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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期 ,社会  2019年3月20日

正宗的日本研究不在日本 掌握了草体汉字和汉文训读的竞争对手

“日本研究”究竟属于谁?

松田宏一郎(立教大学教授)

日本学术振兴会有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该协会提供研究经费的学术领域。“日本研究”并未列于其中。在“地域研究”列表中,可以看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中亚”等关键词,但同样未见“日本”一词。在日本国内,名称中冠有“日本研究”四个字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确实存在。笔者曾经与这些机构进行过合作研究,深知这些机构为获得研究经费所付出的辛苦。笔者在此并不是想批评在日本国内“日本研究”被严重忽视,只想澄清一个事实。如果很多读者(包括专业的研究者)认为从事日本研究工作的人大部分是国外的观察者,这实际上是制度所导致的误解。

笔者曾在国外进行研究工作,参加学术会议,并与国外的研究者共同著书。在此过程中,对于近年来日本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简单的观察。笔者希望通过分享这些见闻,对于这种将日本研究分为“国内”和“国外”的错误认识进行澄清。笔者的见闻和体验主要来自多次在剑桥大学进行的长期研究工作,在欧洲数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的合作研究工作,在世界各地参加的关于日本和亚洲研究的学术会议,国外的学位论文和专业杂志论文的审核工作,以及笔者担任立教大学国际交流负责人时与国外大学所进行的交流活动。尽管许多大学教师也有类似的经历,但这些人大部分从事的是技术、医学、商业等领域的研究工作。笔者的专业是德川时代(江户时代 1603-1868年)和明治时代(1868-1912年)的政治思想,因此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研究的现状。另外,虽然笔者对于韩国和台湾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但本文将只考察欧洲、澳大利亚和北美等英语国家的日本研究活动的现状。

国外日本研究的水平

大约二十年前,笔者在剑桥大学卡莱尔学堂工作过两年。在此期间,笔者有幸参加定期在剑桥大学东方学院举办日本研究讲座,并做了报告。同时,还在芬兰举办的欧洲日本研究协会(EAJS)的会议上邂逅了许多年轻的研究者。以此为契机,笔者开始努力用英语在各种与亚洲和日本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并且开始用英文写作。后来,又在EAJS、澳大利亚和北美的亚洲和日本研究的学术会议上从事报告摘要的审查工作。有兴趣的人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世界各地每年都举办为数众多的日本研究学术会议。如果日程和预算没有问题,则每年都有机会参加几次大大小小的此类会议。在日本国内,日本亚洲研究学会每年也举办年度会议。笔者曾在2002年担任该会议的组委会成员,主要担任审查员,另外还组织过专题讨论。

一直以来,笔者都通过阅读书籍、论文等关注英语国家中关于德川、明治时代思想的研究情况。2000年前后,笔者与国外的日本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发现国外研究者的学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正在写博士论文或者刚毕业不久的国外年轻研究者明显受过专业的训练,表现出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们不仅可以读懂艰涩的史料,而且其论文的内容也融合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仅就政治思想领域而言,以前的西方研究者认为,只要阅读丸山真男著作的英文版本,就可以大致了解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现在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已经寥寥无几了。许多来自英语国家的留学生不仅能够阅读汉文的原始史料,还能够用日语撰写关于德川时代思想的博士论文。上一代的日本研究者通常都是首先钻研现有的英语文献和日语二次文献,然后在日本导师的帮助下,用英语(或大学时使用的语言)撰写论文,最后获得学位。而这一代的研究者完全不同了,他们与在日本大学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者处于同等的水平。

另外,国外大学的日语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已经逐渐能够满足高水平研究的要求。有些大学或研究团体针对研究生和在职学者举办研讨会,研究草体汉字和汉文训读方法,或者解读语意艰涩的活字史料。笔者就曾经在澳大利亚的一次讲座中,向与会学者们解释了伊藤博文(1841-1909年)《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中使用的词语的典故和措辞方法。

在这次讲座中负责讲解日本文学语法的是在悉尼大学任职的法国人Olivier Ansart和Lionel Babicz。前者从事荻生徂徠(1666-1728年)哲学研究,后者从事日本和法国殖民地统治比较研究。他们所使用的资料是日语资料,但是用英语讲课。作为大学教授,两人不断努力阅读原文史料,以维持其学术水平,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失去在学术界的一席之地。

研究者教育

从学会的课程和报告申请书的内容来看,不出所料,日本的电影、动漫和亚文化比较有人气。除此之外,还有武道、社会性别、饮食、生活习惯等内容。许多年轻人正是从这些领域开始关注日本,然后在大学里选择学习日语或日本研究专业。许多日本研究课程只是对于图片资料进行分析。这样的课程容易进入,但难以具有独创性。尤其是博士水平以上的课程,仅仅进行图片分析是难以为继的。

