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24日举行的第219届国会会议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将国民对当下生活与未来的不安转化为希望，打造强劲的经济，并把日本列岛建设得更加富强。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重振在世界舞台中心绽放的日本外交。我将以永不言弃的决心，为国家与国民全力以赴，勇敢前行。”
图片：内阁府广报室

如何在不阻断已经开始变化的日本经济发展势头的同时，进一步加以强化——为此究竟需要什么？
围绕以实现“自由的经济”与“强大的国家”为目标的高市政权应当推进的经济政策及其面临的课题，现任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民间议员的作者在本文中加以论述。

对高市首相的期待与课题

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就任日本第104任内阁总理大臣。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她是日本首位女性首相这一点上，但更值得期待的，是高市首相本人的能力——她并非政治世家出身，毕业于公立高中，在自筹学费的情况下完成国立大学学业；既不是出身于政府部门的官僚，也不依附任何派阀，却成长为日本政坛屈指可数的政策型政治家。外界对高市首相的政策寄予了很高期待。然而，日本所面临的挑战同样极为严峻。

当前，日本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常常反复说“现在正是转折点”，于是甚至流传着一个玩笑：所谓转折点，说着说着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但这一次，毫无夸张地说，日本确实正站在真正的转折点上。

第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这一动荡的原因不仅限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日益紧张的东亚局势等地缘政治问题，还包括贸易战争、中国经济增长停滞等经济领域的变化，以及网络攻击频发等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其中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正在走向终结。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是否正在放弃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并试图从自身的霸权地位上退下来？

第二，日本经济终于开始显现出彻底摆脱通货紧缩并实现经济正常化的现实可能。长期持续的通缩体制，能否顺利转向温和通胀体制，正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课题。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由作者整理

目前，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但实际GDP却显现出停滞的迹象。两者之间的差距主要来自通胀因素。尽管全国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幅（9月）为2.9%，但剔除食品（不含酒类）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仅为1.3%。从物价上涨的结构来看，食品价格上涨占据了较大比重。如果进一步细看当前的物价上涨，可以发现主要是大米等个别商品价格的上升。也就是说，当前通胀中成本推动型因素较为明显，而由工资和收入上升、需求增强所带动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因素仍然较为有限。

问题在于日本经济的现状与前景。就现状而言，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关税政策等因素影响，劳动力市场已经显现出一定的疲软迹象。与此同时，未来前景仍然极为不确定。

许多日本经济学家曾预测，2025年下半年日本经济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此外，类似于新冠疫情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那样、对供给侧产生负面冲击的事件，未来仍有可能频繁发生。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感到振奋的动向，似乎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启以及向温和通胀体制的转变。例如，像滝田洋一这样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资深财经记者，就特别关注日本银行的研究报告《人工智能导入对生产率的影响：概念整理与国际比较》，以及2025年9月日本银行全国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短观）的结果。受劳动力短缺影响，在批发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服务业等中小企业中，此前一直滞后的节省人力和自动化投资正在加速，其中软件投资已开始迅速增长。

正如滝田洋一所指出的：“高市新总裁的课题只有一个。难得出现的经济变化，绝不能让这股势头停下来。”（滝田洋一《经济大转型的悖论——自民党新总裁高市早苗应当为这一趋势注入动力》，日本经济新闻电子版，2025年10月5日）

自由的经济与强大的国家

为了不让这一趋势中断，需要做些什么？有必要先确认高市政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要实现“把日本列岛建设得更加强大而富裕”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无疑是增强经济实力。高市首相提出的这一方针，即所谓的高市经济学，在根本方向上是正确的。

那么，要增强经济实力，需要什么？经济运行的基础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开放而具有竞争性的市场，正是活力与企业家精神的源泉。然而，在当今时代，还必须同时追求另一项重要目标，那就是安全。

无论是国防、医疗、粮食、能源、应对自然灾害、供应链韧性，还是经济安全保障，相关课题都在不断累积。在自由与安全之间，往往存在某种权衡关系。自由的市场经济强调与世界的联通以及效率提升，而安全则往往意味着即使牺牲效率，也必须投入相应成本。因此，如何在较高水平上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的发展需要大量而廉价的电力，而培育防卫产业也成为一项紧迫课题。要实现并维持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

从近年的经济学概念来看，日本当前所需要的，是提升和强化国家能力。所谓国家能力，是指政府能够有效执行并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能力，具体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实施法治以及进行宏观经济治理的能力。如今，不少日本民众或许已经对政府的治理能力产生疑问。

所谓强大的国家，并不是指强权式的国家。当前日本真正需要的，是在维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国家能力，从而在国防、税收征管能力、外国人事务管理、情报能力以及经济安全保障等诸多领域，以更高水平作出应对。

“高压经济”与“政策统合运用”

如果进一步从具体政策层面来看，高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于“高压经济”与“政策统合运用”这两种思路。“高压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中指出：“应对经济周期的正确对策，并不是消除繁荣、使经济长期停留在半衰退状态，而是消除衰退，使经济长期保持在接近繁荣的状态。”

