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中国”）成立。建国之父毛泽东可谓功不可没。如果只是聚焦于这一点的话，可以是说毛泽东是值得尊敬的“伟大领袖”。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中国不是在抗日战争（日本称“中日战争”）中打败日本而诞生的国家，说到底就是打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而诞生的国家。

其根据就是日本虽然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但是中国建国是在1949年10月1日。在此4年之间，国共两党展开了激烈的内战。因此，中国所说的“打败日本侵略军诞生的新中国”是错误的，更何况“在中日战争中，中共军队和日军进行了英勇交战”只是一个神话，和事实不符。

非但如此，在中日战争中，毛泽东和日军共谋，倾注全力让国民党军队弱化。中共让间谍潘汉年潜伏到日本外务省下属的“岩井公馆”，通过国共合作由重庆政府得到的军事情报高价卖给日本，为日军打击国民党军队创造了环境。

不仅如此。

毛泽东派遣间谍和日军接触，提出了“中共军和日军停战”的提议。

本稿根据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私家版本）等日方资料和中方资料相对比，对“中日战争中，究竟毛泽东做了些什么？”“中共军是如何发展壮大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于本题目，曾经在四川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后，赴美国斯坦佛大学进行客座研究的谢幼田的著作≪中共壮大之谜 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明镜出版社）（The Communist in Chinas War Against Japan (1931～1945)）有详细描述。本书通过值得佩服的详细研究后撰写而成，但遗憾的是没有日方的关键资料。

我本人为了填补谢幼田的空白，尽力收集了日方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了能证明谢幼田的分析是正确的证据。带着这个结果,我出版了≪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新潮新书）一书。BBC中文版记者得知此书出版后，采访了我。并在2015年12月25日送给我一个圣诞礼物,就是在这一天将采访文章上传到网上[1]。这样，大陆以外的很多华人知道此事。我站在人类“直视历史”这个观点，在此介绍一下此书的概要。

首先，请看“中共特务和日军共谋”的关系图。

[1]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5/12/151225_japan_professor_book

关系图的左侧是受毛泽东密令而行动的中共特务代表的人名和命令系统，右侧是中共特务接触的日方组织或个人。重申一遍，中共特务接触日方人员就是通过国共合作由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高价卖给日本，让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弱化，从而在中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坐收渔翁之利夺取天下。此外，我找到了证明当时弱得和国民党军队无法相提并论的共产党军队在中日战争期间为发展壮大，故意让中日战争拖长的证据，也有共军向日军提出“请求和共军实现一部分停战”的证据。

毛泽东和日本外务省下属机关的共谋

1939年，毛泽东派中共特务潘汉年潜入日本外务省下属机关“岩井公馆”，和岩井英一（时任上海副领事）交好。潘汉年是中共中央情报组特务科出身的职业间谍。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接受训练。岩井公馆有个早就卧底被叫做“五重间谍”的中共特务袁殊。

   潘汉年求袁殊介绍和岩井英一会面。之后，他一直向日方提供在国民党得到军事情报。得到的好处是由岩井领取高额的报酬。每次的金额相当于当时警察的5年份年收入（2000香港元）。岩井英一利用外务省机密费拨款支付给潘汉年。

   和日本交战的是迁都重庆由蒋介石率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如果拿到其军事情报，在中日战争中可占据有利地位。

   为什么潘汉年可以拿到国民党的详细军事情报呢？因为1936年12月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如果不进行国共合作中共军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于是共产国际提出指示“国共合作”。

   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为了歼灭在中华民国内，由共产国际指示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为此，1934年至1936年毛泽东开始了称作“长征”的撤退。和国民党军一边交战一边徒步迁移1万2500公里。到达延安时，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由10万人锐减到几千人（据≪毛泽东外交文选≫535页，全军30万人减到2万多。）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没有停止围剿，于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迫蒋介石国共合作。

   但是，毛泽东表面上协助蒋介石，背后实在背叛。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周恩来为国共合作开赴重庆，这样拿到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就如探囊取物。

   潘汉年在上海实施特务活动时，中共特务机关（地下组织）在香港有一分支。在那里，以潘汉年为首，还有受毛泽东之命的廖承志也在此工作，和驻香港日本领事馆的外务省小泉清一（特务）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形成了一个“中共、日军合作特务组织”。

毛泽东希望中共军和日军停战

在和日本外务省的共谋中尝到甜头的毛泽东向潘汉年发出密令，令其直接和日军交涉。

   有一天，岩井得到潘汉年的委托，“恳请在华北的日军和共军之间停火……”。这是岩井英一本人在自己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回想的上海”出版委员会发行，1983年）中，所描写的印象最深的“惊诧”。

   岩井接到潘汉年的请求，将潘汉年介绍给陆军参谋主管“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大佐（后晋升为中将）。就这样，在岩井的介绍下，潘汉年在南京的日军最高军事顾问公馆会见了影佐大佐。经过影佐大佐的介绍，又见到日本的傀儡政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汪精卫。汪精卫政权的背后有很多来自日军的军事顾问，潘汉年也见到了都甲大佐，提出中共军和日军之间的议和。

