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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 ,政治  2015年6月15日

论考《钝牛·哲人宰相与知识人》
关于大平总理的政策研究会

前言

宇野 重规(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宇野 重规(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内阁开始启动。在次年1月25日施政方针演说之初,大平首相如是说道。

战后30多年,我们国家追求经济上的繁荣,不顾一切地作出了努力,并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这也是以欧美各国为榜样的明治以后百余年来现代化的精华。(部分省略)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很难说充分顾虑到了自然与人的协调、自由与责任的均衡、以及深深扎根于精神内心的生存价值等。如今,在国民中,对此进行的反省有急剧增加的倾向。

这个事实本身显示了高度经济成长所带来的、以城市化与现代合理主义为基础的物质文明本身已经走到了尽头。也就是说,应当这样来看,我们从现代化的时代进入了一个超越现代的时代,从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进入了一个重视文化的时代。

“从现代化进入超现代,从经济的时代进入文化的时代”。也许这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自命不凡,同时也未免过于抽象。但是,正如我下面要说的那样,大平是认真的。在这次的演说中,大平把多年来关心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他也立即办起了由九个政策研究小组构成的“大平总理的政策研究会”。“田园都市”、“环太平洋连带”、“文化的时代”这些研究课题是在大平自身的主导下决定的,梅棹忠夫、内田忠夫、大来佐武郎等各个小组的议长多数也是大平亲自指定的[i]。可谓是由首相一手操办起来的研究会,大平自己也热心地参加这个研究会,并认真地聆听年轻学者、中坚学者和官僚们的讨论。

这个研究会由于1980年大平的突然辞世,事实上在政治上未能结出任何的果实。其成果只有大平生前,由三个研究会给他送去的报告书而已,大部分都是在他去世后匆忙整理概括起来的。后来,其中一部分得到中曾根康弘首相的采纳,但是正如我后面要讲到的那样,这中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大平的这一尝试,其本身我们不得不说没有收到实质性的成果。

即便如此,这个研究会绝非没有意义的东西。首先,这个研究会渡过了 1970年代的石油大恐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时的日本正在逐步走出战后的阴影,并真正迎来了转换期,对此研究会意识到了问题、或者可以说是危机的存在,它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在研究会中提出的各种课题,在那之后我们也绝对不能说已经都完全地克服了。纠正中央集权、发展地区社会、追求脱离物质主义的价值与生活方式、培养新的中产阶级、应对信息社会、环太平洋时代的国际战略⋯⋯对于在泡沫经济与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失去的二十年”里饱经动荡的日本而言,再次重新从根本上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做的时候,这个研究会的讨论将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启示。

其次,这个研究会的事例,从考虑政客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有趣的。事实上,在近代日本的政治史上,时下当权的政客与知识分子集团,像这样大规模、同时也是密切地接触并展开交流的例子实为罕见[ii]。由于其外表和说话口气,大平首相被称为“钝牛”,但他其实还是一位博览群书、并且自己也留下了著作的知性的政客。另外,广为所知的是他作为一名基督徒终生坚持自己的信仰,撰写过有关托马斯・阿奎那的协同体思想的毕业论文等,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像这样的政客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究竟有着何种意义呢?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是否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呢?

第三,这个研究会汇集的知识分子的性格本身非常有意思。各研究小组的议长们大多数都是出生与大正年代(1912-1926)的人士,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多数干事与研究员都是三十到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随后,作为官僚的成员,身居各省厅中心位置的人才也被集中到一起,而说到知识分子,据说是以香山健一、佐藤诚三郎、公文俊平这三个人为核心推动人选的[iii]。即便如此,成员们的专业和经历各不相同,并不总是持有相同的意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前来参加这个研究会呢?然后,参加研究会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接下来,我们将从上述角度出发,对大平以及这个研究会作一些探讨和研究。

