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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政治  2011年6月1日

从”保障生命安全”的角度 改变国家的现有模式通过史无前例的特大震灾看到日本的强大和脆弱。

1944年,生于中国北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院。法学博士。进入朝日新闻社后,先后任朝日新闻北京分社职员、华盛顿分社职员、美国总社社长,专栏作家和朝日新闻社的主笔。去年年底离任。著作《内部》(朝日新闻社)获三得利学术奖,《通货烈烈》(朝日新闻社)获吉野造作奖。另外,还荣获沃恩上田奖、石桥湛山奖、日本记者俱乐部奖,亚洲太平洋奖等大奖。还做过美国哈佛大学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东京大学特聘教授等。

特大震灾的历史地位

同时代的人把人类社会中的大地震灾害看作”历史的分水岭”、”历史的岔路口”。通过这样的理解,历史又会发生变化。例如,安政大地震和贝利来航(1853~54年)、关东大地震灾害和日英同盟的废除(1921年决定,1923年同盟失效)等的情况。

这次的东日本大震灾也会成为历史的一个岔路口吧,会在时代精神领域引起很大的变化。现在的日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对日本将要陷入深不见底沼泽似的没落的恐慌与对重建的微弱的希望交织在一起。

并且能感觉到,以这样的悲剧为跳板,为了日本的重生,每一位国民开始思考”为了日本的重生我应该做什么呢”。

迄今为止,国民胸怀这样的决心,冷战后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战后较长的历史中,这或许也是第一次。

首先有必要认识到这次地震灾害危机是平成”危机的20年”末发生的危机。可以说国民为了摆脱”危机的20年”,抛弃自民党政权,把赌注压在了民主党政权上。然而民主党惨不忍睹的弊政不断,以至于国民深深地感到失望。

“危机的20年”是1989年总计出生率低于1.57即”1.57冲击”以后,出生率持续下降,曾一度跌至1.26,即所谓人口紧缩时代,这是藻谷浩介先生在《紧缩的真面目》(角川书店)里写到的,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口大幅减少,以至于城市中心也开始因人口过于稀少而进入了人口紧缩时代。

这次大地震就发生在这样的大衰退中,因此,这次的危机不仅仅是地震灾害引发的危机,也是来自危机20年”低谷”深处的冲击,从震灾中的复兴也就是从20年来危机中的复兴。

在这”危机的20年”期间,国民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即使是和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震灾相比,人们的表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对自卫队的认识完全不同,1995年的时候,部分国民没有对自卫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对自卫队在灾害时起到的作用怀有一定的情绪。但是,这次震灾,自卫队担任的工作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灾民和国民都理所当然的期待自卫队的救援。

还有一个是对来自外国援助的认识,1995年的时候在心理上还有抵触感,警察对此好像也持慎重态度。这次,政府迅速采取了接受外国援助的方针,同盟国美国、最先派遣救援队的韩国、除此以外,世界138个国家和地区都支援了日本。日本ODA长期援助的印度尼西亚、蒙古等也给我们提供了援助。

灾民中,以在日华人为首,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留日外国人也占有很大的数量,震灾后回国的人数也相当多。电视里播放了居住在千叶县的在日巴基斯坦人最先赶往灾区现场(气仙沼市)给避难者送上了热乎乎的咖喱饭,从而也感受到日本的国家形态和形象在这16年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还有一点和阪神淡路大地震有很大不同,这次震灾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直接冲击。因为东北汽车分包城镇工厂停工引起美国大公司肯塔基州工厂的停工。像这样的世界性无缝生产过程中因”食物链”的末端部分中断而引起整体瘫痪。

至今,高端领域是日本的强项,以世界性的市场占有率而自豪。然而,把第6次、第7次分包等”准时生产”像玻璃工艺品般精美的零件,准确无误地装配、研磨,进行质量管理和降低成本。那强项一转而变成了弱项。

