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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 ,社会 ,讨论  2014年4月16日

山田洋次/倍赏千惠
寅次郎消失的现代家庭

从《寅次郎的故事》到最新作品《小小的家》,山田导演历经约半个世纪描绘着日本的家庭。从上世纪20年代(昭和时代)到80年代(平成时代),日本的家庭失去了什么……  (编辑:生岛淳)

 

倍赏千惠子:这次的《小小的家》,距离导演从前拍的《庶民的太阳》已经过去了50年。我已和导演合作了好长时间呢。

山田洋次(左) /倍赏千惠子(右)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山田洋次(左) /倍赏千惠子(右)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山田洋次:《寅次郎的故事》是从1969年开始的哦。

倍赏:《寅次郎的故事》这个系列到1995年最后一部《寅次郎的红花》为止,持续了26年呢。

山田:回头看看,《寅次郎的故事》里的团子店其实是个崩溃的家庭。本来该传宗接代的寅次郎离家出走不明踪迹,同父异母的妹妹樱花也双亲早逝,总之我就是想着电影一开始就不要是那么幸福的家庭。

倍赏:是这样啊。

山田:渥美清演寅次郎,倍赏小姐演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妹妹在善良温情的叔叔婶婶的关爱下长大,这就是我当初设想的背景。我想用血缘关系并不浓厚的家庭为舞台,因为我认为,家庭中重要的并非血缘。

倍赏:虽然血缘关系不浓厚,但里面的家庭亲情关系却变得很浓厚哦。

迎来82岁的山田洋次导演,1月25日公开了他的新作《小小的家》。原著是中岛京子的直木奖获奖作品。昭和初期(1920年代末),女佣多喜(黑木华饰)从雪国东北来到东京郊外一户有着红色屋顶的人家做工,故事围绕这个家中的女主人时子(松高子饰)和板仓正治(吉冈秀隆饰)的越轨“恋爱事件”为主轴而进行。

60年过去了,活在平成年代(1988年起)的多喜(倍赏千惠子饰)在外甥的儿子健史(妻夫木聪饰)的劝说下,在笔记本上写起了自己的自传。多喜曾经闭口不谈的事件,一件件浮出水面——迄今为止不停描写家庭之纽带的山田导演,在这部作品中直逼家庭的“秘密”。

 

电影《小小的家》描写昭和和平成的两个时代。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电影《小小的家》描写昭和和平成的两个时代。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倍赏:我看原著的时候,曾认为这是一部有解迷和罗曼史因素的作品。

山田:读着紧张刺激吧?板仓和人妻时子究竟会怎样?是吧?结果出人意料,那写法就是让人感到这俩人特别暧昧的,描写手法很棒。

倍赏:多喜作为女佣,一方面很担心太太会如何,另一方面,因为自己也年轻,也受到板仓的吸引。

山田:估计就是那样。二战之前,“女佣”也是很正儿八经的职业,现在听上去“女佣”好像有点歧视似的,那时候可不是哦。

倍赏:是啊里面有一场戏就是我跟妻夫木聪解释这个情况。

山田:刚开始,多喜是在桥爪功饰演的本乡的作家老师家里帮佣,后来转到了郊外别的家里。当时本乡或者白金这些地区的家里,一家人都得有3个女佣。就算是在山手线圈外的郊外的小家里,也常是雇佣女佣的。

倍赏:就因为不是那种豪华大宅子,所以女佣不得不成为家庭一员那样。

山田:是啊,就得像一家人那样。

倍赏:那样自然就能看到家庭里的“秘密”了。

山田:现在这个时代,家庭里是没有“外人”的。客人也不怎么来,亲戚也不会说来住一晚上。从前,如果是到东京来赶考的话,都不是住在旅馆酒店,而肯定是住在亲戚或熟人家里的。实际上我感觉这对于了解世间、理解别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家庭都有不同文化,年轻人可以一边感到在别人家拘束,一边去学习感受别人家文化。

妻夫木聪(左)和倍赏千惠子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妻夫木聪(左)和倍赏千惠子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倍赏:正因为必须客客气气,所以自然就掌握了待人接物的礼仪。

山田:其实接受方也挺累的,要让考生住下,就得准备一个空屋子,如果没那么大房子,就可能得和初次见面的人家爸爸同睡一个屋子。

倍赏:借宿的人也有礼貌,都得带着点礼物去,还要考虑什么时候拿出来给人,挺费神的。

山田:早上在哪儿问候早安呢,厕所也只有一个,什么时候去都得计算好(笑)。

 

