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袭击伊朗在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系列行动不断牵动着国际社会。在混乱的国际局势下，作为日本外交基轴的日美同盟也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岔路口。高市早苗首相上任已满半年之际，我们应如何评价其外交政策？今后的日本外交又应走向何方？《文艺春秋》编辑部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京都大学大学院教授中西宽。中西教授是安倍晋三政府时期设立的安保法制恳谈会的专家委员，专业领域为国际政治。 2026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展开军事行动并拘押马杜罗总统夫妇，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拉开了2026年的序幕。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遭到杀害。这两起震惊世界的事件表明，以美国为中心构建的二战后国际秩序，正在加速进入解体进程。 在谈及高市早苗政府的外交政策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梳理一下作为前提的当前国际形势。 我认为，如今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契机可以追溯到2020年开始的新冠病毒疫情。在目睹病毒威胁席卷全球的同时，世界的分裂不断加剧，网络空间也一举深入日常生活。其结果是，世界各地的价值观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甚至跨越了过去一直避免触及的暴力界限。 与此同时，国际秩序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023年，实际控制巴 ... ... [阅读更多]

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已经进入新的“战间期”。日本需要更加自主的生存战略。 美国和俄罗斯参与的多场战争相互联动，危机仍在不断扩大 日本除了进一步加强自助努力外，还应推进安全保障合作的多元化 日本有必要推动日中关系从“战略互惠”关系转向“对立性共存”关系 由于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中东陷入乱世。即使今后达成正式停火，也很难恢复到遭到攻击之前的状态。另一方面，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并加大对欧洲的准军事攻击。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在加速，这使得欧洲对此作出的行动很容易与亚洲的安全保障局势联动。 演绎型国家与归纳型国家 粗略而言，世界主要国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国家首先确定“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等理念和战略，然后据此设计政策，并试图让现实符合这一构想。这可以说是演绎型国家。另一类国家则仔细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危机的征兆，并从中推导出最合理的战略。换言之，这类国家以归纳的方式思考并采取行动。 纵观世界，属于前一种演绎型国家的国家极少。如果举例来说，就是美国和中国。中美两国首先分别确定自己所追求的世界图景，然后据此充实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政策。这是因为两国拥有足以做到这一点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政 ... ... [阅读更多]

篠原初枝（早稻田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入江昭先生于2026年1月27日逝世。 入江先生高中毕业后，获得格鲁基金会（Grew Foundation，现称 Grew-Bancroft Foundation）奖学金赴美国留学。而以其名字命名的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1880—1965）曾于战前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是一位知名的亲日派人士。入江先生的人生历程，仿佛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发展历程相互交织、彼此重叠。 入江先生所著的外交史经典《探索远东新秩序》（原著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1965年出版），是一部率先广泛搜集并深入研读多语种第一手史料的多档案研究（Multi-archive Research）开创性著作。同时，该书不仅探讨单一国家的外交政策，而是以同等的视角考察相关各国的政策，因此也被誉为“等距离外交史”（History of Equidistant Diplomacy）的代表作。 以美国为研究基地的入江先生，与美国历史学界保持着深厚联系，并积极推动日美历史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其中最具代 ... ... [阅读更多]

细谷雄一：随着去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政权成立，您再次出任外务大臣。上任伊始，您便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相关会议以及日美首脑会谈等为开端，与首相一道积极应对密集的外交日程。   茂木敏充：自高市政权成立后，重要外交日程接连不断，在处理众多会议的过程中，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如同“火箭式起步”的局面。就我个人而言，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相关首脑会议（2025年10月26日至27日）为始，接着又前往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同年10月29日至31日），以及赴加拿大尼亚加拉参加七国集团（G7）外长会（同年11月11日至12日），接连进行了三次海外出访。除此之外，截至去年12月底，我还同30多位不同的对口官员等举行了会谈。期间，也举行了包括日美在内的若干首脑会谈。回想起2019年我上次就任外相时，我不禁会想：“当时有这么忙吗？”不过，这也说明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在加速演变，外交当局需要介入的场面也越来越多。   切身感受到外界对日本外交期待的不断提升   细谷：在与众多首脑及对口官员会面的过程中，大臣有怎样的感受？   茂木：我感受到外界对日本的期待在不断提升。例如在吉 ... ... [阅读更多]

在莫迪政府执政时期，日印关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既有成果基础上，两国提出面向“下一个十年”的合作愿景。 2025年以来，印度面临的外交环境日趋严峻。 此次首脑会谈在安全保障、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等多个领域达成广泛共识。 与此同时，除双边关系外，加强“小多边”合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印度与日本的关系不仅仅是外交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文化和信任基础上的关系。我们在彼此的发展中看到自身的发展。”“20年前，在当时仍是发展中地区的小州——古吉拉特邦举办的投资峰会上，发达国家日本成为合作伙伴。这充分体现了日印关系基础的牢固。”“为了吸引日本投资，我把自己的名片印成日文版本，还推动当地酒店提供日本料理，并修建了高尔夫球场。”“日印关系将成为‘2047年发达印度’目标的重要基石，日本将作为可信赖的伙伴与我们携手前行。”“日印关系是‘为彼此而生的关系’。” 以上这些话，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2025年8月29日至30日访日前夕，在其家乡古吉拉特邦举行的马鲁蒂铃木（铃木汽车在印度的合资公司）纯电动车“e VITARA”下线仪式上发表的讲话。 莫迪首相对日本的这种友好情感，以及他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期起便与日本建立的紧密联系，确实 ... ... [阅读更多]

