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条的真正提案者是谁？左图为币原喜重郎，右图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宪法第九条是在麦克阿瑟主导下制定的，但“币原提案说”为何至今仍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图片来源：币原喜重郎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两张图片均属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

宪法公布80周年与第九条争论

2026年是日本国宪法公布80周年。每年5月3日宪法纪念日，日本各地都会举行集会和研讨会，护宪派与修宪派分别围绕日本国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展开热烈讨论。

然而，对于“第九条究竟由谁提出”这一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各方并没有形成充分的共识。事实上，根据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通常认为第九条原案是由麦克阿瑟提出的。尽管如此，从社交媒体等平台上的发言来看，包括部分学者在内，仍有许多人对第九条的制定过程存在相当多的误解。“币原喜重郎提案说”广泛流传，至今仍根深蒂固。可以说，已经近乎“神话”的“币原提案说”，至今仍是有待重新审视的一种历史认识。

另一方面，正如后文将要说明的，币原在接受第九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事实。下文将结合当前历史研究的状况与水平，探讨与史实不符的“币原提案说”为何会如此广泛流传。随后，我将重新确认现存史料究竟说明了什么，并以拙著《币原喜重郎》（中公新书）为基础，思考史实与“神话”之间所存在的问题。

第九条是谁构想出来的？

“币原提案说”并非只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流传，也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1]。“币原提案说”认为，时任首相币原喜重郎^[2]在4946年1月24日或同年2月21日与麦克阿瑟会谈时，不仅提出了“和平主义”^[3]和“放弃作为侵略手段的战争”，甚至还提出了“不保持战力”^[4]，并促使麦克阿瑟将其反映到第九条条文中。与此相对，“麦克阿瑟提案说”则认为，麦克阿瑟在2月21日的会谈中向币原提出“不保持战力”，币原不得已接受了这一提议。

问题略显复杂，但“币原提案说”和“麦克阿瑟提案说”的支持者之间，也有观点一致之处。那就是，双方在1月24日的会谈中，至少就维护天皇制以及“和平主义”，即“放弃作为侵略手段的战争”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当然，当时还没有谈到要将这些理念写入宪法条文。这一点也记载于币原和麦克阿瑟各自的回忆录中^[5]。

这里的关键在于“放弃作为侵略手段的战争”与“不保持战力”之间的区别。放弃作为侵略手段的战争，是指不再重蹈日本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1931—1932年）和中日战争（1937—1945年）期间以武力向外扩张的覆辙。为了反思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的对外行为，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币原与麦克阿瑟在这一点上并无分歧。

然而，若涉及“不保持战力”，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保持战力”甚至可能导致否定行使自卫权。“币原提案说”的支持者主张这一想法是币原提出的；而“麦克阿瑟提案说”的支持者则认为，是麦克阿瑟向币原提出了这一主张，并由币原接受。

“币原提案说”的诞生

如前所述，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已经很难支持“币原提案说”。然而，这一说法仍然化为一种“神话”，至今仍受到一般公众的坚信。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仅介绍两项被视为“币原提案说”依据的材料。第一是“平野文书”，第二是麦克阿瑟与币原各自的回忆录。

所谓“平野文书”，是众议院议员平野三郎（1912—1994年）对币原进行采访后形成的记录，题为《关于从币原先生处听取的放弃战争条款等诞生背景——平野三郎记录》。据平野称，1951年2月下旬，他曾前往时任众议院议长币原的家中（世田谷区冈本町）采访。文中写道：“这是我〔币原——引者注〕经过长时间思考后得出的最终结论。〔中略〕要停止战争，不持有武器才是最可靠的保证。”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对“平野文书”的可信度提出了重大质疑，并将其评价为近乎伪造的“可疑文书”^[6]。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主流看法认为这是平野的创作。尽管如此，这份写得颇为详尽、看似可信的文书，仍被部分人士深信不疑地当作“依据”。

