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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政治  2012年4月2日

预言”日本的自杀”再考–令朝日新闻主笔瞠目的爆炸性论文

1975年,本杂志刊登了某篇论文。这篇论文为讴歌实现经济高度增长、出现空前繁荣的日本敲响了警钟,警示日本面临着内部崩溃的危机。在那之后37年,朝日新闻的若宫启文主笔,在1月10日的朝刊头版上重提这一论文,他写到”能够感觉到’日本自杀’并没有过时,而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里再次刊登这篇至今仍然不失”预言”意味的论文。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文明,出现在距今6,000年之前。但是,在这6,000年的岁月中,米诺斯、苏美尔、玛雅、印度、中国、叙利亚、赫梯族、巴比伦王国、安第斯山脉、墨西哥、尤卡坦、埃及、印度教、伊朗、阿拉伯、希腊、西欧、正教基督教、远东等,这21个文明的”种子”发芽、成长,然后其中一些不久就衰亡、消亡。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幸存于这个地球上的文明的种子,则有西欧文明、近东的正教基督教世界的主体、俄罗斯的正教基督教世界的分支、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中国的远东社会的主体、日本的远东社会的分支,这7个”种子”,以及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民这3个停止发育的文明”种子”,汤因比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如此的分类。

对过去6,000年间的这21个文明”种子”兴亡衰亡的历史篇章进行比较研究,关于文明的发生、成长、挫折、解体的原因及其一般的模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呢?另外,这一历史的教训,是不是为现代文明发展的选择、对日本社会发展的选择有着些许帮助呢?正因为此,我们着重在文明衰亡过程上进行了共同研究。

日本衰亡的预感在文明发生、成长、衰亡历史的长期波动中,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将焦点放在衰亡过程上呢?也许应该在选择这一主题的理由上加上一些简单的说明。

小松左京先生发表的《日本沉没》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讽刺性作品,而我们的危机意识是日本有可能沉没,不仅仅是在地质学层面上存在,并且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层面上也存在。或许,在日本地质学层面上的”沉没”发生之前,政治、经济、社会上已经”沉没”了。在我们周围能够观察到许多这样的必然会给我们带来社会衰亡情绪,以及社会病理现象。但是,为了将这些数量较大的衰亡现象及病理现象的断片有组织地收集起来,并将它们作为一个统合的完整影像来把握,就需要依靠许多专家的思考、进行综合作业,并大胆地将这一作业与历史学家的宏观视点及洞察力结合起来,这一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来,我们进行了一个繁杂的工作,对在现代日本社会中观察到的被认为是衰亡的各种征兆,同各文明的衰亡,特别是希腊、罗马的衰亡做比较、进行探讨。

例如,柏拉图说过,希腊衰亡的原因,是因为欲望的膨胀和平均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的泛滥。缺乏道德自制的散漫放纵地主张”自由”,以及大众迎合主义,通过不负责任及放纵,使得社会秩序崩溃。被推断为柏拉图从50岁开始到60岁之间某一时期撰写的著名《国家》一书中,他目击了崩溃前夜的雅典,这样写道: “统治者们……不给予我们大量的自由,市民们就会谴责这些统治者为不懂事的家伙、寡头制的家伙。……另外一方面,市民指责顺从统治者的人是自愿成为奴隶的家伙。但是,私下也好公开也好,都极力称赞那些像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以及貌似统治者的被统治者。……父亲变得像孩子,养成怕儿子的恶习;儿子变得像父亲,为了自己的自由,不尊重、不畏惧父母。……教师害怕学生而向学生谄媚,学生则看不起先生。女人对男人,以及男人对女人的关系,产生了如何的平等和自由啊……” 通过这样一个历史资料的片段,越是深入了解希腊、罗马的衰亡过程,则越深感到现在才认识到我们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衰亡危机如此之巨大。这里历经了数千年的岁月,至今仍不失其新鲜感,跨越时代给现代人带来深刻的感触,甚至让人感到某种不可思议的反响。

同罗马帝国衰亡相似探求各文明衰亡的原因,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所有的文明并非因为受到外部的攻击,而是因为内部的社会崩溃而毁灭的这一基本命题。汤因比提出,各个文明的衰亡并非宿命的、决定论性的,也不是由于天灾及外敌入侵等灾害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灵魂的分裂”和”社会的崩溃”带来的”自我决定能力的丧失”。

过去几乎所有衰亡的文明,是在外敌的侵入、征服、支配等面前,由于自我自身的行为而导致挫折。几乎所有的事例都表明,文明的衰亡是通过社会的衰弱和内部的崩溃而进行的”自杀”。衰亡的原因,并非因为饥荒、洪水、地震、火灾等灾害及外敌的入侵,而在于其社会内部、构成其社会性人类的内部。

罗马是怎样衰亡的呢? 第一,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讴歌繁荣的罗马市民,其欲望不断膨胀,逐渐忘记了劳动,整日沉醉于消费和娱乐消遣,失去了节制,而开始走向放纵和堕落的衰亡的道路。这应该称之为繁荣的代价,富裕的代价。

第二,从罗马帝国的各地涌入了追求繁荣的人口,而由于这些涌入的人口,使得罗马市的人口超过了合理的规模,并持续膨胀,最后导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小型市民团的共同体崩溃。就这样,古代都市罗马的内部发生了一种”大众社会化状况”,并急速扩大。

芒福德所说的患有”巨大都市丝虫病”的罗马,变为了由大群外乡者组成的、无秩序的大众集积地,最终无法找到统合这一巨大群体的新的组织原理、人间关系原理,而逐渐丧失了凝聚力。

第三,这些罗马市民中的一部分,是在持续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布匿战争,或者其他原因而丧失了土地,导致经济上的败落,成为事实上的无产者,这致使他们要求市民权名义下的救济与保障,也就是”城市市民最低生活环境标准”。

广为人知的”面包与马戏团”的要求。他们在大土地所有者及政治家的门前聚集,要求得到”面包”,而大土地所有者及政治家也为了从这些市民大众中获得支持和人心,给每个人发放”面包”。这样一来不劳动就能保证获得”面包”的市民大众,必须要打发时间。以排遣无聊为目的的大众娱乐因此显得非常必要。这样一来”马戏团”就登场了。

