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司马辽太郎（1923—1996年）逝世30周年。时隔如此之久，司马的作品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坂上之云》以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为题材，累计发行量达1970万册；以坂本龙马（1836—1867年）为主线描写幕末动荡的《龙马来了》，累计发行量更高达2500万册。

司马作品拥有大量工薪阶层读者，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文艺春秋》^[1]（1996年5月临时增刊号）刊载了许多财界和官界人士的文章，他们从年轻时起便一直喜爱阅读司马的作品。商业杂志《President》在司马去世后，于1996年4月号推出专题特辑，次年又出版了《临时增刊 司马辽太郎走天下》。由此可以看出，在企业和政府机关工作的读者相当多。

然而，仔细想来，司马的历史小说其实并不算容易阅读。作品中常常以“闲话一句”为引子，在各处穿插历史背景的解说。即便这些内容是对故事本身所处时代的说明，倒也罢了，但司马往往还会将相关时代与亚洲史、西洋史进行对照，或与昭和史、近代史进行比较，有时一写就是数页。对读者而言，正当自己沉浸于主人公纵横驰骋的故事之中时，突然插入一段“历史”解说，反而会打断阅读时的投入感。更何况，这类“历史”知识与工薪阶层的日常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如此，他们为什么还是会拿起司马的作品来读呢？

另一方面，司马与学术界也有着许多接触。他与山崎正和（剧作家、评论家，1934—2020年）、高坂正尧（国际政治学者、历史学家，1934—1996年）、网野善彦（历史学家，1928—2004年）等人的对谈并不少见。刊载本文的《中央公论》^[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收录了约10司马与大学知识分子的对谈。山崎正和曾说：“只有和司马先生的对谈，我总是会欣然接受，甚至有种迫不及待地想答应的感觉。”他还谈到自己对司马“丝毫没有卖弄学问的痕迹，却拥有令人惊叹的渊博知识”深受感动（《司马辽太郎全集月报》第23卷）。鹤见俊辅（哲学家、评论家，1922—2015年）也如后文所述，对司马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既有细节，也有大致的描绘，两者兼而有之。而且，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司马辽太郎的世纪》，斋藤慎尔〔1939—2023年〕主编）

不过，也有不少历史学家对司马的历史认识提出质疑。例如，历史学家中村政则（1935—2015年）的《如何看待近现代史——质问“司马史观”》（1997年），以及历史学家原田敬一的《〈坂上之云〉与日本近现代史》（2011年）等，就是其中一例。

司马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在研究机构任职的研究人员。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受到历史学家的批评？从一般意义上说，专业研究者去批评一位历史小说家，似乎多少有些“不够成熟”。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司马是作为一个值得批评的对象而受到“评价”的。

这样看来，司马的作品和言论跨越了工薪阶层的大众阅读文化与学术界之间的界限。那么，为什么司马能够成为连接两者的存在？促成这一现象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下面将对此进行探讨。

便携式的大河剧

司马辽太郎的主要历史作品大多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其发行量最大的《龙马来了》（全5卷）出版于1963年至1966年，其次是《坂上之云》（全6卷），出版于1969年至1972年。此外，还有《功名十字路》（上下卷，1965年）、《新史太阁记》（“太阁”指丰臣秀吉〔1537—1598年〕）以及《峠》（均分为上下卷，1968年）等作品。从这些作品的出版时期来看，可以认为它们与日本的高度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不过，真正被长期持续阅读的，并不是这些单行本，而是文春文库、新潮文库、中公文库等文库本。不同于单行本^[3]，长期陈列在书店书架上的文库本不断吸引着新的读者。而司马作品陆续被收入文库，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所谓的“昭和50年代”。当时正值石油危机引发经济萧条、纸张短缺之际，各家出版社纷纷加大对价格低廉的文库本的投入。随着讲谈社文库、中公文库、文春文库等一批新的文库系列相继创刊，出版界迎来了“文库热潮”^[4]。

单行本改为文库本出版与携带的便利性直接相关。不同于精装的单行本，A6开本的文库本小巧轻便，即使站在车厢里阅读也并非难事。对于每天上下班需要花费较长时间通勤的工薪阶层而言，文库本显然是一种非常方便的阅读媒介。

