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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政治  2011年1月1日

TPP机不可失,FTA快马加鞭

让四十亿人口成为”内需”对象

与先进国家经济前程昏暗成鲜明对照,新兴国家经济强劲发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日本位于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东亚的东端,在地缘政治学上占有极大优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今天的形势下要求日本出台新的政策,那就是把亚洲贸易圈内大约35亿人口,乃至亚洲太平洋贸易圈内大约40亿庞大人口的消费需求作为我们的”内需”。菅总理反复强调需要实行继明治维新、二战后的第三次”开国”,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即便如此,不得不承认我国EPA(经济合作协定)或FTA(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展处于落后状态。世界各国及地区已经有200个FTA生效、而日本自2002年与新加坡之间签署了第一个FTA以来,虽然又先后与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智利等11个国家和地区缔结了FTA,但与美国、澳大利亚、EU等国家和地区的谈判,至今尚未有进展。

相比之下,韩国则把构筑FTA网作为国家战略,切切实实地加以推广。与EU及美国已经签署完毕,与印度的交涉也走在了日本的前面。韩国与EU的FTA预定于2011年7月生效,将分阶段对韩国产汽车削减关税,在5年内降至为零。然而,向EU出口的日本汽车却被课有10%的关税,在竞争环境方面处于劣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从FTA的覆盖率(与FTA缔结国的贸易额占该国总体贸易额的比率)来看,在已经缔结的总数上,韩国占36%而日本只有16%。如果包括仍在谈判的议案,韩国大约占60%,而日本大约占30%,日韩之间的差距更大。如若持续”锁国”不变,日本企业只好把生产据点迁移到海外,再加上日元升值,产业空洞化势必不断加剧。毋庸置疑,为增强日本企业的竞争力进而恢复日本经济的实力,与主要贸易国家之间高层次的贸易自由化合作已迫在眉睫。

解释对”延迟”指责的误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今产业界要求参加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的呼声高涨。TPP原本起始于2006年在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之间缔结的FTA;近年来,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等表示想要参加并展开交涉。如果日本也加入此TPP,则可顷刻挽回至今在FTA谈判中所处的落后状态。

为此,我作为国家战略担当大臣肩负起这一重任。2010年11月9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全面经济合作的基本方针》,关于TPP规定了”必须积极收集情报,采取相应措施,在尽快改善国内环境的同时,开始与相关国家展开协商”的基本方针。这个内阁会议的决定被指责为没有明确表示参加TPP,是在”推延”。我想在这里明确地消除这一误解。

首先,日本是否能够马上参加TPP呢?现实情况是问题堆积成山。我的看法是不如把参加TPP的争论作为良机,先推进至今停滞不前的自由化程度较高的两国间经济合作。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打个比方,如果说现在的日本是在普通的公路上行驶,那么自由化水平高的两国间经济合作就是地方高标准公路。而TPP则是高速公路。把TPP看作高速公路,是因为它原则上100%地撤销关税。也就是说即使是农产品,原则上也不容许有例外措施。

这个原则是否能够适用,要看与各国的谈判情况,虽然有探讨的余地,但参加TPP之后,美国及澳大利亚的廉价农产品进口扩大是确定无疑的。为此,令人担心的是,尚未习惯贸易自由化的日本,一下子会因参加TPP而发生”车祸”。

所谓日本有可能发生的”车祸”,是指在国内不能形成共识。现在,围绕参加TPP,国内的农业从业人士表示出强烈的担忧。在考虑到这些问题时,如果一味地推进加入TPP,反而会使国内的协调变得困难,恐怕还会因其余波,使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也步入死胡同。

正因为看清了问题所在,我才认为不应该立即参加难度较高的TPP,而是将首先在高水平基础上推进与各个国家的EPA/FTA交涉,作为今后日本的方针。后者能够设置关税例外品目,也易于开展国内的协调。

其实,美韩FTA中,大米也被列为关税撤销的例外产品。就连自由化程度相当高的美澳经济合作,也依然根据国内情况保留有例外产品的内容。

参加TPP之后,美澳两国之间这些已决定的内容仍可能维持不变。这样,如果首先与主要国家展开经济合作,当日本参加TPP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行自由化下的例外产品的交涉及阶段性开展自由化等措施的交涉。形象化一点来说,就是采取在地方高标准公路上习惯了自由化之后,再加入到国际化高速潮流之中的战略。

此外,根据农林水产省的推测(2010年10月27日),大米及小麦、牛肉等19种主要农产品,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直接撤销与其他国家的所有关税的话,每年农产品生产额将有可能减少4.1万亿日元。其中大米几乎占5成,近2万亿日元。假如能够把大米列入例外产品,谈判的难度就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

我以为根据今天日本的现状,不是一下子就加入TPP,而是采取先推进两国间经济合作的方针,这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从国民利益来看,都是”最佳结论”。

实施”进攻”型的农业政策

那么,日本应该从哪一个国家开始进行经济合作谈判呢?在亚太地区,必须尽早与目前正在谈判之中的澳大利亚达成协议,并且重新开启与韩国中断了的交涉。此外,还必须在完善国内环境的同时,积极推进与尚未进入交涉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谈判。