芒福德说,克劳狄斯(41-54年在位)的时候,用公共的费用来举办竞技及杂耍达到93天,政府的休假日达到159天。而且,这些假日数量逐日递增,纪元354年左右,比赛日为175天,政府休假日达到200天或1年的一半以上时间。巨大的竞技场、集会场、娱乐设施、公众浴室等罗马时代的公共设施,同时也是游民化的市民大众的古代”福利国家”、古代休闲社会的”市民最低生活环境”的设施。

但是,接受这样的无偿供给、游民化了的罗马市民大众主张权利,却忘记了担负责任和义务,在这个时候,令人担心的精神、道德的颓废及衰弱开始了。

罗马的市民大众得到了这项权利,不用工作便可以获得无偿的”面包与马戏团”,就在错误地认为已经达到了繁荣和福利的极点的时候,罗马社会的核心开始腐坏,罗马人的灵魂衰弱,罗马的衰亡的的确确地开始了。

第四,在市民大众无限制地持续要求无偿的”面包与马戏团”的时候,经济只有从通货膨胀开始向停滞膨胀发展。过去的各文明在其挫折和解体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历经了通货膨胀,这一历史事实的确颇有意思。

罗马的情况与希腊相同,这样的无偿”面包与马戏团”的要求无限制地扩大下去,如果这一要求超出了可分配经济总量的极限,那么唯一可能的发展方向,则是发展成为虚假的配额增多,即使实质上相同,也要有名无实地将总量扩大了让大众看到。只要这样的分配竞争持续,通货膨胀就没有尽头。并且,在社会衰弱过程中,生产性持续低下,不能够顺利获得财富,出现不景气的情况,尽管如此,只要大众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继续主张贯彻自私的要求的话,那么伴随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则必定会出现停滞膨胀。在这一意义上,停滞膨胀是大众社会附属的病症。

第五,在文明衰亡过程中,可以说必然会发生自我主义的泛滥和平均主义的流行。这样一来,民主主义失去其活力,一方面偏重于放纵,带来无秩序及解体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偏重于平均主义,在统一化主义的泥沼中腐败下去。这样下去,伪民主主义就变成了没落的意识形态,将领导者及大众拖进群愚政治的腐败之中。这一状况正如在开头引用的柏拉图在《国家》中指出的一样。精英在大众迎合主义中丧失自信、责任而崩溃,大众的思考力、判断力眼看着衰弱、降低,社会则逐渐丧失其”自我决定能力”。于是,”破灭的城市”衰亡前夜就要陷入所多玛和俄摩拉城的命运,借用柏拉图的话,那就是化为”所有的一切都陷入了失去平衡的无底深渊中”,成为”破灭的城市”。

古代都市罗马拥有从世界各地流入的无数人口,都市规模急速膨胀,罗马市民团这样一个共同体的人类关系纽带断裂,出现了由游民化、散乱的市民大众组成的大众化社会状况。面对被世界国家的核心部吸引集中而来的财富、结成群体的游民,要求无偿的”面包与马戏团”和无自制的权利,在国家走向毫无生机的”福利国家”,怠慢的”休闲社会”之路时,这一社会的心脏部位终于衰老,动脉硬化,头脑失去了曾经的光芒,神经钝化、麻痹,结果社会走上了衰弱的命运。

日本直面的困难的确,巨大化的世界国家为其中心部带来繁荣,而正是这一繁荣反过来又使得世界国家的中心部衰弱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讲,没落是繁荣的代价,灭亡是巨大化的代价。

现在,人们认为,日本经济正面临着几个重大的困难,如果在问题处理中出一个错误,日本就很有可能陷入没落。

其一,是资源、能源的严峻制约。对于海外依存性很高的日本而言,资源问题是明治维新之后近代日本的致命的弱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应该是围绕着资源问题在国家间发生的冲突,但1970年代的日本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只学到了不够彻底的教训。

把这称作为不够彻底,其理由在于,1970年代的日本在资源问题的解决手段上,尽管没有采取在国际纷争和战争中解决――曾经使用过的不明智手段,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将资源问题转嫁于国内纷争之中,放弃了资源、能源问题建设性解决的努力,因为采取了将国难转嫁给国内纷争这样一种愚笨的方法。无论如何,确保资源、能源的长期稳定的供给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只要不采取彻底的综合性对策,那么在这一方面,日本经济就将一直处在面临物质性破灭的危险边缘。

第二个疑难问题是环境成本的急速增长。1960年代,日本企业在起步较晚的防止公害、环境成本上的投资比例显示出急速的增加。在这一投资上,公害防止投资从1965年的297亿日元增加到1970年的1,637亿日元,5年之间达到5.5倍,在全部设备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从1965年的3.1%涨至1970年的5.3%、1972年9.1%。又从1973年的11.2%涨至1974年的16.4%,这一数值一直在持续快速增长。

这样的公害防止投资增大,对环境本质性的改善做出了很大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讲应该受到欢迎,但同时应该保持这一环境成本的增加与其他各条件之间的均衡,应该从长期的、综合的角度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环境成本的提高,有可能带来企业收益的低下和价格的上升。首先导致出口竞争力低下,给贸易带来影响。由于企业收益降低,给资金量带来负影响,而致使生活水平低下。另外,企业投资的余力减少,导致为改善环境而投资的成本负担能力下降,从长期来看,结果对改善环境不利,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继续在大义名分之下,执行欠缺综合性考虑、严格的限制,导致日本企业倒闭,经济陷入毁灭的话,那么这一行为则成为失去环境改善成本的经济来源的原因,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吧。

