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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政治  2012年4月1日

日美中对话之际――亚洲太平洋秩序和网络外交

—-去年年末,北朝鲜金正日总书记于12月17日逝世的重大消息在12月19日传到日本国内。当时您采取了怎样的应对措施呢? 当时,我正在美国的华盛顿出差,接到东京外务本省发来的报告说,北朝鲜预定从日本时间的19日中午开始在电视台播放”特别报道”,我当时指示事务次官要做好包括信息收集等充分准备。在接到金正日国防委员长逝世的消息后,我再次指示事务次官,进一步收集信息,做好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态,不得有任何疏漏。在当天召开的安全保障会议上,山根副大臣将这一指示向野田首相做了汇报。

北朝鲜局势和日本的安全保障—-关于现在的北朝鲜局势,您是怎样分析的? 虽然现在还难以对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逝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但是,这次的事态重点是不应该给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定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此之上,对于这次的事态,有必要通过相关国家的紧密合作及冷静地应对,与核、导弹问题、甚至绑架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今年的2月16日是金正日国防委员长诞生70周年,4月15日是金日成主席诞生100周年,预计会在北朝鲜开展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这些活动,我们要持续密切关注北朝鲜的动向。

20120401(1).JPG玄叶光一郎外务大臣 —-日本有机会在早些时候就通过日美外相会谈及日中首脑会谈,与美中两国的政府重要官员交换了意见。

在得知金正日国防委员长逝世消息的第二天,就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举行了外相会谈,就北朝鲜的局势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另外,在21日,日美首脑举行了电话会谈,通过这两次会谈,日美间一致认为金正日国防委员长逝世这一事态,不会给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定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日美及日美韩之间就共享信息并进行紧密合作一事达成了共识。

之后,分别与韩国、中国、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了电话会谈,就这些相关国家间的合作及应对等事宜进行了确认。

另外,12月末野田首相访问了中国,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会谈中,就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定是中日两国共同的利益、要密切进行信息沟通、采取冷静并适当的措施应对这一事态上均达成了一致。

实现”务实”外交—-加上北朝鲜局势的变化,2012年恰逢亚洲太平洋主要国家及地域进行首脑选举和交替等政治性流动的一年。面临这样的一年,请您谈谈应着重在哪些方面来领导日本外交?20120401(2).JPG中西宽京都大学研究生部教授 首先,要继续奉行在民主党政权下各位前任外相的政策。如,冈田提出的缩减军备、不扩散倡议(NPDI)等核军缩,积极地奉行信息公开化;前原的经济外交以及松本的从震灾中复旧复兴的努力也要着实的去执行。

在此之上,我认为还有要下力气地着眼于实践”有成果的外交”。”有成果”是英语的”substantial”。为此,我想表示两个方向性,一是网络外交的开展,另一个是摆脱国内的向内性。

第一的网络外交规划是以现代国际政治的主体正在多样化这一现实为基础的。不仅是主权国家,企业、NGO及在”阿拉伯之春”中看到的个人的连带性有很大的意义。我想创造与这样的时代相符合的、想参加的人即可参加的”开放多层的网络”。

另外一个关于摆脱国内的向内性,已经采取了具体的对应措施。首先,是增加政府的开发援助(ODA)。ODA在过去的14年虽然减少了一半,但2012年的预算中,通过增加无偿资金合作预算等,已经开始了反转。

接下来是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PKO)。这次向南苏丹派遣一事,日本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的公共利益重合在一起,日本有义务对国际社会的繁荣与和平做出贡献,高素质人才的贡献也是日本引以为豪的一个领域。另外,关于防卫装备物品等海外转移的标准在年末做出了决定,在国际和平合作等方面,要做出更加积极、有效果的努力。

另外,通过与北美、亚洲大洋洲地区的青少年交流,作为从东日本大震灾中”向世界开放的复兴”的努力,实施了”纽带强化项目”。这一努力也成为今年去美国的留学生在这10年间减半状况的转机。

在经济合作上,面向环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定的谈判,决定与相关国家进行磋商。有必要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中心,推进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

开始日美中对话之际—-对于日本外交来说最重要的是和美国、中国的关系吧。和两国的关系中,您最重视的是什么? 首先,作为前提,在亚洲太平洋,必须创造一个由民主价值观所支撑的富裕安定的秩序。这对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是不可欠缺的要素。

为此需要什么?首先是把日美同盟作为坚固的磐石,在此之上加深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深化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共同为世界的课题做出建设性的贡献是很重要的。并考虑在构筑这一地区网络和规则的同时,如何确保日美中三国的战略性安定。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时期了。