大平正芳的政治思想

大平出生于1910年(明治43年)[iv]。他比后来因争夺首相的位置而成为竞争对手的福田赳夫小五岁,又比成为盟友的田中角荣大八岁。大平自称为是 “赞岐(香川县)贫农的儿子”,他自己出生的家庭绝对称不上是富裕的,由于父亲早早离世,家境变得更为窘迫,大平自身甚至也一度放弃上大学。后来他获得了奖学金,这才终于进入了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就读。不要说富家子弟的吉田茂和鸠山一郎了,就是和经营酿酒坊的大财主家出身的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相比,甚至和出生于地主或大财主家庭的福田赳夫、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相比,在经济上,他都是站在一个非常严峻的出发点上。后来他与田中角荣相交甚笃,也许他们的境遇有几分相似也是一个原因吧。

大平终于进入了大学,他在东京商科大学学习的主要是经济思想史。他最初的老师是助教杉村广藏。大平深深地醉心于杉村,并曾经说过:“假如说有我的思想这种东西存在,那么(杉村老师的思想)便是形成我思想的、对事物思维方式的素材”[v]。杉村和他的老师、也就是左右田喜一郎都是在德国深造,并成为日本经济哲学研究的源头的学者。随后,杉村卷入了被称为“白票事件”的纷争而离开了大学,大平在上田辰之助的指导下撰写了论文,上田是教友派教徒一事也广为所知。论文的主题刚才已经提到过,是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的协同体思想,也就是他在英国的经济史学者理查德・托尼的影响下,要求身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组织和集团,拿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钥匙这种思想。排除过激的自由竞争和阶级斗争,强调维系着个人与社会的相通的善、以及中间集团的视角,也成为后来大平一贯的视角。

大平从东京商科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大藏省工作。随后,大平创建了读书会,据说他当时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Ernst Wagemann的《景气变动论》、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凯恩斯的《货币论》等书籍。站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竞争主义和阶级斗争主义之间,以修正资本主义和社会性协调主义为志向的立场,成为大平的基本立场。

到了后来,大平把自己的思想称为“椭圆的哲学”。这种思想的萌芽在担任横滨税务署长的时代就已经可以初见端倪了。他在那里任职期间曾经这样训过话:“行政就像椭圆那样有两个中心,如果两个中心能够在保持均衡的同时维持紧张的关系,那么这种行政就可以说是做得好的行政”[vi]。大平举出的是在战时经济中的“统管与自由”、或是在税务上的“课税公权与纳税人” 的例子,他很厌恶其中一方过于强悍,以至于压倒其他。大平作出这番训话是在1938年的一月,而评论家花田清辉发表《椭圆的幻想》是在1943年,这么来考虑的话,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大平在那以后的四十年后,也一直讲述着同样的思想方法。据说他在战争期间很喜欢看的哲学家田边元的书中有这样的句子:“时间这种东西只存在于现在。过去和未来是对现在产生作用的力量,对时间这种东西来说,只有现在。”大平引用这句话,并对它作出了“舍弃过去,即会成为革命;舍弃未来,即会成为反作用” 的解释,而且他还说了这样的看法:“努力让未来与过去存在于紧张的平衡中,这不就是‘健全的保守’吗?我是这么来看保守主义的”[vii]

顺便要提到的是大平曾经叹息道,日本的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其实只是反映了美苏对立而已,他还指出,重要的是“双方寻找共通的分母,在此基础上展开有实际效果的讨论”[viii]。对这种情况下的“共通的分母”,大平作出了这样的描述,它是指“诚实地全面接受今日的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的立场乃至国民在物理意义上的生活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五的可能性能够使其得到改善,那么就应该谨慎小心、同时坚韧顽强地去探索”的精神。保守与革新互相有着共通的分母,形成兼具紧张与均衡的“椭圆”,这种政治才是大平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让我们想起英国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休谟认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共享对自由的爱、与维持君主制的理念,保持着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这才形成了后来的两大政党制度。大平的思想是与休谟代表的这种英国成熟的政治思想相通的。

