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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期 ,经济  2020年6月16日

袭击日本经济的新冠病毒危机:阻止需求、供给、收入的前所未有的复合性危机

小峰隆夫

大正大学教授

 

新型新冠病毒病毒感染症带来的经济危机(以下称为新冠病毒危机),无论是级别还是应对困难程度都是史无前例。在撰写本稿时间(2020年4月上旬),这场新冠病毒正在肆虐,形势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虽然还不知道其全貌,但以至今为止的信息为基础,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新冠病毒危机对日本经济所带来的课题。

事态的突变和下滑的程度

小峰 隆夫(大正大学教授)

新冠病毒危机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点是2020年3月以后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如后所述,复合性的负面影响正在向日本经济袭来,很多人对景气的看法也随之改变。

例如,政府月度经济报告对经济景气的认识显示,从2013年7月以后,虽然有附带条件,但仍继续判断为“缓慢恢复”,但是在今年3月的报告显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的影响,眼前景气济被大幅度地压低,形势严峻”。一改“恢复过程”的判断为“景气相当不好”的判断。

民间经济学家第景气的判断也骤然下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ESP前瞻调查”每月对第一线的民间经济学家实施有关经济前景的问卷调查。在这项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景气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吗?”最新的景气转换点是2012年11月的景气之谷,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的经济学家就是判断景气已经越过高峰,也就是说处于衰退的局面。从结果来看,截至2020年2月,回答“是”的人有8~13人(17-38%),3月增加到了29人(88%)。随着新冠病毒感染的扩大,官方和民间对经济形势的认识骤然变得严峻起来。

第二个特征是经济下滑幅度巨大。因为还没有收集到经济数据,所以不知道其全貌,但毫无疑问会成为战后最大的历史性衰退。今后我们应该会亲眼看到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惊的经济状况。

下面,通过实际GDP的动向来预测一下经济跌幅有多大。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于4月7日向七都府县发出紧急事态宣言,并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了紧急经济对策后,实施了追加调查。根据特别统计结果(4月9日公布),第一季度GDP的平均预测为-4.1%(实质上为同比率,以下相同),第二季度为-11.1%。这个数字已经显示跌幅巨大,但实际情况更严峻。一期前的19年第四季度出现了大的跌幅,那是因为在那之前的第三季度,在临近提高消费税率(由8%到10%)前出现紧急需求所产生的反作用。也就是说,第四季度期间GDP和紧急需求份大幅下降。与这些数据,还是连续二季度都是负数,可以说下跌程度真的是超乎想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令人震惊的特征。

需求、供给、收入的复合型危机

新冠病毒危机的第三个特点是容需求、供给、收入的复合型危机。

从外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带来很大影响的危机有几种类型。一个是需求危机。2008年雷曼危机时,日本的金融并没有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减速,出口大幅减少,2008年、2009年的增长率连续两年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需求突然减少所致,是典型的“需求危机”。

这次的新冠病毒危机,也有需求危机的一面。具体来说,在发生初期,以中国访日游客为中心外国游客的减少。2020年第一季度访日的外国客人数量比去年减少了51.1%。其中中国游客减少了52.9%。4月以后的数据目前还没有统计出来,估计将会更少。访日游客的减少,在GDP中表现为“旅游服务出口”的减少。另外,3月以后,从防止感染的观点出发,对外出进行自我克制,在外吃饭和休闲支出等个人消费大幅减少。4月7日发表紧急事态宣言,随之这些消费更将下降。

作为危机的类型,还有一个供应危机。在二次石油危机(1973年和79年)的时候,石油的进口价格第一次危机是到4倍,第二次危机达2倍。石油被誉为经济的血液,一旦价格上涨,很多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这样下去失去了利润空间,出现生产活动低迷。由于供给方突然产生成本上升的原因,是典型的“供给危机”。

