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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政治  2011年8月4日

日本重建紧急倡议: 通过独特的”复兴特区”重振宫城县

Photo : Murai Yoshihiro政府的重建规划会议为什么停滞不前了?

东日本大震灾的重建规划会议是在菅直人首相的主持下设立的。为完成这次百年一遇的灾后恢复与重建,以及为讨论日本今后发展的新方向等提供了机会。4月中旬,在首相官邸举行了规划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当然,大家认为菅首相会发表有关向复兴迈进的基本展望等计划。作为代表受灾地区的委员之一,我也期待着菅首相能够有所行动。但是,菅首相并未拿出任何具体的措施,自始至终抱着一种”请各位委员自由讨论”的态度。

的确,在确定了重建基本法的定位之前,该会议始终是以首相私人智囊团的形式出现的。尽管这样,该会议最初是应菅首相的要求而召开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该会议的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菅首相应该拿出一个强有力的宣言或规划,即”在这次震灾后,应该进行怎样的国家建设。因此,请各位委员按照这一展望进行讨论和发表建议”。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论召集多少一流权威,会议的议题也容易变得散乱。

我作为受灾地区的县知事,觉得有些愕然的是,一直到了5月下旬,怎样建设临时住宅等问题才进入到议题中来。因为在这个时候宫城县临时住宅的建设已经有了头绪。并且,会议上甚至还讨论到在临时住宅区是否需要设置便利店这些小问题。重建规划会议原本的宗旨就是决定重建的总体蓝图,我感到在会议上讨论这些小问题显得过于琐碎了。

从我自身来讲,灾区的工作每天面临着许多课题,每周一天,包括乘坐新干线的时间,往返花费5个小时参加这个会议,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但是在这个会议上,对宫城县乃至东北地区的重建提出意见和建议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我从菅首相那里并未感受到他对于重建有明确的展望,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遗憾。

在水产业中导入民营企业的技术和经验

在这次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宫城县,除了政府的重建规划会议之外,还组织了”宫城县震灾重建会议”(议长:原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为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从5月上旬开始举行会议。这个会议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请委员们至现场视察,征集大家的意见,汇总后提交县议会审议,计划在8月底前,归纳出最终方案。

我要求每位委员始终沿着我考虑的基本方针深入讨论,也就是说从委员那里集思广益,最后的决定都是在我的职责下进行。例如,我提出”住宅与工作场所分离”的计划,委员们提出了在沿海地区建高楼更为合适等一些反对意见。但是,我认为在这点上”不应该让步”。因为将根本的防灾对策推给后人来做,这必须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为谨慎。

本来,在制定县重建规划的时候,我注重的不是仅仅为了恢复原状意义上的修复与重建,而是同将来的发展相联系的”重新规划”,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政府的重建规划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从兵库县前任知事贝原俊民先生(经历了阪神淡路大地震)那里,听到了非常有启发的话。据贝原先生说,”阪神淡路大地震重建”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艰苦的工作已经完成,人口恢复,但是街上却很冷清。在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即使恢复了原有的商业街,”门可罗雀”这一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必然的。另外,从地震之前的神户港是国际港,由于周边国家的追赶而地位日渐下沉,虽然恢复到了原有的状态,但是由于和釜山以及上海等港口之间的竞争关系,港口发展并不顺利。我听了这番话之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在宫城县的重建规划中,必须包括值得人们在10年后,乃至50年后评价的内容。

在这次震灾中受害最为严重的行业是水产业。由于海啸,沿岸地区的142个渔港几乎全部被破坏。并且由于地震造成的地壳下沉,导致沿岸的陆地和海面几乎没有高低差,每当涨潮时鱼港几乎完全被淹没。

面对严峻的现实,要重振水产业,另一个阻碍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宫城县海面渔业的人口,从2003年至2008年的5年时间里,减少了1,696人(11,449人→9,753人,减少了14.8%)。从年龄构成(2008年)上看,30岁以下的不到5%,后继无人的问题日趋严重。

