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村豪太(东洋经济新报社专栏作者)
《金融时报》援引花旗集团的一份报告称,“后房地产泡沫时代的日本和中国的惊人相似之处”。图片为中国南方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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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开始指出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相似性。到底应该如何分析中国经济的现状?对中国来说,现在发展中的课题“日本化”指的是什么?
日本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说如果用卖掉轻轨山手线围绕的东京内环的土地的钱,就可以买断整个美国。在谈论1980年代末期的日本泡沫经济时,经常引用这样小插曲。现在回想起来,这显然是个怪异现象,当时也有不少人感到不对劲。尽管如此,整个社会在某种惯性起作用的时候却很难做出抵抗。
时过境迁,近40年过去,目前中国正处于同样的自我陶醉的境地。根据美国花旗集团2023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规模达到65万亿美元。这不仅超过了美国,甚至超过了美国、欧盟(EU)、日本的房地产总和。顺便说一下,2021年的名义GDP,中国约为18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欧美总和约45万亿美元的一半。
日本泡沫经济是在潜在增长率下降、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之间的乖离不断扩大中产生的。而现在,中国经济也迎来了增长率大幅下降的局面。
在2023年3月13日开幕的两会上,将实质经济增长目标定为史上最低的“5%左右”。前一年提出了约“5.5%”的目标,但最终以3.0%的大幅度下降而告终。习近平奉行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把最大的城市经济体上海封城,严重拖拉了经济后腿。
正因为前一年的实际成绩低迷,大部分看法认为2023年的“5%左右”的目标有望得到实现。中国政府在2022年12月以后突然停止清零政策,转向了与“新冠共存”。由于春节国内大移动也安然度过,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30日将中国2023年增长指数预期从4.4%上调至5.2%。
但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值已经大幅下降。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开始,持续30年的年均9.9%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没有人认为会再来。在此次两会正式就任的李强总理在3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实现5%左右的增长并不容易,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在全国人大前夕的的2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电子版刊登了“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日本化”的评论文章。在介绍上述花旗集团报告的同时,还论述了后房地产泡沫时代的日本和中国的惊人相似之处。
在花旗集团报告中列举的共同点是“①以固定资产投资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②对间接金融的依赖(信用的大部分由商业银行提供),③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来自美国的经济挑战,④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乖离(助长房地产泡沫)⑤房地产风险增大的大型影子银行的存在,⑥住宅需求下降和妨碍经济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构问题”。影子银行是指银行监管当局管辖外的贷款机构。在现代的中国,地方政府为了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设立的“地方融资平台”,在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住宅专门金融公司,也就是所谓的“住专”是其典型。
无论哪一点,在日本人看来都耳熟能详。这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的某一个侧面进行了巧妙的剖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佩蒂斯看到金融时报的报道后发推文表示,“近两年来,随着中国和日本的相似性越来越明显,对两国进行比较的讨论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趋势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很明显了。”
“日本化”(Japanification)是世界各地的经济媒体频繁报道的词语。这是一个概念,在雷曼危机后,欧美各国的经济从预测长期持续低增长、低通货膨胀、低利率的时期开始,就受到关注。
定义因人而异。简单地说,有人将日本这样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的情况称为“日本化”,也有人将“即使长期持续低利率政策,也无法摆脱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的状况”称为“日本化”。
当然,根据国家的不同,陷入这种状况的理由也不同,但共同原因都是生产年龄人口(15-64岁)的减少,或者生产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作为劳动的主力,也就是作为“现役一代”的生产年龄人口比例高的时候,个人消费会变得活跃。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少,社会保障费用少,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就叫做“人口红利”。
在人口红利期,储蓄率高,住房需求会大幅增长。问题是,人口红利期结束后,需求势头还自持续。日本在1990年左右,美国在2005年左右出现了这样的转折点。之后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乖离,产生泡沫经济,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生过。在中国,2011年生产年龄人口被认为超过了峰值。从那之后过了10年,房地产泡沫崩溃的危机正在高涨。
如今,中国的“日本化”再次成为焦点,是因为继生产年龄人口之后,总人口也开始减少的缘故。2023年1月公布的2022年底中国人口总规模为14.1175亿。比2021年减少了85万人。
人口增长转为负数意味着老龄化也在加剧。中国的老龄化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发展速度快。在国际上,65岁以上的人口被计算为老年人,但在中国的定义中,60岁以上即为老年人。而中国政府最新测算,2035年前后,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30%以上。和日本一样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以往被认为中国有日本化的“可能性”,如今“日本化”已经作为现实问题被讨论。
或许出于是这样微妙的时期。对于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当局作出了敏锐的反应。
中国政府的喉舌,被视为中共政府意愿风向标的《环球时报》的英文电子版在金融时报报道的第二天刊登了题为《西方的攻击不会动摇中国房地产的稳定性》的长篇评论。
