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发生的日本人学校男孩遇害事件，给整个日本社会，特别是对与中国有关的日本民众造成巨大冲击。结合江苏省苏州市的事件，作为《朝日新闻社》的特派员、曾在北京和上海多地采访生活，从事记者和编辑委员长达25年之久的笔者也难以抑制住心中的愤怒和悲伤。这一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中国社会一个怎样的病症？为什么矛头指向日本？我想就该事件所反映的当前的日中关系和今后的走向进行探讨。

接二连三发生的无差别杀伤事件

“献忠”。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张献忠。以杀人成性，滥杀无辜而闻名。近年来，在中文网络上，他的名字被暗指对社会不满、无差别攻击或杀人的报复行为。在中国的搜索系统百度进行搜索该词也不会显示史实以外的说明。据北京的一位大学教授说，中国当局害怕有人不断模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名字也是一个敏感词。

中国社会正对疫情以后无差别杀伤事件加大力度戒备。因为犯人持刀袭击地铁、街道、购物中心、幼儿园、学校、医院的事件层出不穷。一位住在上海的家有小学生男孩的朋友说：“听说针对富人家孩子的绑架和杀人事件正在增加。我不认为全部都被报道了，所以很担心。有不少人家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

究其背后的原因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失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每年10%左右的势头增长的时代已经远去。房地产泡沫破裂，疫情之后尤其以地方城市为中心恢复力度薄弱。2024年能否实现5%的经济增长目标还不得而知。年轻人（16-24岁，大学生除外）的失业率接近20%。仅从中国政府的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每5人中就有1人找不到工作。

2024年年6月在上海市的地铁站，9月末在该市的超市，10月在广州市的小学校前发生了无差别杀人事件。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犯人的相同点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丢了工作的男性。在过去，如果失业的话，可以回到家乡务农，或者留在城市领取失业保险继续寻找工作。在公寓和大楼建筑工地找工作并不难。但是，由于房地产泡沫的崩溃能接收这些劳动力的地方锐减。另外，犯罪者中有前科的犯人也不少，由于中国运用数字技术严格管理个人ID（身份），有前科者重建生活的道路也简单被堵塞。

居住在北京的日本经济专家指出，“高度成长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不管贫富差距有多大，对弱者的保护网并不健全，尽管如此，在经济发展阶段，也都还能走了过来。今后就不会如此简单。在城市出生长大的农民工的孩子代比父母那一代会更悲惨。他们回到农村也没有农业经验，或走投无路。出于被生活所困的原因引发很多事件”。

令人窒息的监视社会，病症日趋严重

经济失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

这是邻国日本长年谈论的主题。长期从事对华外交的日本一位外交官回顾说：“日本对中国持续进行经济援助的理由之一是，比起因经济无法发展致使穷困潦倒的人们来日本找工作，不如富裕的中国更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即便发生天安门事件（1989年）等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日本对华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优先发展经济关系。

如果中国泡沫经济崩溃的话，就会爆发老百姓的不满，暴动也会扩散，甚至动摇中共的统治体制。我在刚开始采访中国的2000年左右，日本不少专家这样认为。而现状如何呢？中国政府利用经济高度增长获得世界顶级技术，继而构筑了高度监控体系。对环境破坏、征用土地、养老金、少数民族政策等表示不满的人们的示威被打压和封锁。虽然最低工资确实提高了，生活也比当时富裕了，但很难说不满就此烟消云散。一切都潜藏在社会的内部。

疫情期间的封控政策让很多人对习近平治下密不补透气的管理方式感到窒息，心怀不满，其中一部分人离开祖国到了日本等国外。当然，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的处于生活底层的弱者被逼得走投无路。习近平的中共政权为了缓和人民对当权者的不满，兼顾消灭政敌也取缔了腐败的干部。但是，将富人手里的财富分配给穷人的财富重新分配机制一直没有确立。迟迟不导入遗产税，固定资产税也不充分。工会也是官制的，为工人发声的大门被关闭着。没有经济能力，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诉诸政治的力量，也就是说一无所有的弱者的到哪里去诉苦呢？他们其中的一部人就将目光盯在比自己更弱的孩子和病人身上，而引发了暴力的“献忠”事件，这可以说就是中国社会的病症。

放任“反日谣言”不管所放出的信号

但是，以日本人学校的儿童为目标，在苏州、深圳相继发生的伤害事件，仅用中国有的“病症”也无法解释其所以然。因为在这些地方有很多外国人孩子就读的学校，为什么偏偏针对日本人呢？

直接的理由就是，近年来，说日本人学校是“培养间谍的机关”这种谣言在中国的网络上甚嚣尘上，带起了仇恨日本人的风向。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反不断要求删除这些和事实不符的言论，但中国当局置之不理。