第三个难题,是劳动力短缺及工资的急速上升。正如在”1961年至1973年3年的主要国家工资、生产性、工资成本的国际比较”中显示的那样,日本制造业的生产性上升率,1961~1965年平均年率为7.6%,1965~1970年为13.5%,1970年~1973年为11.4%,实现了比其他主要先进国家高出2~3倍的惊人发展。另外一方面,工资的上涨率在各个时期分别为10.1%、14.7%、17.6%,超出了生产性上涨率,这一结果,致使工资成本持续急速增大。这样超过生产性增长的大幅工资上涨,只能将其负担转嫁给物价。这样一来,由工资、物价的恶循环,酿成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前面所说的资源成本,特别是与石油价格高涨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主要原因相结合,而使得事态愈加严重化。

的确,在这里举出的3个问题,即①资源问题、②环境问题、③工资和物价的恶性循环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日本经济而言,必定包含着一个致命的重大危机。但是,这一危机的重要特性,与其说是经济性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性、心理性、文化性、政治性的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带有文明论性的性格。

危机存在于日本人内部如果从经济学上考虑的话,资源问题也好,环境问题也好,工资及通货膨胀的问题也好,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危机的本质是,经济学的解决方法不能够得到社会性地实施。危机实际上并非存在于资源的制约、环境的制约等问题中,而存在于日本人的精神与社会制约的深处。

文明的挫折与解体,不是宿命,也并非由于灾害及遭受的外部攻击等。没落,基本上是由于社会内部的自我崩溃而引起的。这是我们通过对埃及文明、印度文明、赫梯族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等已经灭亡的16个文明的调查,而得到的基本认识。

而且,如上所述,关于罗马,来自其社会内部的自我崩溃遵循着这样一个过程:世界国家中心部的繁荣→放纵和堕落作为物质充裕的代价出现→共同体的崩溃和大众社会化状况的出现→”面包和马戏团”这样一个”城市市民最低生活环境标准”→增大的福利开支与通货膨胀,以及罗马市民活力的丧失→自我与平均主义的泛滥→社会解体。这一自我崩溃的过程同现在的日本社会的过程惊人地相似。

的确,现在日本经济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考验。这一考验是极其严酷的,这一问题看起来是毫无道理且极其巨大,但是,日本社会只要还未失去其生命力,还未失去自律性和”自我解决能力”,那么这些问题也并非是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日本衰亡的危险并不存在于资源问题以及出口市场等客观的、外部的、物质的制约条件之中,而正是潜藏于日本社会内部的、主体的、精神的、社会的条件之中。

也就是说,衰亡的真正危险,是日本人在逐渐失去正确认识这一危机和考验的能力,在试图挑战这一危机和考验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思考逐渐变得衰弱,而日本人又只能看到一部分看不到整体,只能看到短期的事情,而考虑不到长远的未来,日本人应该正处于追求自我和放纵以及全体主义蔓延的自然灭亡的危险中。在现在日本社会中滋生的自然瓦解作用,是真正应该恐惧的事情,而这也正是我们应该将自由精神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竭尽全力与之斗争下去的”内部的敌人”。

但是,这个潜伏在我们的精神和社会内部的”内部敌人”,这一自我崩溃作用的机构和其意识形态,绝不是突然发生的。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30年中,历经战败后的整个期间,不,这也是历经日本现代化、工业化100年的整个期间,逐渐成长起来的。另外,正因为此,克服这一问题,历史性地伴随着严肃的自我否定的一面,并且这一战场是极其复杂的形式,必须将其推广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领域。

在进入到这一文明、新的再生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用敏锐的眼光审视我们的精神和社会的”内部敌人”,这一令人畏惧的自我崩溃作用的机理。这一机理正如我们已经在希腊、罗马衰落的时候体验到的那样,繁荣和都市化使得出现了大众社会化状况,又通过减弱大众的判断和思考力,向没有活力的”面包和杂技团”的”福利国家”堕落,深陷入自我和平均主义的泥沼中的一个令人畏惧的机理。在20世纪的现代日本,这一机理的本质仍在持续,这是伴随着富裕、信息化、都市化、大众化、平等化、自由、民主主义、和平、近代化等复杂而数量众多的新的代价而发展、壮大的。正是这一新的各种负面代价的复杂运动,历经较长的时间而在日本内部培养出这一巨大的自我崩溃的机理。

毋庸置疑的是,物质丰富也好,便利也好,以及信息化、都市化、大众化、和平化、福利、自由、民主主义、近代化,包含了现代文明一直高举的各种有利的价值。为了实现这些各种有利的价值,20世纪文明可以说是一直勇往直前的吧。但是,所有的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不伴有任何不利因素、绝对有利的事情是不可能存在的。超越了分寸,丧失了协调的时候,一味追求有利价值的行为,跨越了某个临界点后就会猛然从有利转为不利。人们在今天,通过资源问题和公害问题,渐渐开始一点点地理解这一问题。

但是不利的副作用并非只存在于自然科学技术之中。在忘记了自我克制与协调的时候,富裕也好,福利也好,自由、和平、平等也好,也会出现令人畏惧的负面作用,现在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缺少了这一认识的时候,福利国家只会让人类及社会堕落,自由转化为无秩序和放纵,而民主主义最终则会带来极权主义和群愚社会的结果。我们认为,认识不到潜藏在这一历史之中的反论性的构造的人,也就没有资格对社会的变革进行评说。

富裕的代价那么,我们在进行了这样一番认识论方面的准备后,日本社会内部的自我崩溃作用机理将不可避免地将日本变为第二罗马帝国,我想首先从富裕的代价这一角度,对这一机理进行解剖。

作为富裕的代价,我们至少首先要了解以下三点。第一点,正如大家所熟知,是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这一代价。生活越丰裕,一方面资源消费量增大,导致资源不足及资源价格的高涨,另外一方面,在生产、消费的过程中,废弃物增多,带来环境质量的恶化。特别是,日本并没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并且在狭小的国土上,高密度集中着1亿1千万人口,因为每平方公里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在70年代初已经达到了美国的4~5倍,所以环境污染及破坏也达到相应的严重化条件。而且,正是这一富裕的代价,资源不足和环境恶化导致欲求不满、通货膨胀,是日本社会内部的自我崩溃作用的机理发生的原因之一。但是关于这一点,也许没有继续深入的必要了。