在这篇文章中阐述,“西方的一些人通过指出中国房地产部门的缺陷,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潜在的、长期风险”,并将金融时报的指摘责斥为“无知造成的”。
《全球时报》承认,1980年代到90年代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有一定的共同点。同时指出,“确实,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背后,都有大规模银行融资支持老龄化和房地产的发展。但是,中国未必会成为第二个日本。因为两者的差异比表面上的相似点更明显。”
说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当中。该文章主张,中国城镇化率(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到2022年底达到65.22%,但与发达国家80%左右相比,中国城镇化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目前,中国许多中小型城市都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将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效果。
“城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初只有7%的城市化率,在改革开放后急剧上升,2011年首次超过五成。
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极限。为此,习近平政府一直坚持向三线、四级城市等的地方城市引导农村居民的政策
中国政府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更多农村居民从事城镇工作、生产性更高的产业将成为供给方面的突破口。202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例为23%。如果把这个降低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左右,就能把将近3亿人的新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生产性高的工作上。
当然,为此接受方必须具备条件。目前的城镇化率为65%,但实际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只有40%。如果庞大的外出务工人员及其家属能够充分享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服务,就会产生巨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从而激活消费。蔡先生表示,要让城市户口更容易办理,促进农村向城市的进一步迁移。作为接受方,中国政府的目标是2023年在城市创造超过2022年的1200万人左右的新就业岗位。2022年度大学毕业生达到1076万人,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预计2023年度毕业人数将再增加82万人,达到1158万人。扩大城市就业在提高生产性、社会稳定两方面都不可或缺。
在老龄化对策中,提高退休年龄是当务之急。现在的中国男性的退休年龄是60岁,干部职位的女性为55岁,除此以外的女性50岁迎来退休成为养老金领取者。1963年达到出生率高峰的婴儿潮将迎来退休年龄,2021年至25年将有4000万人成为老年人。有关社会保障的经费已经急剧增加。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的2012年是2兆元,2021年增加到了5.3兆元。这相当于国家年度支出的21.6%。日生基础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片山雪表示:“国库支出三成用于社会保障相关费用,接近日本的日子也不会很远。总有一天不得不用国债来筹措资金。”
一些地方政府也出现了因财政困难而被迫削减医疗保险支付的例子。据报道,进入2023年,武汉和大连等地就发生了抗议游行。
人口减少导致商业上的“危机四伏”。房地产市场正受到直接冲击。作为购房者核心的30-34岁人口,根据联合国推算,今后10年将减少30%以上。从实际需求来看,现在的价格原本不可能维持下去。
2022年新建商品房的售价跌至14年来的新低。另外,全国的商品房销售居住面积与前一年相比减少了26.8%,为过去最大的减少幅度。
对此,习近平政府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口号开始推出“总量限制”,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北京和上海,购房价格和年收入的比例达到了接近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和大阪的水平。 习近平政府从2020年中期开始对房地产开发商陆续引入了根据财务状况限制资金筹措的限制。主要目标是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界,据说政府打算让国有企业收购民营房地产开发商,将现在的6万家公司减少到1万家以下”(日资制造商当地法人高层)。也有人说是因为人口减少导致的房地产不景气而进行业界的重组,但时机实在太差了。
随着资金周转恶化的开发商相继中断房产开发,从2022年7月开始出现拒绝偿还住宅贷款的动向。在中国两会结束,进入2022年11月之后才推出金融方面扶持开发商的政策。尽管如此,现实中民营企业的资金筹措似乎很难,房地产投资进入2023年后同比持续负增长。
房地产价格的下降,直接影响到通过出卖土地所有权来筹措财政资金的地方政府。2022年出售土地收入达6.7万亿元,同比下降23%。2023年1-2月为负29%,情况不断恶化。中国地方政府自2008年雷曼危机以来,一直坚持用类似日本式的经济刺激政策即反复通过贷款投资基建,这种框架也已经到了极限。
2023年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最优先课题是扩大内需,但是在这种对将来抱有不安的情况下,很难真正恢复消费。如果真的要打起精神,政府就应该通过资产课税进行收入再分配,但这仅仅还停留在口号上。
这样一来,就只能靠借款来支撑投资效率低的基建,这也是日本所走的老路。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正式开始于1980年代,时值日本经济的高度成长已经结束,转移到中等成长期。日本的政治家、官僚还有经济界人士毫不吝惜地向中国传达了日本高度成长期的教训。
在2010年GDP超过日本之后的中国表现出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日本学习。但是,估计不久的将来,对和日本一样步入超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来说,肯定将再次迎来向日本学习的时代。习近平氏的盟友、担任反腐败运动旗手的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习近平政权上台的2012年,私下对内提出指示“要研究日本的财政历史”。中国领导人确实对“日本化”有危机感。普通市民也一样。《无缘社会》《老后破产》《女性贫困》…中国出版界最近几年,把焦点放在不断推出日本社会负面纪实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然而,这些很难说只是单纯地表达反日感情。
对中国出版行情熟知的在北京居住的作家刘柠表示:“出现了更客观地看待日本这个国家的新思潮。不仅为了批判中国的状况是可以轻易地引用,出现了不论优点还是缺点,只是想客观地理解日本的读者。”在访日游客增加的情况下,从东亚接壤的现实来看日本社会的倾向也在扩散。
不能误解的一点是,即使中国经济“日本化”了,但中国企业不一定会变弱。随着母国市场的增长开始放缓,中国企业对进军海外的意识也逐渐提高。在全球市场上,日本企业必须做好与中国企业,特别是与制造商的激烈竞争的准备。
曾是攀龙之势的经济大国中国迎来了巨大的转折点。走着与日本走同样的道路的同时,与美国的关系性和对资本限制的差异等起到什么作用,存在很多难以读懂的要素。无论如何,必须时刻不疏忽地关注其动向。
[ 月刊杂志《Voice》2023年5月号《中国再次向日本学习的时代》得到笔者以及出版社PHP研究所的许可翻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