在谈论这一问题时，往往要求政府这一国家权力取缔和管理网络言论是违背作为支撑民主主义根基的言论自由，这个说法无疑是正论。当然，无论哪个国家的网络空间，都存在虚假信息。但是，中国的互联网空间处于极其特殊的环境。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只允许按照政府意向进行报道，对信息完全管控，所以当局和网民正在进行独特的类似文字“游戏”的较量。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利的帖子被删除也是家常便饭。

不只是从天安门事件和民主化运动乃至批判党国领导人等政治性的话题，最近只要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好都在敏感词行列，中国的网络充斥着敏感词。甚至联想到习近平的“维尼熊”、怕让人联想到天安门事件的坦克模型和日期（六四）等间接表现都是敏感词。

在这个样空间里，对“日本人学校是培养间谍的机关”这个虚假信息置之不理，对中国网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会认为是当局公认的内容，可以传播，可以流传的信息。至于是否是事实无关紧要。估计发贴人本人，都不一定相信。即便荒谬又好笑，只要有流量就能赚钱。作为“反日爱国内容”在网络空间被消费。在其传播过程中，当然也有人信谣。

事件发生的地点不仅仅在日本人学校。深圳事件正发生在9月18日。在历史上，1931年的这一天，是日军炸毁南满洲铁路（满铁）的铁路，成为日军占领中国东北部契机的“柳条沟事件”爆发的日子。该日子与卢沟桥事变（7月7日）、南京大屠杀事件（12月13日）并列，总能让中国的反日民族情绪高涨。当地的日本企业为了不刺激中国人的感情，尽量避免在这些日期实施新车发布会等有很多人的聚会和庆祝活动。然而事件就发生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2017年）上说：“（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果毛泽东是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是让中国“富起来”的存在，那么习近平自己就承认自己起到了让中国人“强起来”的作用。为此，比起“开放”，更注重“国家安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关键是经济繁荣和民族主义两个车轮。如上所述，在前者动摇的情况下，就会更加重视后者。中共为了统治的合法性，塑造出战胜日本的历史故事。为了推动形成民族主义浪潮，与日本的关系自然具有特殊意义。

而且，除了批日反日，煽动“仇日”报复的中国国内言论，在与日本对抗之际，有时也可以作为“民意”进行政治利用。对中国政府来说，反日情绪失控会很麻烦，但在可控范围内，就可以作为外交的工具。这样的官民气氛，对于国家变强了，而中国国内的一部分弱者来说，比起其他国家，报复攻击日本，更有可能成为“英雄”。

当然，中国人中也有很多人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持批判态度。深圳的事件事发现场被附上了批判“仇日教育”的信，也送去了花束。事件发生后，访日中国学者愤怒地说：“我作为一个母亲也不能原谅犯人。”其实，日本侵略中国是历史事实。日本社会应该铭记、反省、验证其过程，作为将来和平的基础必须向年轻一代传达。毋庸置疑这是日本应该继续努力的课题。

但是，这一点和向中国政府围绕日本学校男孩遇害事件，要求公开调查信息完全可以两立。为了中国不踏上日本曾经走过的错误道路，重视人命、重视人权、保持决策透明也无比重要。

事件的详情至今未公布

中国政府不顾日本政府的再三要求，没有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动机等相关信息做出披露。只是机械地重复“这是偶发事件，按照司法制度处理”“任何国家都会发生。中国比其他国家安全”（外交部发言人）。

在吉林省发生的4名美国人被刺事件中，其中一名受害者表示：“中国公安解释说，犯人在失业中狼狈不堪的时候，撞上了一名美国人，冲动地刺了他。”关于9月末在上海超市发生的杀伤事件，中国媒体接受公安当局的发表后报道说：“犯人是湖南省出身的外出打工者，被拖欠工资，没有钱，露宿街头，生活无法维持，为了报复社会而犯下了罪行。”这里所说的任何一个故事都不能确定是真的。但是，当局至少在说“故事”。一位日本外交官说：“不能公布事件的详细情况，不得不怀疑就是针对日本人的暴行。”

中国外交部的有关人员不满地表示：“中方已经表达了遗憾之意，很多中国人同情受害者。为何日方执意追究不放。”王毅外相在与上川阳子外相（当时）的会谈中表示：“日方应当冷静理性看待，避免政治化和扩大化。”明里暗里示意这是单纯的杀人事件，其背景不具有政治含义，不要用于批判中国。

但是，正如中国政府自己反复强调的那样，确保国民安全是国家的最基本责任。害怕问题“扩大化”而不详细说明事件所彰显的中方态度，无疑正提高了日本社会的疑虑和不信感，结果使问题“扩大化”。日、中之间的鸿沟巨大。