新冠病毒危机,也有很大供给危机的一面。近年来,世界的制造业使零部材料、零部件等采购形式多样化,在制作一个产品之前,很多中间产品都多次穿越国境。形成所谓的全球供应链。位于其中心位置的是中国。然而,中国的生产活动却因为新冠病毒事故而停止。供应链在一个地方被切断的话,整体就无法运转。日本制造业在减少中间商品出口的同时,因为不能进口必要的中间产品,所以即使有需求也无法供给。

而且,新冠病毒危机也带来“收入危机”。这是新冠病毒危机的最大特征。上述访日游客减少、消费者休闲活动减少,再加上出差、活动、宴会的自我约束,相关行业的营业额和企业收入都面临减少。在个人层面上,也有因为打工机会减少、临时工被解雇等原因收入突然大幅减少。

最后第四个特征是,在对应传染病的过程中带来的危机。这也和下面叙述的政策对应问题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限定的对应政策

对于新冠病毒危机这一大国难,应该采取什么经济政策呢?通常情况下,对于需求危机,需要出台财政金融方面的刺激政策。这个时候供需差距往往作为标准。这是经济的现实需求和潜在供给能力的差距,如果是正,则是需求过旺(供给不足),如果是负的话就是需求不足(供过于求)。日本的供需差距(内阁府推算)虽然在2017年以后有了少许增长,但(2019年第三季度+0.5%),第四季度一口气减了1.5%。考虑到今后预想的GDP下降,供需差距应该是很大的减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民间议员指出,在3月31日提交给咨询会议的资料中,第一季度的供需差距,有可能扩大到20兆日元左右,4月以后有将进一步扩大。不是“有可能”或“恐怕”的程度,而是“无疑”的程度。

在供应危机的情况下,短期内很难恢复供应力,因此需要通过所谓的增长战略,来提高经济的基础增长力的政策。

但是,关于这次的新冠病毒危机,不能刺激需求,强化成长战略。原本,需求和供给水平下降是为了防止传染病的蔓延。这是左右人们生死的问题,所以优先度非常高。即便为了防止经济恶化,也不能放松传染病对策。在传染病威胁持续的期间,既不能追加公共投资,也不能通过减税刺激消费活动,或降低利息(几乎没有那个余地)来促进企业的投资。因为经济活动受到刺激的话,感染症就会扩散。也就是说,不能防止上述从未见过的严峻经济下滑,得出稍稍令人震惊的结论就是只能袖手旁观。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应对收入危机了。对于家计和经营者突然的收入下降,政府如果什么都不采取措施的话,企业就会倒闭,失业者也会增加,不仅是一时的打击,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对经营者来说,为了更容易获得附加融资,对个人来说收入补贴是有效的。但是,这是金融措施和收入转移,因此GDP不会增加。

政府紧急经济对策的评价

响应这样的政策要求,政府于4月7日决定了紧急经济对策。对其评价的议论有很多,在此就不再赘述,但是我认为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所以既然决定了就请尽量迅速有序地实施。说实话,在紧急时刻也不想对政府的政策提难题。以下是我的主要评价要点。

第一,如何评价对策的规模。此次的对策,事业规模约为117兆日元(4月20日变更),约占GDP的两成。这比雷曼危机时的对策项目规模(2009年4月实施的56.8兆日元)略高,成为了超过很多人预想的巨额对策。从专业性的观点来看,这个事业规模,伴随预算措施的政府支出(所谓的真金白银部分)和除此以外的部分——收入的补贴,税和保险费的支付延期,过渡融资等性质的不同的事业混杂在一起,统统把这些加在一起没什么意义。但是现实中,这个事业规模作为对策的象征性数字被认知,并被广泛报道,政府采取了相当大力度的对策,为了得到国民的信赖,也很重视数字规模。从这个观点来看,准备了117万亿日元的事业规模的对策,我觉得可以高度评价。

