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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第三十二期  2017年10月28日

牛津大学如何看“日本”

外国的大学如何看日本,以及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日本呢?就此问题,根据我在英国传统大学牛津大学执教9年的经验,试作回答。

另外,为什么设定这个题目(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日本),笔者也想借此机会深入思考一下。因为从这两个设问可以呈现出日本社会和教育的课题。

国外的日本研究、实际情况报告

牛津大学教授 苅谷刚彦

在谈及牛津大学对日本的哪些地方感兴趣和关于日本的研究教育之前,先说一说2013年3月我所在的牛津大学阳光现代日本研究所举办的国际会议上澄清的几个事实。该会议以“日本为什么有(什么、怎样的)问题?”为题目,招聘了除英国、日本以外的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日本学者(包括日语教员),就国外的日本研究(如何理解和研究日本、学习日本的机会)的动向进行了讨论。

副标题之一是提出“(世界)对日本的研究是否不感兴趣了”。出现了由“批判日本”变成“无视日本”,还有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在东南亚,对中国的研究热情十分高涨,有人指出受此影响,对日本的兴趣变弱了。

在夏威夷大学日本研究领域执教的斯坦因合福教授的发表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教授指出,在美国和加拿大针对研究日本的机关和课程进行了调查,以2005年和2012年的比较为中心,对上述疑问进行了实际验证。根据验证结果得知,日本研究课程由05年的184套到12年增加至196套。日本研究专家的数量也由05年的1284人到12年增加至1435人。而且,将来有望成为日本研究专家的日本研究专业的博士课程的学生数也由585人增加至634人。除了“日本研究”这样的专门领域外,日语课程的数量也由1757个增加至2380个。增加率更是显示增幅之大。根据这些结果,教授得出结论,即“日本研究衰退论”并没有事实根据,而是一个“神话”而已。

确实,因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将研究目光急速地转向中国的事实不可否认。与此相比,“日本研究衰退论”的印象“相对来说”也很正确。不过,实际上,限于北美来说,并不能得出日本研究衰退的结论。

对日本的现代文化感兴趣

斯坦因合福教授进一步指出重要的一点,是对日本研究的内容上有很大的变化,在这点上,和对中国研究的学生的关注点完全不同。

    根据教授发表,80年代对日本关注度急剧提高,日本研究和对日语的关注刮顺风,是因为对日本的经济和贸易关注的学生增加的结果。当时的状况和当前对中国研究的关注点很相似。

    相比之下,对日本的研究脱离一时的流行,对日本研究的关注现在保持相对稳步提升事态,而且焦点和以往不同,主要集中在日本的文化,尤其是亚文化、流行文化上。对澳大利亚的日本研究和学习日语的学生数量进行研究的汤姆森教授也表示同样的意见。

笔者先前采访过牛津大学中国研究领域执教的马菲教授,马菲教授观点和也是如此。马菲教授表示,在英国以东亚研究著称的主要大学之一的谢菲尔德大学,本科生应募研究中国的学生数具有减少的倾向,而日本研究有增加的倾向。马菲教授表示,对于19到20岁的年轻人来说,比起对经济的关心,对流行文化更加感兴趣的原因比较强。这个原因,比起中国研究,更推动了日本研究的学生增加,或者让学生稳步保持对日本文化的关注。

综上所述,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等主要英语圈的国家,对日本研究的关注度依然坚挺。这无疑是世界上极具人气的日本漫画、动漫、游戏等在支撑的原因。这一点谁都会想得到。

这样的情况也许看起来很正常,但“对日本文化的关注在支撑日本研究”这个观点需要引人注意。就这个问题等我介绍牛津大学的日本研究之后再进行分析。

牛津大学的日本研究

    牛津大学的日本研究(包括教育)主要有两个组织分担。担任本科教育的是东洋研究所的日本学学科。该学科有两名日本文学的副教授(近代文学和中世文学),此外还有语言学教授和担任日语教育的教员。在人员构成上可知文学、语言学、日语等人文系领域为本科教育的中心(教授也指导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学生)。另外,学生取得学分的学科一部分是社会学系的课程,负责这个教育的是另一个组织阳光现代日本研究所工作。

   在这个组织里,包括担任社会学的我在内、有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各一名,主要以社会科学为基础传授日本研究的硕士课程。这个硕士课程和上述东洋研究所不同,隶属于跨学科地域研究生院,学科为“现代日本研究”。而且,每个教授也是各自专业学科(社会学科、政治学科、历史学科等)的成员,也指导各个专门课程的学生(学生的研究题目,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学科,不一定和日本有关)。