作为富裕的第二个代价,我们必须要涉及到一次性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给人类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产业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机理。而且,这一量产体制的确立,带来了品质管理、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能够具备低价,稳定供给既便宜又性能良好产品等众多优点,为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平、平均化等作出巨大的贡献。但是,这样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机理中,也包含有几个大的缺点。从消费方面来看,批量生产化的划一化、单调化,从生产方面来看,在大量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单调化、过度的分工等,给人类的精神和肉体带来不良影响,这是早就被指出的大量生产的缺陷。

比这些给精神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则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机理急速运转过程中,加速的一次性生活模式为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

1960年,当时世界上最早进入大量消费社会阶段的美国,《营销管理》杂志的编辑这样说道,”如果我们美国人将自动化工厂、促销、还有广告推广的所有产品全部买下消费的话,那么大概我们不仅要有额外的收入,而且要有额外的耳朵和眼睛等其他感觉器官。实际上,要响应所有的要求,唯一可靠的方法,只有创造出称作是超市消费者的全新的人种。” V. Packard说过,为了创造出这样的被称为超市消费者的新人种,而使用的市场营销战略有,(ⅰ)使消费者买得更多的战略,(ⅱ)使消费者扔掉商品的战略,(ⅲ)有计划性的商品废物化战略,(ⅳ)欲望计划的废物化,(ⅴ)落后时代的方法,(ⅵ)制造混乱的战略,(ⅶ)按月分期付款战略,(ⅷ)灌输快乐主义战略,(ⅸ)利用人口增加的战略等9个使消费者欲望膨胀的战略。

这样的一次性生活方式,不单是由于资源的浪费、废弃物增多而带来环境破坏,在生活质量方面,还包含有巨大的负面作用。一次性生活方式在其暂时性、新奇性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但这样一来,人类和物品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初次建立关系的暂时关系,不断追求新物品的结果,就是其在心理方面变得极其欠缺安定性。欲望受到不断的刺激而膨胀,变成了一种什么时候都不无法获得满足感的状态。

作为富裕的第三个代价,我们有必要先涉及一些便利性的代价。因为便利性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成是富裕代价的一部分。

的确,20世纪文明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追求方便,而不断前进和发展至今的。但是作为这一便利性的代价,日本青少年的体力及知识能力不断低下。交通工具的发达,电梯、扶梯的发达使得青少年逐渐失去步行的机会,快递系统的发达使得儿童失去了咬紧牙关拼命搬运东西的机会,空调的发达使得孩子们在夏天凉爽、冬天温暖的室温状态下成长,而失去了在具有强烈季节感的自然中受到锻炼的机会,也就是逐渐变为了无精打采的”小型肉鸡人类”。

生活环境日趋温室化,教育虽然应该人为地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接受严酷挑战的场所,但正如文章后面所涉及到的那样,教育却在过多保护和溺爱中徘徊。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很多缺乏自制力、克制力、忍耐力、耐久力的青少年,更甚的是,结果出现了许多缺乏坚韧的意志力、逻辑思考力、创造性、丰富的感受性、责任感的、被父母过多地保护而娇惯的问题青少年。

对于主妇而言,便利性的代价也不可小视。速食食品、成品服装等的代价,那就是有多少家庭主妇忘记了全心为家人做饭,为家人织毛衣的乐趣啊。便宜而轻薄的家务整理学在驱逐了”讨厌的”家务后,主妇们丢掉了全心全意动手的生活价值,失去了同家人之间的爱情纽带,丢失了欢喜与感谢的心情,开始在电视上的主妇节目,发泄不满的居民集会上打发空余的时间。方便性的代价,同弃儿、杀子中表现的母性丧失,在深层次上是相连的。如此这般,战后日本的繁荣,在另一方面使人们不能够满足的欲望及压力增大,使日本人的精神状态变质,成为缺乏朝气、缺乏感动、缺乏责任的状态。这又通过破坏传统文化,使日本人的核心、人格崩溃,使其伦理感麻痹,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解体。这一生活样式的崩溃和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的荒废,可以说成为了日本社会自我破坏作用机理的基础。

现代文明带来的幼稚化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阴霾笼罩欧洲的1940年代的危机时代高潮期,针对这一几近疯狂的社会文化状况,出现了两个绝妙的批判。这分别是西班牙思想家José Ortega y Gasset的《大众的反逆》(1930年)和荷兰历史学家Johan Huizinga的《在早晨的影子里》(1935年)。

这两部著作,都指出在1930年代的大众社会化状况下所观察到的人类的思考力、判断力整体衰弱和幼稚化倾向,表达了尖锐的预感,这一情况将会为现代社会招致新型的野蛮。

Huizinga写到:”从判断能力的发展阶段来看,社会比其应有的发展阶段行为水平低下,大人并不努力促使儿童的成长,反而迎合儿童的行为而行动,我想把这样一个社会的精神态度取名为儿童症。现今,这一儿童症是极其平常的事,日常都能够遇得到,这一例子是司空见惯的”。并且,这一精神状况具有的特点,”欠缺是非感,不尊重他人及不关心他人的意见,无视个人的尊严,过于关心自身的事情。判断力和批判欲的衰弱是其基础。在这中间任意选择的昏迷状态下,大众感觉到心情非常舒畅。一旦伦理的制约松弛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陷入极其危险的状况。

在现代人身上所能看到的这一思考力、判断力的整体衰弱和幼稚化倾向,到底是什么导致的呢。实际上值得忧虑的是,令人惊讶的技术的发展,物质富裕的增大,都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及教育的普及等高度现代文明带来的恩惠本身,引起了这一精神状态的副作用。思考力、判断力的衰弱及幼稚化倾向,是高度现代文明自身的产物。我们如何解决这一进步及退化的令人恐惧的自相矛盾呢? 思考力、判断力全面的衰弱和幼稚化,第一,作为已经言及到的便利性的代价而产生。现代人置身于这一便利的技术世界中,正如字面所说,像儿童一样行动。仅仅按下按钮,他们就可以身居家中而放眼世界各个角落。仅仅按下按钮就可以烤面包,做米饭,洗好衣物,让房间变得凉爽。在街口依然只需按下按钮,从自动售货机中就送出香烟及罐装果汁还有周刊杂志,只需买票,便可以借由飞行的机械或者行驶的机械自动到达任何地方。