除此之外，司马作品中穿插着大量“闲话”，这也使其适合在通勤途中阅读。工薪阶层在通勤时读书，始终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下车站，因此阅读必然会变得零碎而分散。然而，由于司马作品在各处穿插“闲话”，读者很容易找到适合暂时停下来的“段落”。主人公纵横驰骋的故事被“闲话”暂时打断，这一特点，恰恰暗示了它与通勤阅读之间的契合性。

如果将这一点与电影和电视的差异联系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虽然两者都是影像媒介，但电影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昏暗室内长时间凝视银幕，需要持续保持高度集中。与此相对，电视则置于家庭的生活空间之中，并不会让人完全脱离日常生活。家人可能随时搭话，观众也经常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观看。商业电视节目还会频繁插入广告^[5]。与电影不同，电视往往呈现出一种零碎、分散的观看方式。司马作品恰恰具有与这种电视特性相通的一面。考虑到司马的作品曾多次被改编为NHK大河剧^[6]——每周播出45分钟左右，持续一年，以较为细碎的形式推进故事——那么，收入文库的司马作品，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够在通勤途中随身携带的大河剧。

工薪阶层的“教养”

话虽如此，司马作品中散布着大量“历史”元素，那么，工薪阶层为什么会拿起这样的作品来读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养主义价值观的残存。所谓教养主义，是指通过阅读历史、文学、哲学、思想等人文领域的经典著作来陶冶人格的一种规范。自大正时期（1912—1926年）至20世纪60年代左右，这种价值观广泛存在于旧制高中^[7]和大学校园之中。在当时高等教育升学率还很低的情况下，“既然是精英，就必须读书、磨炼人格”这一价值观，在学生之间被默默地共同接受（竹内洋〔1942—〕《教养主义的没落》）。不过，这种价值观并不局限于精英学生文化。20世纪50年代，甚至连高中都因经济原因无法升学的劳动青年，也会拿起《苇》《人生手册》^[8]等“生活杂志”。这些杂志除了刊登他们的生活记录，还收录知识分子有关哲学、文学、历史的文章以及读书指南。无法继续升学所产生的郁闷和不甘，反而促使他们去探寻一种不逊于那些“升学者”的“教养”（拙著《“劳动青年”的教养文化史》）。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类价值规范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随着升学率不断提高，大学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大学纷争，反映出年轻人对大学的失望，以及对那种居高临下的“教养”的反感。然而，即使年轻人已经如此，对于那些曾经也是“年轻人”的中年人来说，对教养的憧憬仍然残存。司马作品大量被收入文库本的“昭和50年代”（1975—1984年），正是这一代中年人的人生阶段；他们年轻时曾经经历过教养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

当时企业社会的形态也与“教养”具有某种契合性。高速经济增长结束以及石油危机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困难，但企业对于通过大规模裁员来渡过难关仍持谨慎态度。被称为“总资本对总劳动”斗争的三井三池争议（1959—1960年），不仅给劳动者，也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局面，企业开始更多地采取调动岗位，而不是解雇员工的方式来应对经营困难。

在此之前，工人与职员的晋升路径并不相同。大学毕业生入职后几乎立即就能取得职员身份，而初中毕业的工人则往往需要30年以上才能获得相应的晋升机会，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然而，如果要进行跨越不同职种的大范围岗位调动，原有的晋升路径不统一就会成为障碍。因此，以学历和在职年限为基础，同时加入人事考核因素，逐步统一正式员工人事制度的做法，开始以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为中心广泛推广。

这意味着，劳动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不再通过磨炼制造、会计、销售等某一具体职业的专业技能，然后跳槽到待遇更好的其他公司；相反，他们在同一家公司内部辗转于各种不同的职种，逐步走上管理职务的晋升道路。在这种模式下，比起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更受重视的是“作为组织成员的人格”。而对未来有望承担领导和管理组织职责的预期，也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学习“历史（作为一种教养）”的意愿。

与此同时，大众历史热潮也开始兴起。《历史读本》（新人物往来社）的势头重新回升，《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和《历史与旅》（秋田书店）也于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创刊。1978年，商业杂志《President》也转向以历史人物为主题。该杂志除了刊登历史作家的随笔，还大量刊载历史学家的论述。此外，借“明治百年”^[9]纪念活动之机，日本各地开始推进地方史志的编纂；一度陷入低迷的大河剧，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收视率也开始回升。工薪阶层对“历史（作为一种教养）”的兴趣，同样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

