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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5年1月6日

2020年东京奥运会与1964年奥运会之间: 超越景气对策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小岛 明(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

小岛 明(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

2014年年底的选举,被视作对安倍经济学和安倍晋三政权的信任投票,其结果是自民党单独获得了远远超过半数以上的议席,大获全胜。但是,有三点必须引起注意。第一是“只有这条路”的安倍经济学,以及围绕着它的经济政策讨论不知从何时起,逐渐倾向于“景气政策”的讨论,而提升成长趋势和潜在成长率,构筑持续性的再生日本模式的视点变得模糊。第二是曾经有过的悲观主义的确得到缓和,对未来也产生了乐观的论调,但是视点还只是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为止,存在着目光较短浅的弱点。第三是在民主主义自身的统治问题得到内外议论的环境下,其根基的“投票率”仅为52%,是至今以来最低的一次,沦为“二分之一的民主主义”。

Short-termism 的蔓延

Short-termism(“短期主义”:它是指在较短的期间内欲提高收益的倾向)——意为“短视思维、短期思考”的英语新单词,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逐渐开始随处可见,其背景是“高速交易”等证券市场的存在状态,而且还存在着对金融商务整体的短视利润思维的批评。渐渐地,这发展成为企业统治(公司、统治)整体,更进一步发展为围绕着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统治等讨论。2012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俱乐部《成长的限度》报告40周年纪念总会,会上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克服短期思维和眼前思维,把政治、经济、经营的统治转换为长期思维”。

在日本,不知从何时开始,也开始蔓延起了short-termism。自民党占优势的政治情况,孕育了“新55年体制”这种看法,我们期待政府能够运用这样的政治环境,超越只顾眼前的思维,构筑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日本的发展模式。

在“55年体制”的前提下举办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使起步较晚的工业国日本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阶段,也向所有发达国家宣告日本开始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时期。与少子老龄化完全是一个无缘的时代,出生率为2.05。生产年龄人口在增加,从同年的4,7010人增至1968年的5,000万人以上,1979年又增加到5,596万人。“人口红利”支撑着高度经济增长,去掉奥运会次年的反弹不景气(实际经济增长率5.7%、历法上的年度),从1974年起至1970年期间,持续保持着10%以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

但是,在1964年奥运会时未得到重视的公害问题,到了60年代后半期开始恶化。而另一方面,从1970年代底至80年代初,日本完成了追赶欧美发达经济过程中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在这个时候,日本的汽车生产辆数、粗钢生产量已经与美国看齐,作为其象征,在产业技术和生产力方面已经达到美国的相同水准,人均所得却还远远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之后经济继续增长,再加上1985年的《广场协议》后日元走高,人均收入方面也赶上了美国。

问题是在赶上美国后究竟如何。日本的各项制度和惯例在追赶过程中获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在完成追赶后,也就是在1980年代后半之后,这些方面的因素反过来开始成为遏制发展的障碍。也有倾向把它说成是“成功的悖论”。

在2020年奥运会时,对内对外宣告可持续发展的再生日本模式

非常遗憾的是1980年代后半的泡沫经济、以及泡沫崩溃后的1990年代以后的长期经济停滞,阻碍了追赶模式的构筑。泡沫经济崩溃后,政府前前后后曾经采取过10次以上的经济对策,但是,构筑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却被一再推后。这些对策虽然都被冠以“紧急”、“包括性的”、以及“综合性的”等常套字眼,但是所有对策都只不过是仅仅针对眼下形势的应对之策和景气对策。

进入了21世纪后,到今年又过去了10多年,现实中被采用的是以景气对策和股价对策为中心的政策。安倍经济学受到的期待应该是超过了眼前的景气对策。人们尤其对“三支箭”政策的“第三支”—结构改革寄予了非常高的期待。如果这一点不够充分,那么即使是目前暂时推动了景气,也无法实现长期性的、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有很多人在讨论中期待并提出,至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止,景气与股价应该都会维持在较为顺利的水平。但是,日本直接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是在2020年以后。少子老龄化今后也将越来越严峻。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老龄化将显示为老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并变得更为严重。

家庭储蓄率(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1960年代は为14~17%、1970年代高达18~23%,这些都曾经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上述家庭储蓄率到了2012年下降至1.3%,目前基本维持在百分之零的水平。人口最为稠密的一代也已经退休,老龄化更进一步加剧,人们开始进入消耗储蓄的过程,家庭经济的貯蓄率成为负数。人们变得容易把视线放在数额巨大的金融资产整体方面。但是,即便能获得资产运用的利润,只要储蓄减少的趋势更进一步加剧,金融资产整体也将进入减少的过程。

企业也不应该再停留在眼前的利益上,而是应该把目标放在开发新技术、新商品、新服务,开拓新领域,创造附加价值上,社会将需要能够挑战危机的企业家精神。仅仅只是削减成本的经营将无法持续。

在少子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以外,还存在着其他问题。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对日本来说将更为严峻。在全球范围,以想要构筑更具备竞争能力、或者是能够提供增长能力的制度的竞争——“制度改革的大竞争”正在持续。自由贸易协定(FTA)这种双边和多边贸易的协定正在不断扩大。在日本的贸易中,所谓的FTA覆盖率较低。如果照这样下去,优良企业的工厂和经营将进一步加快向海外转移的步伐。即便是对内直接投资,日本也落后于世界各国。与对内直接投资余额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仅为世界平均的十分之一。

世界银行在2014年10月底发布的针对“商务环境”这一项目日本的排名(2015年版)比前年下降了两名,成为189个国家中的第29名。

如果“三支箭”不能迅速大胆地发射出,那么可持续性的日本再生模式就不会诞生。我们有必要超越“至2020年为止”的视角。

日本银行提出的物价上升率为2%的目标,这绝对不是最终目标。它不仅对改变通缩心理具备意义,同时其目标应该是确保收入持续增加并超过物价上涨的比例,从而改善国民生活。而且,要想使生产率转入上升趋势,就有必要创造各种各样的结构。我们必须具备放眼“2020年后”,而不是“至2020年为止”的思维、政策和企业统治。

我们不再需要“丢失的◯◯年”这种思维。放眼未来、而且它还必须是中期、长期的思维与行动才是关键。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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