    在这个硕士课程里,除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日语课程外,规定需要取得每个专门领域的各两个科目的学分。目的是通过社会科学和近代史,加深对日本的理解。不过, 在今年十月开始的硕士课程,东洋研究所的教员和阳光现代日本研究所的教员作为研究生院的统一课程,去掉“现代日本研究”的“现代”二字,提供“日本研究”的课程。

有无将“日本”相对化的视点

在这个课程里究竟传授学生哪些内容呢?以下就日本研究的硕士课程为中心进行介绍。

课程内容在毕业考试必不可少,可以想象其重要性。我在自己最近著书≪来自牛津大学的警钟≫(中公新书钥匙出版社)也指出,所有科目需要让学生读大量文献,在期末考试,每个科目要进行长达三个小时的论文考试。通常出九个问题,可以选择其中三个。每问需要用A4开纸写4到5页,完全用手写方式回答。出什么样的问题就反映期待什么样的学习成果。

比如,尼阿里教授的日本政治科目过去出的考试题目如下:

  • 2005年后,日本在野党对日本政治起到什么作用?
  • 试论“不修改宪法日本不能成为‘普通的国家’”的理论。
  • “在促进环境、人权、民主主义的领域,与其说日本是制作规则的领导人,不如说看上去只是个跟班人”(李斯曼,2006年)。试论述该见解。
  • 1990年代以后,日本外交政策中,有什么超过动员“软实力”的举措吗?

这些问题都不是考零碎的知识,需要对日本政治具有概念性的理解基础,也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并不是只有一个“解”的“思考题”。

再看一下小西教授执教的历史问题。

  • 如果说德川时代的日本作为具有日本特征的“传统社会”的看法妥当的话,为什么能这样说?
  • 明治维新究竟是革新还是复古?
  • 试分析来自国内的思想和国外的思想是如何形成明治时时期的政治蓝图的?

    仅仅看这些问题,在理解日本的近代史(例题的场合,尤其需要理解从江户到明治时代的变化)的基础上,如不能理论性、概念性地掌握日本的历史,就无法回答。不仅需要通过文献和课程学到的史实知识,还需要在概念上和理论上具有描述的能力。

    看例题可知,不论是政治还是历史,或者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在论文中,被期待的不只是需要学到来自史实的知识。更要求如何将这些史实的意义和概念及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十分鲜明。如果不能将这些“联系”进行理论性地明确地表达,就不成为好的解答。而且,需要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可以说,学习和教育都是为了这一点并非言过其实。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为思考这些不可或缺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由英语来提供。而且,在日本研究以外的领域经过反复雕琢形成的概念和理论,构成了和日本研究的理论上相通的基础(可通约性)。在西洋语圈,这些理论和概念与发达的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如果在没有这些概念和理论融合基础的地方无法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就提供了对日本进行“相对化”的视角。

    表面看上来,在日本的大学里,日本人在日本研究中,也往往套用外国的理论,用借来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分析和说明。虽然被讽刺为“进口学问”,但是学习西欧的知识作为成果也是日本社会科学的个性。不过,套用外来的理论和概念时,但并没有什么意图对原来的理论和概念造成什么影响。只要原本用日语来表达,主要针对日语母语的人,就不会形成某种理论企图对原有概念和理论造成什么反作用。如若单纯地说,就是“借用”一下理论和概念而已。这一点和在外国的研究不同,他们适用外来的理论和概念时,不得不还原到原有概念和理论雕琢的过程上去,如是可见,通过选择表达不同的语言,就会出现这样的不同。

    换句话说,在国外环境中就对日本的理解上,原本具有复数的可比较的视角。在国外的日本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日本不具有“不说自明”的氛围。正如上文说到的国际会议的题目一样,不得不问“日本为什么有(什么、怎样的)问题?”。这和在日本,日本人学者,通过日语,针对日本人读者做的以日本为对象的学问不同,两者的区分就是在这里产生的。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我在上文保留了论述“对日本文化的关注在支撑日本研究”。

超越国境的视角

让我们再次回到斯坦因合福教授的发表。他指出,作为近年来的倾向,对包括亚文化和流行文化在内的日本文化感兴趣成了学生学习日本研究的强大动力。在这个问题上,对伦敦的摄政大学担任日语教育的北川利彦(牛津大学“现代日本研究”课程外部考官)的采访具有参考价值。

