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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期 ,经济  2017年4月16日

用新的视点来看少子化对策
出生率1.8有望实现
应在八年期间采取所有措施

〈要点〉

  • 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大学学费是有效方法
  • 应缓解“待机儿童”、推动免费幼儿教育
  • 对改善劳动生产率和儿童贫困率也有效果

柴田悠(京都大学副教授)

如果把出生率的上升和出生人数的増加本身作为政策目标,那么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让不想生育的人士难以生存的社会。少子化对策的政策目标,归根结底在于“调整环境,使想生育的人能够生育”。

出于这样的观点,政府提出了“到2025年度实现出生率1.8”的目标。1.8这个目标是根据2010年的全国调查等预测的处于生育年龄的人数。由于2015年的出生率为1.45,也就是说,目标是到2025年提高0.35。

*  *  *

根据各种调查,以下4点作为少子化对策应该是有效的。

首先是1980年代后,有配偶人士的出生率基本上并未下降,但是有配偶率有所下降。出生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有配偶率的降低。

那么,什么样的人具备结婚产子的倾向呢?根据厚生劳动省的《二十一世纪成年人纵向调查特别报告》(2013年),男女双方皆为高收入人群的人士比较容易结婚,属于双职工家庭、同时妻子可以运用育儿休业制度的人士比较容易产下第一个孩子。也就是说,收入较为稳定的人士比较容易结婚和生育。

 因此可以估计,作为支援结婚和生育的少子化对策,有助于大幅度减少育儿费用、教育费的“(1)增加儿童津贴”和“(2)减少大学学费”应该能起到效果。

其次,根据厚生劳动省的《二十一世纪成年人纵向调查》(2002~2015年),丈夫平日和休息日的家务和育儿时间越长,第二个孩子就越容易出生。长时间劳动的丈夫从事家务和育儿的时间就越短,所以可以估计,“(3)缩短劳动时间”也有效果。

 而且,根据厚生劳动省的《二十一世纪出生婴儿纵向调查特别报告》(2013年),在双职工家庭中,第1个孩子不到3岁时使用保育服务的人士,比较容易生育第2个孩子。另外,根据一桥大学准教授宇南山卓等人的分析,从2000年代前后的数据来看,相对于年轻女性的人口,认可保育所容纳人数比例越是有所增加的都道府县,出生率便越是呈现上升的倾向。由此可见,“(4)扩充保育和幼儿教育”也是有效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四项少子化对策对经济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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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儿童津贴:根据宇南山准教授的分析,低收入兼低资产的家庭如果增加消费,便有望带来经济效果。

(2)减少大学学费:在提升人们教育水准的同时,估计可以长期性地给政府财政带来相当于投资额(包括减少以国立大学为准的学费51万日元×4年期间)的1.3倍的贡献(参照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进行的试算)。从短期来看,减少大学学费也可以让育儿家庭把一部分储蓄用于消费,从而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和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所提高。

(3)缩短劳动时间:根据庆应大学教授山本勋等人的分析,基于国内企业约800家公司在1990~2000年代的数据,有倾向表明,劳动保护程度和正式员工比例较高的企业和女性活跃的企业等,改善长时间劳动有助于提高几年后所有要素的生产率(附加价值对比资本投入量与劳动投入量的总计得出的比例)。

(4) 扩充保育和幼儿教育:通过提高女性的就业率,可以期待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果。根据东京大学研究员朝井友纪子等人的分析,基于2000年代的数据,相对于6岁以下人口数量,认可保育所容纳人数比例越有增加的都道府县,妈妈们的就业率越呈现上升的倾向。另外,根据宇南山准教授等人的分析,即使是1980~2000年代的数据,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相对于年轻女性,认可保育所容纳人数比例越有增加的都道府县,年轻女性的就业率越呈现上升的倾向。

而且,根据山本教授的分析,基于约一千家上市公司2000年代的数据,正式员工的女性比例越是增加的企业,其利润率也呈现提高的倾向,这一倾向越是在完善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制度(短时间工作制度和设置专职部门)的企业,就越为明显。这一结果表明,由于女性的参与,职场的生产率呈现出提高的倾向。

另外,根据筑波大学教授安梅勅江的调查,不到3岁儿童的父母亲,使用认可保育所的人士更容易减少打孩子的行为,有助于促进儿童社会能力的发育。另外,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詹姆斯・赫克曼教授的分析,从长远来看,孩子们社会能力的发育将会给政府财政带来高于投资额的贡献。而且,如果保育得到扩充,低收入的父母更容易变成双职工家庭,也就能减少儿童的贫困率了。

*  *  *

那么,如果要到2025年为止把出生率提升0.35,那么必须对四项政策实施到各种程度呢?同时,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儿童贫困又能得到何种程度的改善呢?目前尚未有任何先例从这一角度作出试算。

于是笔者运用了经济协力开发机构(OECD)28个成员国在1980~2009年期间的数据,分析了四项政策的效果,将其结果放在日本对其效果进行了试算(参照附图)。这只不过是发达国家以往的平均性倾向原封不动地套在日本头上而已,同时其因果关系的原理也不甚明了,所以只是粗略的分析和试算。作为提出政策效果可能性的新角度,我希望这能够成为讨论的契机。

关于(2)减少大学学费和(3)缩短劳动时间,按照以1年为单位的数据变动的分析,并没有发现它们对出生率带来的效果,但是,以5年为单位的数据变动的分析中,能够看到它们发挥了效果。但是,在后者的分析中,由于时间点的数量较少,所以不得不采用简单的分析法,所以基本上未去除逆向的因果。因此,政策效果有相当的可能受到过高的评价,这一点敬请留意。

实现出生率1.8的途径

(注)笔者试算。★为5年单位的分析(固定效果预测等),其他为1年单位的分析(1个差分广义矩法估计)。分析时也综合了政策以外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

除此以外,主要是以1年为单位的分析,详细请看我的书作《育儿支援将拯救日本》(2016年)中所公表的内容。另外,关于(1)增加儿童津贴,虽然它对出生率和劳动生产率并未显示效果,但是,它对儿童贫困率比扩充保育更加呈现出小小的改善效果。

在试算中,我们假设实施了以下的措施,从2017年到2025年的八年期间,(2)假设对所有人(假设升学率为5%、年度预算增加1兆7千亿日元)免除大学学费以国立大学为准的金额(每年51万日元) (3)把劳动时间缩短至年度150小时(每周平均3小时)(2000~2015年期间的缩短幅度相当于102小时的1.5倍)(4)通过扩充保育和幼儿教育,解除潜在性的“待机儿童”(至2017年度底预计有30万人)问题(年度预算增加1兆4千亿日元)。

如果实施所有这些措施,那么预计出生率将会上升0.361,到2025年就会达到1.811,能够实现出生率的1.8。与不实施这些措施的情况相比,劳动生产率上升率(2010~2015年平均为0.93%)年平均提高了1.14%,同时,儿童贫困率(2012年为16.3%)截至2025年将会降低2.18%。

虽然实现这些措施需要有超过3兆日元的财源,但是根据我书作中的试算,可以通过扩大继承税和配偶者减税的收入限制、养老金课税的累进税等来创造。这些财源策略,同时也具备扩大消费、促进就业和提高财政效率的优势。

由于目前仅为粗略的分析和试算,我期待今后政府类研究机构能更进一步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试算。

[译自《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3月6日第15版,本文经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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