桥爪功(左)和吉行和子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桥爪功(左)和吉行和子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倍赏:都是些成人后有用的事儿啊。

山田:电影里,多喜是住家女佣,学会了礼仪作法。黑木华演她年轻时候,倍赏女士演她60年后。我总感到在这60年里,多喜并没有很多朋友。她性格上比较顽固,住的房子也不像是能有很热闹故事的那种。

倍赏:而且她也没结婚,60年怎么过的真让人好奇啊。有没有喜欢过什么人呢?我自己最讨厌一个人吃饭了,我要是得一个人吃饭,还不如不吃呢(笑)。

年纪大了以后,多喜是一个人独居生活的,屋子里很干净,一看就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可能那也是因为有过女佣经验吧。在帮佣时代,每到年底,多喜就和太太一起不停地打扫。就连垃圾桶都擦得好干净。现在人们都用吸尘器了,从前可都是用手来擦呀抹的,这点给我印象很深。

倍赏千惠子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倍赏千惠子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山田:关于打扫,我通过幸田文的随笔学了很多。比如说,抹布要折成四折,四面都擦过后,放进水桶里,等几块抹布都用过了,从水桶里洗好拧干抹布,然后再开始擦。

倍赏:四面都用过了才洗哦,不是只用一面。

山田:擦的时候也是用手按着那样一路擦过去,所以大的抹布不好。

倍赏:和手心那么大小的抹布?

山田:对对,那样的话,手就容易用力。幸田的书里还写了掸子和扫把的用法。电影里我当然没能用上全部。幸田说这种打扫法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

倍赏:是幸田露伴吧。

片冈孝太郎(左)和松隆子

片冈孝太郎(左)和松隆子

山田:明治时代,日本男人可都是会打扫的呢。可是在我结婚那时候,也就是1960年到1970年,有了洗衣机,大家觉得那可是太棒了,怎么都得买啊,那可是全日本的夫妇都向往的啊。那简直就是生活革命。

倍赏:我对于小时候,还是用搓衣板洗衣服的记忆更强烈。光用手可不行,得用全身力气才能洗干净。我们家有5个孩子,大家猜拳,来定谁做饭,谁开木板套窗,谁扫院子,然后大家分担干活。

 

 

左起: 松隆子,秋山聪,片冈孝太郎

左起: 松隆子,秋山聪,片冈孝太郎

山田:没有孩子说不想干而偷懒吗?

倍赏:那当然有啊,不过不是我(笑)。

山田:从前的家庭生活包括这一切呢。现在家庭里都是不让孩子干活,说“你只要好好学习,进个好学校就行了啊”,那不就是抢了孩子的活儿吗?孩子们连那些重要的事儿都没学到就长大了,如果不用身体干那些琐碎的家务,我觉得会影响他们的大脑发育。我们这代人是从败战后拼命干活然后获得了富足生活的,现在真是感到很困惑啊,不知道这到底对不对啊。

拼命追梦的70年代

松隆子(左)和吉冈秀隆

松隆子(左)和吉冈秀隆

山田:我已经80多了,到了即将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我和老朋友们见面叙旧时,都认为我们这代人最充实的日子是“结婚然后住进团地(集团宿舍)的时候”。那是60年代后半到70年代前半。那时候,团地是大家所向往的。我刚开始也是住的团地,家里没有浴室,去别人家借浴室,那时候做梦都想家里能有大彩电、空调、轿车。轿车是最顶端的奢侈品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70年代曾拼命工作。

倍赏:正是导演开始拍《寅次郎的故事》的时期。

 

 

黑木华(左)和松隆子

黑木华(左)和松隆子

山田:是啊。总觉得那时候这个国家还挺好的。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是战后的民主主义,入住团地以后,也马上成立了自治会,有种大家有商有量的土壤。比如应该修托儿所,或者轿车多了,道路被轿车占据了,太不合适了吧之类,每个月大家都要聊聊。居民共同应对当地的问题,一起商量着决定,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70年代。那时候老人医疗免费,记得那时候大家都有种安心感,认为“老了也不用交医药费”。

倍赏:结果现在却让个人承担的医疗费越来越重,真是到了个辛苦的时代啊。

木村文乃(左)和妻夫木聪 上面的照片: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木村文乃(左)和妻夫木聪
上面的照片: ©《小小的家》制作委员会