   实际上，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1927年）之际，受到孙中山和汪精卫的赏识，毛和汪可谓兄弟一般。汪精卫在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之际，有一段期间毛泽东担任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长。毛泽东利用此机，让潘汉年保持和蒋介石将国民党一分为二，并在日本管辖下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接触，准备各种共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命令，潘汉年不可能自己随便行动）。

汪精卫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是周佛海，在其下属有掌控特工总部76号的李士群。潘汉年不仅见到汪精卫和李士群，还和汪精卫政权的二号人物周佛海保持接触。此事在周佛海的日记以及周佛海的儿子的回忆录中有记载。

   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派女作家关露 作为李士群的秘书潜伏在特工总部76号，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中军分会常务委员等职）命潘汉年和扬帆（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作为中共特务与日本军接触。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密令，都是为了诱导重庆国民党军的战局往中共军有利方向发展。这是中共的策略，将和日军交战任务交给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中共军趁机发展壮大。

尽可能拖延中日战争的战局

　 中共到壮大为止需要花一段时间。所以，尽量拖延中日战局，让国民党军弱化，中共军必须趁机充分发展到能打败国民党军。为此，毛泽东命令潘汉年，阻止日本军部（参谋总部和陆军省）在背后和重庆政府的蒋介石谈判进行议和的行动。

　 潘汉年向岩井英一密告重庆政府的代表宋子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弟弟）是“赝品”。岩井深信潘汉年，将此情报向上海阿部大使汇报，阿部大使立刻转到给板桓参谋长。其详细经过在≪上海的回想≫有详细记载。结果，经过一番周折，国民党军和日军的议和以失败而告终。

另一方面，1968年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的384页，写着日期是1940年10月1日的文章“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写的“关于国共关系”一项，大体内容如下。

　　――中共方的终极目的是推倒重庆政府自己掌握全中国的主权。但是，目前的实力尚很薄弱，没有实力取代国民党掌握政权。基于此，中共军当前的任务就是让日本和重庆政府尽可能长期交战，趁机积累实力。故此，激化国共两军相克不利于自己军队的扩大，表面上装作顺从重庆政府，实际上采取行动阻止重庆政府和日本议和。重庆政府如果不尽量和日本交战，不能争取充分时间来确保中共军的发展壮大。

   当时日军对通过中共特务活动分析了中共军的实情，如实的记录实乃意味深长。

   毛泽东是少有的战略家。如期所致，在日本战败后开始的国共内战中取得成功，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军赶到台湾。结果，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灭口全部打入监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5年,毛泽东自己的“一己之见”,将以饶漱石为首的潘汉年、扬帆和袁殊等受毛泽东密令搞特务活动的约1000人，统统逮捕打入监狱。这些身处第一线的人对毛泽东“和日军共谋”的策略知道得太多了。

比如，潘汉年作为汉奸将其嘴堵上，直到1977年死于狱中。1976年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而潘汉年被打入监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一时半伙没有被恢复名誉。被恢复名誉是在死后5年的1982年。

这样，知道潘汉年的很多友人为了给潘汉年找回一个说法，开始收集关于他的信息。他们开始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指示，为中国共产党而采取的行动”的事实。例如，≪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尹骐，人民出版社，1996年）、≪潘汉年传≫（尹骐，中国人名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

值得瞩目的是，这些的书的大体内容和思路构成都是“不论潘汉年还是袁殊，均由日军那里拿到日军情报，为中共军战胜日军进行特务活动，为中共军取胜做出贡献（中共军迫使日军战败）”。

我在撰写≪毛泽东 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之际，通过对比中日双方的资料发现，事实完全相反。因为找到了≪回想的上海≫等日方资料等关键的证据。以往只是根据中方的资料进行的分析，和日方的证言对比来证明中日战争中中共的特务活动，我估计这应该是首次。

本来，如果中共特务将关于日军的情报交给毛泽东们的话（也就是为了拿到日本情报和岩井英一接触的话），怎么还能从日本手里拿到巨款“情报报酬”，要是这样就很奇怪。不符合逻辑。

而且，如果说是为了拿日军的情报，潘汉年和袁殊进行特务活动的话，毛泽东也没有必要将潘汉年等作为“知道太多的人”而打入监狱，终身监禁。

还有，中共特务中，只有廖承志、叶剑英以及周恩来没有被打入监狱。廖承志的日语比日本人还好，可以作为翻译使用。之后他从事被称作LT贸易的中日贸易工作，LT就是取廖(Liao)承志和日本高崎(Takasaki)达之介两人姓的第一个发音字母得名。毛泽东知道叶剑英守口如瓶，而且值得信赖的军队的长官都不在话也不行。周恩来的事务能力极其优秀，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必不可少，而且比谁都守口如瓶，因此才得以生存下来。

毛泽东建国后，感谢皇军的理由

毛泽东的战略最终是使政敌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弱化继而夺取政权。为此，不论是日军，还是汪精卫的傀儡政权，都可以联手。终极意义都在自己夺取天下，为此不折手段，仅此而已。