类似的信任也出现在对币原和麦克阿瑟回忆录的解读中。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称：“首相于是提议，在拟定新宪法时加入所谓的‘放弃战争’条款，并同时规定日本完全不拥有任何军事机构”（《麦克阿瑟二战回忆录》）。币原本人也在《外交五十年》中写道：“在宪法中规定，永远不再发动那样的战争，并改变政治方式。也就是说，放弃战争、彻底废除军备、始终贯彻民主主义——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出于我此前所述的信念。”既然两位当事人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说提案者是币原，支持者便认为这前后吻合，因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仅凭回忆录不足以确定史实。重要的是，这些记述是否与同时代形成的其他史料相吻合。

史料说明了什么？

虽然麦克阿瑟和币原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称“不保持战力”是币原提出的，但若与同时代的其他大量史料对照，其可信度就令人深感怀疑。这里选取五项具有代表性的史料加以介绍。

第一项是所谓的“麦克阿瑟三原则”。据称，这是麦克阿瑟与GHQ民政局局长惠特尼于1946年2月2日拟定的、要求写入宪法修改内容的三项基本原则，也称“麦克阿瑟备忘录”。三原则的第二项谈到了后来成为第九条源头的放弃战争。其内容明确规定，日本不仅要放弃“作为保持自身安全手段的战争”，也不得拥有“保持陆海空军的权能”，具体如下：

废除作为行使国家主权手段的战争。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也放弃以战争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手段。日本将自身的防卫与保护，托付给当今推动世界前进的崇高理想。今后也不赋予日本拥有陆海空军的权能，日本军队亦不享有交战权。

这“三原则”是GHQ仓促拟定的。就在前一天，即1946年2月1日，《每日新闻》独家披露了日本政府内部秘密讨论中的修宪草案。麦克阿瑟对其过于保守的内容感到担忧，于是列出了日本转变为民主国家所必需的要点。这些内容后来被纳入2月13日交给日方的GHQ宪法草案（以下简称“GHQ草案”）。

另一方面，当时的币原对修宪极为消极，而且这一态度从1945年10月组阁之初就始终如一。第二项史料《木户幸一日记》^[7]正体现了这一点。组阁当天，即10月9日，币原与木户幸一（1889—1977年）就修宪问题交换了意见。币原对修宪十分抗拒。《木户幸一日记》（下卷）记载如下：

就修宪问题与币原男爵协商。男爵对此事极为消极，认为只要妥善运用现行宪法便可达到目的。对此我也持相同看法，但美国不会满足于这种解释，因为美国有意通过自己的手使日本宪法自由主义化，因此最终势必强迫日本修宪。男爵对此表示，无法以武力与之对抗，届时只能将此事记录在案并屈服。

由此可见，币原认为，只要妥善运用原有的明治宪法^[8]，就没有问题。他根本没有构想过所谓“不保持战力” ^[9]。

刊载图片来源：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档案编号 Ref. B17070081300，《帝国宪法修改相关文件：宪法修改草案要纲相关资料》，战后外交记录 A’.3.0.0.2-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第三项是澳大利亚人威廉·麦克马洪·鲍尔（1901—1986年）的日记，他当时是对日理事会的英联邦代表。虽然日记中没有明确日期，但据记载，币原曾问麦克阿瑟：“可以保有哪一种军队？”麦克阿瑟回答：“任何军队都不能保有。”币原于是再次确认：“也就是说，要放弃战争，对吗？”这段对话很可能发生于2月21日的会谈。如果币原真是第九条的提案者，就不应出现这样的对话。

第四项是所谓的“吉普之路信函”。这是币原于1946年2月15日派遣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顾问白洲次郎（1902—1985年）送交GHQ的一封日方修宪相关信函。如前所述，日方在两天前的13日已经收到“GHQ草案”。但包括币原在内的极少数人仍认为可以将草案退还给GHQ，因此发出了这封信。顺便说，当时知道“GHQ草案”内容的只有五人：参加13日与GHQ会谈的外相吉田茂（1878—1967年）、国务大臣松本烝治（1877—1954年）、白洲次郎、口译人员，以及币原。在直到19日召开内阁会议的六天里，币原甚至没有向昭和天皇奏报此事，而是将其作为五人之间的秘密一直隐瞒。