研究会的时代背景

话说回来,出生在一个绝对称不上是富裕的家庭、有着基督教信仰的大平,能够成为一个政治家,站在政界的顶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在近代日本政治史上值得瞩目的事实。刚才我也已经提到过了,到这个时代为止,在此之前的近代日本,能够成为政治家的最有力的候选人都是来自初期的士族、后来的大财主和富商家庭。没有进过帝国大学的大平能成为首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说是奇迹。实现这种奇迹的就是与池田勇人之间的交往。原本在大藏省有可能成为支流的大平,由于获得了池田这一知己,才终于有机会一跃成为其核心人物,并更进一步走上政治家的道路。从结果来看,大平原来跟随的是吉田,后来又被传给池田,在此过程中,他也成长为一名属于力争实现“轻军备、重经济”的战后日本的“保守主流”政治家。

1971年,大平继承了战后保守派的正统流派宏池会。那是在佐藤政权的末期。这段时期,日本的保守政治正面临着巨大的转换期。在高度经济发展下,农村人口不断转移到城市,以农村地区为基础的自民党正在为得票率的降低而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日本社会结构上的变化,石田博英撰写的论文《保守政治的展望》(1963年)警告了自民党的这一危机。在这之后,自民党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发起党内改革的举动开始变得活跃。

面对这种动向,大平又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呢?当时自民党提出了党组织的合理化、消除派别、引入小选举区制度等多种多样的指针,但是大平的思维有着与这些不太一样的方向[ix]。在大平的脑子里,有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轴的追赶型现代化存在着极限”的主题。无独有偶,罗马俱乐部全球智能组织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公布是在1972年。报告强调了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它为人口的增加与环境破坏造成悲剧性结果敲响了警钟,这份报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大平从六十年代后半起,已经开始提出这样的主张:模仿发达国家,努力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这一传统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于是他在这个时期真正地开始构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现代化的“下一个阶段”。始于1973年的石油大恐慌恰恰证明了这种构想的正确性。

大平逐步把自己的立场确定为“超越近代的文化时代”。他之所以要这样确定,毫无疑问,其背景应该是在立志成为首相的过程中,意识到必须与竞争对手福田赳夫作出对抗。在大平眼中,在外交上以“鹰派”而著称,在自主防卫和修改宪法问题上持积极态度的福田派,可以认为他们想要实现的是 “向近代之前回归”的目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平继承了吉田茂之后的“轻军备、经济国家主义”,并且还进一步加以转换,把它“从经济的时代转为文化的时代”,意欲抓住保守派内部的主导权。此外,大平还认为都市与农村不应当对立,而是应当互相融合,他非常热衷于实现地方分权化。这种思维后来逐步形成了“田园都市”的构想,那应该是出于和更为注重中央政府职能的福田的立场作出对抗的结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平开始了和知识分子的接触。最初的契机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香山健一、佐藤诚三郎、公文俊平这三位与大平创建起来的政策研究小组。这三位在此之前就曾经以Ushio电机总裁牛尾治朗主持的社会工学研究所为站点,以“Group 84”的名义开展活动。尤其是1974年在《文艺春秋》上发表的论文《日本的自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以这篇论文为契机,他们还与当时担任日本经济团体连合会会长一职的土光敏夫结识并有了交往[x]。除了这三位以外,再加上作为干事一职而加入的来自大藏省的秘书官小组的长富祐一郎、和同时也是大平女婿的森田一,这些成员构成了后来的 “大平总理的政策研究会”最初的形状。这一小组参与了制定参加总裁选举的大平的政权方案,总结并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民间经济富于活力的展开”、“以家庭为主轴的日本型福祉社会”、“以田园都市为核心的地方分权”等政权方案[xi]