既然在按钮的世界里生活,现代人需要多少思考力和判断力呢?按钮的世界是黑盒子的世界。虽然生活在这一世界中,却不需要挠头思考黑盒子里是如何构造的这样一个麻烦的问题。需要知道的是,按哪一个按钮,可以得到怎样的便利,也就是,仅仅知道输入和输出一览表就可以了。将输入和输出连接在一起的复杂的结果—-不管那是电视机也好,还是报道的电视广播网也好,还是福利制度也好,资源的供求机制也好,为了这些问题而思考和判断是非常愚蠢的事情。这些事情只要还保持着黑盒子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技术世界,对于大人而言,成为了玩具的世界。正因为手捧玩具的现代人像孩子那样行动,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生产者要米价大幅提高,而消费者想要米价再降低一些”,”大幅提高工资,大幅降低物价”,”减少税金,但是,要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大家都像撒娇的孩子那样一边叫喊着这些要求,一边要求做出来能够实现这些要求的玩具。如果说这样的将输入和输出连接在一起、运转良好的黑盒子是不可能制作出来的,他们就会跺着脚说”考虑这件事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如何按下按钮用这个玩具继续玩”。接下来便会发脾气,开始随手抓起旁边的玩具扔向远处砸坏。结果他们结成群,开始陶醉在群集心理之中。

思考力、判断力的衰弱和幼稚化是信息化的第二个代价,也就是作为大众传媒的发达与教育普及的代价。通过恩格尔系数并不能知道现代消费生活的构造,同样,根据文盲率的减少和升学率的增加等,并不能够判断现代文化的内容。在应该被称作有学历的文盲的现代人中,能够时常看到的令人恐惧的智力低下、伦理能力丧失,现在必须要正式地弄清楚。

过去时代的农民、渔民或者手艺人,完全通过自身的生活体验,在检验过的知识范围内列出图表,用此来衡量人生及世界。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及信息,也许是被限定了的内容,但是至少他们对于自己所生存的生活空间,有着现代人所无法达到的明智与生活的智慧。与此截然相反,现代人失去了找寻并牢记自己直接经验的时间,在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方面,以停止的状态半途而废,将肤浅的知识现学现卖,阿拉伯怎么了,韩国怎么样等等,貌似很伟大地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进行评论,焦躁地活着。这样的思考力、判断力的衰弱而带来的质量不好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信息环境,引起了令人畏惧的信息污染。受到信息污染浓厚凝结的人们,不久也变成了幼稚的狂热信徒,变成了暗杀、劫机的犯罪者。我们直视这一潜藏在现代文明之中、令人恐惧的幼稚化和野蛮化的机理,为了克服这些,我认为必须要竭尽全力开始新的努力。

我们追溯了现代日本社会中存在的自我崩溃作用的机理,回忆了富裕的代价、便利的代价,并对信息化的代价作用进行了分析。另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涉及到了这一自我崩溃作用的机理是如何带来幼稚化及野蛮化的,而这又是如何培养出我们社会里的暗杀者的几个问题。丧失母性的内心贫乏的母亲们持续弃儿、杀子。幼稚化和野蛮化波及面从家庭生活、教育、大众传媒,甚至涉及政治领域,在这样一个机理中成长、成人的内心贫乏的下一代日本人,并不是没有可能结群犯下杀害父母、杀害直系长辈亲属的罪行。这在日本社会内部看来可能是他杀,但从文明史的潮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赤裸裸的日本自杀形式的一种。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暗杀者,并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其根源在于日本社会本身。

我们在这一分析过程中,谈及了信息化代价的问题。这一信息化带来的负面作用,是在希腊世界没落的时候还未被明显认识的现象,可以说这是自我崩溃带来的、新的具有强大力量的现代性机理。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想就信息化带来的自我崩溃作用再进行稍微深入的说明。

由谣言引起的集团癔病从1972年5月到6月,据说在东京都练马区石神井南初中发生的、前后历经6次的、由光化学烟雾引起的集团受害一事,东京都卫生局”东京烟雾对策研究课题小组”从临床医学的角度进行调查并表报告,称学生们的全身症状主要是由于恐怖感和集团心理作用而导致的,并不能断定是由于光化学烟雾引起的。据说事情的真相是,因为大量并且极端地非科学地使用”光化学烟雾”、”氧化剂”等一些并不耳熟的、仿佛毒气或者细菌炸弹名称的词汇,使得学生们陷入了心理上的恐慌状态,又关联到暗示,呈现出一种集团癔病的症状。也就是说,与其说是大气污染,实际上非科学性的耸人听闻的信息大量泛滥,导致的信息污染,才是事件的原因。

这一个小小的事件,是弄清最近日本社会多发的、许多社会性的纠纷及纷争原因的、的确富有启发的一件事。究其原因,是因为数年来在我们的周围,非科学的且耸人听闻的信息大量泛滥,从而引起心因性的纠纷迅速增加。不言而喻的是,这些纠纷,是被大众低劣的、恶质的有缺陷的信息所污染的结果,诊断为由陷入一种集团癔病症状而带来问题。

例如,从前年年末开始到去年年初这段时间,洗涤剂、砂糖、卫生纸等物品不足的骚动,也是由于流言蜚语在社会上被放大,而导致的心里恐慌所带来的问题,原子能船”睦号”漂流51天这一荒唐的事件,据大家观察,也是非常明显的心因性的、在国民规模中的集团癔病而引起的纠纷。实际上,许多报纸在其标题上将”核能泄漏”和”核辐射泄漏”完全混淆在一起,没能够让国民了解存在于在两者之间的重大且本质的差异。况且,输出功率上升实验时核辐射泄漏的实际情况为0.2毫伦,也不过是一次X光线透视所接受的放射线的五百分之一的极其微量的数量,其放射量之小是无关痛痒的。

