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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5年1月5日

进入第二阶段的安倍经济学

小峰隆夫(法政大学研究生院政策创造研究科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

小峰隆夫(法政大学研究生院政策创造研究科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

自2012年11月安倍政府上台至今,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逐渐展开实施。之后的日本经济,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考察。

第一个阶段的完结点在2014年3月,在此之前,经济顺利增长,是安倍经济学充分发挥其成果的时期。而作为其支撑的有四项内容,分别是日元贬值、股值上涨、公共投资增加和刺激消费。

安倍政府上台后,经济方面风向大改,日元贬值和股值上涨以飞快的速度进行。我将这种现象看作是政权接替过程中的“公告效应”和“惊喜效应”带来的结果。因为,在民主党政权时代,尤其其起初阶段,政府注重和着眼于“幸福比经济发展重要”,“生活比企业发展重要”以及“反公共事业”等理念,期待实现从“官僚主导的行政”向“政治主导的行政”的转换。而对此主张,不仅产业界和官僚,就连普通民众都在不禁担忧“这样下去真的没问题吗?”。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安倍新政府明确表示将“注重经济成长,注重企业成长,注重公共投资增长”,并重新启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安抚了与官僚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若将安倍经济学广义地理解为“向企业和官僚示好的一系列政策套餐”,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无疑是一大惊喜,经济环境因此回暖,并为新政府的政策运营带来安定的局面。

市场对于这样的“公告效应”、“惊喜效应”做出回应,顺利带来了日元贬值、股值上涨等结果。首先,持续的日元贬值使得制造业的收益上升,并通过进口物价的上涨而将整体物价进行了上调。

另外,公共投资的增加也对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2013年度政府固定资本形成(以下与公共投资同义)增长了15.1%。经济整体增长率2.3%中有0.7%来源于公共投资的增加。

2013年度的家庭消费也有所增加。2013年度的居民消费支出同比增长2.5%,创下过去二十余年新高。然而与家庭消费相对,家庭所得却没有相应的增长。从GDP推算的实际雇用报酬(约等于薪金)增长率从2012年度的0.9%(笔者从第四季度推算得出,下同)降至2013年度的0.4%,即增长率反而有所减缓。所得无明显增加,而消费加剧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是股价上涨带来的资产效果。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值在2013年达到前年的1.5倍,股票市值增长额高达162兆日元。东京证券交易所等进行的“股票分布调查”显示,个人持股比率约为18.7%(2013年)。由此可得知,个人的股票帐面收益整体增加了约30兆日元。这可以看作2013年消费旺盛的原因之一。

消费加剧的另一原因在于消费税上调引发的提前消费需求的增大。2014年4月1日,原本5%的消费税被上调至8%,即价格在调税后将提高3%,这使得消费需求提前集中在了增税前的2013年度。其中,住房以及高额耐久消费品(汽车等)由于可节省费用相对较高,提前消费自然较大。内阁府于2014年7月发表的《经济财政白皮书》中分析指出,提前消费规模约为2.5~3兆日元(约占GDP的0.5%~0.6%),其中四分之三来自于耐久品的消费。

在这样日元贬值,股值上涨,公共投资增多,以及提前消费的四大作用下,安倍经济学的第一阶段可以说较高的实现了经济增长,消费者物价的增长率也基本稳定脱离了负的状态。

 

今年(2014年)4月之后,安倍经济学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日元走低和股价攀升的形势经过短暂的停顿后,于今年8月再次显现持续势态。然而,这一次与第一阶段的一片喝彩不同,对于日元贬值,否定的批判声格外惹眼。这应该是由于人们认为,第一阶段的贬值是对日元过高进行的修正,而第二阶段则有将日元调得过低的苗头的缘故。

增长到头的公共投资已经无力再成为拉动经济成长的主力,而提前消费在4月以后更反而变为了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在这样的条件下,安倍经济学第二阶段的经济运行要面对如下诸多难题。

第一,经济的前景变得模糊不清。政府在2014年7月做出的经济预测中指出,2014年度的经济增长率(实质增长率)将为1.2%。而2014年10月的民间经济学家预测的平均值仅为0.3%(参见日本经济研究中心《ESP预测调查》)。另外,声称日本经济已经进入衰退的经济学家也在渐渐增多。

日本政府称将依据11月之前的经济指数来判断是否将消费税提升至10%。而就上述的展望预测来看,日本早已失去了能够放心上调消费税的环境。然而,尽管如此,如果将消费税的上调延后,那么政府的财政重建目标将变得遥不可及,进而触及民众对于政府财政能力的信赖。

第二,各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日渐明显。例如,日本银行设定了两年之内(2015年3月以前)将消费者物价上升率提高至2%的通货膨胀目标,然而,很多经济学家预测这将很难达成。今后,如发现2%的目标的确无法达成,则需要修改目标本身,或者为达成目标继续出台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推迟目标,即意味着政府承认货币政策的失败,而额外出台货币政策则不仅效果不够透明,还会导致其未来的出路更加艰难。

另外,公共投资的增额越来越难以适应财政重建的目标。尤其是2020年度之前基础财政收支实现盈余的这一财政重建目标,当下的预测就已经很难以实现,而随着今后时间的推移,“不可能”的这一现实将愈见清晰。

第三,给国民带来痛苦的政策将无法避免。在第一阶段,无论股值上调,货币政策放宽,还是公共投资增加,都不算是令人皱眉的政策。

然而,在第二阶段,要想解决供给能力的制约,必须要解除管制,结构改革。而要实现财政的重建,再次提高消费税也将不可避免。另外,如果想要实现人口一个亿的目标,则需要削减面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增加家庭相关支出。这些都将在不同阶层上给国民带来经济上的负担。

安倍经济学的第二阶段,政策的大舵将如何来掌,可以说是留给安倍的最大一道难题。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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