“闲谈”成为主业

司马辽太郎在创作历史小说的同时，也开始大量撰写游记、评论和文明批评类作品，如《俄罗斯漫谈》（1986年）等。1974年，他还出版了《历史与视点》《历史中的日本》。1987年完成《鞑靼疾风录》后，他便搁笔不再创作历史小说，转而专心撰写历史论、文明论和游记。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街道漫步》（全43卷，1971—1996年）、《“明治”这个国家》（1989年）、《“昭和”这个国家》（1993年）、《这个国家的形状》（全6卷，1990—1996年）等著作。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司马在历史小说中围绕东洋史、近代史等展开的“闲谈”的进一步延伸。

司马开始频繁与知识分子进行对谈，也是在“昭和50年代”前后。他与山崎正和除了围绕“近代化的推动者——明治天皇”（《文艺春秋》1974年2月号）进行对谈之外，还在《中央公论》上多次对谈，例如“年轻日本的奇妙性格”（1977年1月号）以及“今天应该如何表现日本”（1977年7月号）等。1985年11月号刊载了他与古代史学者大林太良（1929—2001年）、森浩一（1929—2013年）的三人座谈《为什么是现在谈〈日本的古代〉？》；1988年4月号则刊载了他与网野善彦以《多样的中世纪形象与日本形象》为题的对谈。此外，他还与政治思想史学者桥川文三（1922—1983年）（《吉田松阴全集》第五、六卷月报）、比较文化史学者芳贺彻（1931—2020年）（《历史与人物》1978年4月号）、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文艺春秋》1970年6月号）等著名知识分子进行过大量对谈，涉及政治学、思想史、文化史、文学等广泛领域。

与跨学科知识分子的亲和性

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对司马给予高度评价。1972年，平川祐弘（比较文学研究者、评论家，1931—）、木村尚三郎（西洋史学者，1930—2006年）、芳贺彻等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教师聚在一起，举行了一场讨论《坂上之云》的座谈会。据说，他们一致认为：“很有意思。这样一来，日本历史学中固陋而偏颇的近代黑暗史观就可以被一扫而空了。”此前提到的司马与芳贺的对谈，也正是以此为契机促成的。司马与桥川文三的对谈也是如此。由于司马曾创作以吉田松阴（思想家、教育家，1830—1859年）和高杉晋作（幕末长州藩尊王攘夷志士，1839—1867年）为主人公的《世间日日》（全3卷，1971年），桥川本人也希望与司马对谈，最终促成了这次对谈（《司马辽太郎对话选集3》）。

从这些交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与跨学科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和性。山崎正和在从事文化史、文学史研究的同时，也从世阿弥（能乐创始人，1363—1443年）一直论述到现代文明，展开了广泛的文化批评，并参与了三得利文化财团的创立（1979年）。桥川和高坂虽然分别拥有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学这样的专业领域，但他们的兴趣同样具有跨越政治学、历史学和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性质。芳贺也是如此，他的兴趣范围从江户时代的兰学，到明治维新史，再到文学、艺术的比较史，十分广泛。

这些领域显然都与司马作品中的“闲谈”相互重叠：从古代史到近现代史，从中国、朝鲜、蒙古史到西洋史，再从文化史、思想史延伸至军事史、政治史，司马的兴趣范围极其广泛。

后来担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教授的芳贺彻，在与河合隼雄（心理学家，1928—2007年）和山折哲雄（宗教学者，1931—）的三人座谈中评价道：“司马先生的历史小说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其中总是存在一种历史观，或者说一种贯穿历史的大局观。在这个大局观之中，他又充分发挥人物细节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不断使这一大局观变得更加浓密。这一点实在是非常出色。”“真厉害啊，简直就像是一个人独自办了一所日文研。”（《中央公论》1996年9月号临时增刊）

日文研创立于1987年，其宗旨是“开展有关日本文化的国际性、跨学科综合研究，并为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者提供研究合作与支持”。它所追求的并不是深入研究历史学等某一个特定领域，而是融入跨学科和比较史的视角，从多个角度解读不同时代的“日本文化”。上述三位知识分子当时均担任日文研教授。司马的著作显然与这种具有跨学科性质、具有“日文研”特色的研究兴趣相通。

鹤见俊辅对司马的评价也与此相近。1995年与司马对谈时，鹤见说：“历史学系出身的人，即使是出于相当善意的人，终究还是太注重细节了。”“司马没有在大学的历史资料系里学习过吧。〔中略〕这一点反而很好。”他还这样评价司马：