这一思想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进一步阐明。他在1973年的论文中指出，通过持续维持较高的总需求水平，可能促使劳动力供给增加，并带动总供给侧出现改善[1]。2016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时任主席珍妮特·耶伦重新强调并复活了这一思路[2]。

从这一视角来看，理想的政策路径应当是在维持总需求的同时强化总供给，并对各类政策进行统合运用。

首先，维持总需求是前提条件。在“高压经济”框架中，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关系。通过持续保持经济活力，可以促使家庭和企业行为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成果已经开始显现。例如，在劳动力短缺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软件投资迅速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年轻人、女性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也在提高。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自身行为方式的变化。随着通胀回归，日本自1995年以来冻结的所得税扣除额——所谓的“103万日元门槛”问题再次浮现[3]。如果在工资和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仍维持原有税制，就可能对劳动供给造成扭曲。因此，通过税制等制度改革推动政策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当然，人为过度加热经济并不可取。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同。安倍经济学时期，在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同时，却两次上调消费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避免仓促增税或过快加息至关重要。

其次，需要强化总供给能力。在中美贸易摩擦、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经济安全保障问题的背景下，重构供应链已经成为重要课题。

在粮食领域，大米价格上涨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其背后原因之一是长期实施的减反政策[4]。在推进政策转型的同时，应通过农户个别收入补贴以及鼓励新主体进入农业领域，为提升农业供给能力提供激励。

在能源领域，则应在确认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核电站重启，同时加大对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以及核聚变等新型能源技术的研发投入[5]。

此外，人才问题同样关键。短期来看，需要重新审视部分过度的“工作方式改革”[6]，恢复愿意工作者能够充分就业的环境；长期来看，则必须加大对基础科学技术、教育以及职业培训的投资。

这一问题也与当前关于移民与外国劳动力政策的讨论密切相关。随着少子化加剧，日本劳动力人口将持续减少[7]，因此“必须依赖移民和外国劳动力”的说法已经成为一种常见论调。然而，如果真正面临劳动力短缺，企业同样可以选择通过自动化、机械化以及节省人力的技术投资来应对。未来日本或许仍需要一定规模的外国劳动力，但相关政策应当综合考虑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以及国家安全等因素，并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作出判断。

更重要的是，来到日本的移民与外国劳动者，都是拥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背景的真实个体。因此，在扩大接纳规模之前，至少需要开展充分的全国性公共讨论。从这一角度来看，高市首相提出“以零基础重新思考与外国人的相处方式”的方针，是完全合理的。

第三，是政策的统合运用。正如当前通胀同时受到成本推动因素和需求拉动因素影响一样，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往往需要多种政策组合才能解决。

以通胀问题为例，在强化供给侧、缓解成本推动压力的同时，也需要通过需求侧政策维持经济活力。换言之，政府应当将稳定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增长政策、贸易政策以及再分配政策有机结合，并根据政策目标协调实施，以形成一致而有效的政策体系。

什么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

在高市经济学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作中，是否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从财政政策谈起。对于高市首相所主张的积极财政，社会上也存在担忧，认为这可能威胁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

高市首相提出的口号是“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一理念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高市首相多次强调，她从未否认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问题在于，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仅依靠增税和削减支出并不能实现财政可持续。相反，经济增长本身才是长期稳定的财政来源；没有经济增长，也就不可能实现财政重建。

第二，由此产生一种新的视角，即将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政府支出视为一种投资。如果通过举债进行支出，能够产生超过成本的收益，并形成可持续的资产积累，那么这种支出就是合理且可取的。

第三，在此基础上，应当把逐步降低政府净债务与GDP之比作为政策目标。媒体等舆论在讨论日本财政问题时，往往侧重于债务余额本身或总债务与GDP之比。然而，如果政府支出属于高质量投资，那么相应地也会形成资产，因此从分析上看，以净债务为指标更为合理。同时，衡量政府债务问题，也应当结合偿债能力以及债务与GDP之比来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通胀回归以及名义GDP持续增长，日本的税收收入也在增加，从而使政府净债务与GDP之比迅速改善。根据日本银行的资金循环统计，到2025年第二季度，这一指标已经降至83%，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2）。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由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星野卓也整理

经济的正常化才是金融政策正常化的前提

在讨论金融政策时，人们往往关注何时开始加息。似乎只要提高利率，就意味着金融政策已经实现“正常化”。然而，日本银行的政策目标是实现物价稳定，即持续而稳定地达到2%的通胀目标。利率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工具，提高利率本身并不意味着政策正常化。相反，如果因为加息而导致经济陷入衰退，那将得不偿失。利率的正常化，应当是经济实现正常化之后的结果。

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当前物价上涨主要受到成本推动因素影响，而实际GDP仍出现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若决定加息，就必须向社会作出充分而明确的解释。

此外，金融政策的决策是基于当前经济数据以及对未来形势的预测作出的，而不应以“在某个固定时间点加息”这样的方式事先设定。换言之，货币政策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按照时间表推进加息，而应根据经济状况进行灵活调整。