日本经济界寻找与中国的合适距离

“继6月江苏省的事件之后，日前发生的深圳小学生男孩遇袭事件震惊了整个日本，至今仍处于深深的悲伤和愤怒中。等待尽早查明作案动机等详细信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5周年的国庆节，9月末在东京召开的中国大使馆主办的庆祝会上，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进藤孝生、日本制铁顾问的致辞引发关注。因为尽管中方不愿意触及深圳事件，但组成日中友好七团体的该协会深度提及此事。

对于日本企业来说，这也无可厚非。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企业在中国有超过三万个据点。不能忽视在中国活动的日本人的人身安全问题。

在日中关系中，与历史认识、军事、安全保障等对立不断的领域相比，经济一直属于粘合剂的存在。但肩负这一重任的商界意识正在发生变化。苏州、深圳的事件，有或成为日中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不，也可以说是在日中关系的转折点发生了该类事件。

“再见”。这是英国杂志《经济学人》（2024年9月28日号）在报道深圳事件时使用的标题，并附上表示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人数的变化的条形图。指出“事件使已经持续缩小日本人社会动摇”。

今年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的数量，自2005年以来时隔约20年再次跌破10万人的可能性很大。高峰是2012年的15万人。去年为10万1786人，几乎下降到三分之二。受此次事件影响，派驻人员中出现了让家人回国的动向。不仅如此，对新去中国赴任和留学表示犹豫的呼声也很强烈。

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21年创下125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后，2022年减半为56亿美元，2023年为38亿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减少了3成以上。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调查显示，日本企业在中国扩大商务的意愿，扩充现有商务或研究新业务的企业比例为33.9%，是2013年12月以来可比较的调查结果的新低。其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失速，加上汽车产业等中国企业作为竞争对手成长起来，中国已不再是容易赚钱的地方。另外，估计中美对立和乌克兰战争会长期化，对这样的国家风险不得不比以前更需要认真对待，和习近平治下的反间谍法等形成了综合性因素。这次事件无疑会加速这一趋势。

2023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后，以地方城市为首的中国访日团相继访问日本。辽宁省、江苏省、福建省的共产党书记等高层访问东京，震惊了日本经济界。目的是吸引日本企业投资。2024年11月中旬，日中节能环保综合论坛时隔5年再次在东京召开。中方访问团人数多达数百人。

中方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积极争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企业投资。对此，日本经济团体的干部表示：“当然欢迎来访。面对面交换意见，能顺利推进商务活动，也能确保当地员工的安全，所以很重要。但是，过去那种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商机的热度已经没有。”因为自己和家人切身感受到危险，比以前更加关注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和人权问题。因为已经不再是事不关己。中国的“病症”也如实地反映了一直忽视邻国人权和民主的日本社会的“病症”。不可否认，其根源在于日本害怕自己在战争中的错误被反戳的心理。

如何面对变成“强国”的邻国

不仅仅是日中关系粘合剂的经济界的“热度”下降了。以政治领域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的专家，也开始远离中国。以中国当局逮捕北海道大学教授（2019年）为契机，不仅是学者本人，其家人也强烈反对前往中国。出于中方的戒备，让学者深入中国农村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的手法变得困难。因为日本国民对华感情恶化，政治家讨厌和中国有瓜葛的倾向越来越强，日中友好团体高层的领导交替也没有取得进展。

相反，欧美和中国虽然也有对立，但仍保持首脑和部级官员的往来。企业方面，美国苹果、德国大众等高层人士相继访问中国，美国的学者伊恩·布蓝默也在10月访问了中国。日本与离开中国，选择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前所未有地加深，作为新现象值得肯定。反过来，不得不说日本人实际去中国亲眼目睹的信息和欧美相比要少很多。

步入21世纪，在中国日本人于2005年和2012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日暴动。我也在当地进行了采访。日本大使馆被扔了石头和塑料瓶等，日本国旗被烧。日本车和日本料理餐厅被破坏，日系百货商店被纵火。关于此次日本人学校的事件，住在北京的日本人说。“日本成为被攻击目标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习惯了。尽管如此，比当时更大的冲击在日本人社会中蔓延。以前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动员管控的示威中，也有失控的暴动。但是，这次在经济失速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无法管控的恶意事件，威胁着日本人的生命。所以真心不希望带着家人去中国赴任。”此人是2012年当时对我说，“日本媒体过于夸大反日示威”。但是这次他说，“日本政府和媒体都应该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公开事件的信息”。

在反日暴动爆发的200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在接下来的2012年暴动时几乎和日本齐平，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4倍。对于变大变强的邻国中国，日本“对中国受够了”的忧虑，中方到底有多少认识呢？同时，日方对中方，表达这些实情的同时，能否亲自目睹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化呢？

即使把脸扭开，也改变不了中国依然在那里存在的现实。这就是在考验日本社会如何持续面对一个无解的课题。

[月刊杂志《世界》2024年12月号《日本人学校男孩遇害事件是否会成为日中关系的转折点》得到笔者以及出版社岩波书店的许可翻译、转载。]