我读司马先生的作品，尤其是《街道漫步》时，感觉他的作品虽然是用粗线条来描绘的，但既有细节，也有大致的描绘，而且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我觉得这是很少见的。我读过的优秀历史学家，大体上都具备用粗线条描绘历史的能力，同时又能够把这种能力与微小的细节、逸闻联系起来。〔中略〕我觉得，这或许是日本大学教育造成的问题。大学里的历史学系，总是把东西分割开来，不是吗？所以，他们缺少宏观的描绘。那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比如山路爱山（评论家、历史学家，1865—1917年）、柳田国男（民俗学家，1875—1962年）等，反而都是与大学历史学没有关系的人。

（《司马辽太郎的世纪》）

鹤见俊辅与《思想的科学》杂志以及日本战殁学生纪念会（和达实会）关系密切，被视为进步派知识分子；而高坂正尧曾担任历届首相的外交顾问，山崎正和则参加过大平正芳首相（1910—1980年）的“田园城市构想研究小组”，二人的政治立场与鹤见并不相同。当时日文研的芳贺彻等知识分子也经常被视为保守派。尽管如此，他们对司马的评价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高度评价司马不局限于狭义历史学的广阔视野。

与“战后历史学”的不协调

与此相对，司马与继承战后历史学传统的学者之间，则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距离。历史学家大江志乃夫（1928—2009年）在1977年的评论《论司马辽太郎〈宛如飞翔〉》中，一方面评价道：“司马先生通过投入极大热情进行细致的调查和采访，将这些对象描绘出来。”“他充分利用当地研究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亲自进行实地采访，在作品中将这些内容毫无虚构地融入其中。”

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疑问：“对于历史上留下确凿‘不在场证明’的真实人物，作家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无视这些事实进行创作？”由此表达了他对司马作品中史实与虚构相互交织的疑虑（《民主文学》1977年11月号）。

俄罗斯史学家菊地昌典（1930—1997年）也在《论1930年代》（1973年）中提出：《坂上之云》中那些作为精英人物手足而行动的普通民众，难道就应该被“民族国家胜利”的帷幕所遮蔽吗？而我们这些读者，十之八九最终都会成为枯骨，难道就应该轻易地接受这些精英的言论，把自己想象成风云人物、将军之类吗？他由此批评司马作品存在明显的英雄人物中心主义倾向。

不过，司马并非只关注“英雄”。在《枭之城》（1959年）、《风神之门》（1962年）等以忍者为题材的传奇浪漫小说，以及《霍然道顿》（1960年）这样的短篇小说中，他也描写了战国时代那些只能依靠自身技艺、试图在不受关注的社会底层世界中求生存的中下层人物。短篇小说《人斩以藏》（1964年）描写了剑客冈田以藏（1838—1865年）的悲哀。他饱受贫困折磨，试图凭借自己的剑术出人头地，却既受到倒幕派武市半平太的嫌弃，也遭到土佐藩上层的排斥，最终死于狱中。《新史太阁记》中的木下藤吉郎（后来的丰臣秀吉）确实最终飞黄腾达，成为“天下人”，但作品的大量篇幅描写的是主人公从幼年起便饱受贫困和无理暴力之苦，以及正因为如此，他试图通过“反抗社会”来改变封闭而不合理的社会秩序。

然而，人们很少注意到司马作品的这些侧面。不过，反过来说，在“昭和50年代”，针对司马作品的批评并没有严厉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从历史学界对司马的评价来看，赞赏与批判交织在一起，其模糊性十分突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历史学界才开始真正正面批判司马。

1996年司马去世后，包括《文艺春秋》《中央公论》等综合性杂志^[10]在内，各种媒体纷纷推出追悼特辑。司马再次成为“时代人物”。与此同时，自称“自由主义史观”的论者开始明显地高度赞扬司马的作品，尤其是《坂上之云》。随着冷战结束与战后5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重叠，日本开始受到东亚各地区对其战争责任和殖民责任的严厉追究。作为一种反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否定单方面谴责日本过去的“自虐史观”、并试图从近代日本历史中重新发掘一种“健全民族主义”的思潮。

描写日俄战争的《坂上之云》，被重新评价为能够通过“明朗的明治”恢复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的作品。这种动向反过来促使战后历史学界开始直接批判司马。近现代史学者中村政则（1935—2015年）在《如何看待近现代史——质问“司马史观”》（1997年）中，提到教育评论家藤冈信胜（1943—）所说的“司马史观对于重建历史教育究竟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并明确表示自己的写作意图是：“通过批判‘自由主义史观’的根基——司马史观，揭示其本质。”该书以篇幅短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写作和出版的岩波小册子形式发行，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日益壮大的“自由主义史观”所抱有的紧迫危机感。