并且,从事沿岸渔业和养殖业等工作的人多为个体户,借钱重振震灾前的事业非常困难。按照目前的法律,国家不可能全部补贴。所以,以此为契机,我提出了”水产业复兴特区”的规划,推进水产业的大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模式,同时促进民营企业参加。也就是放宽限制,使民营企业也有获得渔业权的机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等方面,能够导入民营企业的资金和先进技术。

实际上,关于这个”水产业复兴特区”的规划,县渔业协会寄来了反对的请愿书。但是,考虑到县水产业未来的繁荣,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也不应该单方面地让步。当然,新的政策难免使大家感到困惑和不安,但现在正是变革的好时机。对水产业者进行耐心的劝导,从而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另外,我想在县内创建日本水产业的 “新模式”。

出台相关政策,防止制造业外流

农业也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后继无人问题。由于海啸造成的盐碱问题,据说农地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至少要花费3年,最长5年的时间。从瓦砾狼藉的农田中去除盐分,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有人计算过,国家买下这些土地比去除盐分花费资金更少。理想的处理方法是,国家统一购买受灾农地并进行土地改良,但鉴于目前政府的财政状况,能够依靠政府解决的部分是有限的。因此,农业也应该谋求大规模化于集约化的发展模式。

另外一方面是关于制造业。迄今为止,我将制造业作为一项”富县”的重要战略、作为谋求宫城县经济、产业安定成长和居民幸福的重要经济手段,通过培养和招商双管齐下地促进企业在县内落户。

说到地震的影响,有一些企业迁出了宫城县,但数量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多,这也许是出于顾虑受灾地区的感情吧。这一想法是日本人的感情维系,现在成为保护东北地区的盾牌。虽说如此,但如果今后电力供应不足的事态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制造业的投资有可能越来越多地转向海外。这不仅仅局限于宫城县,整个日本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最近,有报道说韩国的企业欢迎日本受灾企业迁到韩国。从市场规模来讲,韩国比日本小,但是韩国的限制少、关税低,适合做出口基地。作为受到地震后遗症影响的宫城县乃至东北地区,在怎样防止企业向县外(或者国外)流出问题上疲于奔命,尚无能力招揽新企业落户。正因为如此,就需要更大胆地降低法人税率,出台对于企业具有强烈鼓励性的政策。

政府应尽快确保财政来源

受灾地区的行政部门希望国家提供的说到底仍然是钱。在受灾地区,以县为单位、以市镇村为单位,正在各自制定重建计划,但是无论制定出怎样好的计划,如果没有财政的保证,那真是变成了”画饼充饥”。

在宫城县,已经在海啸受灾的沿岸12个地区进行了”重建所需事业费”的估算(以上述’住宅和工作场所分离’为前提,不包含学校、医院等)。估算中最低限的事业费,12个地区需要2兆1,079亿日元。按照现行的补贴事业体制,地区的负担额总计达到8,591亿日元。但是,上一年度12地区的基本预算规模只有2,158亿日元,仅算土木工程预算的话只有247亿日元。

无论多么着急,单凭县政府自身的财政是不能够进行城市重建的,需要从国家那里得到很大的援助。国家有支援搬家费的”防灾集团搬家促进事业”这样一个制度,国家补贴四分之三。但是因为有补贴限度额,所以对于受灾地区是不够的。前几天,某个受灾地的市长说到”(即使居民有要求,但向高地搬迁)没有资金所以办不到”。我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这位市长的苦衷。如果政府不出台大胆的财政拨款,那么受灾地区居民的不安状态就不可能消除。

港口和农土地重建费用、工厂设备修复费用等包含在内的话,仅宫城县重建费用就不低于10兆日元。政府应该立即制定措施,来确保财政来源。虽然这说到底只是”个人的方案”,但我呼吁政府建立”灾害对策税”。这是以全国人民、全地域为对象的,针对灾害对策的永久税。这次的地震由于受灾程度较为严重,所以受到大家的关注。所谓自然灾害,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例如由于山体滑坡,即使只有一户受灾,对于受灾的个人而言,痛苦是相同的。假如后来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援,那么就成了”不讲理”了。