“吉普之路信函”这一名称源自白洲使用的巧妙比喻。白洲在信中解释说，贵方（GHQ）修宪的道路（YOUR WAY）是笔直的“航空路线”（即乘飞机直达），而日方的道路（THEIR WAY）则是曲折的“吉普车路线”（即开车绕行前进），并亲自绘图说明（见图）。这封信表达的意思是：双方的目标相同，只是到达目标的路径不同，因此希望GHQ尊重日方的方式，也顾及日方提出的草案。

简言之，日方试图通过修改所谓的“松本试案”（见后文）来渡过难关。如今看来，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但当时日本政府并未理解事态的严重性，因此才发出了“吉普之路信函”。在上述五人当中，只有币原有可能作出发出这封信的决定。

事实上，币原当时赞成保留军队。就在让白洲送出这封信的一周前，即2月8日，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松本烝治向GHQ提交了《宪法修改纲要》（即所谓“松本试案”），并附上两份说明文件。其中一份题为《关于修改宪法中有关陆海军的规定》，明确写明保留军队。币原也赞成这一立场。

然而，币原很快就切身体会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收到“吉普之路信函”的惠特尼不仅毫无兴趣，反而勃然大怒，把白洲叫来严厉斥责。惠特尼对白洲放话：必须在48小时内（即2月20日星期三下午之前）答复，否则GHQ将自行公布。那是2月18日下午3时30分。币原终于陷入困境，于次日19日召开内阁会议。

第五项史料《芦田均日记》^[10]（第一卷）清楚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关于19日币原向内阁说明GHQ提出宪法草案一事，日记写道：“三土〔忠造〕内相、岩田〔宙造〕法相与首相意见相同，表示‘我们不能接受这份〔GHQ宪法草案〕’，松本国务大臣则显得十分激动。”据此可知，币原当时反对接受主张放弃战争的GHQ方案。

除此之外，还有GHQ的一系列文件（所谓SWNCC），GHQ民政局相关人员的手记与回忆录、“羽室备忘录”的“大学笔记本版本”（该备忘录记录了币原向大阪中学时代的好友大平驹槌讲述的内容，后来由大平让女儿羽室美智子记录下来），以及能够佐证《芦田均日记》准确性的《小林一三日记》^[11]等许多重要史料。支持“币原提案说”的一些学者不仅以缺乏依据、当事人记忆有误或可信度不足等理由拒绝承认这些史料，甚至无视这些史料，或刻意回避相关内容；与此同时，他们却无视将“平野文书”判定为“伪造文书”或“可疑文书”的重要研究成果，仍声称该文书可信。这种态度令人难以认同。

“老戏骨”币原的“精彩演出”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币原虽然将维护天皇制视为最优先事项，却未能构想出象征天皇制。

1946年2月1日《每日新闻》独家披露政府内部讨论中的修宪草案后，币原会见了东京帝国大学时代的同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高野岩三郎（1871—1949年），两人有过如下交谈。高野直言“松本试案”行不通，并向币原提出：与其让天皇保有大权^[12]，不如让天皇只从事国家礼仪事务，这样反而更有利于皇室安稳。面对高野的意见，币原表示：“只从事国家礼仪事务，恐怕不行。”这显示他希望保留天皇部分政治权能（《关于制定宪法经过的小委员会第21次会议记录》）。币原还说：“国家礼仪这种事，实在太令人惶恐了。”由此可见，币原对剥夺天皇大权十分谨慎，甚至心存畏惧。这说明截至1946年2月初，币原还未能构想象征天皇制。