我本人并不认为毛泽东做了什么坏事。也并不是想做善恶的判断，我认为毛泽东有领袖风范，在包括思想宣传的所有战略上，都是杰出的“伟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泽东极具豪情地想要邀请原日军大将级军官。理由是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想夺回大陆，而原日军的冈村宁次（原大将、原中国派遣总司令）组成“白团”作为军事顾问协助蒋介石。毛泽东也想拉拢冈村宁次对其进行招聘被拒绝。不得已选中了远藤三郎（原中将）。毛泽东会见远藤三郎是在潘汉年被打入监狱的第二年的1956年。那时不再有任何人直接知道毛泽东和日军共谋的事。

   毛泽东在会见原日军或者左翼日本人时不止一次地说“感谢皇军”之类的话。（≪毛泽东外交文选≫）

   在中国将这些话勉强地解释为“毛泽东独特的幽默”，岂有此理。毛泽东其实是在由衷地感谢“日军对中国的进攻”。如果没有日军的对中进攻，中共军绝对不会变得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会在这个世界诞生。

毛泽东在会见访华日本人（包括原日军）时，不说“侵略中国”一词，而慎重地选择使用“进攻”一词，值得关注。

毛泽东在生涯中没有庆祝过抗日战争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诞生后的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现国务院）决定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定为8月15日。1951年8月13日在文件上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只是决定，并没什么具体活动。毛泽东在9月2日给苏联的斯大林发个贺电而已。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打倒日军而成立的国家，而是中日战争结束后，在内战中打倒国民党军队而诞生的国家。

   在≪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也没有看到一次任何形式的关于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活动。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国不是“打倒日军而诞生的国家”。如果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简直就是在“歌颂国民党、歌颂蒋介石”。

没有让教南京大屠杀

毛泽东生前，“不愿意触及南京大屠杀，也没有放在教科书上。因为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前后，毛泽东等共军逃到国民党军和日军都去不了的大山里面。那是陕西省延安一带的山地。在南京最前线和日军交战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

   毛泽东原本接到在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前事变的报告时，高兴得说道“这下国军的力量会被削弱”。1938年4月4日为止在延安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在≪我的回想≫中有记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中，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日期栏里只有一句“南京失陷”的四个字。≪毛泽东年谱≫记录毛泽东一生共九卷，是总共达6000页的庞大资料，但整个年谱中没有出现一次“南京大屠杀”的字样。如果触及这块，害怕暴露中共军和日军没有正面交锋的事实吧。因此，在毛泽东生前，基本上在教科书没有让记载南京大屠杀。

   综上所述，站在“毛泽东和日军共谋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不可思议的言行”的根据全部水落石出。

   现在，中国经常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使中日关系恶化。日本人没有任何人认为日本发动的战争好，也进行多次反省，政府或者要人对中国政府迄今为止近30次进行“道歉”。

   尽管如此，中国总是拿着“历史牌”对着日本，如果将历史牌进行政治利用，致使日本人厌中感情升温，继而会使中日关系恶化。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推出改革开放政策，许多日本人由衷地支援中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奔走协力。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爆发，西方国家对华制裁，而世界上首个解除制裁的是日本。

   可是，前苏联解体后，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的重要性不再有分量，还有中国经济开始发展，中国对日本的友好姿态也随之改变，开始要求日本“正视历史”。这样，日本人对中国感情恶化，这样下去，对子孙后代没有好的影响。

   今年是毛泽东逝世40周年纪念，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纪念。

   如果，毛泽东真的为中华民族或者无辜的人民建设新中国的话，为什么在建国后，总算到了和平年代，没有了战争的时代，而逼迫那么多人民死于无辜？

   也就是毛泽东的建国理念难道不是建立在自己一直要居于领导的位置这么一个“帝王学”的基础上吗？

     如果是“为人民”，绝不会逼迫那么多人民死于无辜。而且，中日战争中，能做出致使同是“中华民族”的国民党兵付出更多牺牲的“对民族的背叛行为”吗？

   我在1948年国共内战时住在长春，受共军围困长春，我的家人被饿死了。那时长春被双层铁丝网包围，我为了逃出长春通过的真空地带（卡子），在饿死者的尸体上过夜，也有过失忆的经验。胳膊上有八路军的子弹伤痕。当时长春市内饿死者达数十万人（其中除几十人是日本人外，都是中国民族。）

   尽管如此，“这是为了光明而自由的明天的革命战争。牺牲也是光荣的，如毛泽东所说，为了更多的中国人民自由自在的生存和幸福，要忍耐下去”，我自说自话活到今日。

   可是，等了几十年，记录卡子的事实一书在大陆仍然不被许可出版，言论的自由越来越被限制。我再一次被毛泽东在内战时对人民说的话“这是为了更加光明而自由的明天”所背叛。

   真的为人民着想的话，为了牺牲的人们，中国能不能有正视事实的勇气？

   到了那时，我认为中日关系才能站在事实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友好。中国正视历史，绝不是说就肯定了日本的战争行为。那样的战争，不许再有第二次。在此大前提下，我衷心祈愿中国正视毛泽东所做的了然的真相，和国际社会有一个共识。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2016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