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2008年，入江昭教授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与笔者合影（由笔者提供）

篠原初枝（早稻田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入江昭先生于2026年1月27日逝世。

入江先生高中毕业后，获得格鲁基金会（Grew Foundation，现称 Grew-Bancroft Foundation）奖学金赴美国留学。而以其名字命名的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1880—1965）曾于战前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是一位知名的亲日派人士。入江先生的人生历程，仿佛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发展历程相互交织、彼此重叠。

入江先生所著的外交史经典《探索远东新秩序》（原著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1965年出版），是一部率先广泛搜集并深入研读多语种第一手史料的多档案研究（Multi-archive Research）开创性著作。同时，该书不仅探讨单一国家的外交政策，而是以同等的视角考察相关各国的政策，因此也被誉为“等距离外交史”（History of Equidistant Diplomacy）的代表作。

以美国为研究基地的入江先生，与美国历史学界保持着深厚联系，并积极推动日美历史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日美关系史》全四卷（1971—1972年）。例如，该书围绕日本外务省与美国国务院、社会舆论等不同主题，分别由日美两国学者共同撰写。能够汇聚当时如此众多美国一流历史学者参与这一大型合作，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入江先生广泛而深厚的人脉。

照片由博士本人提供。

外交史是入江先生学术研究的起点，但此后，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以相对化国家为视角的研究。在《超越权力政治》（1997年）一书中，他提出了“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的概念，论述了文化跨越国界、促进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全球共同体》（2006年）（Iriye Akira.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作为跨国行为体的非政府组织（NGO）的历史上。

值得注意的是，入江先生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与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也可谓不谋而合。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开始关注跨国行为体，而近年来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则更加重视文化与理念的作用。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国际政治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关系中长期被忽视的现象。作为历史学家，入江先生不仅展现了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更发表了一系列聚焦于无法仅凭大国政治加以阐释的国际关系侧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入江先生的研究在美国同样获得了高度评价。1988年，他成为首位出任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会长的亚洲出生学者。在题为《历史的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的会长演讲中，他指出：

“如果我们致力于推动历史的国际化，那么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强调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从而仅仅把历史变成一种国家主义的历史，那将是十分遗憾的。为了实现历史的国际化，有时或许有必要将历史‘去国家化’，也就是说，应当寻找跨越多个国家所共同具有的主题与回应，而不是仅限于人类某一特定子类别的历史现象。”（“To the extent that we seek to internationalize history, it would be unfortunate if our work merely nationalized it in the sense of stressing the uniqueness of each countr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metimes, it may be necessary to try to denationalize history in order to internationalize it, that is, to find themes and responses common to a plurality of nations rather than those limited to specific subcategories of humanity.”）

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演讲历来备受历史学界瞩目。后来，入江先生曾对我说：“一直在想，究竟该做怎样的一场演讲才好，有时甚至半夜都会因此醒来。”听到这句话时，我才意识到，原来像先生这样的人物，也会有如此紧张的时候。

作为指导教授，入江先生要求十分严格，但总能给予我切中肯綮的指导。在我思考博士论文选题时，先生曾建议我，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研究积累已经十分丰富，不妨选择其他题目。然而，我始终无法放弃与“走向太平洋战争”相关的研究课题。于是，在下一次指导时，我向先生提出，希望以“日美两国国际法学者对于武力使用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先生凝视着远方，沉思了片刻后，明确地回答道：“这个题目还没有人研究过。”

先生的这一句话坚定了我的信心。最终，我以国际法学者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撰写的英文专著出版时，先生也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入江先生有时会说：“大家都说我这个人很乐观。”我一直觉得，先生是主动承担起了倡导国际协调重要性的责任。他预见到，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其反作用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抬头。正因为如此，他始终强调，推动国际协调的努力绝不能中断，并不断提醒人们警惕以单一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即使面对当今极其复杂混乱的国际局势，我相信，先生的信念依然不会改变。他一定仍会告诉我们：超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坚持开展对话，才是最重要的。

入江昭博士撰写的中文文章https://cn.japanpolicyforum.jp/diplomacy/pt201408072239235209.html

入江昭博士撰写的英文文章https://www.japanpolicyforum.jp/diplomacy/pt201505302300504966.html　

https://www.japanpolicyforum.jp/diplomacy/pt201405240254404263.html

https://www.japanpolicyforum.jp/politics/pt20111005134322205.html

经作者及出版社许可，转载自《外交》Vol.96（2026年3–4月号），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