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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5月20日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社会课题

小岛明

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

 

小岛明教授

关于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中旬对数据进行大幅度下调,将仅在3个月前发表的增长3.3%下调到负3.0%。但是,这也是以今年下半年能抑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经济活动回归正轨为前提。IMF甚至开始使用了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这个词。

最被期待的还是要尽早开发出特效药,但是也必须设想传染规模可能会持续扩大,或者有第二波、第三波的蔓延。

今后要切实应对当前的状况,为此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非常重要,但同时考虑新型肺炎危机结束后的经济、社会、国际关系会何去何从,如何应对也至关重要。因为这次新型肺炎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完全不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对“金融资本主义暴走”的一个调整,也限于一部分地区。而这次的危机是全球性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严厉打击,迫使产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其范围波及全球经济和整个人类社会。

让我们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规模的历史性变化和变革。包括IMF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都是从战争期间讨论的战后构想中形成的。也有人认为新型肺炎危机是全球规模的“战争”。正因为如此,有必要从现在开始研究疫情之后的世界问题。

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强调新冠肺炎危机影响之大的同时,认为这个危机是历史的分叉点,可以划分为新型肺炎危机前时代和新型肺炎危机后时代。

疫情后时代有让人担忧之处。新型肺炎因全球化而被极度传播,或者将此作为原因从而憎恶全球化,说不准各国将会陷入相互不信任,倾向本国中心主义。事实上各国已经强化了国境管理,造成国境封锁局面。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美中围绕霸权展开的对立,将进一步激化。

但是,现在需要的是,世界相互合作应对危机。进行共享疫苗开发的信息、共同开发、进行多种医疗合作至关重要。世界畅销书《人類大歷史》等书作者希伯来大学教授乌瓦尔・诺亚・哈拉瑞说:“传染病自古就存在。中世纪,鼠疫从东亚蔓延到欧洲。如果没有全球化,传染病就不会流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回到石器时代。”

另外,令人担忧的是在疫情中发动的国家强权在疫情过后依然存在,会助长威权主义气焰。哈拉瑞教授在这一点上鸣起警钟,“与传染病做斗争时,使用新技术进行监控是必要的,但是可以采用民主主义的、平衡的方式进行监控。最好不给予警察、军队、治安机关监控的权限,设置独立的保险机构来监控,让其保管数据。但在独裁体制的国家监控只是单向通行。”

很多国际政治专家都忧虑“国家”的复权,这样会形成本国第一主义。

如果倾向孤立的国家主义的话,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秩序会变成什么样呢?领导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美国现在是“完全没有干劲的帝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倾向于保护贸易主义,在新冠肺炎危机肆虐中需要国际合作的情况下拒绝向WHO提供资金。另一方面,毫不掩饰充满“干劲”的新兴大国中国,通过彻头彻尾地监视和统制,在渲染说成功地处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通过医疗外交来要提高本国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中国并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具有明确世界秩序理念的“真正大国”。世界就像在所谓的无重力空间流浪一样。

1个世纪以前西班牙流感的时候,危机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杠杆。1921年在联合国设立了保险机构(LNHO),并发展成今天的WHO。这样的国际合作,国际关系的组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花结果,支撑了自由的国际秩序。讽刺的是,如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所表示的忧虑那样,“从西班牙流感开始的自由国际秩序可能会因新型肺炎危机而迎来终结”。

各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有可能更加严重。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社会从产业结构到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需要面临着根本性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以新冠肺炎危机之前就开始蔓延的本国中心主义、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虚假新闻的泛滥而引起的舆论扭曲等的背景下,为了不辜负各国期待的“合作”和“协调”,而走向“对立”和“分割”,从现在开始就疫情后时代的种种问题,进行好好探讨至关重要。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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