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岛明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国际经济合作推进中心理事长

 

新冠病毒疫情并不是一时性的,而在逐步导致国际关系､国民经济､企业经营､社会系统､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因此,有关后新冠病毒疫情的世界,已有人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认为这将是迎来新次元。但是,从较长的时间轴眺望当前和未来,就可以发现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中能够看到的变化的大多数都不是“变化”的“开始”,而是在新冠病毒以前就已在进行的新大趋势的“加速”。日本尤其有这种感觉。

当然也是有新的变化。但是,也存在新冠病毒前就有的课题由于新冠病毒危机而暴露出来的一面。在较长的时期内也有被推后的问题。如果认为哪种都是新冠病毒导致的结果,那么就无法做出长期的根本性政策选择。首先,让我们梳理一下国际关系。围绕新冠病毒问题,美中两个大国正在大打出手。但是,美中对立在

新冠病毒以前就已开始显著化､尖锐化,两国相互逐步升级了贸易限制政策。英国的脱欧问题也是新冠病毒以前就存在的。过快的全球化进程及对其的排斥､反作用也在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中出现了显著变化。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和平民主义的普及等各种“分裂”现象也是同样道理。大家认为,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坚持理念,承担应当批评的责任,国际机构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是这些所谓的“G零”状况在新冠病毒以前就一直在持续。

关于平民主义,美国的某个团体公布了平民主义指数。据其称,约从2年前开始,这个指数就急剧上升到了19世纪30年代的大恐慌时期的水平。

大家担忧本国优先的政治状况,但这也不是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后果。

标榜“美国第一”的特朗普米总统的登场也是在新冠病毒危机以前,即选举当年的2016年(就任是在2017年)。还有决定英国脱欧方向的国民投票也同样是在2016年。

这次的全国流行性疫情仅靠一国的努力是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国际性合作不可缺少。尽管如此,令人可笑的是,正是缺乏国际性合作和协调，才导致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恶化。需要的应对是国际“合作”。

贫富差距问题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明显出现了严重化。但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世界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问世是在2013年。在新冠病毒疫情横行之下,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国内阶层之间的任一水平差距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应对迫在眉睫。

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中,“国家”引发的强权行使现象正在增加。典型的强权主义和独裁体制的中国,强权方式的彻底性新冠病毒对策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是试图洗去新冠病毒发源地的污名,而是通过新冠病毒对策支援各国,同时努力拓展外交,主张相比美国式民主主义,中国型强权主义和独裁主义更具优越性。

人们希望民主主义国家的强权政策,不要在后新冠病毒时代赖着不走。

关于民主主义,佐佐木毅抛出了“民主主义不是永恒的”这一令人震惊的言论。不过他指出的是,担忧民主主义在某个时候会变成“选举原理主义”,不认可没有经过选举的专家和有识之士的意见，最终政治局限于只注重眼前利益。

特朗普总统的“美国第一”也不过是“选举(再次当选)第一”,对立的在野党民主党也未对未来的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展示明确的蓝图,表现得也是“选举第一”的行动。

“选举原理主义”主张在选举中获胜是构想的原点,即便是长期,也不过是“到下一次选举”前。

顺便提一下,下述的日本相关课题,日本也变成了“选举第一”的状态。这导致政策的推进以选举获胜为最优先课题。即便是绝对重要且需要的措施,其成果也要在几年之后才能收到,尤其是会给当前带来痛楚的产物将被延后。也就是说,现状是短视主义在全世界和日本横行。

2012年12月末上台的安倍晋三政权已进入第8个年头,不断更新日本的宪政史最长记录。但是,在此期间其还进行了6次国政选举。安倍政权获得了6连胜,但可以看出他追求重视选举的政策,一旦获选即准备下一次选举的政策态度。

经济的问题是“水准”

接下来看一下世界经济的动向。

结论就是,世界经济处于“大萧条”状态,各国也都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同时出台财政和金融政策,即便几近跌入谷底,复苏过程缓慢,也很有可能出现第2低谷。各种差距应当也在拉大而不是缩小。回复到新冠病毒以前的峰值水准，还需要数年的时间。

