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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期 ,外交  2020年5月20日

紧急企划: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 ― 传染病带给人类史的课题——如何应对大流行?

尾身茂

厚生劳动省・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对策专家会议副主席

 

采访者:《外交》编辑部(高濑文人)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自今年1月末被确认在中国流行后,也在世界大范围内确认流行,不仅对人们的健康,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

 

尾身茂博士
照片提供:高濑文人/《外交》

尾身茂  以前关于保健·健康的问题,以往各国都是像卫生部这样的专业性很高的政府机关来处理,不过,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流行以后,外相和首相,甚至联合国秘书长也不得不参与,有成了超越卫生领域的重要主题之感。

 

——您从1998年开始的10年间,一直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平洋区域总监。

 

尾身  WHO是以“所有人都能达到最好的健康水平”为目的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本部设在日内瓦,将世界分成6个区域。日本和中国归马尼拉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管辖。

本部和区域办事处,以日本为例,犹如总理大臣和县知事的关系。WHO的本部总干事和区域总监都是通过选举选出的,赋予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本部要纵观全世界,负责制定标准和向全世界发布信息,区域办事处利用与现场相近的优势,把握加盟国的形势。由于与各国的总理大臣和厚生大臣可以打直通电话紧密相连,在这次的冠状病毒对应中,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关于SARS“推迟出境劝告”的争论

——在SARS流行的时候,您亲自挂帅指挥。那时,作为WHO,对向前往广东省和香港的游客提出了推迟出境劝告。

 

尾身  香港是SARS传染的中心。在制定大方针的时候,本部和西太平洋区域事务处有共识彼此的见解不能有矛盾,在内部反复进行头脑风暴,每天都和本部开视频会议。

特别注意的是信息的传达方法。绝对要避免传达错误或矛盾的信息,而且如果不广泛传达也没有意义。比起政府的发表,大众媒体的报道更能传达给人们,这在世界上是相通的,积极地接受报社和通信社的采访,采取将媒体作为伙伴的战略。

最紧张的是香港开始空气传染的时候。作为WHO,当时很犹豫要不要提出对广东省和香港的推迟出境劝告。如果停止人活动的话,明显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传染就会向世界蔓延。

我和当时的布伦特兰WHO总干事(原挪威首相)取得了联系,明确表示“绝对应该提出出镜延期的劝告”。“我们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应该遵守WHO的宗旨”。

此前与中国政府的交涉中,该国对于延期出境劝告有强烈的抵触,2003年3月27日,WHO提出了对广东省和香港的延期出境劝告。我们拔出了“尚方宝剑”,这个时候北京什么也没说。

另一方面,香港SARS对策负责人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之后进入WHO,2007年就任总干事)说:“尊重决定,我会发送最新的数据,希望以此为基础做出最终判断。”但是,大势没有改变。

 

——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新数据上了。从政治角度来看,可见这是个多么沉重的决定。

 

尾身  SARS是国际社会21世纪初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2003年7月被控制后,WHO对包括错误在内的教训进行了调查,为了使应对方法成为国际性的共识,在地区委员会和日内瓦的本部从早到晚进行了讨论。其结果是,即使是黄热病、霍乱、鼠疫以外的病原体不明的疾病,也要尽早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转变思想,让世界各国一致协力抑制疫情,在此基础上修改了2005年国际保健规章。国际社会把健康作为重要事情来看待,“病毒是不认识国境的”这种想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这次应对冠状病毒,当然也是按照这个国际保健规章进行的。

迷惑对应方式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性

——但是,对于这次冠状病毒流行初期阶段的应对,也有人提出了批评。

 

尾身  和SARS流行的时候相比,新冠病毒是在更短时间内成为了全球性问题。SARS的死亡人数为800人,但是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SARS(日本时间3月17日凌晨2点,全世界7007人)。下文也将谈及,WHO的初期应对缺乏中立性,不能说对应得很妥当。我认为谭德塞·阿达诺姆总干事长为首的WHO的工作人员做得不错。但是,因为原本冠状病毒具有和SARS等过去传染病的经验无法通用的特性,这也是难以应对的主要原因。

SARS病毒具有明显的“坏人的脸”。也就是说有和过去的传染病相似的特性。发病的话会重症化,潜伏期间不会感传染。因此,如果发现感染者隔离的话就可以处理了。另一方面,冠状病毒也可以说是具有“伪善者”的脸。即使传染了,症状也很轻或者有很多没有症状。但是会突然恶化,无症状感染者也会成传染源,所以看不到发病的时机。势必,这次的和疫情斗争会变得非常严峻。

 

——也有人指出中国在初期起步晚了。

 