为了回避”准时生产”的风险,今后会改变为”准确生产”吗?能坚守住”准时生产”吗?在全球产业链的大环境下,如何将两者合理的搭配是构筑更坚固的全球供应链所必不可少的吧。或许是更进一层谋求日本企业的全球化,进一步向海外拓展。虽然我们常说:”将军会用上次的作战方法来进行下一轮的战争”,但我们在心里必须清楚地知道,在这次震灾的复兴重建的过程中,无论是挑战的规模还是性质都与阪神淡路地震有很大的不同。必须用新的”兵法”应对危机。

日本引以为豪的强项

在这次的危机中,日本的坚强和脆弱就像在漆黑的夜晚使用闪光灯那样,同时浮现出来。首先,日本的强项是什么呢? 首先是日本人的忍耐性强和谦恭有礼,像地震这样的终极文明破坏发生时,人们并没有化为野兽的群体,保持文明,遵守社会法律和规章制度是很重大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我们日本人做得很好。美国前国务卿科林·卢瑟·鲍威尔的副长官劳伦斯·威尔克森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客座教授是陆军军人,曾在东北地区和日本自卫队的人有过亲密的交流。

他称赞日本人,其中有东北人高尚的品格,在这种大地震的时候,按世界的常识来说,派遣军队的任务是”救援活动和治安活动参半”。应该大书特书的是在日本,基本上都是专注于救援活动。

接下来值得骄傲的是日本的随机应变的能力。称为”TEPCO(东京电力公司)50″,集中了受世界称赞的东京电力公司现场工作人员,不顾生命危险担任福岛核电站的修复工作。东京消防厅的紧急消防救援队也忘我地工作。紧急消防救援队员的妻子在送丈夫出门时说到:”请成为日本的救世主”,他们能说出这样话、能有如此的气魄,这些都令我深深地感动。

英国杂志《经济学家》3月19日的封面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封面描绘了通红的火球从山坡上滚落下来,四个男人扑向火球的情景。火球暗示了熔化为太阳的核发电站。男人们头戴钢盔,身穿防护服,面带防毒面具。即,显示了最后堡垒式现场的工作人员。

我看到这个封面是想起了乔·罗森塔尔曾经拍摄的那张在折钵山插上星条旗的著名照片。对于美国来说,英雄是在”硫磺岛”中战斗的海军军人。对于在这场危机中的日本来说,英雄就是背对着核辐射作战的工作人员。

日本另外一个强项是在世界范围内博得同情和获得支援的广泛性。这么多世界的朋友鼓励我们:”加油!日本”。

我手边就收到超过60封来自海外的邮件。世界银行的罗伯特·佐利克总裁的邮件:不仅有来自世界银行灾害救援项目的援助,还有很多职员准备寄出作为个人的对日援助。他接下来写道: “日本迄今为止一直向世界贫困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当这个国家陷入危机,大家都觉得要做些什么来回报日本。” 我们一直履行作为战后和平国家的发展和ODA、环境、开发、裁军等,即”世界民生大国”的责任,来自世界如此多的支援就是为世界认可的最好证明。

这样的强项只有在危机的时候应该再确认,削减ODA的资金用于复兴的”机会主义”是不可取的。

暴露无遗的日本的弱点

另一方面,也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的弱点。分为政治地理学上的弱点和危机管理上的弱点。

说到地缘政治上的弱点,漂浮在海沟板块的日本列岛正好沿火山带和地震带。地震多,海啸的危险性也高。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6级以上的地震中有20%发生在日本。世界都有这样的印象:日本是一个危险、恐怖的国家。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安全”板块受到了重创。

但是这样的弱点也可以反守为攻,重新构建世界最高水准的安心、安全板块,把应对危机的预防和风险管理软件和硬件看作是一种附加值。即,创造一种”只要按照世界上最严格的日本标准那就安全”的标准。并且设法做到只有日本的标准才是世界的标准。

还有一个是地缘政治上的问题,这次浮现出来的是向东京的”单极”过度集中的问题。为了保持这种”单极”集中,东京把东北划归自己的”直辖区”。

明治维新以后,士兵依存于东北,粮食也依存于东北。近年来,不仅是工业生产的零件,电力供应也高比例地依存于东北。福岛县向关东圈输送了的电力相当于整个东京都的电力消费量。

