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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6月1日

建立传染病对策的国际协作机制 ― 日本外交在新冠肺炎后世界中的作用

毛利亚树

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系助教

 

毛利亚树助教

新冠肺炎(COVID-19)被称为是二战后对人类最大的考验,有人指出在其对应过程中缺乏国际间协作。在2020年5月18日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大会上,中国宣布为应对新冠肺炎向WHO提供2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而美国则严厉批评世卫组织“偏袒中国”,这让WHO变成了美中冲突的“前线”。截至撰写本稿时(2020年6月1日),传染病对策的国际协作进程仍然未得到确定。在本文中,我们将考虑日本外交如何为建立传染病对策的国际协作做出贡献。

缺少口罩、防护服和呼吸器等医疗物资,凸显了在挽救生命上的国际间协作未能及时发挥作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WHO在4月份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确保国民能公平获得卫生技术服务并建立公开透明的采购框架。但对于各国之间争夺医疗资源的现状并未采取任何对策。正如北海道大学的铃木一人教授所指出的,为了解决各国之间抢夺医疗物资这一市场的失灵,必须通过政治建立起国际协作机制来协调医疗物资分配。

在非典和埃博拉出血热的处理中,由WHO出面协调的专家职能合作系统发挥了作用。但是,为什么到了新冠肺炎的时候,世卫组织就会缺乏向心力来改变各国争夺医疗物资的行为呢?美中之间的对立已经蔓延到WHO,甚至各成员国也没有统一步调表明支持WHO。更为糟糕的是,美中两国在新冠肺炎上的对立使围绕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争议更为激烈。美国指责中国的政治制度导致了在流行病早期阶段的隐瞒行为,从而带来了全球大流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积极利用医疗物资作为本国的外交资源,同时强调威权主义体制的优势,也就是它能强制社会对疫情传播采取强有力的对策,这引起了民主国家的戒备。换句话说,世界直接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无法期待美国和中国的任何一方具备强大领导能力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新冠肺炎对策的国际协作。

在“G 0时代”,与美国和中国均保持密切关系的日本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日本与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美日两国人民坚定地支持美日同盟。而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持续体现在新冠肺炎的应对中。并且,日本还与WHO一道,向国际社会呼吁重视对医疗卫生的投资有望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做出贡献的全民健康覆盖(UHC)的重要性。安倍首相和世卫组织总干事特德罗斯于2019年12月12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联合撰稿的文章,表明在团结WHO和美国的关系中日本所起到的作用。日本的立场是与美国和中国进行沟通,支持WHO并为构建传染病对策的国际合作体系做出贡献。

对国际合作不甚重视的特朗普政府之前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现在,美国退出WHO的可能性突然变得越来越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通过与美国签订美日贸易协定,确保了美国仍然保留在自由贸易区内的位置那样,这次日本将发挥作用以确保美国继续为国际医疗卫生提供合作。为此,日本在G7的框架促进协作,同时也将会与欧洲和澳大利亚合作,引领WHO改革。同时,考虑到如果忽视提供巨额资金援助的中国的作用,那么WHO的改革将不会成立,因此日本也需要就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进一步与中国进行深入、坦率的讨论。

日本对中国起到的作用,从侧面疏导中国超越政治体制的差异,加入针对传染病的国际协作行列。中国强调西方国家的失败使疫情持续蔓延,并向自己国家的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遏制了传染,体现了执政的优势。中国的这种宣传恰恰证明,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觉察到了在新冠肺炎的初期应问题对上,存在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但是,如果中国把面向本国内部的理论推广到国际间的公共外交上,只会使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医疗物资支援以及为WHO提供的巨额资金产生疑问。中国政府意识到海外日益高涨的对中批判,在2020年5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上,强调国际协调的重要性,一党统治体制比民主主义更优越的主张放缓了。日本欢迎中国的这种变化,需要支援中国从意识形态对立中光体面撤退。

日本在G7的框架促进协作的同时,也和中国应该实现超越政治体制差异、在传染病领域进行国际协作。中国共产党在不引起民主国家怀疑的情况下赢得国内外人民信任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加深认识在国内拉起意识形态对抗的代价。毋庸置疑,中国对国际协作抗击传染病的支持,将不仅使中国受益。具备新冠肺炎应对的医学见解和知识的中国如能积极参与合作,对国际社会也是有益之事。日本在推进与民主主义各国的合作的同时,也有必要支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承担责任。

为此,在东盟+3框架或日中韩三边合作的框架内,对传染病防控的区域合作将成为一个很好的平台。围绕新冠肺炎召开的ASEAN + 3,确认了在成员国之间储备和确保重要医疗物资的重要需求。全球口罩的一半以上在中国生产,而马来西亚则在医用手套的生产上占有巨大份额。正如这样,东亚区域合作框架的部分成员国本身便是医疗物资的生产基地,因此,这一框架具备建立医疗物资流通的国际协作的潜力。日本在应对传染病的ASEAN+3和中日韩三国合作中的作用是创造自由开放的国际协调机制。

在日中韩国的三边关系中,人们往往倾向于更多地关注政治冲突,事实上日中韩之间已经积累了十多年的传染病防控合作经验。经历了SARS在全球的流行之后,日本的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举办“中日韩传染病合作研究研讨会”。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日中韩三个国家仍计划举行卫生部门的部长级会议。届时他们将围绕新冠肺炎分享各自的经验,如中国在医学上的见解,韩国出色的检查体系及通过隔离进行感染控制,日本在钻石公主号上进行的防疫工作等。并且,作为日中韩共同的课题,有必要讨论传染病对策的持续性。

中国强调它已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战胜了传染病,但武汉的封锁对中国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在这一点上,韩国和日本在不封锁城市的前提下控制了感染人数,这种经验对中国今后的传染病对策来说也十分重要。而在日本未来的传染病对策中,有必要坦率地评估韩国的成功案例,韩国发挥了在SARS和 MERS中取得的经验,建立了大规模的检查体系。在将于2020年由韩国主办的日中韩首脑会议中,我们期待能看到由三个国家各个领域的专家围绕新冠肺炎对策展开活跃的多边讨论。

新冠肺炎后的世界并不仅仅取决于美中关系。相反,日本的外交将有机会通过与WHO以及区域合作框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架起桥梁,为建立传染病的国际协作做出贡献。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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