对于大学而言,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对日本感兴趣、希望从事日本研究的年轻人中找到合适的人选,并通过学术途径将其培养成能够阅读原文史料的下一代研究者。在日本,历史、思想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只能靠自身努力,而国外由于对人文学科的人材有较高的期待,因此大学也认为使用政府资金来培养此类研究者是其本职工作。与这样的大学进行交流时,可以感受到一种良性的刺激。在剑桥大学、莱顿大学等欧洲、澳洲的大学,博士生导师会竭尽所能帮助学生获得研究经费。这是因为,培养出博士水平的研究者不仅是导师的成绩,也会提高其所属部门的地位。这种情况与日本的理科研究室相类似。

当然,获得日本研究专业博士的人材并不会全部成为大学教员。对于在英语国家获得学位的人而言,在世界各国有较多的职位可供选择,但是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这些职位很少是终身职位。许多博士学位获得者并不能找到研究职位。这一点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能够阅读日语古籍、经常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的人材而言,机会还是相当多的。他们有的成为图书管理员,有的从事专业书刊的编辑或研究工作,还有的在媒体或企业找到了用武之地。将来,在日本研究领域,日本国内的研究生将不得不与这些人竞争。

在获得了研究经费以后,从事日本研究的研究生必须要去日本留学,因此需要与日本的大学保持联系。笔者担任立教大学国际交流负责人之时,曾经与许多国外大学的友人建立交流关系。但是,双方在互派研究者水平的留学生方面,总会有不能满足对方要求之处,事情的进展也非常缓慢。

如果对方派遣的是本科生,其留学目的仅仅是学习日语或者了解日本的大致情况,则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日本的日语教育课程和教育体制比较完善。但是,如果对方大学具备日本研究课程,派遣的学生是为了取得博士学位的的研究生,则比较困难,因为日本的研究者教育课程(包括教师组织)还不够完善。虽然在相关研究领域,日本也有许多国内外知名的教师,但从大学制度来看,还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

“逐渐摆脱“日本”魔咒的“日本研究”

笔者比较熟悉政治思想领域的研究情况。从与该领域相邻的近代早期思想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研究的发展,首先可以发现在当前的日本研究中,关于近代早期思想的研究比较充实。例如,笔者的朋友Kiri Paramore教授(莱顿大学)仔细解读了近代早期日本儒学家的汉文史料,撰写了关于日本及东亚整体思想发展的著作。David Mervart(马德里自治大学)考察了17-19世纪全球经济社会的变化,并对于德川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

另外一个现象是,利用多种语言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有所增加。例如,桑德拉·威尔逊教授(马德里大学)和顾若鹏教授(剑桥大学)对于战争犯罪复杂的判决过程和相关国家的认识进行了实证研究,约翰·查尔斯·史乐文教授(香港大学)对于关东大地震的社会、国际影响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研究是关于亚洲主义思想和运动对于日本国内外的影响。在这方面,笔者也分担了一些研究工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被汇编为日本的亚洲主义关系史料集,并由萨勒·斯文教授(上智大学)和克里斯托弗·皮尔曼教授(帝京大学)编译成英语。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者通过家庭、性、工作等日常生活的角度对于日本人的意识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者长期居住在日本,其关注的不是日本整体,而是某些特定的地区,并且使用了非常罕见的史料,对于相关地区的特点和多样性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如此看来,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更像是一个记忆的集合体,是被称为“日本”这个地区的居住者的经验、观察结果和思考的总和。这种情况并不仅仅见于国外的日本研究领域。日本国内的研究者也认识到,仅凭日语史料的研究和国内的交流已经无法与国外的研究者相抗衡。

随着研究主题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多样化,“从国外的角度来研究日本”这种学术标签已经没有意义。同时,研究的目的也不再是发现某种“日本”的特点或者探求日本的国家特征。笔者对于这种趋势表示欢迎。

但是,笔者曾经审查过用英语写作的日本研究杂志的投稿论文、学会报告和学位论文,发现国外的日本研究存在一个问题。日本研究与其它地域研究之间联系紧密,具有相当强的跨学科特点。但是,作为一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笔者发现国外的日本研究者在思想史、哲学史方面的知识和训练水平都相当肤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欧美的日本研究学者相比,日本的思想研究学者对于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和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更加了解,也更清楚研究的趋势。另外,在儒教思想、中国和朝鲜的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方面,日本的研究水平更高。如此看来,如果想同时了解西方思想和中国、朝鲜的思想,使用日语要比英语更加简单。在这方面,日语作为一种学术语言,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来自非英语国家(德语、汉语国家等)的年轻研究者进入日本研究领域,在不远的将来,这种优势可能会丧失。当前,应该充分利用日语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优势,不断推出在日本研究领域和其它领域均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不仅需要研究者个人的努力,同时还需要改变教育制度设计和经费扶持。

[译自《中央公论》2019年3月刊,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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