山田:70年代,大家朝着梦想拼命努力,然后当拥有了梦想的生活后,又开始了“我们是否因此而幸福了”的疑问。

倍赏:我是一路都忙着度过,充实的时刻总是“此刻”(笑)。过了70岁后,总算能回头看看了,70年代,我拍了《寅次郎的故事》,还拍了《家庭》、《故乡》电影,从工作来说是非常充实的。

山田:是啊,你20来岁的时候忙得不得了啊。

倍赏:一直都是出去工作、回来、出去工作的连续。真的没有回首的从容。现在我才终于能去听听别人的音乐会,能和人聊聊工作以外的事情。最近我和女友们在搞旅行资金储蓄,这个很有意思呢。以前我结识的都是工作关联的人,现在才有脱离工作和人相识的缘分。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好有趣啊,我到了这个岁数才知道。

定例活动这种文化

山田:《寅次郎的故事》第一部的时候,有个镜头是寅次郎傍晚回家,演员渥美清对着叔叔婶婶,不是说“我回来了”,而是说“各位今天一天也辛苦啦”。

倍赏:像渥美清说的话。

山田:剧本上本来没这句话,是渥美清的即兴表演,这对我来说是很冲击的一句话。啊,原来是这样啊,一天结束的时候,老百姓们是这样打招呼的啊。这一定是渥美清在他的经历中所记住的句子。

倍赏:哇,有这样的事儿啊。

山田:我觉得大家互相说声“您辛苦啦”,这多好啊。有时候觉得,夕阳西下,乌鸦在叫着,爸爸下班回来了,然后大家一起围着桌子吃饭,那样的生活,即使在60年代的日本也已经开始少了呢。

倍赏:摆好碗筷,等爸爸坐下了以后大家才坐下,然后说“我开动啦”,那已经成为过去的风景。

山田:我认为圆桌是日本老百姓在大正时代到昭和时代的大发明啊。一人一份木盒子膳食那种吃法,就有了身份的区别,就有了上座和下座,但围着圆桌吃,就没有身份差别了。家庭的关系就此改变。

倍赏:电影里的团子店里是方桌,演员们坐哪儿都定好的,就好像家人一样。

山田:可是梅太郎社长就只是坐在门槛上,不上榻榻米来坐(笑)。如果不得到“社长,您请上来坐”这样的许可,他就不上来,也就是说他不是家人。

倍赏:固定座位和大家该干啥,都有种约定俗成,芋头煮好了,就总是婶婶给拿来。

山田:第一部《寅次郎的故事》时,日本已经有很大变化了。要是说《小小的家》里头那种昭和初期的话,我感觉把饭桌放在榻榻米房间,然后吃纳豆和大酱汤那种,总感觉有种不够上档次那样的价值观。得有个客厅,而不是榻榻米房间,然后还得有个留声机,要说理想的话呢,还得有台钢琴,那才算是上等生活,当时的城里人都有这样一种固执的想法。

倍赏:电影里确实有留声机,听说那本来是导演的对吧。

山田:我本来是珍藏着的,实在没地方摆了,送给了道具公司,然后在《小小的家》中用了。

倍赏:我家有七口人,比起物质方面,倒还是和爸爸一起度过的时间记忆深刻。我经常和爸爸去钓鱼。从疏散地茨城到东京的泷野川来了以后,到池塘里钓鲫鱼啊什么的。我好怀念我爸爸到过年时候说的:“大家,都把朋友们叫来啊”。那时候家里很窄,人都满了,妈妈给做了好多吃的,这些都是我如今美好的回忆。

山田:有过年那样的定例活动很不错,虽然比较麻烦,比如说得去神社啊,还有盂兰盆节啊,从前的生活,是一点一滴连接家人的意味很重。

倍赏:现在其实全国也开始重新关注庙会什么的,比如盂兰盆节就包括迎祖宗,然后还要送祖宗,这些对于日本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山田:有规定的节日,也算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当然有些旧习俗应该取出,但我们日本人真的拥有很多值得保存的习俗节日。在《小小的家》里,过年时招待客人的房间是客厅而不是榻榻米的房间,而现在,过年请人来家里也是越来越少了吧。

倍赏:《寅次郎的故事》以前正是在盂兰盆节和过年时公映的呢,那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时间段。

山田:你所扮演的樱花,是个很有生活智慧的人。她能准确把握家人之间的距离感,能让大家都能安宁生活,她是懂得“生活的技术”的人啊。

倍赏:是吗,我演的时候倒没意识到这点。

山田:很多家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需要有种大家设身处地理解对方的约定。就算是吵架,也有种“这话不能说”的底线。话说《寅次郎的故事》拍摄时,拍到吵架的戏的时候,演员们都很来劲呢。