那么,大平与知识分子互相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而走到一起的呢?从大平来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如果他有“先明确地表明自己打算推行的政策后,再成为总理”[xii]的想法,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尤其是针对自民党内的其他潮流,巩固自己的派别所主张的“保守的哲学”,将是一个需要尽快提到日程上来的课题。而且,在大平与知识分子之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理论和思想上的共通性。政治学者中北浩尔把它的关键词确定为“日本式多元主义”。中北虽然没有参加到香山、佐藤、公文或这个小组里面,但是他对佐藤、公文和东京大学教养学院的同事——村上泰亮[xiii]等人的讨论作出了以下的概括:“日本传统的集团主义,它对现代集权国家及个人主义作出批判,又被以西欧为模式的现代主义批判为封建主义,基于‘追赶型现代化’的终结这一时代认识,我们有必要对日本传统的集团主义重新作出评估,运用各种各样的政策手法,让它得到巩固和加强,并且有新的发展。[xiv]”毫无疑问,像这样的构思,与从撰写毕业论文以来,一贯重视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中间集团的职能的大平,互相之间有着相通的东西。

研究会的意义

自从大平就任首相以来,他马上就开始把政策研究会建立成组织。研究会由9个小组构成,成员是以三十到四十岁的人为中心挑选出来的。这是根据大平“要选能在21世纪继续活跃的人”的指示而来。最终一共由130名学者和文化人士、和89名官僚构成。

九个小组的内容与结构是这样的。

①文化的时代(议长:山本七平、干事:山崎正和、浅利庆太);

②田园都市构思(议长:梅棹忠夫、干事:香山健一、山崎正和);

③充实家庭基础(议长:伊藤善市、干事:香山健一、志水速雄);

④环太平洋连带(议长:大来佐武郎、干事:佐藤诚三郎);

⑤综合安全保障(议长:猪木正道、干事:饭田经夫、高坂正尧);

⑥对外经济政策(议长:内田忠夫、干事:无);

⑦文化的时代的经济运营(议长:馆龙一郎、干事:公文俊平、蜡山昌一);

⑧科学技术的历史开展(议长:佐佐学、干事:石井威望、小林登);

⑨多元化生活的生活关心(议长:林知己夫、干事:饱户弘、佐藤诚三郎)。

正如前面已经讲到过的那样,这个研究会的前提是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处于根本性的转换期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克服经济中心主义、追求非物质的价值、以及对非追赶型的日本社会传统重新作出评估就成为贯穿整体的基本方针。为此而全面推出的目标是实现“田园都市”、“环太平洋连带”、“文化的时代”,并且还有一些像“新中产阶层”、“产业结构软化”等的关键词。

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留意该报告中的“文化的时代”、“田园都市”、“文化的时代的经济运营”这三个小组。“文化的时代”小组的问题意识针对的是明治时期以来日本的现代化。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外的自卑感和表现为表里相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才正应该从真正意义上,通过文化政策,努力实现成熟的经济与高质量的文化齐头并进。该小组的报告中指出:重要的是民间的文化创造能量、地区文化、以及国际交流,行政应当是从侧面为这些提供支持的、次要的东西。

“田园都市”小组批评了自明治后一直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指出必须让日本社会转入保持良好平衡的“多极分散型”系统。毋庸置疑,绝对不应该退回到以往曾经有过的那种封闭式的地区主义。日本社会需要的是保证人们自由迁徙的欲望和需求、及选择的自由,是一种开放的新型地区主义。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共存而不是对立,就必须尊重地区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构筑交通和信息网,把城市与农村连接起来,在城市要让公共空间更为丰富完善,培养人们的“家乡”意识,创造出多样化的地区产业等。

“文化的时代的经济运营”小组首先从制度上和心理上,分析了是什么因素促使日本的高度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人们往往过于强调行政指导所发挥的作用,但是该报告却反过来强调了民营的竞争原理,指出正因为是“小政府”, 才能变得能够更容易地通过金融机构供给资金。在此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日本式的组织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以长期稳定雇佣和年功序列为基础的企业内部的连带、晋升竞争,以人们的“关系”和“块茎结构”为基础的灵活的组织及决策。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了像这样的日本式组织正在逐步面临困难,尤其是报告还从支撑着高度经济增长的生产中心主义、公司中心主义,谈到了“新中产阶层”,这一点值得瞩目。