专门研究日本近代史的铃木良（1934—2015年）也在《历史意识与历史小说之间》（1997年）中评论《坂上之云》，指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成为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战场的朝鲜、中国，当地民众的动向几乎完全被忽略。他认为：“完全不考虑朝鲜反日舆论的高涨，以及在压制这种舆论的同时推进朝鲜殖民地化的过程，我认为，这是司马先生认识这一时代时最根本的问题。”“这是司马为了不承认日本的侵略而进行的合理化。”

顺便说一下，铃木的这篇文章被收入《历史评论》（1997年2月号）的专题《近代史研究的未来》。该杂志编委会在说明专题宗旨时写道：“去年司马去世成为契机，新闻界掀起了一股司马热潮，同时也有人将自己的历史观称为‘司马史观’。”伴随着司马去世而兴起的“司马热潮”，以及“自由主义史观”的不断扩张，使历史学界切实意识到，有必要正面面对和重新审视司马的作品。

“黑暗昭和”的退居背景

不过，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司马描写幕末、明治时期的作品，尤其是《坂上之云》，而对他描写战国时期和中国古代的作品几乎没有提及。讨论司马，几乎就等同于讨论《坂上之云》。

进一步说，司马在《坂上之云》中也并非只描写了“明朗的明治”。作品中也有不少对“明治的黑暗面”的描写，例如藩阀政治的机能失调，以及政治、军队中僵化的部门主义等。更为突出的是其中所呈现的“昭和的黑暗”。即使在《坂上之云》中，也有大量“闲谈”通过与明治的“光明”和“黑暗”进行对照，对昭和时期的日本陆军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

司马在《坂上之云》中谈到1905年奉天会战所使用的野战炮技术水平低下，并从中看到了“对于机械力量在精神上的器量过于狭小”，以及“‘日本的话，达到这种程度也就够了吧’这种奇妙的自我设限”。他指出，这种倾向后来也被昭和时期的日本陆军继承下来，形成了一种“认为机械力量不足就用精神力量来弥补的华丽而狂妄的幻想——有如沉醉于茶道所追求的精神美——并不断沉浸其中的奇特传统”（《坂上之云》文春文库第7卷）。

对于昭和时期日本陆军试图以少数兵力的奇袭攻击来弥补兵力和物资不足这一弊病，司马也有所论述。《坂上之云》（文春文库第4卷）中写道：如果想到织田信长（1534—1582年）没有重复自己在桶狭间^[11]取得成功的经验，而是始终坚持集结两倍于敌人的兵力，并充分保障其补给，那么，对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陆军的首脑们，究竟是否还应该给予“专家”这一高度评价，恐怕都值得怀疑。

无论是将“明治”描绘得明朗，还是描绘得阴暗，其中都包含着一种对照：以明治为参照，凸显昭和时期给日本乃至亚洲各地带来战争灾难的政治与军队。

这种倾向并不限于《坂上之云》。无论是《龙马来了》《花神》这样的幕末题材作品，还是《国盗物语》《城塞》《新史太阁记》等战国题材作品，其中都不乏让人联想到昭和时期桎梏的描写。

进一步而言，在司马的评论集《历史中的日本》《历史与视点》中，这一点更有明确的表述。例如：“近代以来，与政权接近的人们的爱国心，其历史发展到了明治时期结束。当时的人们仍然认为自己与国家是同一体的。此后，高级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属官僚组织的单位和感觉来理解问题，爱国心也因此失去了其实际内涵。参谋本部这个‘垄断爱国心的官僚组织’实际上按下了开战的按钮，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如果不把他们看作一个‘组织’，而是作为一个个高级军人，扪心自问，他们真的认为日本能够取胜吗？”“极端而言，对他们来说，保全自己反而比国家的存亡更加重要。”这段论述可以说体现了司马的一种思考方式：以战国时期和明治时期的“光明面”作为反衬，从而凸显“昭和的黑暗面”（《历史与视点》）。

这种思考的根源，在于司马作为学徒兵被编入坦克部队时的战争经历。他亲眼目睹了技术理性缺失以及军队的组织病理。然而，无论是在批判司马的论述中，还是在赞扬司马的论述中，司马对“昭和的黑暗”所抱有的愤怒，都没有得到充分关注。