确实,对日本的漫画和动漫感兴趣,成了学习日语的契机。他们是在儿童时代,通过电视和互联网接触这些文化而长大的人。北川补充说,很多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是日本文化。

“食文化”也是如此。日本的寿司已经成了国际化食品,在英国的普通超市都可以买得到。也有回转寿司。北川表示,几乎所有年轻人并没有把寿司当成日本食品的意识。文化很轻松地穿越国界,不断地和其他文化融合,和来自哪里不相关地独自被推广、被消费、继而形成一个新文化。这样的过程打破了国民国家和国民文化的框架。

曾几何时,在“酷日本”宣传词随处飞扬之中,日本的亚文化和流行文化和产业政策挂钩的政治措施被不断报道。在那里,将国民国家、国民文化和国民经济视为一个实体,而且对此不发出任何疑问,试图将日本产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在此意义上,以国家为前提的同时,欲让文化走出国门,即所谓的国际化战略。

这样的战略和视角,结果为国家主义的一系列东西的实体化做出了贡献。而外国的年轻人对日本的文化感兴趣,不管其来历如何,只是对作为文化的内容感兴趣。两者完全是对照关系。关于年轻人的兴趣,拿曾在康奈尔大学从事日本文化研究和教育的酒井直树的话说,就是“横跨国民共同体式的文化捕捉方式”(≪摆脱构筑国家主义≫(柏书房出版社,1996年18页)。而且,让其加速的是通过以You Tube为首的互联网对文化的传播和消费。

曾经被称为“日本人论”的一些言论,让文化归属于特定的国民文化、国民国家,通过打造一些日本特有文化(主要和欧美不同的),在国民之间形成一种“不说自明”的默契,从而产生很多死角,让人们看不见文化及社会的多元性和多义性。作为结果,和原本的意图背道而驰,提供了承认国家主义至上的认识框架。那就是要求完全承认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的日本这个存在。即一种国家主义。如今,虽然不再用“日本人论”这个词,与其同样的事态正在上演。

就这一点,引用酒井的话说,就是“也许这些文化偶然来自日本列岛或者西欧,这和表示一个民族以及国民的同一性没有任何关系。任天堂的电子游戏机由日本制造的很多,但是世界的孩子们在欢快地玩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是日本的东西。(中略)与此相反(笔者),让文化象征一个民族和国民,只不过是那类拘泥于国民文化和国民性的言论而已,而文化本身其内在并没有刻画上民族和国民的记号(同前书22页)”。

在海外,虽说对日本文化的关注度有些提升,但不能误认为日本这个国民共同体本身的存在感提高了。我的同事威特卡教授也提出这样的观点。

外国的大学如何看日本,以及向学生传授什么样的日本,如果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不注意的话,恐怕暗中强化了国民国家、国民文化的实体性和统一性,结果形成了被这个框架绑架的日本观。

被中国等新兴国家追赶、或者超越的危机意识的背后,日本才寻求对日本要有好印象、寻求对日本理解,并给以积极的肯定。为了不被这样的国家主义动向绑架,十分需要一个视角来把想被承认的欲望进行相对化。

所以,持有超越国境的视角,可以提供对此的有效方法。

进一步说,不应该像曾经那样,所得出的日本是单一民族神话结论那样,将日本人和文化看成单一的东西。在这里不能缺少一个视角,认可日本实际上具有多元性和多义性。不管哪种视角,对于日本这个现象,在反“不说自明”上,持有共同点。

超越国家主义

不论是哪个现代国家都具有被称为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国际化的发展,不能否定强化了国家主义。但是,大学作为被保障具有学问的自由和表现的自由的机关,如果是具有培养可以冷静地对上述的动向进行相对化的“受过教育的市民”的机关的话,需要如何才能培育下一代人才呢?

    如果对日本的大学来说,国外的大学日本研究教育有可取之处,应该不仅是“在那里在教什么”。而“在如何教”这样视角和方法也应该在选择范围之内。

    在全球化政策之下,日本的教育机关鼓励用英语施教,但并不意味着用英语教育就可以达到目的。通过用日语以外的语言进行教学的优点,在于对日本这个现象,不用“不说自明”的方式,而是通过拉开一段距离,而且需要有一个意识的变革,理解研究本身和世界是相连的。如果有意,日语也能担此大任。

    将日本这个现象,和“不说自明”的氛围拉开一段距离,再问“日本为什么有(什么、怎样的)问题?”,这在日本的大学也将会通用。这是为了构筑不被国际化和国家主义摆布的立足之地。

[译自《中央公论》2017年4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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