例如,某位新闻记者的报道中,传达了如下惊人的事实。

“……去年春天,社会党的某位县议会议员在渔民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核能是非常可怕的。’睦号’可能会污染湾内,而这些核能积攒在一起,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嘣,会引起核爆炸’。县议会议员后来才发现新闻记者的我在那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并悄悄低声跟我说’如果不把事情夸张点讲给他们听的话,对核能一无所知的渔民就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啦。’我不想把这件事归结为这样的社会运动效果,但事实是,普通渔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睦号’看作是麻烦的东西。” 核能在湾内积累起来,超过一定界限后就会发生嘣的爆炸,这是一个多么骇人听闻的谣言啊。但是,现实中这一叫做谣言的”信息污染的核能”在舆论中积累,将我们可怜的原子能船”睦号”政治性地”炸沉”了。

并且,具有令人恐惧的破坏力的信息污染的核能,已经将攻击目标锁定在日本汽车产业和环境问题上了。

信息的洪水使得人类退化现代社会的信息污染的破坏力,为何如此具有影响力呢?为什么现代社会容易多发心因性的纠纷、集团癔病呢?为什么这会使人类的思考力、判断力、感受性、创造性等衰弱呢?我想从下面这一方面来考察其机理及信息环境的特征。

第一,在我们的人类经验整体中,直接经验所占比重相对低下,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为中心的、间接经验的比重飞跃式增长,与此同时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负面作用值得我们先探讨一下。一般情况下,所谓信息量的增大,如果从和人类经验的关系角度看的话,这样一个被称作是每个人的经验世界,只会越来越依赖于他人的经验。这意味着,个人经验的素材会越来越依赖于社会性的交流网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神经系统。

这对人类带来的冲击是极其深刻且复杂的。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发展,跨越了个人所能够直接体验的时间、空间的界限,使个人体验的世界发生外延性的扩大。而另外一方面,外延扩大的这一经验的世界,其内容变得越来越稀薄化、片段化,变为空虚的内容。这是因为,这一外延性扩大的间接经验的世界,或者符号经验的世界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每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越来越难于通过自我的直接经验将其两者对应起来,来探讨其妥当性了;也因为将大量的间接经验的零碎片段相互联系起来,合成一个总体的印象,这一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通过大众传媒能够带来间接经验的世界,在一方面过于混沌而没有条理,甚至呈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另外一方面,由大众传媒提供的庞杂的信息所构成的整体形象,如果信息质量差的话,那么就有危险成为同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虚构的世界。而且,这样一个大众传媒所编造出的虚构的世界,会在不知不觉中向人们要求人为的”伪经验”。

这样一来,本应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提高人类的智力,而编造出的大规模宣传,最后却导致了人们受骗、智力低下、妨碍了人们真实的视野,产生了这样一个讽刺性的结果。实际上,正如后面所举出具体论证所表述的那样,由于目前的大众传媒提供信息的劣质性,这一危机变为了深刻的问题。这样一来,社会性的沟通—-这一巨大的神经系统,通过其本身的神经发作,触发了集团癔病,可以诊断出现在日本社会全体正陷入一种疯狂状态,日本社会由于这一令人恐惧的新型社会神经病,开始呈现出大众幻觉症状。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相关点需要提前指出。那就是,以影像、声音、铅字为媒介传播的间接经验比率上升的同时,内容含量较高的直接经验比率逐渐下降。有人指出,这一结果,导致青少年在稀薄的”儿童游戏的世界”中,缺乏伴随着深刻的感动的体验而度过”褪色”的童年。欲望补充的可能性高涨,也具有加速这一”褪色”的乘积作用。

在这一点上,电视的代价之大是不可忽视的。有着丰富内容的映像反而使青少年的想象力、创造性等衰弱,另外,映像、信息的播放并不顾观众的信息处理速度和感情,妨碍了观众自主的思考,明显助长分裂症的倾向。

信息化的代价之二,就是伴随着信息过多而产生的各种不适应症状的问题。这一事实,又在信息化发展中,为何会产生智力的低下、判断力的衰弱、狂热的信徒等问题的探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

高速度流动的大量信息,大幅提高了人类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情况下,人类常常会陷入信息过多的神经症状。通过大众传媒播出的大量信息泛滥,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中,由于信息过多而导致的神经症状,无论是大人或小孩都十分常见。

信息过多症,通过这种症状形态出现。其典型的症状有①武断型,②自闭症型,③分裂症型等三类,在这里就不详细分析了。

信息化的第三个代价,与信息的同时性、暂时性相关联。

社会变化的速度和信息播放的速度变快,人类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短暂了。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下,极端追求新奇信息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在膨胀的现在进行时的信息泛滥中,信息的生命周期短缩,信息向消耗品化发展,一次性信息的倾向非常极端。在大量高速的信息中保护自己的一个简单的适应方法,就是易忘,也就是健忘症,丧失历史的连续性感觉,采用享乐主义的生存方式。这样一来,人们在暂时性的信息环境中,没有空闲来升华伴随着深刻的人类感动的经验,只是让浅薄的好奇心膨胀,人类失去了精神的、情绪的安定,只是从表面追求”现在、现在、现在……”。

精神病学家木村敏先生在《自觉的精神病理》中,介绍了某个精神病患者的自觉症状。这位患者所体验的时间流动,可以说惊人地象征了现代人一般的时间感觉。这位精神病患者这样说道:”时间的流动非常地奇怪。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丝毫不向前推进。支离破碎没有丝毫联系的现在、现在、现在,只是乱七八糟、毫无头绪地涌出,没有任何规则或连贯性”。正是这一暂时性的信息环境所带来的神经症,成为思考力、判断力的衰弱及低劣的信息泛滥的源头。