实际上，这一点与币原无法构想“不保持战力”密切相关。币原坚持“保持战力”，与他设想天皇作为“国家元首”、却无法描绘天皇作为“象征”的形象不无关系。假如将“不保持战力”写入宪法，作为国家主权内容之一的自卫权也可能遭到否定。（对于天皇而言）国家仪式本身具有不容轻慢的神圣性。一旦因此受到其他国家的攻击或侵略，天皇作为“国家元首”便无法逃避政治责任。无法构想象征天皇制、又未能舍弃天皇作为“国家元首”形象的币原，从原则上说，不可能主张会使天皇承担政治责任的“不保持战力”（见图）。

细读史料当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准确把握这类思想的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得出合理且具有较高可能性的解释。

总而言之，截至1946年1月24日，币原虽然赞同“和平主义”和“放弃作为侵略手段的战争”的理念，却还没有想到将“不保持战力”写入宪法条文。币原通过2月13日向日方提出的GHQ草案，理解了麦克阿瑟的真实意图。在2月21日的会谈中，麦克阿瑟暗示，该条款应被认为是由币原提出的，而不是由麦克阿瑟本人提出的。综合以上情况，可以合理地推断，币原同意将该条款写入宪法。正如麦克阿瑟此前一直担心的那样，新宪法必须源于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绝不能被视为GHQ强加的产物。币原对此也深表赞同。

于是，币原下定决心，以2月21日为转折点，开始以宪法第九条“提案者”的身份行事。从他此后的言行来看，可以认为他接受了扮演“提案者”的角色。这无非是对“麦克阿瑟提案说”的有力佐证，即币原接受“不保持战力”这一主张的过程，是在麦克阿瑟主导下推进的。

由此可见，在接触“GHQ草案”之前，币原既未能构想象征天皇制，也未能构想“不保持战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币原无所作为。由于这一主张确实违背了他最初的宪法构想与信念，他在接受时或许经历了犹豫。然而，最重视维护天皇制、并着眼于国家未来的币原，最终下定决心扮演第九条“提案者”。在必须凝聚国内共识的压力下，他决意承担国家命运，这才使这场“表演”成为可能。这是“老戏骨”币原的一次“精彩演出”。币原最大的功绩，就在于这一关键时刻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胆识，并下定决心宣称自己是“提案者”。

因此，币原在1951年的回忆录《外交五十年》中，只能声称自己是第九条的“提案者”。《麦克阿瑟回忆录》出版于1964年，也就是币原去世、《外交五十年》出版整整13年之后。作为美国人的麦克阿瑟，当然不可能公开宣称日本宪法草案，尤其是可能导致否定自卫权的条款，是由自己制定的。麦克阿瑟为何如此回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认为他有必要使自己的说法与币原的回忆相吻合，应该是较为自然的解释。于是，两人的回忆录都将第九条的提案者记为币原。结果，两人的回忆录反而起到了强化“币原提案说”的作用。

“神话”的功过——超越提案者之争

战后日本逐步重返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币原提案说”受到欢迎，因为它有助于向国内外展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重获新生的形象。当时，人们需要这样一种叙事：和平主义以及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是日本国民主动追求的结果。因此，“币原提案说”必须作为一种超越普通故事的“神话”来讲述。

然而，战后已经过去80年，日本周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朝鲜等威权国家日益强势；俄罗斯和美国也暴露大国利己主义，奉行本国优先，甚至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在新时代，更新防卫构想与体制已刻不容缓，强化防卫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民支持。

另一方面，当修宪论因上述趋势而兴起时，护宪派对此感到危机，也是理所当然的。增强军事实力会引发对外紧张与对立，这同样是事实，也是历史的教训。

不过，应谨慎避免将修宪问题与第九条提案者之争轻率地联系起来。一些支持“币原提案说”的学者，似乎怀着一种使命感（？），认为只有证明“币原提案说”，才能反对修宪^[13]。笔者并不否认人们自由持有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表达政治见解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从特定的政治关切或立场出发，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而任意、片面地批判或解释史料。作为历史学者，这种思维方式本末倒置，理应摒弃。无论提案者是谁，如果认为眼前的“和平宪法”很重要，直接主张护宪即可。重要的是将宪法置于国际社会及环境的变化、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与解释、以及由此得出的教训等背景之中，从而活跃相关讨论。