人文学问与大众

不过，即使存在这种“误读”，司马的著作曾将包括工薪阶层在内的普通读者的兴趣，引向“历史（作为一种教养）”，这一点或许仍值得重新认识。

诚然，从历史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司马的历史小说和历史评论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并不准确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司马那些穿插着大量“闲谈”的历史小说，以及将这些“闲谈”进一步扩展开来的历史评论，也激发了读者一定程度的知识兴趣。在作品不断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昭和史进行对照的过程中，不少读者由此对从长时段、多角度重新审视社会这一思考方式产生了兴趣。这也将他们引向了一种不必完全受商业“实利”束缚的人文社会科学阅读。

当然，严谨对待历史事实的细节，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知识性的论述方式也未必只能局限于这一点。何妨有意“铺开一个大大的论题”，尝试将古代史、中世纪史等与其他历史时期进行比较，从中究竟能够浮现出怎样的历史图景？又能够借此如何重新认识现代史？通过这样的思想实验，我们同样可以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的形态。

正是通过这些努力，人文学问得以缓慢地获得包括工薪阶层在内的大众支持。司马作品的爱好者拿起《历史读本》，接触历史学家的论述，进而又翻阅岩波新书和中公新书。这样的阅读链条完全可能很自然地发生；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拿起刊载司马对谈文章的综合性杂志来阅读，也并非罕见。

司马的著作将“历史（作为一种教养）”，进而将人文学问，以一种较为缓慢而自然的方式架起了通往普通大众的桥梁。这也使“论坛”超越核心读书人的范围，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体。不拘泥于自身的功利，而是站在长期的视野上，坚持不懈地思考应该建设怎样的文化与社会——这绝不是只面向学术界的问题。它同样是面向所有生活在“民主主义”之中的人的问题。一个往返于中年工薪阶层与思想论坛之间的“司马辽太郎时代”，如今再次向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的分量。

［译自《中央公论》2026年6月刊《司马辽太郎：连接“人文”与大众的作家》，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1] 《文艺春秋》创刊于1923年，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刊载政治、社会、随笔、文学等方面的文章，在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中拥有广泛读者。

[2] 《中央公论》是创刊于1886年的日本老牌综合性政论杂志，涉及政治、社会、文化、文学等广泛领域。可以说，它相当于日本版的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或《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3] 在日本，书籍通常首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之后如果受到读者欢迎，则会重新以体积更小、价格更低的文库本形式发行。

[4] 1971年讲谈社文库创刊后，包括文春文库和中公文库在内的大量文库系列相继问世。在此之前，文库本主要收录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文学作品。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文库热潮，现代文学作品也开始在单行本出版约3年后推出文库版。司马作品不仅被收入这些新兴的文库系列，也被收入长期以来深受读者喜爱的新潮文库，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并长期受到读者喜爱。

[5] 在日本，视频广告通常约占一档一小时电视节目播出时间的20%，这一比例与美国约20%至25%的比例大致相当。

[6] NHK大河剧始于1963年，是日本以历史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大型长篇历史电视剧系列。通常以一年（约50集）的时间，以宏大的规模讲述一个历史主题或某位历史人物的一生。

[7] “旧制高中”（战前的高中）是在完成旧制中学教育（战前的中等教育机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初中和高中）后进入的前期高等教育机构，主要为三年制，其性质大致相当于今天大学的一、二年级教养课程。

[8] 《苇》和《人生手册》是战后日本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以前至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广受初中毕业后便进入社会的“劳动青年”和“边工作边求学的青年”阅读的代表性“生活杂志”。两本杂志分别创刊于1949年和1952年，以“生活方式”“读书”“社会批评”为主题，刊载了大量旨在帮助读者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培养精神丰富性的教养类文章。不过，两本杂志都随着时代变迁，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停刊。

[9] 为纪念18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

[10] 《中央公论》《世界》《文艺春秋》等具有影响力的日本月刊杂志的统称。这些杂志将严肃的政治讨论、知识性随笔和文学作品结合起来，是日本思想论坛的重要阵地。

[11] 1560年发生于今爱知县西部的桶狭间之战。织田信长以仅数千人的兵力向拥有约10倍兵力的今川义元（1519—1560年）发动奇袭，并取得大胜。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逆转战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