政治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经济仍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曾以“一国两制”为制度基础的城市里，经济领域也开始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中国式”统制。 政府主导推进北部都会区计划 民间企业面临巨额投资压力 忽视服务业优势的产业政策也引发批评 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为平息局势，中国政府于2020年6月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国安法）。此后五年多来，香港政治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法院依据国安法频繁作出定罪判决，大量媒体人、民主派政治人物以及年轻社会运动者被送入监狱。示威和集会等抗议活动几乎完全消失。与此同时，选举制度也被中央政府单方面调整。过去约40年逐步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宣告终结。高级官员和议员的产生事实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意向，香港政界人士也开始频繁公开表达对习近平的忠诚。这正是中央政府所称的“由乱及治”。香港政治已经转入一种“国安法体制”的中国式治理模式。 然而，在政治结构剧烈转变之后，香港经济仍然运行在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之中。回归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长期保持了英国式资本主义制度。国安法体制下，香港如今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治理体制，在经济上维持具有国际属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体制并存的“一城两制 ... ... [阅读更多]

直到冷战时期，国家安全保障的重心主要置于军事力量与外交力量这两大支柱之上。以核武器为代表的武器体系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同盟关系和经济合作网络的广度，无疑一直是衡量国家生存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隔着“铁幕”相互对峙的美苏两大阵营，正是在不断扩张核力量与同盟体系的竞争之中，在这种脆弱的势均力敌的平衡上勉强维持了和平。 然而，21世纪已经过去四分之一的时间，国家实力的构成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决定国家实力的要素，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力量或可直观观察的外交活动范围，而是扩展到数据与网络的安全性、关键产业供应链的韧性，以及与本国或盟国合作掌握包括人工智能（AI）在内的先进技术的能力。 换言之，如果说护卫舰、战斗机和坦克是国家的“肌肉”，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神经系统”和“头脑”便是网络空间与AI。无论肌肉多么强健，如果神经系统被切断、判断功能陷入瘫痪，国家也将无法行动。当代安全保障的核心，正是在于如何守护并重塑这一“神经系统”与“头脑”。 正如明治时期的日本以富国强兵与文明开化为双轮[1]，同时整备军事力量与官僚制度一样，对于21世纪的日本而言，如果不锻造网络与AI这一新的“神经系统”与“头脑”，就无法谈论作为主权国家应有的形态 ... ... [阅读更多]

“防卫外交”不可或缺的时代 神保谦　今天非常感谢您拨冗出席。我听说吉田先生卸任统合幕僚长之后，这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露面，我深感荣幸。 吉田先生担任统合幕僚长的时间为2年4个月。就在您就任前的2022年12月，日本制定了所谓“安全保障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其中提出了“日本正处在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之下”的认识。回顾您在任期间，确实像是世界史性的重大转折点。您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 吉田圭秀　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做一个“开场白”。据已故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先生[1]（1934—1996年）的著作《国际政治——恐惧与希望》（1966年）所言，国家由“力量的体系”“利益的体系”“价值的体系”三种体系构成。我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下的国际安全保障极为重要。事实上，我是在担任统合幕僚长时从前上司、首任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先生那里学到这一视角，并把这个观点介绍给许多人，尤其欧洲人士往往表现出强烈认同与兴趣。今天我也希望在多个地方反复提到这三种体系。 另外，作为一名自卫官，我在长达39年4个月的职业生涯中，最充实的时期正是最后这段担任统合幕僚长的日子。就感受而言，大体有三点： 第一，全球性的安全保障观不 ... ... [阅读更多]

何谓“存立危机事态”？日本政府认为，2025年11月高市首相就台湾周边海上封锁“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所作的答辩，并未改变既有的政府立场。然而，与此相关的诸多论点仍未得到充分梳理，其法律依据也未必称得上清晰明确。笔者试探检视该答辩所设想的情境，以及“存立危机事态”与集体自卫权的法律结构。 高市首相关于“存立危机事态”的答辩 在2025年11月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反对党议员提出的“如果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被封锁，是否构成‘存立危机事态’”这一问题作出如下答辩： “针对台湾发生武力攻击这一情形，即当事方实施所谓海上封锁，如果由战舰实施，并结合其他（武力）手段，就可能演变为武力行使。例如，为了解除该海上封锁，（第三方）美军可能前来支援；而为阻止这种支援，当事方可能会实施其他形式的武力手段。由于这类事态也是可以设想的，因此，在那种情况下究竟发生了何种事态，必须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加以判断。” “例如，为了将台湾完全置于中国北京政府的支配之下，可能采取何种手段？这或许只是封锁海上交通线，也可能是直接的武力行使，或者包括虚假信息与网络宣传等多种方式，存在多种可能情形。然而，如果是动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那么 ... ...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