通过这次震灾,我们明白,如果东北地区”荒芜”了,那么东京乃至全日本也就”荒芜”了。

东京”单极”集中带来电力的构造性危险。由福岛核电站引发的”电力缺口”将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持续,那个时候,东京”单极”集中将成为企业活动风险的一大要因。今后必须要为节省电力而绞尽脑汁了。例如,仅把家里的窗户都换成双层的,就可以节约18%的冷暖气设备费用。还有这样的测算,即在全国推广LED的话,就可以节约核电站一座核反应堆发出的电力。福岛第一核发电站的核反应堆废弃后,在广阔的周边地区铺设太阳能发电板会怎样呢? 但是,不仅是供给层面,还有必要分散过度集中于东京的电力需求。这次的复兴重建必须成为全日本的”重建家园”,如果不大胆地迈出”重建家园”这一步,企业将会逃出国门,资金也会流向海外,日本本土在广大范围内就会出现”荒芜”。

危机管理上的弱点,无论怎么说,都表现在对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处理方面。这一事件在以下事项中都已达到极限:以东京电力、原子能保安院、经济产业省、东京大学为金字塔的的封闭式”核能村落”,他们所构建的核电站绝对安全神话和核电站低成本神话,结果,对核电站政策的健全确认及平衡失效,对核电站运转监视(疏忽)机能失效,这样的政治家、官僚、企业勾结和政治权利的最大、最深的黑洞是核电站的利益和特权。

这样的”村落”牵涉到政治权利,政治家、官僚、企业的勾结一直以来剥夺了日本经济社会的活力。不妨考虑一下,过去的运输省和JAL,财务省和野村证券。

这个构造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在泡沫解体后的日本”失去的时代”中逐渐显露出来。民主党扬言要打破这种构造,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自民党中也有试图改革的政治家,单举和道路利益与特权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福岛”危机管理的机制紊乱,有可能使日本被世界各国打上危机管理”失败国家”的烙印。让世界各国产生日本在隐瞒事故真相的疑念,久而久之,使日本在世界上失去信任。

政治家、官僚、企业的勾结、信息公开、履行说明责任以及决策方面缺乏透明性,也使日本受到世界上的怀疑。不仅如此,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在危机管理上缺乏常识的”一国主义”认识,则是更大的问题。

例如:担任政府发言人的枝野幸男官房长官,语句肯定,虽然给国内的民众以安心感。但是却没有安排一位用英语直接把核电站事故的现状和处理情况传达给世界的可靠发言人。

NHK的国际广播,每天24小时向世界播放英语新闻。然而,这样的国际广播却不在日本国内播放。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明显增加了。在日外国人这次一定因为没有得到确切、及时的信息而心怀强烈的焦躁和不安吧。

美国的国际SOS是危机管理的顾问公司,该公司针对在日本有商务往来的约600家公司的顾客做了一项”在日本经商时最大问题是什么”的问卷调查,得到的反馈是:”发生紧急情况时,很难得到值得信赖的及时信息”。

在日本国内,有必要通过更进一步普及英语和汉语来降低和外国以及在日外国人之间的沟通风险。

“保障生命安全”和新产业革命

通过这次震灾时政府的所作所为,使这个国家的统治形式、领导能力多寡都暴露于民众的面前。切身感受到日本在处理危机方面是一个准备很不充分的国家。为何对”决不能发生”的问题如此掉以轻心呢? 危机发生时,给事物排列优先顺序,即,决定哪里应该推后处理,哪里应该采取果断行动,正因为逃避这样的事情,即没有发挥”政治”最核心的作用就冒然上阵了。在”村落”社会中制造”但愿事情会如此这般”空想,在”预料之内”的范围内,使尽浑身解数来进行风险管理。这样的危机管理是不行的。战后的危机管理蒙上了一层”一国和平主义”的愿望和幻想的面纱,没有形成冷静而透彻的现实主义,没有形成庄重而严肃的安全保障政策。即使是关于国家的危机管理也没有从正面回应,就这样发展到了现在。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现场就承担惊人的沉重负担。”加油!”就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精神主义。

NRC(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见到日本方面的相关人员时,开口第一句话就问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好好睡觉?” 在危机管理中重要的是不要做超出人类极限的事情。祈祷不会出现战前”竹枪精神”的类似事件。