所以,有必要开展有实际成果的网络外交。在一直以来的两国外交的基础上,灵活利用日美韩、日中韩、日美韩、日美印等多国间的框架。

并且,我认为现在进行日美中三国间的对话的时间到来了。例如,关于公共财产的海洋,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呼吁,制定对搜索救难、海盗对策、环境污染措施等法律、打造共同理念等合作解决。为使这些问题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中国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日美中的对话,与其说焦点是在安全保障和经济等方面,不如说是一个总括性的东西吧。

我认为这样很好。以广泛的主题和容易切入的形式开始很好吧。

—-我想问一下关于两国间的问题。关于日美关系,无论怎样都会牵涉到冲绳的普天间基地转移的问题。

关于这个就涉及到了维护日美同盟的问题,在维持其威慑力的同时,迅速地、尽可能地减轻冲绳的负担。

在去年12月的日美外相会谈上,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之间,关于普天间飞机场的搬迁及包括在冲绳海军关岛搬迁的在日美军重组一事,确认了要继续在遵照日美协议的基础上推进的方针。另外,我也阐述了减轻冲绳的负担的重要性这一宗旨,关于这个,我们也要寻求美国方面的合作。

但是,我想再说一点,在考虑日美同盟的时候,我们只是盯着在日美军的重组也并不好。围绕日美双方的作用、任务、能力(RMC)的分担、计划检讨、导弹防卫、扩大威慑力、宇宙、网络空间等问题,关于日美同盟的课题有各种各样,我们有必要时刻保持对如何描绘这一全貌的视点。

—-日中关系怎么样呢? 加深互惠关系,共同参与制定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规则,为了构建这样成熟的日中关系,还有必要改善两国国民的感情。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我们必须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加深两国间的文化、人员交流。我认为两国国民层面的信息还远远不够。

要举一个文化交流的例子的话,去年11月我访问了中国,与中国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举行了会谈。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对在国内收听海外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有很大的限制,因为漫画等在中国受到很大的欢迎,所以中国民众希望能够更加自由的观赏到日本的优秀作品。当然,日本的民众也希望增加接触中国作品的机会。

—-您是怎样评价去年12月野田首相访中一事的? 去年年末访问中国时,包括刚才介绍的北朝鲜局势的讨论,野田首相表明了深化”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的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层面的6个提倡”,这不仅对两国间的关系,对地区和全球化的课题等广阔范围内具体的合作和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认为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前意义重大的一次访问。

—-中美以外,在亚洲太平洋的外交关系中,还有哪些应该重视的国家? 加上中美外交关系,被称为战略性四角关系的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备受重视。

去年年末,野田首相访问了印度,与印度首相辛格之间就强化两国之间战略性全球化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在政治、安全保障方面,除了在海上安全保障领域间进行合作的强化上取得一致之外,在经济方面,基础设施完善的合作,两国间通货信贷的扩充、稀土资源等方面取得了很多具体的成果。

接下来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在外相就任后最初的外交访问中,访问了韩国后,就是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议长国的印度尼西亚。原预定12月末还将访问缅甸、泰国、柬埔寨,但因受北朝鲜局势的影响,只访问了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的首脑来日进行了访问。这样,和各国进行了紧密的合作。

这次的缅甸访问,是时隔9年作为外相层面的访问,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在与政府要人的会谈中,包括政治犯的释放、希望确立该国的民主化及国民和解,为了支援改革,确认了要在人员交流、经济合作、经济、文化交流四大领域继续进行合作。和昂山素姬女士(缅甸最大的反对党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也举行了会谈,说明了日本方面的政治立场,之后也邀请其访问日本。随后,在1月12日与少数民族武装势力之一签署了停战协议,13日,释放了很多政治犯。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进展。

这一地区,两国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同时东亚首脑会议(EAS)、亚洲太平洋经合组织(APEC)、ASEAN地区论坛(ARF)等的有机组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去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EAS会议上,美国和俄罗斯是第一次参加。与编写EAS议长声明的印度尼西亚的马蒂·纳塔莱加瓦外长在两个月之间会见了三次,另外还有书信往来的交流。这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另外,在东南亚联盟的经济外交这一点上也是极其重要的。

TPP是通过谈判取得让步—-在经济方面,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及TPP。日本国内的舆论因为外交问题产生如此之大的分歧是很久没有的事了。应该怎样推进这一事件呢? 日本的人口在2046年将低于1亿。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想继续保持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把亚洲太平洋各个国家、地区的内需作为日本本国的内需,积极地走向海外,现在这个想法已越来越迫切。日本通过表明愿意积极参加TPP谈判的态度,日中韩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也开始跃跃欲动了。迄今为止,包括马上要生效的秘鲁FTA,日本已签订了与13个国家的FTA,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看一下关税分类上的详细划分,无论哪个,其自由化率都在90%以下。我们需要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

