更是减少至4418万人(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出生和死亡中等实例),即使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年人和女性劳动参加率,在展望劳动力人口的未来时,需要设想不同性别、各年龄的未来劳动力率,因此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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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一下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桑原进主任研究员以2013年为基准进行推算的2030年、2060年的劳动力率(图表2)。依据该推算,即使采纳了一定程度的劳动参加率的上升和政策效果,劳动力人口也将从2013年的6577 万人减少至2030年的5954万人、2060年的4017万人。减少率在2013年~2030年平均为0.6%,在2030年~2060年加速至1.3%。

再者经济财政咨问会议“选择的未来”委员会的中间总结中,作为参考资料,显示了2060年的劳动力人口5522万人的计算(即图表2右端的竖棒)。此时,2030年~2060年的劳动力人口减少率将停留至1.2%左右。但是需要注意,这个推算很勉强,出生率在2030年前回升至2.7%,女性劳动力率上升至瑞典水平,甚至60岁以上的劳动力率重复了5岁。

劳动力的天花板在结构上不断降低。因此,因景气上升而扩大的劳动需求,突然撞上天花板,导致劳动力不足。这是突然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理由。

只要经济不停滞,劳动需求不极度低迷,可以自然而然地考虑,今后长期内劳动力不足将越来越严重。

从需求不足经济转向供给不足经济

于是,若今后劳动力不足问题也持续存在,将迫使第二期“安倍经济学” 作出大幅度的方向转变。这将通过“供求差额”呈现出来。所谓“供求差额”,是指显示相对于由供给能力推算出的日本经济潜在生产力而言,现实需求达到何种程度水平的指标。

按照内阁府的推算,从最近的供求差额发展来看,14年1-3月收缩至负 0.3%(供给超额)后,4-6月受到大幅负增长的影响而扩大至2.2%。今后坚挺增长若持续,供求差额有可能发展至正增长范围(供给不足)。

这表明,对整个日本经济而言,发生了从“需求不足状态”转变为“供给不足”状态的巨大形势变化。伴随这个形势大转变,经济政策有必要重新考虑其基本方针。

因为过去是需求不足经济,增加需求就是经济政策的基本。“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异次元宽松货币政策和第二支箭―公共投资的增额都是以唤起需求为目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基本上就是“需求不足时代的经济政策”。然而,今后提高供给能力将变得重要。“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成长战略恰好是这一点。不提高供给能力,但如果需求增长超过现在,失业率将不会得到改善,而只会让物价上涨罢了。例如,在需求不足时代如果增加公共投资,是会扩大GDP,但若变成供给力不足的时代,建设劳动者不足将制约民间投资等情况,反而有可能妨碍经济扩大。

被需要的雇用流动化和会员型雇用的变革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明白,从长远的观点看,对应劳动力不足问题,提高供给能力理应成为安倍经济第二幕经济政策的关键点。那么,因此应该做些什么呢?政府似乎在发挥女性能力这点上力度尤其大,但既难又重要的是雇用的流动化。

如果实现雇用流动化,让劳动力更灵活地从衰退产业转移到发展产业,从低生产性部门转移到高生产性部门,理应能使雇用稳定化,生产能力也提高,劳动方的收入也会增加。如上所述,如今残留的失业不是因为没有雇用场所,而几乎是由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造成的。如果流动性提高了,这个不匹配也就容易消除。

但是,民众认为即使在成长战略等内,政府也避免使用“雇用流动化”这样的言辞。也许因为一说到流动化,很多人总觉得雇用不稳定。

然而,许多经济学者认为按照极自然的想法推行雇用流动化是最理想的。经济学的根本是通过符合市场机制的自由行动带来资源的最适分配。关于雇用,劳动不足的领域也会增加人员招聘、提高薪水,相反其余领域会出现失业者、工资报酬也下降。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经济主体自由地行动,人员将集中到劳动不足的领域(发展领域),而其他领域(衰退领域)中则有人离开。这样,通过劳动需求和供给的顺利调节,可实现劳动力的最适分配。

为了实现这个最适分配,雇用不滞留在某一处,需要尽可能做到能较容易地从衰退领域转移到发展领域。简言之,就是“流动化”。

这样说明,听起来也许像仅仅考虑经济效率,其实这对劳动方来说也是最渴望的。通过实现劳动力的最适分配,劳动者就能根据自己的能力获得最大限度的报酬。若固定雇用成为主导,就算随意进入的企业,劳动者也必须在这里持续度过职业生涯。如果那个企业适合自己,那很理想,但认为“没想到会那样。其他企业会更好”的人应该也很多。尽管如此仍留在同一企业,原因是不那样做就会失业。简言之,为获得“雇用稳定”,每天压抑不满。

总之,雇用流动化样的想法是符合经济学根本的正统经济政策。为了推动这个流动化,人们想到在正式职员与非正式职员之间提供准正社员、工作地限定正式职员等中间形态,让解雇规定灵活化以图正式职员的流动化,取消退休制度和退职金制度等对策。我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以往的工作方式。

这个工作方式的变革,可以称为“从会员型转向职务型”。这个“会员型”“职务型”的类型区分是劳动政策研究培训机构的滨口桂一郎率先提出的。就我个人的理解,“职务型”是依据特定“工作”“专业性”形成的职业,“会员型”是因隶属于特定组织(企业和政府机关),而在其中形成的职业。很明显,日本的雇用惯例带有强烈的“会员型”色彩。

若是会员型,企业对劳动者的束缚程度很强,因此雇用流动化很难推进,而若是职务型,应当会容易向发展领域产业、企业转移吧。同时,若是会员型,因结婚产子退职的女性几率较高,所以一开始对女性就是不利的,抚养孩子后往往只能从事非正规工作或低收入工作。而若是职务型,不仅男女的差别可以消失,抚养孩子后的女性也能从事符合自己能力的工作。

明确长期内力求转变为职务型的方向,在这个基础上谋求雇用的流动化。我认为这应该是雇用改革的基本方向。

[译自《中央公论》2014年12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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