还应当关注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准,而不是上期同比或者去年同比等比较。

另外,从新冠病毒开始以前,观察股价和不动产价格也可看出，世界经济处于全球性的泡沫经济状态,从2019年开始终于爆发了。就像更具结构性的“长期停滞论”一样,从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成长经济已经迎来了转型期。新冠病毒冲击仿佛瞄准了国际协调的动摇间隙的时机而发生的。

原本就异常的债务膨胀

关于全球性泡沫经济,需要指出的就是全球性的债务问题。GDP是指“Global Debt Problem”或者“Gross Debt Product”。后者在捷克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写的《善与恶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Good and Evil)》(2011年)该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他发出警告,若在负债状态下迎来下一个危机,就很有可能变成致命伤,但是执行新冠病毒危机对策的后果是,全球性债务愈发膨胀,过度债务问题变成了后新冠病毒的重大政策课题。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称,世界的债务在2019年就已达到了历史最大规模的247兆美元。进入2020年,美国､欧洲各国作为应对新冠病毒不景气的紧急对策,更是一举强化了财政扩大措施和宽松金融措施。在日本，日本银行早已通过上市投资信托(ETF)向股票市场注入了资金,推动了“非传统型”超宽松金融措施, 甚至延伸到公司债券。欧美也“日本化”了。政策利率在各国都被下调了,美联储理事会(FRB)表明了到2020年以前维持零利率的态度(2020年6月)。在新冠病毒危机之中,世界规模的“利率淹没”､“利息之死”在蔓延。其背后正在发展的就是债务的膨胀。中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断极度恶化,非传统性金融政策的持续性正遭受考验。

中国经济在減速,同样债务经济化也在发展。该国的中央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较发达国家少,但民间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在膨胀,如果进行合计,将超过日本过去的泡沫经济景气期的峰值。背负巨额债务的后新冠病毒的世界经济非常不稳定,发展将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新兴国家的债务问题尤其迫在眉睫。2020年3月已恶化为债务不履行状态的阿根廷以等国家的债务风险还在增加。

已达到界限的日本的问题延后=数字经济时代变成落后国家

再来看一下日本的状况。首先,新冠病毒危机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有信息技术 (IT)化､IT活用的落后。作为产业和企业的IT相关部门在新冠病毒疫情中也是“赢家”,并且在IT活用方面，国别差距也在拉开。很遗憾,日本相对而言是输家。

还有令人震惊的数字。那就是在股票市场美国微软､苹果等“GAFAM”的5家巨型IT企业的股票时价总额在2020年超过了东证1部约2017家企业的总和。与过去3年东证1部的时价总额减少了4%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微软和苹果的时价分别增长到2.8倍和2.1倍。

IT不仅仅是IT相关企业的问题。因为IT正在成为引导未来的社会基础设施。

IT的活用以新冠病毒问题为背景,毫无疑问变得重要了。但是,IT和数字技术在新冠病毒以前就已经重要了。以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为背景的金融危机发生在1998年,在此之前的1995年被称为美国的“网络元年”,数字化经济和社会开始迅速发展。日本过于执着擅长的产品制造和对产品的精益求精,产品和服务在踏进信息化和IoT（物联网）化时代方面的措施都已经落后了。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了这个落后情况。

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称,在世界数字竞争力排行榜上日本仅止步于比较对象的6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的第23位。即便在亚洲也对韩国､台湾､新加坡甘拜下风,甚至是中国。

除了企业,政府，也就是行政相关部分的数字化更是落后于民间,这将阻碍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电子政府是安倍政权成长战略的支柱之一,但对此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对比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20多个加盟国的国民有几成通过网络办理行政手续就可以发现,OECD加盟国的平均比例约为60%,北欧各国有90%左右的国民在利用网络。然而,日本仅有百分之几，以大比分落在队尾。

政府在2020年4月将新冠病毒对策纳入了补正预算,决定为每个国民分发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但是进入7月份,我仍未收到汇款。日本整体的汇款率在50-60%左右吧。并且越来越多的行政本来可以通过网络申请补助,但行政现场的系统不完善而放弃受理数字申请。