—-另一方面,也很必要得到国内的支持。

政府把得到的信息进行正确而精心的整理,然后提供给国民这一事情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了。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进入TPP谈判必须得到参加国的同意。但是,即使是取得了同意,各国间的态度也是很分散的。在美国,总统贸易促进权限法(TPA)虽然已经在2007年失效,但与议会的关系上,在事实上还遵守着之前的规定,即在开始通商谈判之际,总统府必须至少要在90日之前对议会进行事前通告。只要还继续遵守这一原则,奥巴马总统在通知议会之前就必须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为此,说到拿什么进行”协议”时,其实已经开始了事实上的协议。

那个时候,问题就分为,两国间的协议在TPP谈判前应该处理的问题和TPP谈判时应讨论的问题,以及与TPP谈判并行、应继续的两国间协议的问题。虽然有些复杂,但是有必要开展更为详细认真地谈判。因国家的不同,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会凸显出来。但是,重要的是尽可能提前做好两国间事前的协商。

不管怎么样,日本都应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该”进攻”时”进攻”,该”防守”时”防守”。并且,为了最终能取得参加国的同意,我们不能在一开始就做一些消极应对,要以通过谈判来取得让步才是最明智的。

通过ODA应对亚洲旺盛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求—-12月,在南美的德班召开了气候变动框架条约缔约国会议(COP17)。您一直以来很关心环境问题,针对2013年以后的后京都议定书,日本采取的全球变暖施策您是怎样考虑的? 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约40%的美中都没有参加到这一框架内。这样的话既没有实际效果也有失公平性。所以,日本的目标,就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都纳入到这一框架中,建立一个既公平,又有实效性的法律框架组织。我认为,在这一目标上我们已做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行动上不能有空白期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路线,包括美中在内,我们都应该主动地做我们各自应该做的。

还有一个,日本提出了”东亚低碳成长伙伴关系”,预定2012年4月在日本召开国际会议。另外,作为对京都议定书之下的清洁开发机制(CDM)的补充制度,两国间的减排认证(J-VER),即提倡我们向对方提供节能技术,对方因此而减少的温室气体相应地计算为日本的贡献部分的机制。我们有必要为了使这一机制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进行不懈地努力。

—-我对您刚才提到的ODA印象很深,关于其实质内容,有重视的地区及争议点吗? 首先,亚洲地区很重要。例如,不久前,野田首相在日本暨东南亚联盟首脑会议上发表声明,日本方面在事业整体上,通过官民的一致努力,大概可以提供2兆日元的援助,以完善”陆上走廊”和”海上走廊”、”软件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向增强东南亚联盟的协作性进行援助。亚洲有旺盛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另外,在世界上,日本在节能技术方面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从战略上灵活利用ODA,在满足这些需要的同时,努力将这些成果回流到日本,我认为,为实现这样的双赢关系,应该倾注我们全部的智慧。

当然,不只是亚洲。我们在非洲和阿富汗已经按照公约,通过ODA开始了很大援助。另外,正在开展民主化的中东、甚至南美洲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中。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新年伊始,就访问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除了土耳其,其他三个国家都是日本的原油供给国。面向眼下的中东局势及东日本大震灾复兴的局面,我们有必要保证原油供应和石油价格的稳定,并表示我们的合作意向。在日本将强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方面,与这些国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另外,还访问了阿富汗,和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就有关7月在东京召开的内阁成员会晤进行了具体的调整,确认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出席意向。

NSC的机能取决于其开展方法—-最后想问一下您关于外交体制的看法。外务大臣和首相,或者说是外务省和首相官邸之间的关系早在小泉当政时期就有过广泛的讨论。您是怎样看待外交大臣和首相关系的? 我和野田首相之间,在关于外交理念方面的认识一直很相似。当然,在重要的问题方面,我们会直接面对面谈论,当然也有些问题是让次官到首相官邸取得首相的同意,这样的情况也会有。笼统地来说,首相不是正因为信任我才交给我这项工作的吗?(笑) 另外,关于外交体制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体制也会经常讨论。我认为根据开展方法也会变成有益的事情。主题有两个。一个是中长期的高度且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政策的研讨,另外一个是,对紧急事态的迅速且灵活的应对。通过建立NSC,如果更加促进了内阁成员间的合作,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去践行。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就像意外情况那样,反生的概率很少。如果是这样的NSC,我认为是有益的。

(以2011年12月15日的采访为基础,1月13日修改) (译自《外交》2012年第11卷)[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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