信息化的第四个代价,则是同以上的负面作用紧密相联的,信息接收及发送的极端不平衡。单行道式的大众传媒的接收人,为接收被传达的大量信息而奔走,可以说是接收器一天到晚全速运转。与此相对,发信的机会是非常之少。本来,人类的思考能力及创造能力是通过反复的收信和发信来实现的,因为这一思考过程没有得到切实地实施,促使批量生产出了武断型、没有逻辑思考能力的人。他们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知识、信息、意见、价值观、想法毫无变化的左耳进右耳出,只是随意听听,并不放在心上。每个人将这一意见伪装成为看上去像是”自己的”意见的样子,那只是单单对通过大众传媒得到的”别人的”意见,而进行了不正确的现学现卖而已,只不过是不鲜明的复制。那只是借东西的租赁知识,只是已有的速成知识,并不是经过主体的思考过程而构建起来的东西。

信息化的第五个代价是,通过大众传媒导致异常信息、低劣信息的过度扩散倾向,带来不好的影响。”即使狗咬了人也不能够成为新闻,但人如果咬住了狗,那就是新闻了”,这一命题远远少于现在所含有的信息量,是信息稀少时代完成的新闻价值。但是,因为这一古老的新闻价值论已经被带入信息过度时代了,因此发生了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只有关于异常事件以及变故的信息,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大量传播的现象。另外,常见的现象因为没有新闻价值不能够成为报道,只将异常现象不知足地扩大展示,这一机理异常地膨大,其结果,则是大众传媒炮制了一个异常的虚构世界,使国民的欲求不满异常地高涨。

自杀的社会思想这些信息化的各种各样的代价,使思考力、判断力衰弱,情绪丧失,导致幼稚化和野蛮化社会病理的无休止的扩大,助长了日本社会的自我崩溃作用。

回溯各文明的没落历史,我们遭遇了在没落过程中可以说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又被称作是文明的”自杀的社会思想”。这是由文明的”种子”产生的。另外,随着时代变迁而披上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说在这些形式中一贯的共同内容,是极端平等主义的社会思想。这一平等主义的思想,使共同体解体,使社会秩序崩坏,在产生了大众社会化状况的同时,借助令人恐惧的力量将全社会风化、沙漠化。

那么,文章写到这里,我们从各个角度,对潜存在日本社会的、令人恐惧的自我崩溃作用的机理进行了分析,我们终于到达了应该将这一机理从”自杀的社会思想”这一侧面来考虑的阶段了。并且,至今分析的各个条件,实际上是这一”自杀的社会思想”的姿态的社会性的、心里性的基础。

首先,我们从平等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潜藏在战后”民主教育”之中的”自杀的社会思想”吧。众所周知,以日本教职员工会为代表的战后”民主教育”,在人类平等的名义之下,实际上为教育世界带来了平均主义和质量统一的教育。在学生的成绩表上填写”全部3分”、”全部5分”的教师,以及认为给学生打分的行为本身就是同人类歧视相连的,而拒绝在学籍簿上记载的教师,这些”民主的”教师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战后”民主化教育”的社会思想,通过最单纯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而已。

“全部3分”的教师及”全部5分”的教师,恬不知耻地大胆地说出这样的话。”所有人类都是平等的。成绩差的学生的出现,全部责任都在于社会,因为社会不好,孩子并没有任何责任。因为所有孩子同样都独立了,所以全部打相同的分数是正义的行为”。

人类的能力绝不是像规格产品的机器人那样生来平等的。同人类有着各种各样的面孔一样,人类确实具有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才能、资质,正因为此,人类社会才产生了迷人的魅力和活力。既有画画得好的孩子,又有唱歌唱得好的孩子。既有喜欢算数的孩子,又有非常喜欢理科的孩子。所谓最人性化的教育,理应必须以尽可能地发展孩子们所有的、多种多样的个性为大前提。然而,错误的”民主教育”在平等主义和反对歧视的名义之下,不理解这样的人类个性化、教育多样化的重要性,屡次尝试迎合班级平均及最低水平来调整进度的教育。其结果是,优秀的孩子们、努力的孩子们失去了干劲,在教室里将时间浪费在恶作剧上。

况且,错误的”民主教育”的提倡者们,将精英教育看做歧视教育,而全面地否定了精英教育。在日本社会中,应该背负下一个时代任务的优秀的孩子们,他们的才能正受到阻碍,正被粗暴地均一化。学校群制度等一些愚蠢的平均主义的结果,导致日比谷高中、小石川高中等曾经的精英高中消失了。一边从东京大学获得薪水,一边进行东京大学解体讲座的伪善者们,受到他们的影响,东大学生也丧失了有勇气的精英意识,逐渐变得幼稚化。在这些事件中,社会遭受了多么大的损失啊!恐怕不历经100年,我们是不能够全面把握其波及到的损害的全貌的。没有比在教育的世界里,蔓延着的平均主义社会思想更强力的”自杀的社会思想”了。

战后民主主义的弊病除了这样的平等主义社会思想,名叫”战后民主主义”的伪民主主义的社会思想,也作为现代日本的”自杀的社会思想”而发挥作用。将此称为伪民主主义的理由,是因为这同民主主义本来的存在方式相似,却又不是民主主义。或许这对于混沌的意识而言,看起来确实同民主主义非常类似,但在决定性的几个重要的本质点上,同本来的民主具有明显的性质不同。

伪民主主义,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如果使用病理诊断的词汇来说的话,这可以称作伪民主主义症候群。伪民主主义的第一症候群,是其非体验科学的性格。伪民主主义,是社会思想上的专断—-从独断的命题的无批判性接受出发。这一社会思想主张,如果遵从这一独断行动的话,一定能够实现人类的解放,可以看到所有问题完全解决。这一命题,是唯一、决定性的命题,是完全的、没有错误的命题。问题的关键,同多少人民大众,有多么坚定以及热烈地相信这一好消息是相关联的。这是政治上的救世主主义的一种。同宗教信仰的情况相同,在这一政治信仰的情况下,标语是”相信我们吧。不然就不能够获救”。

伪民主主义的第二症候群,是其统一的、一元的、全体主义倾向。这一症候,直截了当地显示在对多数表决原理的错误的认识方法上。

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本质之一,是多元主义认识。另外,多数表决,本来是为了多元主义而存在的,是一个暂时的,并且极其限定的调整手段和方便的方法,这一方法历经反复斟酌而出现。而伪民主主义,巧妙地挪用了多数表决,将其作为一元主义、平均主义、全体主义的武器。这样一个多数表决的决定,在伪民主主义所支配的集团中,甚至常常作为”顺者昌逆者亡”的威胁性手段,在否决多元性存在方面起着作用。

