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庆一郎

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项目主任、庆应义塾大学客座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与人类的较量可能会趋于长期化。3月份，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安德鲁·阿托克森和美国西北大学马丁·艾肯鲍姆教授先后公布了论文，采用传染病暴发模式（SIR模型）在经济学上进行估算。他们认为，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死亡人数，在未来的约18个月内，欧洲和美国都有必要继续限制国民的行动，包括目前严格实施的外出禁令等。

由于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日本，因此，在为期一年或更长的期间，将有必要实施比目前更为严格的行动限制。

即使在危机结束之后，新型冠状病毒也无法根除。可以预见，为了预防感染，人们将时常保持与他人的距离，并注意手部的清洁，这将成为人类的日常。外出就餐和旅行将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视作随意的活动，心理上的“门槛”会有所提高。

餐饮业和旅游业在产业规模上将大大缩小，在线服务的新业务将不断涌现。如学校课程、医院门诊、企业谈判等，所有沟通环节全部转为在线，而远程办公将成为许多职业中普遍的基本工作形式。此外，产业和社会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如居住和就业地点在地理上将会变得分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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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契机，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主义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全球趋势可能会出现逆转。

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个人的行动将会影响到周围其他人的生活，因此人们将不得不重新认识由较近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共同体”。随着国家和地区社会的纽带变得更为稳固，全球主义将会减速。我们将置身于除了相互帮助别无他法的状况，不得不将个人自由暂时收起来。

在这种心理下，社会凝聚力变得更强，在完善社会保障以支援弱势群体方面，将更容易达成共识。可以预见，其结果将是贫富差距进一步得到调整。这与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教授的观点有着相同的结构，他认为在战争中变得更为团结的社会里面，人们达成对高收入群体课以重税的共识，因此贫富差距会逐步得到调整。

那么，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之下，财政和社会保障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次的危机凸显了非正规雇佣和自由职业者工作方式存在的各种差距。原先以多样化的方式从事工作的人，因预防传染病的规定而被限制行动并失去了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人呼吁国家应当用现金补助为他们提供生活支援。

为了向需要的人群提供所需金额的现金补助，政府必须迅速掌握需要救助的对象，这要求政府动态掌握个人的收入信息。而公众舆论可能会发生变化，会有更多的人认为，与个人隐私相比，必须重视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而政府掌握信息正是该政策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创建一个类似于英国的系统，将帐户信息与“个人编号”挂钩，充分利用IT来动态掌握个人的总收入和金融资产。如果可以实现，便可以及时以现金形式发放用于对抗传染病的补助金。而且在危机过后，该系统仍将充当新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础设施并发挥作用。

不管工作方式的形态，对所有人由政府确保最低收入水平，政府推行这样一种补助制度（基本收入）也是较为现实的选择。这样，有可能以传染病危机为契机，创造出调整二战后在发达国家产生的贫富差距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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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的冲击也将改变产业结构，在未来几年里，许多公司将被迫转换业务。例如，如果要将公司的业种从饮食业转变为在线业务，就需要风险投资，也就是资本性质的资金。对中小企业而言，以资金周转为目的的融资毕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的是资本。

日本政府已经通过了紧急经济对策，决定向中小企业发放不超过200万日元（自由职业等个体经营者为100万日元）的现金补助，也就是送钱。但是，相比赠送现金，如果改为“出资”，也就是当指定的企业在重振经营时，出资方可以获得分红，这样的方法应该更容易获得纳税人的理解，而且金额也可以提高。

此外，日本的企业部门整体上都有剩余资金，拥有巨大金额的内部储备。正如Misaki Investment的中神康议总裁所指出的那样，让拥有丰富资金的商业公司收购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下处于困境的中小企业，然后由政府和公共金融机构运用公共资金参与出资，我们应该可以创建这样一种框架。因为通过收购方商业公司专业人员的审核，也有助于防止道德风险（道德缺失），这将比现金补助更为有效。政府所持的股份可以做成信托，只要不行使议决权，对经营而言也能保持中立。

由于传染病危机将耗尽特定行业的资本性资金，因此有必要以不破坏股票市场自治的形式，使用公共资金提供资本扶持。

对于个人而言，如果传染病危机持续时间长达1年以上，仅靠政府方案（每户30万日元的现金补助）将无法重建生活。另外，目前国民正直接面临生活的危机，所以应该省略所有预先的手续和审核，采用能确保现金马上发到每个人手上的制度。这笔钱是重建国民生活的风险投资，可以说是一种“出资”。

随着传染病危机的长期化，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生活，需要持续约一年、每月获得10万～15万日元的补助金。在此期间，申请补助的人士冒着换工作或创业的风险来重建生活。假如政府向一部分人赠予大量现金，那么这种政策将很难得到纳税人的理解，但如果这是出资，那么以后将可以拿到“分红”，感觉更容易被接受。

从形式上讲，对个人的出资可以采用“附带与收入挂钩的回笼条件的现金发放”形式，通过跟今后的收入挂钩来实现资金回笼。首先，对自发申请者提供持续一年的生活资金，而且无需审核，也不附带条件。三年后开始在年终调整和年度纳税申报时，在所得税基础上追加征税。这一操作将实施多个年度。只要确定适当的追加征税金额，实质上就能收回当初发放的补助，而且附带利息。

那些在获得资金发放后成功地重建生活、获得高收入的人士，政府将从他们那里收回全部金额的投资。而另一方面，如果仍是低收入者的状态，那么就给予免税。通过个人编号管理发放制度，就能实现这一操作。这是实质上的出资，目的是由政府分担个人风险。同时，这种做法是向需要的人发放需要的金额，并在事后通过与收入挂钩的追加征税实现其公正性。

 

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实际增长率和自然利率

（来源）Lukasz Rachel、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论工业化世界的长期停滞》（2019年）

 

从宏观上看，这场危机可能会终止全球范围以过度储蓄为背景的“低利率和低通胀”这一近年来的全球趋势（也就是所谓的长期停滞，见图）。为了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将在世界范围实施大量的财政支出，过剩的储蓄将会减少。在新冠肺炎危机后的世界，利率可能会正常化并回到1980年代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都将背上预料之外的巨额债务。根据历史经验，“如果政府债务增加到一定程度，将导致通货膨胀”。那么，也许将在全世界开始一场财政性通货膨胀的试验。

 

本文经过笔者和日本经济新闻的同意，由Discuss Japan翻译转载。原文刊载于日本经济新闻2020年4月15日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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