倍赏:可以大声喊叫,可以互相畅快骂人。

山田:叔叔说“我上吊去了”时,寅次郎回嘴说“好啊那我帮你吧。”其实吵架时双方都明白,吵到这个程度,会有人来劝架了,大家都是知道自己该干啥的人,懂得自己充当啥角色。

倍赏:就好像拳击嘛(笑)。

山田:是啊。比如寅次郎说“我要离开这鬼地方”,樱花就会好言相劝。在家庭生活的根基上,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的。樱花就是很懂得这一切而每天好好过日子的女人。

倍赏:是啊,好像真是这样。

山田:回首看看战后那阵子,我总觉得这半个世纪里,我们失去了珍惜生活的充实感的心情。或者说是被夺走了。我们被别人命令了一个终极目标,然后被强行安排进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的竞争之中,我不得不认为人生变得粗糙了。我一开始就说过,在《寅次郎的故事》里,我想表现成其为家人的话,比起血缘关系,还有更重要的其它部分。能够代表那种心情的就是樱花,她有种能和很多家人好好过日子的“智慧”。

倍赏:还真是的,团子店总是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的。

山田:那个家是习惯于招待人来住的(笑)。寅次郎一回来,就变成了战场,他带个大美女回来,吵着让大家“好好招待啊”,然后还一脸无辜地对美女说:“这帮人都是穷鬼”或者“他们都是笨蛋”(笑)。

倍赏:真太过分了。然后他说够了,就又走了。现在听导演讲解了我才明白,在我不知不觉间,通过扮演樱花,通过《寅次郎的故事》这部电影,学到了和人建立关系的重要性。而且这已经潜移默化了我。

山田:渥美清也是个身世坎坷的人,而我自己也是家庭环境蛮严酷的。我自己就是通过拍摄《寅次郎的故事》而思考和学习了很多。

不忍卒睹的时代

山田:20世纪伟大的导演彼得布鲁克曾经说过:“我以为导演的工作就是像精神分析医那样,将登场人物的心理和感情变化都详细明白地解说给演员。但最近我发现,比起导演,演员才是更优秀的精神分析医”。我长年和渥美清呀倍赏女士这样的演员一块儿工作,其实是你们大家活在角色中,发现应该如何表现,然后我感受到并且返回给大家。我觉得我们的拍摄就是这样的反复,然后才能一路走来。

倍赏:客观看待自己真是很重要呢。比如大约30年前,在《夕鹤》里扮演小鹤的山本安英演了1037场,她说:“站在舞台上,有一个自己,另外还有一个自己,当另一个自己能够操控自己的时候,演出就会很成功”。这是山田导演教给我的哦。从那以后,无论是在演唱会上,还是在拍电影时,我都会想要有意识地抽离另一个自己出来。

山田:好像是说过啊。

倍赏:在我自己的人生中,我也有时会有“这样就可以吗”的感觉。然后,另一个千惠子就会说:“你这样有点不合适吧。”什么的。抱着这种想法,我的每天匆匆过去。然后在《小小的家》里,有一句台词是:“我活得太长了啊。”这话我觉得好震撼。

山田:这是本来剧本里没有的台词,但不知怎么就想要这样一句。

倍赏:山田导演在现场嘀嘀咕咕的时候说了那句话,我就问:“哇,是句好有味道的台词,谁说啊?”

结果导演说:“你说啊。”我吓了一跳。我到目前为止演过各种角色,但我认为这是最棒的一句台词。我记得导演也笑着说:“我是不是也活得太长了啊?”

山田:我们这代人,渐渐地进入了对现实不忍卒睹的时代。但是,我也想严厉地批判那种即使日本今后前景一片灰暗“反正那时候我也不在了”这种姿态。对于这个国家的将来,我们这代人负有很大的责任。《小小的家》里面,有1940年刚决定要举办东京奥运会时的镜头,那时举国欢庆,情形和现在挺像。那次因为战争勃发而中止了,之后从战后的1964奥运会起,日本有了极大的变化。当时的方向到底是否正确呢。在2020年日本又要举办奥运之时,这个国家和世界变成了怎样?我真的是很担心啊。

倍赏:您别这么说,您得长寿,再多拍点电影哦。

 

[译自《文艺春秋》 2月刊,本文经文艺春秋株式会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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