只是,从什么样的国家开始,按照怎样的顺序展开交涉,属于”战略性机密”。因为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谈判中,不能因哪一个国家优先,而”让对方看到我们的底牌”。今后,对敏感的品目(属于该国家重要的品目,并且随着进口的增加有可能对该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在慎重地谋求取得国内共识的同时,推进有利于日本进行国际竞争的经济合作。

首先,所谓推进两国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是”最佳的结论”,对于最容易受到贸易自由化影响的农业领域也是一样的。即使大米被列为自由化例外产品,但如果与各国的FTA网扩大,国内的农产品与进口产品在同一个平台上展开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便不是这样,受农业人口的高龄化、后继无人以及收益性低等困扰,国内农业的未来也已陷入了存亡的危机。为了日本农业实现今后的持续性发展,我认为推进自由贸易不如说是机会,我们有必要制定面向海外谋求消费需要的农业政策。

果树和蔬菜的几乎所有产品都只设定了极低的关税税率,已具备了充分的国际竞争力。问题是大米、畜产品、乳制品、小麦、淀粉、甘蔗这类土地利用型产业。但是,即使与各国都缔结了FTA,废除关税也还需要10年至15年的渐次实施过程,因此价格不会立即跌落,从而不必有过度的忧虑。在这样的基础上,今后的日本农业所需要的,是促使农业发展产业化的一个”进攻”型政策。

现在,日本的农业生产总值大约在8兆日元左右,其中出口额大约为4500亿日元。为了进一步扩大出口比重,还可以考虑向亚洲富裕层出口日本的农产品等措施。

我认为日本农民的水平世界第一。因为能够生产如此令人放心、美味的农产品,踏遍全世界也只有日本。也就是说,日本的农产品可以成为引领我国经常性收支的重要武器。

再说,还可以把农产品在国内加工,作为”食品材料”向世界出口。也就是说,农民不仅生产(第一产业),而且还从事加工(第二产业),展开销售和流通(第三产业),创建出一个六次产业化(1x2x3=6)的框架。如果农业实现六次产业化,不仅可以解决地区的就业问题,年轻人的工作热情也可能会高涨起来。

无论怎样,平均年龄65.8岁、农业收入只有高峰期一半的日本农业的未来,如果保持现状,其前景极为暗淡。一般认为,今天260万的农业人口在今后的10年间,将会减少100万人。于是,我们设置了以菅总理为议长、国家战略担当大臣和农林水产大臣为副议长的 “推进食品与农林渔业再生本部”,计划在2011年6月前,制定由”守”转”攻”的农业改革基本方针。

如果维持现状不进行”开国”的话,甚至会出现 “工厂、农业全部从日本的故乡消失” 的可能。正是现在,需要制订出一个援助日本农家”打入世界市场”的政策。

缔结日中FTA也是有可能的

今后,日本在推进”开国”过程中,必须克服的不仅仅是国内农业何去何从的问题。尖阁诸岛海域的渔船冲撞事件以后,中国各地排斥日本产品的运动此起彼伏,还有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等,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有意见认为,与从前相比,日本企业打入中国所得到的经济利益逐渐减少。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不用说是我国最大的对外风险之一。

鉴于这一点,今后日本应该采取怎样的外交战略呢?那就是坚持”日美基轴”、”日中协商”。当然,自己的国家应该自己来保卫的觉悟是最重要的,但今后日本的外交战略中,日美同盟将成为外交战略的基轴是毫无疑问的。

在”日美基轴”的前提下,进行”日中协商”,也就是必须与中国协作,开展经济活动。确实,中国与从前相比变得”自我主张较强”了。与日本之间存在着围绕海洋权益的对立,针对这些风险因素有必要做好随时对应的准备。但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内需”,这也是事实。实际上对中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近2成,中国已经是日本最大的进出口国。

假如把日本的优质”食品材料”出口到海外,那么由粮食出口国转变成进口国的中国,理应是主要的出口对象。借菅总理的话来说,不构筑起与中国的战略性互惠关系,就很难期望日本的经济发展。

为此,在考虑就亚洲太平洋的海洋问题,日本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时,作为推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谈判的对象,甚或可以推举中国。也就是说,缔结日中FTA,也在今后应采取的战略范畴之中。

最后,谈起外交问题时,我时常想起的是中曾根康弘原首相的话。他说:”在外交上,不可能有超出该国国力以上的举措”。这实在是至理名言。那么,日本的国力又是指的什么呢?它包括自卫能力、文化力度等各种各样的要素,但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它无疑占据着国力的主要部分。

然而,在IMD(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的国际竞争力调查中曾高居首位的日本,现在已跌落到第27位。同样,人均GDP曾位居第二位的日本,现在为第19位。我国的经济地位在世界中呈下降趋势,这种危机感,广大国民也深有感触。

近来与中俄两国发生的领土问题,其背景之一也可以认为是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下滑。例如,以往日本在进行北方领土问题交涉时,俄国经济正值疲软,因而提高了日本的交涉能力。但现在俄国作为资源大国提高了国际地位,没有日本的经济援助也可以持续发展。相反日本的经济实力下降,在世界上的存在感日益淡薄。日中之间围绕尖阁诸岛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

为了重振日本的国力=外交力,菅总理所说的复兴”强大的经济”是必不可少的。而成为其行动号令的,正是两国间经济合作谈判的强化。

(译自《Voice》2011年1月号)[2011年1月] 关于编委博客对本论文的评介,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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