伪民主主义的第三个症候群,是其对权力的片面强调。在战后日本,所有的机会上,一边高声大喊着”权力”、”权力”,但关于人类及集团主张自我权力的基本前提的责任和义务,却常常被忽略。这一结果,导致权力这一词汇成为自私和利己主义的同义词,不久就作为无责任及他人权力侵害的借口,被广泛地滥用。

必须注意的是,对于伪民主主义而言,义务也好责任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尽可能地在主张权力、权力,得到自己所能得到的东西,并且尽可能地拒绝义务和责任。其结果,就是如果企业及国家遭遇困难,那么其原因就是因为”体制”的薄弱,应该受到欢迎。也就是说,在这一情况下,对权力一方面的强调,成为伪民主主义的所谓弱化”体制”的战术。

另外,同这一点直接相关的伪民主主义的第四个症候群,是一味地批判和反对,而明显缺乏建设性的提案能力。挑个人及社会的缺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提出更好的提案,这是一件极其费力的事,同时也会产生责任。在这里发生的奇怪事情是,伪民主主义为了批判而批判、反对的时候,与其说他们关心如何矫正这一缺陷,不如说他们暗暗地期待一切更加恶化。

伪民主主义的第五个症候群,是否定精英,迎合大众的特点。真正的民主主义不仅不否定精英及领导能力,甚至赋予其更重的责任。现代复杂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不可能在短时间、仅由业余政治爱好者组成的井边闲聊以及大众社会中得到正确处理的。如果否定专家,否定领导权的话,那么其后果,就只有陷入无能为力的群愚政治了。

最后,伪民主主义必须要提出的第六个症候群,是缺乏成本概念。但凡所有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投入多多少少的成本。

但是,伪民主主义的片面主张权利的特点、缺乏提案能力、迎合大众主义的特点,使其仅仅列举迎合大众口味的内容,而试图掩盖其制约条件。如果用这样一个伪善的姿态,来获取大众的欢迎,那么就只会导致国家破产,社会灭亡的结果。

为了防止衰亡如上所述,放纵和自我、平均和压制的伪民主主义,是导致日本从内部自我崩溃的极其有害的社会思想。只要这一”自杀的社会思想”得不到克服,那么就不可避免日本的衰亡。

我们已经目睹了达到世界帝国繁荣阶段的罗马,正因为其富裕的代价,陷入了放纵和精神堕落,通过都市化和大众社会化状况的出现,最终在”面包和马戏团”的”城市市民最低生活环境标准”中丧失了自律精神,在自我和平均主义以及通货膨胀之中,从精神的内部和最深处开始腐坏。而现在的日本社会也在逐渐向第二罗马帝国之路靠近,与此相同,我们正在亲眼目睹,由大群的游民组成的巨大都市的大众社会化状况发展之际,在反复高喊”面包和马戏团”的”要求贯彻”、”斗争胜利”口号的同时,日本从精神内部和社会的深处开始衰弱、腐败下去的情景。

同人类个人自杀情况相同,在人类社会向自杀迈进的情况下,可以观察到想活下去的意志急速薄弱。汤因比所称的”自我决定能力的丧失”这一内容,在经受考验、挑战困难、靠自己的力量来开拓自己的未来生命力面前,的确在惊人地减退。

我们从所有的症候出发,对日本社会内部强力的自我崩溃作用的机理,以及只要不除掉这一机理,日本也许就会走向自杀等内容,参照时间的透视法进行了论述。但是,我们到底要怎样做才能够阻止这一自杀的危险冲动呢?为此,有必要从过去各种文明的没落历史中,总结整理出若干的教训。

在各文明的衰亡历史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在国民一味地追求狭隘的利己欲望,而忘记了自我克制的时候,经济社会毫无选择,只有自我崩溃。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劳动者,或是政治家,或是经营者,不应放任自己被利己的冲动驱使,而应该在学着自我抑制的同时,找到某一个协调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结果就只有是无止境的欲望放纵和堕落了。

第二个教训是,无论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在国民失去了用自我能力解决自我问题的自立精神和气概的时候,这一国家就只有灭亡。福利的代价是非常可怕的。

第三个历史教训是,精英在失去精神上的贵族主义而走向迎合大众主义的时候,这一国家就会灭亡。无论政治家,或者学者,或者实业家,或者劳动运动的领导者,所有的指导者,都必须带有领导者的自豪,肩负领导者的责任,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即使这是群众所不爱听的,不喜欢听的,甚至这一发言和行为会导致领导者被孤立,精英也应该和必须拿出勇气和信心,做出应有的行为。

从衰亡的历史中学到的第四个教训是,上代人不可以向下代人谄媚。下代人只有通过同上代人之间严酷的斗争和切磋琢磨,才能茁壮成长。上代人过于懂事,忘记用其丰富的阅历去锻炼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只有长成神经纤弱的”豆芽菜”。

从衰亡的历史中学到的第五个教训是,人类的幸福和不幸,绝不是用工资的多少、退休工资的多少、以及物质的富裕程度来计算的,这是极其正常的看法。人类只要把自己看做满足物欲的动物,那么欲望就会无止境地膨胀,无边无际。无论怎么去努力满足欲望,也永远不可能满足膨大的欲望。这就像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一样,无论怎么追也抓不住。并且,只要不从这一欲望膨胀的怪圈中解放出来,那么人类就将变为极端不平而不知满足的人,因为欲求不满而一直苦恼,得不到内心的平静。

以历史为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物质方面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精神方面却几乎没有多少建树。道德荒废,人心散乱,日本人的精神在发生病变。日本人失去了其个性,而只是茫然地站在那里。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怎样看待这一时代呢?而年轻的未来一代将如何处理这个病态的日本呢? (本稿由刊登在本杂志1975年2月号的《日本自杀》转载) (译自《文艺春秋》2012年3月号,94-116页)[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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