报告整体上对福祉国家的臃肿化持批判性的态度,主张简洁高效的政府,同时也强调了民营部门和地区生活的职能,这是其特征。虽说如此,它和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相比,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很重视文化的职能,同时还花费了相当多的篇幅,阐述了维系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以及组织应有的状态。我对它的整体印象是文中,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质量、人与地区、环境的纽带、更有网络与相互依存、产业结构软化这些词比较突出。总体上说是较为乐观的,但也可以发现它对背景的历史转换抱有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

知识分子们的后来

正如我反复指出的那样,研究会的报告因大平首相的突然辞世,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即便如此,其中一部分报告还是受到了中曾根首相的注意,尤其是香山、佐藤和公文都成为首相的智囊,并成为推动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和行政改革的原动力。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有一些评论家认为,从大平时代到中曾根时代存在着明确的不同。例如,政治学家大岳秀夫就认为,主导中曾根行政改革的是加藤宽、山同阳一等经济学家和经济界人士,坚持贯彻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平智囊中,包括了众多的文化界人士,所以他们的小组有着不同于竞争原理的独创的理念[xv]。也有与他持不同看法的人,比如像前面提到的中北那样,他否定“大政府”,强调个人的自助,家庭、地区和工作单位的互助,从这些一点来看,也有人比较重视从大平到中曾根的连续性[xvi]

也许是因为香山他们的思考方法中,有着与新自由主义相通的地方,同时对政府的职能仅视作较为局限的东西。但是像这样的思考方式,毫无疑问一定是有着后盾的,那就是对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的多元的中间集团及地区社会的重视、对文化和人的生活方式的关心。聚集在大平周围的知识分子,他们探索日本的现代化和独特的组织机构、关心那些激发着现代社会的文化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可以说,他们的确发展了独有的问题意识。

像这样的问题意识,先不说政治方面,在知识上早在1980年就已开花。比如,村上、佐藤、公文撰写的《作为文明的家社会》(中央公论社,1979年),重新又把焦点对准了日本式企业组织所具备的特点,也让人们对日本历史特征的考察变得更为活跃。另外还有山崎正和的《柔软的个人主义之诞生》(中央公论社,1984年)着眼在消费社会中新的个人主义,为分析现代日本正在迈入的巨大文化变化开辟了道路。

当然,应该不用特别强调都可以想见,聚集在大平研究会的知识分子们在学问上、思想上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在这个研究会所开展的讨论,也并未使他们今后思想的方向性都变得一样起来。我们可以推测尤其是在香山、佐藤、公山他们和山崎正和、高坂正尧等人之间,起码存在着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并不仅仅只是因为东京和关西的差异而引起的。据山崎说[xvii],让他和高坂、甚至还有永井阳之助、荻原延寿等结识的是当时中央公论社的编辑粕谷一希。这个小组的永井是在北海道,荻原是在东京,即使这样在地区上很分散,但是他们的沙龙却得以维持。他们与政治最初发生交往,是在佐藤荣作政权时代,佐藤首相出乎意料地喜欢和年轻的知识分子进行交流,尤其是通过记者出生的秘书官——楠田宝,尝试把他们网络化。这个小组后来并不是由田中角荣、而是由福田赳夫继承下来,由结果来看,当提到大平研究所的话题时,山崎和高坂一开始并不赞同。正如这样,除了每个人在此之前的经历不同,还包括是否有过左翼的经历,还有对前近代日本文明的理解等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平研究会是由极其多样的知识分子走到一起而成立起来的。

那么,究竟大平和知识分子们的交流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毫无疑问,对大平而言,要想深化自己的“保守的哲学”,与知识分子们的接触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大藏省的高级官僚出生、一度属于精通经济的宏池会的大平而言,在经济政策方面,应该没有必要重新再去依靠知识分子。他所期待的其实应该是经济哲学,也就是对社会来说,应当如何重新分配财富,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正这一提问。他对于这个提问,想要通过探索位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集团和地区社会理想的姿态、再加上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来得出答案。通过与知识分子的接触,大平终于成功地使学生时代以来自己的哲学有了具体的形状。作为其结果而诞生的“保守的哲学”,在战后的保守、更狭义上来说是在自民党内多种保守的潮流中,成为非常独特的思想和政策的遗产。这份遗产对二十一世纪的日本来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想静观其今后的发展。