尾身  中国政府于1月23日对武汉封城。事实上,在此之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事态不断发展。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准备还没做好的时候,感染者不断增加,为了完全控制疫情,实施了封城,停止社会和经济活动。

如果只是阻断传染的话,实际上这个方法是最合适的。如果完全停止人的活动,一个月就可以遏制住传染蔓延。中国采取了19世纪隔断人与人接触的方法,渐渐地取得抑制传染的功效。

确实,这也因为可以用最激进的方式,迅速调动中央集权的中国式政治体制,有得以实施的一面。SARS的时候也是这样通过封锁结束了传染。

向日本社会提出的“根源性问题”

 

——日本也从3月2日开始学校停课,人们聚集的活动被中止等,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尾身  我们专家会议呼吁大家要克制出席立食派对和LIVE HOUSE等被认为传染机会较多的场合。但是,日本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和组织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历史性、社会性构造,要阻止这种活动是极其困难的。

在日本,围绕是否要将伴随限制个人权利的紧急事态宣言适用到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改案中,议论异常激烈(3月13日通过)。就采取限制人的移动、非常强烈的过激方法,还是一边观察变化一边看效果依次对应,至于采取哪一种方法,关系到该国家的价值观和人们共同的心理,不能无视这些采取政策。

 

——这正是医和政治的碰撞点。

 

尾身  我觉得这和政治文化有关。这次针对冠状病毒的应对,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正在一点一点地开始讨论。其中包含了迄今为止日本社会未曾讨论过的文化人类学或人类历史性问题。可以说超越了国家的价值观、专家的意见和总理的判断关系、管理方式,甚至连社会成员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在被考验着。或许也会出现反省认为需要改变迄今为止的日本社会的情况。

为了应对今后的危机,请展开广泛的讨论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谭德赛总干事承认“世界大流行”。目前和冠状病毒的斗争还在继续,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对传染病的心理准备呢?

 

尾身  总有一天,传染病在某种程度结束的阶段,对于对应的评价和反省的时机会到来吧。在此之前该彻底意识到“这是危机”。

应对方式在危机时和平时是不同的。平时是官和民分别有不同分工,另外,社会结构也是各部门的纵向结构。但是,我认为在危机的时候,必须以“不扩大传染”为目的,以整个日本为单位做好应对的准备。

为此,官民学的合作,即政府、政治家、学会,以及与民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民间机构,作为引起议论的PCR(核酸)检测的负责人方也有关联。如果进一步展望未来,有必要设想伴随着少子老龄化,将来不得不削减国家预算的情况。为了充分发挥官(政府)的优势,也需要充分利用民间的优势,相互分担,做好官民学一体实施传染病对策。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也应该发挥领导能力。

担负“学”的部分的专家领域,到现在为止也根据各个专业分割了,不过,为了能对传染病实行大力有效的操作,有必要研究组成的组织和指挥系统。

学习各个国家的经验也很有用。日本学不了中国那样,施展那种强权政策,但是新加坡的事例可值得参考。信息公开的体制接近西方,但落实的时候却具有亚洲权威主义般速断速决的作风。香港与此相反,可能是受英国长期统治的影响,虽然信息公开很好,但动作也和西方一样很慢。

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发布和日本

——关于传染病对策,日本今后应该和WHO以及其他国家建立怎样的关系呢?

 

尾身  关于传染病的国际条约已经完备,不需要新的整备。

对于这次的WHO,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对于非常初期的中国的对应,在技术层面上没能保持中立。当然在那之后,WHO和中国政府也努力采取了应对政策。当然,日本从中国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进一步换一下角度考虑,日本这次积累了包机和游轮的经验。关于疫情,也有其他国家没有的数据。日本和中国或者WHO基于“为了今后采取什么措施”的想法来合作就好了。

舆论针对做得不好的事情总是会很严厉。虽然舆论对日本政府关在应对邮轮问题上也是如此,但是不可能有完美的操作。无论如何都不得不进行尝试错误,这一点还请理解。

WHO也不是完美的组织。但是,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WHO并不是国际政治的舞台,不像联合国那样就“自己立场的正确性”来争斗的地方。我认为应该重视事实和医疗的观点,不应该脱离这个原则。

如果补充一点的话,正如最初提到的那样,WHO覆盖整个世界,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更重视传染病风险高的发展中国家,重点关注,事实上发出的信息也强烈意识着这些国家。对日本来说早就熟知的信息,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保健、公共卫生相关人员来说也都是在屏息等待的信息。希望理解这一点。日本没有必要完全遵照WHO所说的话去做,也可以根据日本自己的判断来行动,但是WHO在关注什么,在说什么,应该需要掌握。

[译自《外交》,Vol.60,2020年3/4月刊,本文经城市出版社同意翻译转载。]

注释:该译文经过受访者对部分原文内容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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