是否需要新的政府和日本银行的联合声明？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2013年1月政府与日本银行发布的联合声明[8]至今已将近13年。在彻底摆脱通货紧缩逐渐具有现实可能的当前阶段，是否有必要重新签署新的联合声明？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加拿大银行都会每五年对其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一次评估。联合声明是规定政府与中央银行关系的文件，因此与政策框架评估并不完全相同，但为了在不同阶段共享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政策认知，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定期进行检视也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政府尚未正式宣布完全摆脱通缩，因此现在讨论修改联合声明仍可认为为时尚早。尽管如此，有必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第一，联合声明本身体现了日本银行法第4条的精神[9]。该条规定政府与日本银行应保持密切合作和沟通，以确保经济政策之间的一致性。从宏观经济政策统合运用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从政策统合运用的角度来看，应当追求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一致。尤其是回顾2013年以来的经验，必须避免出现货币宽松与财政紧缩并存的政策组合。同时，也应明确指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名义经济增长可以改善财政状况等。

第三，当前的经济形势本身就要求政策的统合运用。至于是否将政策目标改为名义GDP水平或增长率等替代指标，从理论上看或许存在一定优势，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例如政策责任如何界定等。

内外风险

在今后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风险。

第一，虽然目前重新陷入通货紧缩的风险已经不大，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日本化”阴影依然存在。在日本，企业仍然是净储蓄主体。

第二，除了需求因素之外，还需要考虑未来可能接连出现的成本推动型冲击。例如，新型传染病、地缘政治风险以及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对经济造成影响。

第三，美国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日本不仅需要应对特朗普关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还应警惕部分舆论所提及的汇率调整构想（所谓“马阿拉歌协议”）。正如日本宏观经济在1985年9月《广场协议》[10]推动日元升值之后出现结构性变化那样，宏观经济政策的运作必须格外谨慎。

第四，还需要关注金融市场的动向。在美国，强劲的股市表现背后，贷款标准的下降问题也逐渐显现。随着信用周期进入后期阶段，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是否存在泡沫”的讨论。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与潜在危机，政府必须更加彻底地推进政策统合运用。

重建一个让人对未来充满期待与希望的日本

文章开头提到，日本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无论如何，都必须以良好的方式渡过这一转折期，并进一步推动日本经济的繁荣。为此，需要汇聚国民的智慧与力量。

最后，介绍一段川淵三郎（日本职业体育联盟协作机构会长）在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于2025年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平台X（原推特）上的发言：“高市女士成为总裁后，让人感觉日本或许真的会发生一些变化。虽然我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但也许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期待，才会产生这种感觉。毕竟这是一次出乎大多数政治评论家预料的逆转胜利，因此更让人觉得，日本或许能够重新找回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状态。请加油。”

如何实现这种期待与希望，正是当下摆在日本面前的重要课题。

经作者及出版社许可，转载自《Voice》2026 年 1 月号，第 60–69 页。

若田部昌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日本银行前副总裁）
1965年出生于神奈川县。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并在多伦多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修满学分后退学。2018年3月至2023年3月担任日本银行副总裁。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家的斗争——经济学的考古学》（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恐慌的研究》（合著，东洋经济新报社，获第47届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危机的经济政策》（日本评论社，获第31届石桥湛山奖）等。

[1] 阿瑟·奥肯（1973）：“高压经济中的向上流动”，《布鲁金斯经济活动报告》，第4卷第1期，第207—262页。

[2] 珍妮特·耶伦（2016）：“危机之后的宏观经济研究”。https://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yellen20161014a.htm

[3] “103万日元门槛”是指：如果兼职劳动者的年收入低于103万日元且没有其他收入，则无需缴纳所得税；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其配偶还可以享受配偶者所得税减免。

[4] 减反政策是指日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至2018年实施的一项农业生产调控政策，旨在抑制主食用稻米的过剩生产并维持稻米价格稳定。政府通过鼓励农户休耕或改种大豆、小麦等作物，并发放补贴，从而减少水田种植面积。

[5] 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SMR）是一种单机输出功率通常不超过300兆瓦的小型核反应堆。其主要特点是核心部件在工厂模块化生产，并在现场组装。该技术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安全性、缩短建设周期、降低建设成本，并具有选址灵活等优势，同时还可用于无碳电力供应和氢能生产等多种用途，目前正在世界各国积极推进开发。

[6] “工作方式改革”是安倍晋三政府作为“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结构改革）的核心政策之一提出的改革方案，旨在应对日本劳动市场中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生产年龄人口减少、长期加班以及不同就业形式之间的工资差距等。

[7] https://www.japanpolicyforum.jp/politics/pt201401201524543388.html (英语)

[8] 《关于克服通货紧缩并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政府—日本银行联合声明》
https://www.boj.or.jp/en/mopo/mpmdeci/mpr_2013/k130122c.pdf

[9] 日本银行法 第4条 日本银行在进行货币与金融调节时，应认识到其职能构成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并应始终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充分沟通，以确保其政策与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保持一致。

[10] 《广场协议》是指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的会议上，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G5）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达成的一项历史性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纠正当时过度升值的美元，并通过协调行动推动美元贬值。其主要目标是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这一协议的结果是日元迅速升值，并最终使日本经济进入泡沫经济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