［译自《中央公论》2026年9月号《“币原提案说”为何会产生？围绕宪法第九条的史实与“神话”》，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熊本史雄（驹泽大学教授）

1970年出生于山口县。筑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历史与人类学研究科肄业。文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日本外交史、史料学。曾任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事务官等，现任职于驹泽大学。著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对华文化外交》《阅读近代日本的外交史料》《币原喜重郎》《外务官僚们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并获樫山纯三奖、司马辽太郎奖、大佛次郎论坛奖。

[1] 作为支持“币原提案说”的代表性学者的著作，这里列举笠原十九司的两部作品：《宪法第九条与币原喜重郎：探明日本国宪法的原点》（大月书店，2020年）和《宪法第九条论争：币原喜重郎提案说的证明》（平凡社新书，2023年）。针对笠原氏的著作，已有多项具有实证依据且触及根本的批评，但笠原氏至今仍对此保持沉默。介绍这场论争并非本文的主旨，因此，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注6中列出的四篇论述。

[2] 1872—1951年。日本政治家、外交官，曾任日本第44任内阁总理大臣（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第38任及第40任外务大臣、第40任众议院议长等职。

[3] 本文所称的“和平主义”，是指反对侵略战争。这与不保持战争能力的另一种立场有所区别。

[4] 后文将提到的“麦克阿瑟三原则”（MacArthur Three Principles，亦称“麦克阿瑟笔记”，MacArthur Notes）对此作出了如下规定：“今后不得授权日本拥有陆军、海军或空军”（No Japanese Army, Navy, or Air Force will ever be authorized）。

[5] 币原喜重郎的回忆录为《外交五十年》（Fifty Years of Diplomacy）；麦克阿瑟的回忆录《麦克阿瑟二战回忆录》的英文书名为 Reminiscences。

[6] 杉谷直哉：《书评：笠原十九司〈宪法第九条与币原喜重郎——探明日本国宪法的原点〉》（大月书店，2020年），载《道歴研年報》第22号，2021年；同：《书评：笠原十九司〈宪法第九条论争——币原喜重郎提案说的证明〉》（平凡社，2023年），载同刊第24号，2023年；中村克明：《重新审视宪法第九条由币原提出说》，载《关东学院大学人文学会纪要》第146号，2022年；种稻秀司：《再次否定宪法第九条币原提案说——对〈平野文书〉的考证》，载《国学院大学纪要》第62卷，2024年。三位学者对笠原氏的论述均提出十分严厉的批评。

[7] 这是昭和时期政治家木户幸一的日记史料，详细记录了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到战争结束等重要历史阶段（昭和初期至战后）。

[8] 明治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以德国（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的日本第一部近代宪法，于明治22年（1889年）2月11日颁布，自明治23年（1890年）11月29日起至昭和22年（1947年）5月2日止具有法律效力。

[9] 类似的记述也见于下文所引的《芦田均日记》。10月10日上午的内阁会议上，国务大臣松本烝治谈及宪法修改问题，但币原表示：“即使不修改宪法，也可以通过解释，以各种方式加以运用。”（《芦田均日记》第一卷）

[10] 《芦田均日记》是将芦田均（1887—1959年）的详细日记整理出版而成的书籍。芦田均曾在战前担任外交官，并出任日本第47任内阁总理大臣；他从1905年起一直写日记，直至1959年去世前不久。

[11] 小林一三（1873—1957年）是阪急电铁和宝冢歌剧团的创办者，也是一位企业家、政治家，曾在战前和战后担任大臣，包括商工大臣，以及战后币原喜重郎内阁的国务大臣兼战灾复兴院总裁等职。此处为其日记资料。

[12] 这里所说的“天皇大权”，是指明治宪法赋予天皇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权力。

[13] 同前，笠原《宪法第九条论争》，第397—443页；另参见该作者接受《朝日新闻》山梨版采访的报道，刊于2021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