形成对照的例子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比任何国家都在增加的美国。为应对杀到的失业保险申请,窗口人员爆满的俄克拉何马州与谷歌公司联手在州的热线中心业务导入AI,处理申请数据,1周的应对件数增加至30倍。通常需要2年的工作量因此只花了数天时间。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不能以新冠病毒疫情为借口,在新冠病毒以前早已存在的问题被延后了。

应当探讨的“出口”政策和“新陈代谢”加速

首先,这个问题与各国相通,但更严重的是GDP比超过200%,并且仍在持续增加的政府债务,以及实际上是日本银行在支援政府财政赤字的异常政策的“出口”,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是个难题。

另外也存在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动态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年金制度改革问题。很早就开始探讨的与年金制度､财政改革相关的就是“2025年”问题。2025年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一带约880万人都将被归类为“后期老年人”的“75岁以上”。对年金制度和财政的负担将加重。

还有另一个“2025年问题”。据经济产业省于2018年9月总结的额《数字传输报告～IT系统〈2025年的悬崖〉的克服和数字传输的正式发展～》,同年企业的各种IT基础设施出现了老朽化,负责维护的技术人员也相继进入退休期,应对迫在眉睫。

环境问题方面日本也落后于他国。新冠病毒对策的最前方需要的是新冠病毒的治疗药､预防药的开发和确保。因此,与紧急措施区别开来,重要的是在看清新冠病毒将长期化的基础上推进制度改革和政策制定。从宏观经济的整体数字来看,活动水准恢复到新冠病毒前还需要时间,但除了宏观总计,其内容和结构将更为重要。日本后新冠病毒的解药不是返回到目前为止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创建适应时代要求､技术参数变化､社会与人的需要结构变化的经济､产业､社会的结构,这种构想不可缺少。

泡沫经济景气崩溃的1991年以后采取的10多种产物政策种有很多冠以“综合性”或“涵括性”等冠词,这些都是目光短前的紧急政策,或是以同样结构让萎缩经济(需要)恢复到原有水准的产物。企业的0模式开始腐朽化,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有很多作为紧急措施,好像安装延长寿命､维持生命的设备。结果,完成角色后可以“退场”的企业苟延长存变成了“僵尸企业”。这成为维持健全经营、不享受补助措施的企业的发展障碍,阻碍产业整体的“新陈代谢”。

“绿色复苏”的构想

推动绿色复苏或者拥有环境对策技术的“绿色技术”企业的启动的构想，在欧洲的新冠病毒疫情中，其影响力得到了提高。关于环境问题，可以说世界的价值观变化在2015年以后就出现了明确的行动和措施。同年9月，联合国峰会采纳的2030年要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不但事关发展中国家，也把发达国家拉进去，同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缔约国会议上签署了控制地球温暖化的《巴黎协定》，两者在与更早以前就开始推进的“从环境､社会､统治的角度追求企业成长 (ESG)》的理念合流了。

绿色复苏政策把这些已固定下来的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融入了未来的经济战略当中，并努力追求新的成长。这也是新冠病毒以前就出现的趋势以新冠病毒疫情为媒介“加速”的产物。

后新冠病毒的世界将通过这种“加速”措施，促使国家和产业、企业引导世界。

最后谈论一下全球化的反作用，首先可以说的是，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动摇。尤其是日本，对内直接投资与GDP之比已下跌至世界下游。国内经济、社会的全球性化在全世界也明显落后于他国。

另外，也存在过于依赖中国、日本企业应当回归本国、及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ASEAN各国等议论，但接下来重要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低成本产品的生产。关键不应当是获得适应信息化时代､技术革新时代的新技术和知识，同时确保推动创新的全球性“价值连锁(GVC)”吗？如果是这样，就不单单是向低工资国家拓展供应链，与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协作也将很重要。

后新冠病毒的世界,尤其是对日本来说,并不是与过往方向不同的新变化的开始,而会是变化的“加速”时代吧。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