在这次危机中值得一提的是日美两国政府间的”朋友并肩作战”的倡议。但是,特别是在初期行动阶段,日美间关于”危机管理”的思想、体制、解决方法的分歧比较大,美国方面好像很急躁。日本这个国家如果让同盟国感到”问题在于缺乏国家的形态”的话是很致命的。

Photo : Life Safety威胁的性质明明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日本却不能拿出一个国家应该采取的措施。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也包括因气候而引发的情况,正在成为重大的威胁。核辐射扩散、传染病在大范围内流传(流感大爆发),并且恐怖袭击也作为全球性威胁增大了其危险程度。

这次的福岛核电站危机所隐藏的威胁是暴露出冷却系统装置和辅助装置的脆弱、容易损坏。即使没有破坏核反应堆,只要冷却系统装置受到损坏,就能对核电站构成威胁,或许就会成为恐怖分子利用的手段。

从”保障生命安全”的观点来决定国家形态、统治机能、领导层应有的状态、政策决定方法、行政机构的构造、国家资源的分配。日本应该向着这样的”保障生命安全的国家”方向去努力。

战后,美国创建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即作为”国家的安全保障”来防备冷战。总统和国家安全保障官员(辅助总统)通过从CIA长官接受下达的简令。日本把保卫人类免受这样死亡率极高的威胁”保障生命安全”置于建国的中流砥柱。有必要强化在这一层面上的中央政府的责任和首相的权限。同时,也有必要强化对此监视(疏忽)的机能,也必须使民主主义更为坚韧。

渡过危机,在大胆推进把危机化为机遇,仅靠政府是办不到的。企业、市民和地方行政部门拥有挑战精神很重要。

首先,关于企业,”保障生命安全”的构筑和摆脱对核电站的依赖、面向再生资源为主体的资源转变中,会诞生新的企业群和产业。而且,也是必须催生的部分,以此来面对新产业革命的挑战。

早川德次在关东大地震中失去了工作、妻子和两个孩子,于是下决心挑战收音机的开发,最后他成功了,开创了夏普。丰田佐吉和松下幸之助,在关东大地震复兴时有了构思,并拓展了事业。丰田佐吉,看到复兴时来日协助的美军吉普和卡车后想到”下一个就是汽车了”。松下幸之助看到灾后的生活,想到”接下来是自行车和电池的时代”。为了今后的复兴,商业构思是不可或缺的,危机是新产业爆发的机遇。

政治领导人给予国民以”希望”和”展望”

市民以此为契机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业中。捐赠和志愿者活动都是参与的窗口。在阪神淡路大地震中,总计有100万人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救援活动,从中涌现出像大西健丞这样的志愿者领导人,大西健丞是PWJ(日本和平之翼)的代表理事。为日本论坛的创立做出很大贡献。

关于捐助,有必要开动脑筋使其相关的开销及结果、效果”透明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马克布朗担任总裁时,创建了独特的机构构造,对项目进行捐助的人成了开发规划的主人。例如,对贫困国家的儿童捐赠教科书计划给予捐助的人,就成为那个项目的主人,在网上可以知晓其捐款的开销、计划的过程、结果报告。

日本的重建,仅靠日本一国、国内的复兴计划是难以实现的。应该谋求来自世界的更深的参与和相互依存合作的国际主义战略。特别是和正在崛起的中国的稳定关系很重要。正如战后,为了日本的复兴和再建,强力推进日美关系那样,和中国关系的强化是3.11之后日本复兴的关键。和同盟国美国不同,不能否认和中国的合作有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在这里寻求的是为了日本复兴的”日中合作”框架的战略性判断。也可以说是”入亚入欧”的战略性决断。

提出这些构想和大事业、凝聚国民,政治领导人无疑肩负着巨大的使命。为了能在危急时发挥领导层作用,重要的是给予国民以”希望”和”展望”。只有拥有这两点,国民才会像肯尼迪总统曾经说过的那样:”不要问国家给了你什么,而是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来发问、思考和发挥主动权。

(译自《潮》2011年6月号)[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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