但是,对于为了在感染症结束后实现V字恢复,针对观光业、饮食业等采取支援措施这一点有疑问。确实,休闲活动和外出就餐的需求在减少,但这并不是因为消费欲望衰退,而是为了预防感染症。如果环境允许的话,想外出的欲望反而增强了,这应该是所谓的“被压抑的需求”,所以即使没有政策上的支援,只要感染症平息,消费也会急速恢复。

第三,政府支出、税等财政方面的对应。财政支出增加了48.4万亿日元(4月20日变更)。但是,这里面也包含了已经决定好的对策,新追加的是38.1万亿日元。其中,国家的一般会计部分为25.7万亿日元,其财源全部为国债。再加上由于纳税延期等导致税收下降,国债会进一步增加。本来在发达国家中财政状态就最差,将进一步恶化。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财政刺激应该限于雷曼危机时期那样的非常时期,平时最好是考虑财政健全性来进行政策运营。但这次危机超过了雷曼危机,期待财政刺激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扩大财政赤字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另外,在这次危机中,不仅在野党,自民党内部也有意见认为,应该降低消费税率(或暂时废除)来帮助补贴收入。但这次的对策中没有提出这点,我认为理所应当,是正确的对应。关于消费税率的下调,在引进减轻税率制度时,很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反对的理由,这些理由也能适用在这里。也就是说,收入越多的人支付的消费税也越多(因为消费金额多)。如果降低了消费税,收入越多的人就越有好处。另外,政府将当初的“面向减收户提供30万日元补贴”修正为“无收入限制,国民每人支付10万日元”。乍一看,对高收入者也发放10玩日元这一点上似乎缺乏公平性。但是,比起降低(废除)消费税率,分配收入更公平。当然,给真有困难的人补贴是最好的办法,不仅很困难去划分界限且花时间,采取一律支付的方式也可以算是次善之策。

思考冠状病毒后的经济社会

以上,通过新冠病毒危机阐述了日本经济所面临的课题,其内容不得已都是从短期的视点出发的。但是,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新冠病毒危机总有平息的一天,和平时期又会再来。关于回归正常后的课题,列举如下。

第一,财政金融政策的中长期性课题要回到初始阶段。在金融方面,2012年末以后的安倍经济模式下,志在摆脱通货紧缩。从2013年4月开始,在黑田东彦日银总裁的领导下推进了异次元宽松政策,进入了负利率、控制收益率曲线等未知领域。但是,与通货紧缩的斗争也将重新开始。根据上述“ESP前瞻调查”的特别统计结果,消费者物价指数(除了生鲜食品以外的综合)的前年比上升率(除去消费税率提高的影响)在2019年第四季度处于正区域,但到2020年第一季度以后进入负区域,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预计将下降0.8%。物价再次成为负值,被迫要重新审视摆脱通货紧缩的战略。

财政重建路线也以更加严峻的形式回到原点。政府目前的财政重建目标是“到2025年为止,国家和地方合起来的收支平衡的盈余化”和“债务余额与GDP比的稳定下降”这两点。但是,关于前者,即使是基于相当乐观的经济预测来计算,也很难实现2025年的目标(根据内阁府的估算,即使在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到2025年GDP比也会有0.5%的收支平衡赤字)。由于这次的危机,国库支出扩大,税收减少,眼下的增长率也大幅减速,所以一切都要重新来过。

第二,要致力于这次新冠病毒危机中浮现出来的结构性课题。新冠病毒危机后的很多事情中,有一时的、短期的,也有结构性的、长期的。

今后我们将从现在所面临的现象中分辨出表示结构性的课题西,并摸索解决其方法。关于这一点,我也打算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再看看同样的病毒袭击日本时该如何应对,如何推进远程工作,如何在医疗·教育现场实施IT技术,如何应对对中国依赖度很高的供应链等很多课题。在不久的将来,政府、企业、家计都要根据新冠病毒危机的经验,重新设计今后的道路。

[译自《中央公论》2020年6月月刊(特集:脱·新冠病毒危机〈日本的选择〉),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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