对知识分子们而言的意义又如何呢?完全称不上是团结一致的知识分子集团,用一句话来概括将是极其困难的事。话虽如此,看看参加研究会的众多知识分子在那以后的研究活动和著作,可以发现对他们而言,他们通过大平而与政治有了关系,这件事并不能说是毫无成果的。如果我们把战败后重新出发、重新对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发出疑问的战后知识分子称为是第一代,那么,可以认为汇聚在大平研究会的知识分子们是想要结成与第一代截然不同的第二代。详尽的验证或许要等到别的机会才能实现,但是他们面对西欧式的现代化,重新评价了日本的传统,以个人化或多文化化这些现代社会的变化为前提,不断提出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或文化与学问才是可能的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的知识活动超越了大平个人的离世,对1980年以后的日本社会开始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显而易见,在这个时期,日本知识的世界里发生了转换,而大平研究会不是恰恰就成了它的一个交点吗。

[译自公益财团法人三得利文化财团/CCC Media House发行的《ASTEION 总第81期(2014年)》,本文经该财团同意翻译转载。]

[i] 长富祐一郎采访。《大平政策研究会的意义》、大平纪念财团编辑的《去华就实》,2000年。

[ii] 当然,大平以这种形式与知识分子集团交往的原型,其实可以追溯到大平曾经辅佐的池田勇人首相(起用池田的是吉田茂首相,其实他也是非常独特地喜欢知识分子,只要看看他所指定的阁僚名单,便可略窥一二了)。佐藤荣作首相也曾经想要构筑知识分子的网络,后来的小渊惠三首相也因为意识到大平研究会的关系,而组织了独创的研究会。即便如此,但是从其其规模,以及首相自身是否全面承担研究会的运营这一意义上来讲,大平的事例应该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

[iii] 长富祐一郎前面提到过的采访。当时,香山为学习院大学教授,佐藤和公文是东京大学教授。

[iv] 关于大平正芳的生平与思想,福永文夫的《大平正芳——“战后保守”是指什么》中公新书,2008年。另外还有加入了创作的小说,辻井乔《茜色的天空——哲人政治家・大平正芳的生涯》文春文库,2013年。

[v] 与城山三郎的对谈。《一桥之后的我的路》大平正芳纪念财团编辑的《在素知赘—— 大平正芳发言集》,1996年。

[vi] 大平正芳《素颜的代议士》20世纪社,1956年。

[vii] 大平正芳《桥畔随想 保守的哲学》、《在素知赘——大平正芳发言集》,1996年。

[viii] 前面提到的《素颜的代议士》20世纪社,1956年。

[ix]  针对这个时期自民党内改革的多样化潮流,中北浩尔《自民党政治的变化》NHK Books,2014年。

[x] 公文俊平《对文化时代的先见之明》,大平纪念财团编辑的《去华就实》,2000年。

[xi] 大平正芳《赋予政治复合力——关于参选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1978 年 11 月),大平正芳回忆录刊发会编辑的《永远的现在》,鹿岛出版会,1980年。

[xii] 长富祐一郎在前面提到过。

[xiii]  据公文说,村上曾经积极地参与三木内阁,但是出于“连续两代参与是不太适宜的” 这一理由,他拒绝了协助大平。公文在前面提到过。

[xiv] 中北曾在《ASTEION 总第81期(2014年)》95页提到过。

[xv] 大岳秀夫《自由主义的改革的时代》中央公论社,1994年。

[xvi] 中北曾在《ASTEION 总第81期(2014年)》121页提到过。

[xvii] 笔者于2014年6月2日,向山崎正和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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