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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政治  2012年5月1日

事态愈演愈烈

Photo : Sakurada Jun

樱田淳

《日本的自杀》这篇论文发表的时候,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在这篇论文面世后,许许多多分析”经济大国”日本之兴盛的著作也开始陆续问世,如《文明的家社会》(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诚三郎共著,1979年)、《作为第一的日本》(傅高义著、1979年)。《日本的自杀》这篇论文虽是日本兴盛时期的”预言”,可是即便在现在这样的停滞发展时期,也有着值得参照的价值。活在当下的人们,应该留意着下面所列举的两点,再体验一下这篇被评价为”卡珊德拉的预言”的论文吧。

第一点是,”依存并寄生在国家之上的精神”的蔓延。说起来,古往今来,寄期望于统治的第一要义就是实现社会 “安宁”和”繁荣”。因此,二战后日本达成的”安宁”和”繁荣”,其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成果”。可是,这样的”安宁”和”繁荣”,本来是一种由人们”独立自尊”精神而得来的成果。然而,正如《日本的自杀》所揭示的那样,战后日本的兴隆印证的”福利国家”路线的定论,悄无声息又切切实实地使得”依存并寄生在国家之上的精神”渗透日本社会。而另一方面,”独立自尊”精神的衰退,促进了各种社会规范的解体,这些也在《日本的自杀》中有所提及。福泽谕吉说过”缺乏独立精力者,会依赖他人做出恶事”。可以说这句话也是颇为正确的吧。哪怕是现在,提高消费税税率的与否,也成为政局的争论焦点,可是人们好像并不质疑其目的在于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福利政策”。”福利国家”走到最后,就会出现这样的人群—-这些人只有”依存且寄生于国家”才能维持生计。国家框架下的福利政策如果能够给陷入困难的人们带来有限的、紧急避难性质的支援的话,或许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一旦具有了恒长性,就会成为”依存且寄生在国家之上的精神”的摇篮。近来的”差别”批判之声,就是加速了这种”依存和寄生于国家”的倾向。即将达到1,000兆日元的财政赤字现状,只能归因于是这种”福利国家的束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日本的自杀》发表的1975年,日本在财政上采取了”打麻药”的措施,即发行赤字国债。考虑到这一点,就不由感慨《日本的自杀》这篇文章是多么独具慧眼。

第二点要说的是,误解民主主义体制的主旨,将其从”平等主义”的观点进行理解。原本所谓民主主义体制,是主张”被统治者”也是”统治者”的政治体制,可是统治本身却是要求施统治的人具有各种手腕的。1990年年初以后,以”可能出现政权交替的政治风土”这样一种观念的深入人心为目标,为了打破被嘲笑为”三流政治”的日本政治现状,开始了各种面向”改革”的摸索。无论是导入以实现两大政党制度为目标的小选区主体的选举制度,在野党内”影子内阁”的组织,还是导入议会中”党首讨论”制度,进而”提出宣言(政权公约集)的选举手法,所反应的就是这样一种面向”改革”的摸索。2009年夏天的”政权交替”,是过去将近20年摸索的成果,可是它实际上也暴露出拥有”统治手腕”的统治层的不作为,及懈怠培养统治层的日本社会的现实,就像鸠山由纪夫和菅直人这两代民主党首相所表现出的那样。即使通过一连串的”改革”举动,制定了各种制度,可是这些制度也并没有形成统治层将制度变为现实的意识和见解。本来,培养统治层就像战后在法国的ENA(国立行政学院)框架展示的那样,”对于特殊的人才施加特殊的教育,给予特别的待遇”。他们把理解这种宗旨作为前提条件。可是在战后日本,”平等主义”的束缚使得这样一种理解无法达成。”平等主义”的精神,大多是和嫉妒的感情相关联,妨碍了达成这种理解。而且,近来的”差距批判”和官僚批判所表现出的是”平等主义”的失控,这一点也曾在《日本的自杀》这篇论文中敲响警钟。

《日本的自杀》这篇论文,从日本与古代罗马的轨迹相似之处立论,对战后30年的日本现状进行了剖析。生活在古代罗马共和政权和罗马盛世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认为作为民主制负面的愚民体制是最恶劣不过的体制。他还说道,这种推进愚民体制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贪欲”、”虚荣”、”激情”、”傲慢”等词语所表达的民众个性。”福利”和”平等主义”是将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体制推向愚民体制的主导原因。不过,在东日本大震灾后,”维系”的价值被再次肯定,在这样的社会风潮之中,希望迈向愚民体制的步伐有所停顿。也正因如此,通过《日本的自杀》这篇文章,去体会战后日本的波利比奥斯留下的思考痕迹是非常有意义的。

(译自《文艺春秋》2012年3月号,120-121页)[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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