那么,平时就以基金的形式,储备用于灾害对策的财政来源。这可以说是有着类似保险意义的目的税。全体国民以较低的税率负担这个层面来讲,还是采取消费税的形式更为妥当。

县政府的财政使用权限过低

在资金问题上还有一个想要说明的问题是,在应对地震灾害时,受灾地区行政部门的权限过低。具体而言,在使用政府补贴时,主管补贴的政府机构对补贴对象事业规定虽然很详尽,但是对于每个具体项目是否符合补贴的条件呢,在这点上总会出现一些”模棱两可的部分”。

于是县政府就需要一件一件地与各主管部门进行核实,必须进行反复的商议。根据项目的不同,有的需要花费3、4天时间。结果将这些时间加在一起,导致问题处理的严重滞后。并且,灾害审定所需资料的准备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在宫城县列入了大约10亿日元的预算。今后预计数目会大幅度增多,在现行制度中没有以这一经费为对象的财政拨款制度。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宫城县向政府提出了设置各主管部门份额全部包括在内的’灾害重建补贴’的要求。关于补贴的用途方面,宫城县要求由受灾地区公共团体能够依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进行处理。

我认为,本来从县知事能够斟酌决定的方面来讲,从受灾前开始,在县里并没有太多能够自由支配的财政来源。即使国家有补贴,但一般情况下其用途已经事先决定了。如果硬要将补贴用于别的用途的话,将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因此我认为应该确保独自的财政来源,并在我这5年时间里进行了2次超额征税。法人事业税的超额征税和县民税的超额征税。虽然受到一部分人的指责,但是我认为,为了我所要达到的县内产业振兴和环境保护的目的,这是一个必要的举措。

从重新认识国家和地方职务分担的意义而言,现在日本应该追求的是’道州制’吧。但是,我从这一制度的引用上所期望的,并不是因为地方分权可以把权力交给地方。而是因为我认为应该减轻政府,或者说国会更多的负担。现在,中央政府和国会负担的工作过多。在如此复杂、高速化发展的时代,是不能够仅靠中央仅数百人的国会议员,或者数千人的官僚,来领导包括地方在内的国家所有事务的。

究竟所谓国家本来应该进行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外交和防卫,宏观经济和通商政策等等。如果政府整日忙于震灾对策及核发电站对策等工作,而疏忽了这些工作,那会发生怎样的后果呢?那样的话日本的衰退会每况愈下。受灾地区就不用说了,各地的地方财政都处于入不敷出的困苦状况之下,但现在不正是地方应该组成’国家支援团’,团结一致支持我们国家的时候吗?在导入’道州制’这件事情上,从日本全体利益来审视,获得全体国民的共鸣,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灾区进行大选是不可能的

作为受灾地区的县知事,现在成为我心灵支柱的,则是我父亲对我说的一番话。在我辞掉自卫队飞行员的工作立志做一名政治家,进入松下政经私塾学习的时候,父亲这样对我说。如果想当政治家,那就要舍弃私心。如果为了地位和名誉做事的话,那么因为你,这个世界将会遭受损失。如果你真的想要为了全体国民的幸福而工作,即使搭上性命也不惜的话,那你可以成为政治家。

确实,有的时候权力会让人难以看清事物。身居中央的政治家们,作为操纵”政局”的一张牌,偶尔会以解散总选举为要挟,但是考虑到受灾地区的现状,我认为至少在年内举行选举是不可能的。

3月11日地震发生当天,我在县政府附近坐车等待红灯的时候,感受到了强烈的晃动。我意识到这次地震非同小可,便立即返回县政府,向自卫队提出灾害派遣的要求,并对职员发布了应对震灾的指示,接着打开电视搜集信息。电视上播放了海啸接二连三袭来的画面。平时我曾公开声明说保护县民们的生命和财产是我的第一使命,但这个时候我除了祈祷’但愿大家能够平安逃离’之外无能为力,我觉得自己非常惭愧。

现在我的任务,则是为重振宫城的繁荣奠定基础。围绕着水产业改革方案,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对论,但我经常考虑的是应该以县居民的整体利益来开展工作。这是我内心的愿望,即使因此而丢掉知事的乌纱帽。我决心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直到笑容重新回到县民们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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